“你還在做工程師？”我瞪大了雙眼，望著眼前這個雖然隻有37歲，但額頭已經亮得可以當鏡子用、佝僂著腰身、時不時咳嗽一兩聲的中年男人。
2019年夏，我到鬆江拜訪客戶，突然想起一個多年不見的前同事就住在這裏。正好那天他沒有出差，我們便得以一起喝杯咖啡。
眼前的他著實令我有些震驚，我怎麽也不敢相信，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還守著這份大家公認的“沒有前途”的崗位沒動彈。
“有什麽辦法呢？”他滿臉憂鬱，語氣中透著無奈。
“就沒想過挪個坑嗎？”
“哪有那麽簡單……”他搖頭歎息，腦門反射出的日光晃得我一陣恍惚。
1
新世紀初，工程師還是一個大多數工科生夢想從事的職業，尤其是外企的工程師，收入絕對算得上相當誘人。
就拿我來說，2006年5月，當畢業不到3年的我進入一家德國在華合資公司做自動化工程師時，儼然成了一個“富人”——月均8000多的稅後收入（包括工資和年終獎），還有每天150塊的出差補助，這樣的待遇在當時可真是讓不少同學羨慕。要知道，那時大家一般拿到手的也就是月均三四千的水平。
除了收入不菲之外，當時工程師的地位也很高。在公司的網站上，就有一句醒目的標語：“高素質的工程師隊伍是公司最大的財富”。的確，我們這些工程師技術水平的高低，可不就直接決定公司聲譽的好壞嗎？
因此，為了提高我們這些“財富”的素質，公司不惜花費巨額經費給我們提供產品應用培訓、組織技術交流會——經常是在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每一次，當我們在度假村的草地上騎馬歡鬧，或是在三亞的大酒店裏，一邊吃著海鮮大餐一邊望著玻璃窗外的美妙海景時，自然而然就會生出一種身為“精英人士”的自豪來。
現在回想，那可真是外企工程師們的黃金時代啊。
不僅如此，那時候，還有源源不斷的名牌大學優秀畢業生加入我們的隊伍。
2008年夏季的一天，我剛從浙江出差回來，一到公司，同組的阿盼就笑著對我說：“你有徒弟了。”說罷，拉著一頭霧水的我走到公司的會議室門口。
房間裏坐了十幾個青澀的學生模樣的小夥子，正專注地望著那個站在前排說得唾沫橫飛的“講師”——我們部門的同事阿輝。一張張涉世未深的麵孔上千篇一律地露出崇敬、向往的神情。
阿盼告訴我，為了充實工程師後備隊伍，公司啟動了“工程實習生”計劃，就是要從一些985/211大學的自動化相關專業中遴選出一批優秀的本科或碩士畢業生，把這些立誌成為工程專家的青年才俊分到各個工程組，一邊接受各種產品應用技術培訓，一邊跟著老工程師們到工程現場實習，係統培訓一年後，正式成為公司倚重的“新銳”工程師。
“那個人就是上麵指派給你帶的。”阿盼指著那批人中一個麵龐黝黑、腰杆挺得筆直的小夥子對我說。我心中暗自激動：工作5個年頭了，終於要“晉級”做師父了。
“傑哥你好，我叫婁昇，你就叫我小婁好了。”靦腆的小婁足足有1米9高，講話也十分客氣，聊了兩句才知道，他是82年生人，隻比我小1歲，隻是讀了河海大學的研究生讓他在參加工作的時間上“落後”了幾年罷了。
“你經常打籃球的吧？”一旁阿盼笑著說道，“以後可以一起運動運動。”
“嗯，我蠻喜歡的。”小婁點了點頭。
“我也挺喜歡。”阿盼對麵的那個滿臉青春痘的小夥子也迫不及待地表態道。他是分給阿盼的實習生小衝，86年生人，上海交大本科畢業，戴著一副看起來非常沉重的眼鏡，顯得書生氣很重。
“太好了，這下我們組總算有點人氣了。”阿盼高興地站了起來，雙臂揮舞了一下，做了個投籃動作，“以前想組織個籃球隊都沒指望。”
先前我們這個組算上組長也隻有5個人，其中2個還在北京上班，而成天隻關注孩子學習的組長和身體已像氣球一樣漸漸鼓起的我根本就對籃球沒什麽興趣。現在好了，一下來了2個生力軍，阿盼總算可以以主人翁的身份去拉別組的人來組隊了。
根本就不會打球、卻又不甘被冷落的我插話道：“說起運動嘛，籃球我是一般，短跑倒是我的強項，沒事咱們也可以比賽這個。”
不料話一出口，阿盼就發出震天動地的大笑，“就你這麽肥……還短跑……哈哈，笑死人了！”
那兩個新來的小朋友當然不好跟著他大笑，但也紛紛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我尷尬極了，為了挽回麵子，我向阿盼下了“戰書”：“不信咱倆比劃比劃。”
阿盼抹了下眼角，滿口答應：“好，好，改天工程部的人都在的時候，咱們來比比。”
不過，還沒等到比賽的機會，我和阿盼就都被派往外地工程現場幹活去了。
2
這次，我被派去廣東湛江的一個生產煙盒包裝的工廠去調試印刷機。
說實話，我在得知要“出征”湛江的消息時，就已經有點冒火了。因為我剛從浙江一個工程現場回來沒幾天——由於調試進度慢了還被客戶老板“凶”了一通——身心的疲憊還沒緩解，就又要出去幹活，還是那種人人談之色變、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活，怎不叫我心生怨氣？
可是沒辦法，組裏就這幾號人，專攻印刷機械調試的也就我和北京的老艾，這次的設備又是號稱國內最先進的“十色組印刷加橫切”多功能生產線——這是一條足有百米長、兩層樓高的“巨獸”，沒有兩三個成熟的工程師一齊上陣是搞不定的，我和老艾自然都躲不掉了。
不知道能不能調試成功、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回來、不知道會被領導怎麽罵，我揣著這“三不知”的忐忑和哀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到了湛江，“戰鬥”的激烈程度自不必說，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一直以來和我相互扶持的“戰友”老艾居然準備幹完這票，就徹底甩手不幹了。在一次挨完訓斥、從客戶現場回酒店的路上，我正耷拉著腦袋，想著明天怎麽應付客戶，一旁的老艾突然說：“我已經轉去總公司的產品部，做行業拓展專員了。”
我吃驚地盯著他，看那張臉上滿是即將解脫的喜悅，自己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回到酒店稍作梳洗，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他房間，想搞清楚他到底為什麽要“棄我而去”。
“這還用問嗎？”得知我的來意後，老艾反問了一句，然後拿起他的黑色皮夾子遞到我麵前，“看！”
我翻開一看，透明的塑料皮框後麵赫然露出一張女生照片，文質彬彬的長相，一副甜美的笑容。
“你女朋友？”我抬頭問道。
“是啊，做老師的，怎麽樣？”
“不錯啊，老艾你真厲害啊，”我由衷地讚歎道，“居然能在百忙之中把這大事給搞定了！”
“唉，誰說不是呢？”老艾一邊將皮夾子接了回去——在收起之前，還意猶未盡地多看了兩眼照片，“幹咱們這行的，想找到對象可真得天天燒高香。”
我不禁默然。
老艾說得不假，做自動化工程師的，特別是像我們這樣頻繁出差做項目的，想成家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當然，除了那些在大學就早早搞定另一半的幸運兒以外——別人不說，就說我，年初有個好心的大姐給介紹了個姑娘，本來定好了相親見麵的時間，可就在我喜滋滋地做著“見佳人”的美夢時，一個電話就把我派了出來，等1個多月後我風塵仆仆地趕回來，“佳人”早就音訊全無。
想來這種事情確實怪不得別人，麵都還沒見著，一下就消失幾十天，換了誰也會在心裏打鼓：跟做這種工作的人以後怎麽過日子。
沒對象的難找，有對象的也難守。那些因出差太多而導致拌嘴、吵架的家庭鬧劇，在身邊屢見不鮮。我曾親眼目睹一個哥們躲在酒店房間的廁所裏，跟一個勁兒地逼問他什麽時候回去的女朋友吵個沒完，最後氣憤地把手機摔在地上。當然，更慘的還有在外漂泊數月後興衝衝地趕回昔日愛巢，卻發現已然人去樓空，隻能獨自“愴然而泣下”的……
老艾顯然不想成為上述不幸的人們中的一員。
“我算了算，去年我差不多出了180多天差，”他掰著手指算道，“看今年這架勢，就要奔著200多天去了，再不跑路，這好不容易搞定的對象說不準就丟了。”
“但是……”我拚命想列舉些做工程師的好處，似乎是想說服他——其實更主要是想讓我自己保持心理平衡——回心轉意，“你都做了這麽多大項目了，上麵還準備給你‘運動控製專家’的榮譽稱號，轉去做行業拓展專員，多可惜……”
“可惜啥哦，”老艾一揮手，“你也來了好幾年了，該明白咱們這的情況——工程師永遠隻是幹苦力活的。”
的確，原先光彩奪目的“工程師”，其實正在漸漸淪為“幹苦力”的代名詞。從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出了至少150天差。尤其是2007年11月底，本在廣東中山出差的我，忽然被領導緊急調回上海，幫一個客戶調試即將在工業展會上展出的設備。加了一個周末的班後，又立刻被“十二道金牌”催逼著北上西安，投入另一場“戰鬥”中。
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覺得回辦公室都成了件奢侈的事，看著那些公司正常上下班的同事們，我甚至覺得自己和他們簡直就是兩個世界的人。
“長期出差、工作環境惡劣、沒有前途，即使這些都能忍受，還有個工作時間不規律的弊端，戕害身體啊。”老艾捂著自己的胃歎息道，“所以啊，說什麽也不能做工程師了！”老艾斬釘截鐵地說道，接著，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以後做項目的重擔可就落在你肩上啦！”
話雖這麽說，但那種解脫的喜悅又浮現在他臉上。
一瞬間，一陣難以抑製的羨慕嫉妒恨在我的心中翻騰起來，我也想像他那樣，輕飄飄地來一句“以後靠你了”，然後就把苦差事丟給一個一臉痛苦的倒黴蛋。現在想來，我開始動了不做工程師的念頭，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3
老艾“跑路”給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很快就顯露出來了。
2008年10月的一天，組長拿著一疊圖紙，略帶愧疚地站在我麵前，“這個項目原來是艾工調的，可是現在……”我心頭一緊。
“我手上有項目啊，西安那邊的第二條線……”我閃開身子，讓滿屏幕都是控製程序的電腦顯露在組長眼前，好讓他發發慈悲，饒過我這個手裏活都做不完的可憐人。
組長卻像根本沒看到一樣，自顧自地繼續說道：“領導覺得還是你去接著調試比較合適，畢竟我們組現在就你對這攤事比較熟了。西安那邊的項目你先過去調，後麵北京工程部那邊派個人過去頂你，畢竟這是第二條線，成熟的項目嘛。”
我縱有一萬個不情願，也隻能遵命行事。現實擺在眼前，老艾走了，原本屬於他的活統統都會落到我頭上。本來還希望公司能夠招人頂替老艾，卻得知由於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公司對來年的經濟形勢並不看好，所以一切招人計劃都暫時凍結了。
就在這段怨氣衝天的“頂崗”時間裏，我在項目現場結識的另一個“苦人兒”劉工，讓我徹底下決心不做工程師了。
劉工快50了，瘦削發黃的臉上架著一副看上去很輕的眼鏡，是我們合作夥伴廠商的工程師，一直非常敬業。每次客戶的設備開動起來，不管和他負責的有沒有關係，他都會不厭其煩地跑前跑後觀察狀況，還經常給我們提出改進意見。
但就是這樣一位經驗豐富、工作認真的工程師，臉上卻總是掛著淡淡的憂傷。在一次閑聊中，我得知了其中的原委。
那次，當大家聊到各自去年出差的天數時，我叫苦說自己出了150多天，希望能博得大家深切的同情，不料劉工聽後卻很平靜地說道：“我出了300多天。”
我被這數字給驚到了，這也就是說，他幾乎就沒幾天呆在家裏。想到這裏，我不禁脫口而出：“那你家人能接受嗎？”
他淒然一笑，“怎麽說呢？也許都習慣了吧……”停了會兒，他接著說道：“我女兒現在上高中了，我回去她都不怎麽搭理我。”
我心中升騰起一股難以抑製的悲涼，往後做下去，無非也就是這般了。可除此以外，還能做什麽呢？像老艾那樣轉到總公司去做行業拓展專員？這倒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可我也知道，這注定走不通。且不說我沒有老艾的能力和名氣，就說我們工程部一下子轉兩個人去總公司也是絕對不可能的。
轉型做銷售？銷售崗位我們合資公司就有很多，不用往總公司轉就能實現這個目標。我試著打聽了一下，但很快，內部轉崗的路也被堵死了——
那天，當我把轉銷售的想法告訴組長後，他和顏悅色地勸我道：“還是好好幹技術吧，現在艾工剛走，咱們這能調印刷機的就你了。項目這麽多不說，還有新人指望你帶帶呢。”
也是，公司好不容易培養一個能幹活的工程師，不會輕易放走的。我“狠起心”，開始在招聘網站上投簡曆，可也許是沒有銷售經驗的緣故，投出去的簡曆全都石沉大海。
不得已，還得接著幹活。
在2008年的最後一個月裏，鬥誌全無的我帶著徒弟小婁去廣東中山調試分切機。由於這種機型的技術難度不高，我很快就完成了調試任務，然後還趁著客戶做機械優化的空當，和小婁抽了一天去深圳的航母上遊玩。
小婁大概是沒想到第一回出差就這麽輕鬆愉快，一個勁兒地捋著被海風吹亂的長發對我說：“咱們這活不累啊。”
我當然也不好說什麽，隻能笑笑了。
4
2009年1月，在上海區工程部小型年會上，我和數月都不曾碰麵的阿盼終於實現了比試短跑的夙願。
趁著酒足飯飽的熱乎勁，在小婁、小衝等一群新人的呐喊助威聲中，我、阿盼，還有湊熱鬧的阿輝，在體育場的一個空平台上連續比試了2次，我果然都勝過了阿盼。
盡管為了這場狂歡，我倆都付出了“代價”——阿盼在最後一次比試時摔了一跤，我則在比賽後因用力過猛而直犯嘔。但當我坐在水泥台階上休息時，小婁和小衝一直站在我身旁，這一其樂融融的氛圍忽然讓我轉行跳槽的想法有些動搖了。人非草木，對於公司，我還是多少有些留戀的。
不過很快，殘酷的現實就把這最後一絲留戀徹底掐斷了。
入春的一天早晨，我正準備邁進公司大門，就接到中山客戶的工程師的電話。“告訴你個好消息，”他興奮地說道，“你們公司跟我們這又簽了三台機器的合同，你明年就住我們這裏好啦。”
我呆若木雞。前年，老艾正是在這個客戶的廠裏待了整整4個月，隻為調試成一台機器，這也是導致他萌生去意的重要原因。現在，要我連續調3台機器，可不真得住那裏了嗎？想到年近30的自己，還背負著光榮而艱巨的“找對象”的使命，原先有些動搖的跳槽想法又變得堅決起來，趕忙又將簡曆一通瘋狂投遞。
這一次，投遞終於有了結果。
2009年4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家德國企業的麵試通知，得益於我正好擁有他們想要開拓的印刷機行業的技術經驗，經過波瀾不驚的兩輪麵試，我在5月初就接到了錄用通知。有了底氣的我就直接跟組長提出辭職，可能早就知道我有“反骨”，組長倒沒太多意外和震驚，在經過幾次簡單的麵談後，組長同意我離開，隻要求我能在離職前站好最後一班崗——帶著小婁去把廣東中山客戶的一台機器調好——也是客戶工程師跟我說的3台機器中的第一台。
“戰役”剛開始，恰逢總公司的大領導來此視察，一番交談後，大概是領導感到如此重要的項目居然是由一個將走之人領銜調試，實在不靠譜，在他離去後，便有了公司要派人來這裏接替我擔負主調任務的傳聞，我當然樂見其成。
果然，沒過幾天，這個來接替我擔任主調任務的人就出現在我麵前——此人竟是老艾。
這樣，極具戲劇性的一幕便出現了。去年，正是在廣東，準備去總公司做拓展專業的老艾對我說出那句讓我無限惆悵的“以後靠你了”；而現在，又是在廣東，即將跳槽去做銷售的我卻又將這句話還給了無可奈何來接班的他——真可謂是“甩鍋大輪回”。
當我滿懷著解脫的喜悅，向這群“老戰友”們揮手告別的時候，全然沒有注意到小婁臉上那複雜難測的表情。
其實，我的“跑路”對老艾來說倒並無太多影響，畢竟他已經是總公司的拓展專員了，這次隻是暫時來幫忙，以後這攤子活還是要交到我原來的組裏——就是隻跟我出過兩次差，一次跟我遊玩、一次為我送行，且根本沒從我這個名義上的“師父”處學到什麽真正本事的小婁身上。
而就在我離開公司不到一年，備受領導們器重、從華東理工畢業就來公司工作的阿盼也走了。和我離開的原因不同，阿盼是覺得“沒有前途”。
“這麽一級級往上爬，得到什麽時候才能熬出頭啊。”再次碰麵，年輕氣盛的阿盼對我說道：“而且每年工資就漲那麽一丁點，想買房都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
我同情地望著這個英俊帥氣的小夥子，84年出生的他隻因為比我晚工作3年，工資就落下一大截，正好又趕上房價大漲。
“那你想怎樣？”我開口問道。
阿盼回答道：“做工程師的出路，無非三條：轉崗做銷售或市場拓展、升職做領導、自己幹。你和老艾走了第一條，我也打算跟你們一樣。不過，我這次去的是個在中國區隻有幾個人的小美企，所以我開始的時候技術和銷售都要做，後麵可能慢慢會轉銷售。”見我一時還沒理解過來，他就笑著補充道：“這樣工資會更高，以後升職的機會也會更多。”
看來，他已經算好了兩條路了。
就這樣，兩個“師父”先後跑了，小婁和小衝隻好提前挑起大梁了。
5
2010年夏天，我又到廣東出差，經過中山時，突然懷念起那個把我嚇跑的客戶來，便順道過去轉一轉。在那裏，我見到了正在車間調試的小婁和小衝，恰逢他們得空，三人就在車間外聊了起來。
年紀較輕的小衝率先抱怨起來：“唉，你們都走了，可把我們害苦了……”原來，當挑剔的客戶看到擔任主要調試任務的工程師突然變成了麵孔稚嫩、目光中滿是忐忑不安的小夥子時，很是失望。失望是基於不信任，不信任又會激化矛盾。往後，隻要他們在調試過程中出一丁點差錯，哪怕隻是稍稍表現出遲疑，設備主管往往就會掏出手機打給領導：“喂，這兩個小子行不行啊？要不換人來吧。”
在這樣難堪的氛圍中，兩人硬是咬牙堅持了下來，“現在已經好很多了，起碼可以在設備檢修、維護時允許我們出來聊天了。”小衝苦笑著說道。
小衝臉上原本就很“肆虐”的青春痘已經像噴發的火山一樣到處發作了，知道這都是累出來的，也隻能安慰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再轉看小婁，他的臉比之前更黑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車間的灰給蒙的。
“怎麽這裏的印刷機都交給你調了？”我雖然知道自己走了後小婁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但也想不到他會落得如此灰頭土臉的，“不還有從其它組抽過來的兩個同事嗎？”
“唉，一個早就去做銷售了，還有一個被提為工程組的組長，忙著到處‘救火’，這攤子事隻能丟給我了。”小婁的臉本來就長，說這話的時候下巴簡直都要貼到胸口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從中讀出埋怨來。
我早就聽過以前同事半開玩笑地說我是個“不負責任的師父”，徒弟還沒上手就隻顧自己奔前程去了。這話讓我頗為愧疚，現在看到小婁果然很“淒苦”，便心虛地低頭看著我們三人投在地上的歪歪斜斜的影子。
“也好，這樣學東西更快點。”小婁似乎覺察出氣氛有些尷尬，便笑著解嘲道。
小婁說得倒是不錯，他本身就是研究生畢業，功底不錯，又勤勞肯幹，因此很快就勝任了主調工作。到了2010年秋，當我再次聽到關於他的消息時，已然都是由衷的讚歎。
“婁工啊，絕對聰明，現在完全可以獨立調試了，有什麽活領導都放心地讓他去了。”以前的同事豎起大拇指讚道。
“婁工太給力了，現場遇到什麽技術難題都能給解決嘍……哎，老實說，人家可比你當年進步快多啦。”以前的客戶也毫不客氣地“厚此薄彼”。
其實，也不用聽這些話，光是從我原先還能時不時接到合作方打來谘詢技術問題的電話，而現在已經基本絕跡這一事實就能看出，小婁——不，現在應該叫人家婁工了——已經完全成長為可以獨當一麵的技術能手了。
我當真為這個“名為師徒、實為哥們”的大個子男生感到高興，畢竟，能得到如此好評，是一個工程師的光榮。
可是，這對小婁來說卻未必全是幸事。
6
2011年1月，我在先前組長的推薦下，又重新回來，如願以償地成為總公司的銷售。原先組裏在北京的那個同事也轉去了別處，陸續補充了四個新同事，小婁和小衝則已然成了老員工了。組裏人丁興旺，我看了也高興。
可我每次去工程部轉的時候，幾乎都看不到小婁。
一次，我見到了小衝，問他小婁呢，他搖著腦袋、歎了口氣道：“現在公司的主推的是新產品，我和新來的哥們都去弄這塊了，你們以前用老產品做的項目隻能全丟給小婁做了，別的不說，就廣東那攤事就夠他忙活的了。別說你時不時來轉轉看不到他，就我們坐一塊的能看到他那也跟撞見大熊貓一樣。”
我默默地瞅了一眼對麵空蕩蕩的位子，潔白的台麵上隻有整整齊齊的一大摞工具書。
好不容易在年底，我又見到了他。
一見麵，我就大吃一驚，多日不見，他竟蒼老許多：原本壓在眼簾上方不遠處的發際線已經一路敗退，留下一大片丟失的陣地——如鵝蛋石一樣光亮的額頭；黝黑的臉上泛著慘黃，就像是在網吧裏幹熬著打了一整夜遊戲一樣；一雙本該明亮如鏡的眼睛裏滿是渾濁的迷茫，目光落到哪裏都像被粘住一般，好半天才又會移動。
“我今年出差肯定超過200天了，不知道有沒有到250。”他自嘲地撇嘴一笑。
我愣住了。這話，讓我想起了當年的劉工，他那總是被陰鬱的表情所占據的消瘦麵龐又浮現在我眼前，好半天我才冒出一句廢話：“幹嘛不跟領導提呢，爭取多派幾個人來幹這攤活，也好分擔壓力啊……”
果然，他苦笑著反問道：“你又不是沒在這裏呆過，你覺得提了會有用嗎？”
誰都知道，這攤事費力又不討好。本來就是用將要退市的產品來做的項目，對領導來說沒有任何“營養”，但又不能不做，所以，既然有個這麽能幹、肯幹的小夥子頂著，那就讓他幹著唄。這也算是“能者多勞”吧。
當然，頻繁出差也不盡是壞事。
時過境遷，一般工業自動化領域的從業者的收入，早已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即使是在原先令人垂涎的外資企業工作，也和“精英人士”完全搭不上邊了。但作為幹苦力的工程師，反倒可以攢下可觀的積蓄來。
以前我做工程師的時候，公司定的出差補助標準是每天150元，後來漲到170元。而現在公司實行新的激勵政策，出差補助可以達到每天300多（如果去的是消費水準較高的大城市還會更多些）。這樣，像婁這樣一年200多天在外麵出差的，光補助就能攢下大幾萬來。而且，真出差幹活，連消費的欲望都沒有了，如此一來，連工資獎金都省下來了。
“今年我攢了十幾萬了，加上前幾年攢的，父母再支援點，可以付得起買房的首付了。”談到這裏，小婁總算露出舒心的笑了。
2012年春的時候，小婁就已經在閔行區北邊開始看起了房子，他的預算是總價150萬，那裏還是有不少符合他要求的房子的。可沒過多久，他就被派去出差了，這一去就是兩個多月，等他回來的時候，發現原來看中的房子的價格已經漲了好幾萬，他有些猶豫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又被派去出差了。這下好了，等再回來已經是深秋了，房價又飆上去了。無奈的他隻好把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可還沒理出個頭緒來，就又被派出去了……就這樣，手握著幾十萬、眼巴巴地就想買套房，居然硬是沒能出手。
等到2013年，小婁終於用比原先預算多了50萬的錢，買了比原先偏得多的房子。
與此同時，小衝卻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一次“華麗轉身”。他沒有像我和他師父阿盼那樣通過“激烈”的跳槽方式，而是波瀾不驚地通過內部轉崗成了合資公司設在蘇州辦事處的銷售。
“恭喜啊，終於謀得好前程！”大家都向這個幸運的小夥子表示祝賀。此時幾乎所有人都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能從工程師轉銷售，就是踏上一條前途光明的康莊大道了。
如此一來，原先組裏的七個人，就隻剩下老組長和小婁還在堅持了。
尾聲
2015年9月，一直在總公司銷售崗位上想入非非混日子的我，終於又跳槽到另一個外企“換換環境”了。後來，幾番折騰，嚐試過自己創業，失敗後，又狼狽地做起了銷售。
事實證明，我做銷售的表現遠遠不如做工程師，但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再回去做工程師。原因很簡單：雖然工作年限與職級相當的銷售和工程師在薪資上相差不大（除了那些實施高激勵製度的公司裏的那些拿提成拿到手軟的頂尖銷售），但二者之間，無論是在當下的工作舒適度，還是遠期的職業發展方麵，都無法相提並論。
論工作舒適度，很多銷售都是區域化辦公，沒有出差之說；即使是需要出差的，也不會像工程師那樣被“粘”在項目上長時間脫不了身；而且，銷售的工作場所大多是在窗明幾淨的客戶辦公室，抑或是觥籌交錯的酒店包廂，哪會像工程師們那樣成天呆在充斥著噪音和粉塵、飄著各種難聞氣味的工廠車間。
論職業發展，隻要看看那些高層管理者的履曆就知道，絕大多數人都是做銷售出身的，或者是做過工程師又轉去做銷售的。單純從技術崗位一路攀升上去的，少之又少。更何況，做好銷售本身就能為“賺大錢”積累資源和人脈，跟人打交道的肯定比跟機器打交道的混得開，這道理都不用多講。
這不單是我的看法，其他從工程師轉崗的人也都用行動證明了他們的態度——
老艾繼續在總公司做著產品專員，雖時不時需要出差，但再也不用過那種“一待就是4個月”的苦日子了，他可以在周二或周三搭乘飛機或高鐵來上海，跟銷售一起拜訪客戶、做產品方案，然後在周五趕回去和老婆孩子歡度周末（他已經是兩個娃的爹了）；
阿盼果然實現了他當初的誌向，在小公司做了幾年後轉崗成了銷售，後來據說跳槽去了另一個小公司當了總經理；
而小衝則在做了幾年蘇州區域銷售後轉到總公司做了行業拓展專員，後來還榮升上海區域的行業主管；
隻有小婁繼續過著苦哈哈的日子，由於背負了數額不小的房貸，他也就以出差攢錢還貸款為目標了。再後來，娶妻生子被“套牢”的他，就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習慣遇到困難就撤退、遇到不順就跳槽的我曾不解地問他：“你咋不試試申請內部轉崗呢？真不行，就換個公司嘛。”
他則憨憨地一笑：“算啦，你說領導會放我走嗎？現在用老產品做的項目越來越少了，上麵也讓我學點新產品了……會慢慢好起來的。”
就這樣，這個老實人繼續埋頭做工程師，送走了一個又一個轉崗去做銷售或業務拓展的同事，最後連老組長也轉崗去做了備件銷售經理。
其實，我是真心希望像小婁這樣一直堅守的工程師能夠受到公司的重視，畢竟，“高素質的工程師隊伍是公司最大的財富”。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再爭先恐後地從工程師轉去做銷售或其它職位，也許就真是工業製造業再次騰飛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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