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某一線城市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事件，視頻在網上瘋傳——
一個穿著粉紅校服的女孩被好幾個人不停地推搡、扇耳光，最後被要求跪著道歉。當女孩抽噎著說出“對不起”之後，圍著她的其他人大聲哄笑起來，讓她“響一點”、“多說幾遍”，隨後，又有人一腳把跪著的女孩踢翻在地。
欺淩者染著不同顏色的頭發，穿著鬆鬆大大的衣服，一副“社會少女”的形象。辦案的警察說，她們根據各自的發色，自詡為“紅綠燈組合”。
處理這種案件一直讓辦案人員十分頭疼——按照《刑法》規定，未滿14周歲的（犯罪嫌疑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除了犯故意殺人、強奸、販毒、放火等8種嚴重罪行，否則不負刑事責任；16周歲以上才算有了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但如果是未成年人，還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事後調查顯示，欺淩者也都是初中生，的確很難獲得什麽實質性的處罰。
近年來，類似的事件不斷引起爭論。在這個欺淩的視頻下，評論同樣一邊倒地要求嚴厲懲罰這樣的“小流氓”。
時值當地檢察院探索建立罪錯未成年人“保護處分”製度——即該保護的保護，該處分的處分，根據具體情況分級處置——欺淩者一共6人，3名滿16周歲的，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移送起訴，最終法院對2名判處一年以內有期徒刑，1名緩刑；3名未滿16歲的被送去了專門的觀護教育基地，進行行為矯正。
2019年7月初，我來到當地，本想見見“紅綠燈組合”，但卻不太順利——被判刑的幾人服刑完畢，辦案人員不掌握行蹤。我試圖聯係幾個家長，有人說孩子回老家了，有人抗拒媒體再度跟進。
“不過，我們這兒最近又發現一個類似的欺淩同學的組合，要不你見見？”一名辦案人員建議。
1
見到女孩們的最初場景，後來一直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裏。如今想來，仍然感覺有些魔幻——
夏天，三個女生穿著同款寬大紅色T恤和過膝的牛仔褲短褲，擺弄著十字繡的手臂上下動著，裸露的手臂和小腿露出了部分文身。老師介紹，這是一堂手工課，是為了“讓孩子們靜下心來”。
那時候，三個人正在一所專門學校接受訓誡。這裏原本是一所工讀學校，如今改了名，接受司法機關不定期送來的涉案未成年人。幾年前我曾來過這裏，當時見的是幾個七八歲的女孩，她們被親生父母“出租”給別人，到大城市裏偷手機。
三人涉案的欺淩事件發生在2019年6月，與一年前的“紅綠燈組合”來自同一所中學，言談舉止相似，穿著打扮相似，甚至連發色也是同樣的紅綠黃……“因為上次的視頻傳播，她們都知道會有嚴重後果，所以這次特意選在封閉的房間”，辦案民警告訴我，這一次，欺淩者們沒有拍攝任何視頻，根據警方事後分析，幾個女孩是想達到打人的目的，但又不想把事情鬧大。
事發後，受害者報了警。受害人出生於2006年，被鑒定出一處輕微傷，沒達到刑事立案標準（刑事立案要求兩處輕微傷或輕傷及以上）。即使傷情夠標準，三個打人的女孩出生於2004年，未滿16周歲，也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
如果不是有“保護處分”製度，幾個欺淩者很可能被批評教育兩句就完了。但有了這個製度，經過評估，三人最終送來專門學校接受訓誡。
三個女孩進入專門學校接受訓誡前的“入學照”，當時頭發已經被強製要求染回了黑色，手部文身明顯。（作者供圖）
小淩是我交談的第一個女孩，也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我必須膚淺地承認這和長相有關。她很清秀，皮膚白、個子高，四肢修長，表達流暢生動，甚至有些手舞足蹈的。她經曆了很多同齡人看來也許覺得天大的事兒，比如被退學、見警察，但語氣一直不以為然，有些表述還挺戲謔，好幾次甚至逗笑了一旁的老師。
比如我問她，“為什麽會來這所學校？”
她就回答說，“我們打了個架。早上我在睡覺，我媽過來說警察來家裏了，你快點起床。我說不要煩我，但我聽聲音不對勁，睜眼一看，兩個警察在床頭對著我笑。我去洗了一下臉，然後我就去了派出所，再就是這裏，跟我的小姐妹一起。”
我問她小姐妹都叫什麽名字，小淩輕快地說，“瘦瘦的那個叫小瑤，眼睛圓圓的是小萌。”說到“眼睛圓圓”，還拿手比劃了下。
我問她為什麽要打架，她的思維就發散了，“懊惱”地歎氣——“好後悔啊。早知道當時打得狠一點。我不知道還要在這裏待多久，天哪。”
被警察控製的第二天，小淩本該去參加中考的。在最初的視頻資料裏，能看到小淩走進詢問室後毫不緊張，反而是一旁她的母親手足無措，局促地跟警方說，“從來就沒接觸過這些，感覺很嚇人。”
小淩一直嚼著口香糖，顯得挺自在。她的小腿前後地晃，很快還把趿拉著的拖鞋脫了。
警方問話之前，小淩回頭看了下電子屏，然後驚訝地大聲問，“今天都14號了啊？”她母親說，“對啊，明天考試。”
她再次確認，“明天中考啊？”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後，嘟噥了句“好煩”，身體還配合地從凳子上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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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對於打人的事情，三人一直不肯承認。
到派出所後，三個女孩的說法很一致——沒有欺淩學妹，隻是因為學妹把小萌的手機“屏幕弄碎了”，所以雙方發生了點衝突，彼此推搡了幾下。
而找小淩三人問話前，警察從受害者那裏了解到的情況是：受害者那天在學校操場見到小淩幾人，隨後被“約”到一個快捷酒店，進房間後，隨即被質問為什麽和某位男同學“走得近”，很快就被拽頭發、打耳光、要求跪著道歉。
隨後，警察還找到三人商議對策的聊天信息：群聊裏，三人一致同意讓小萌“咬定單挑”。
等到了派出所，三個女孩的口徑果真很統一，謊話中帶著天真。比如警方問小萌經過的時候，她的父親幾次插話——
“為什麽要你咬定單挑？是不是她們說推到你身上？反正這個人爸爸殘疾，不怎麽管她了，讓她去承擔好了？
“你一個人怎麽可能把人家打得這麽樣？你這麽厲害？你去武術學校練過？
“人家賠錢我沒有的，要多少錢我都賠不出來，你不要逞英雄。學習上英雄是厲害的，別的英雄都是假的。
“如果她腿打斷了也說是你打斷的嗎？”
不管父親說什麽，小萌都是一臉委屈地說，“可事實就是這樣啊，她們就沒動手啊”。一直到最後，三人還是堅持原本的說法。
“早知道最終還是到這兒來，我們就不白費力氣了。”小淩衝我眨眨眼。問話後，警方讓小淩和小萌兩個初三學生回校參加了中考。之後，將她們三人帶來了專門學校。
最初讓小萌背鍋，主要就是想躲開訓誡。
在女孩們的認知裏，“欺淩學妹”是嚴重的，而“因為一件小事和學妹打架”聽上去就輕得多了。小淩確實沒注意已經臨近中考，“順其自然地打起來，然後順其自然地進來了”。她們早就沒有周幾的概念，日常的學校生活離她們很遠。
整個初三，小淩就沒怎麽去過學校。她說自己在外麵有一個“大姐”，帶壞了她們三個。說完她自己糾正，“也不是帶壞，就是一起玩，然後就玩偏了”。
再往前倒，整個初二小淩也沒好好上學。初三剛開學，“重新邁進學校沒幾天”，她覺得無聊，開始頻繁曠課。正逢當地檢察院和教育局聯合開展“保護處分”，排查有不良行為習慣的未成年人，防微杜漸。當時小淩她們三個女生就因為曠課，被送到了這所專門學校，那次待了4個月。
我恍然大悟，“也就是說這次打架，是你們第二次‘進來’了？”
小淩笑著說“對”，又說就是因為之前在裏麵待過，所以想避免再來。說實在的，專門學校條件其實還不錯，但畢竟是全封閉管理，要求早睡早起，且不能攜帶手機。而小淩她們要的是“自由”，習慣的也是日夜顛倒的生活。
那天，小淩她們三人在操場見到學妹，小萌提了一嘴，說不太喜歡這個人，“因為她很賤，不怎麽靈光”。一合計，幾個人去開了一間房，發短信讓學妹來。等學妹真的來了，小淩說，她們幾個眼神一對，就準備動手。
剪刀石頭布，這也是她們的慣例。小萌贏了，她最先動手。她說自己力氣不大，沒占上風，雙方都受了點傷，小淩和小瑤隨後加入，變成三打一。“學妹臉腫了，嘴角出血，那我還摔了一跤，還磕到床了，也很痛啊。”小淩回憶起“戰況”，還覺得挺委屈。
最後學妹報警了，三人還挺意外。小淩說，“因為我們也受傷了，雖然她傷得可能更重一點。”
小瑤說得更直接，“你報警了我就看不起你了，你還怎麽在這個圈子裏混啊？”
3
見過小淩之後的那個周末，我去了小淩家，屋子裏最打眼的就是整箱的啤酒——至少四五箱——在那之前我給小淩的父親打過電話，沒說幾句他就哭了，說自己成天借酒消愁，對工作壓根打不起精神，到了周末更是“一人飲酒醉”到淩晨三四點。
小淩的父親跟我說了很多，關於他眼裏的女兒究竟是什麽樣子，甚至毫不避諱地給我看他和小淩的微信聊天記錄。在微信裏，他稱呼女兒為“寶”。
父親的講述絮絮叨叨，無比真誠。與女兒小淩的對比，兩個人關注點的差異一下就凸顯了出來——這位父親一直強調的，壓根不在女兒的敘述範圍裏。此前小淩從沒跟我說過，休學的那年初二，她是在新疆度過的。
小淩的父親中年得女，對孩子有些溺愛。他在另一座離得不遠的城市上班，每個周末回一次家，對小淩一直管束少、滿足多。
“2017年9月，出事了。”小淩父親回憶，之前都是妻子接送女兒上下學，那時小淩突然提出要自己辦公交卡。他們後來才知道，小淩開始跟著一個高年級的同學“混”了。
“我記得很清楚，9月10號那一天，我坐著看電視，她媽在隔壁，她到一個同學家玩。九點鍾給我打電話，說她晚上不回來了。我說不行，必須回來。我倆大吵一架，她還哭了。我很堅持，哪有小孩夜不歸宿的……”
那天下著雨。大人們出門找小淩，在街上找到了她，和她後來密不可分的兩個朋友一起。
幾個女孩當初剛上初一，還能保持基本的循規蹈矩——哪怕是文身也會悄悄的，在一些特別不顯眼的位置——小淩的第一個圖案文在手腕，戴手表蓋住。第二個圖案大了些，她纏紗布。後來母親問，她說是貼上去的。再後來也不隱藏了，就說是文的，“我媽罵了我幾天，後來發現好像也沒用”。學校發現後，要求小淩洗掉文身。“強製。洗的時候賊痛，我殺豬地叫。”小淩給我看手上的位置，“沒洗好，留著印子不好看。我後來又文了一個蓋上。”
再往後，小淩一步步試探，一步步越軌。
2018年6月，轟動全市的欺淩案件發生後，小淩的父親有些害怕，問女兒是否知道。
“她說她當時就在現場，我的心髒就開始狂跳，我說完了完了。她還安慰我說，她在跟前，但不是一夥的，沒有直接參與。我已經知道，事情開始走向很壞的地步……”是的，小淩當時已經在那個“圈子”裏了。小淩說，那個“圈子”是幾個高年級的學姐帶著她們一起進入的，她們總是曠課、早退，經常出入娛樂場所。
很快小淩也惹了個不大不小的事。在學校裏，她問一個女孩要300元“保護費”，還威脅說不給就扇耳光。沒想到她選錯了對象，女孩看著柔弱，卻是練跆拳道的。小淩沒要到錢，還被對方教訓了，隨後那位女孩報了警。
派出所把小淩帶走，給小淩的父親打電話。“（警察）告訴我，你女兒相當狂，又拍桌子又踢凳子的。我說我希望你們嚴肅處理她，我絕對支持。”
事已至此，小淩的老師建議，借此機會給孩子“換個環境”，於是小淩的父親決定帶她去新疆。當然，小淩十分不配合，“在路上鬧，到了機場也鬧，很多警察都來問怎麽了。後來到了烏魯木齊，有朋友帶我們吃飯，在飯桌上她還用頭撞牆。”
在新疆入學後，小淩很快成了“大姐大”。
小淩已經會化妝了，麵容姣好，又是從“大城市”來的，一下課，甚至連高年級的學生都來圍觀，“把她捧得很高，人都有虛榮心。她就開始猖狂了。”
小淩的母親一個人在新疆帶孩子，她說，女兒變得很陌生，上課睡覺、下課抽煙，甚至出現不少暴力舉動，“比如晚上她要出去，我不讓，她就像個潑婦一樣把我摁在床上，打我。吃飯吃到一半想出去，就用手拍玻璃桌，或者拿剪刀出來揮舞。”
小淩的母親委屈地把手臂伸出來給我看，說有一次她想拉住要出門的小淩，被狠狠地擰了一下手，造成軟組織挫傷，直到現在手腕處還異常地凸出一塊。
但是小淩又並非完全不懂事。事後她會跟母親道歉，說自己動手不對，“有次她還說，自己去算過命了，命挺好的，你以後就等著享福，我會孝順你的。”
在新疆勉強撐夠一個學期，校長告訴小淩的父親，甭管當初是托了什麽關係讓小淩入學的，他們學校都不能再讓小淩待著了。於是小淩母親隻能帶著她再回來。小淩沒理會來接機的父親，直接在機場上了同學的車，“她說拜拜，我同學來給我接風”。
4
從那時起，小淩父親徹底失去了對女兒的管控。
有時話說重了，小淩幹脆連家也不回。回家後，小淩的父親內心像有刀割，卻也隻能輕描淡寫地說上幾句。“她的舉動、她的動作、她的口氣，她偶爾回家身上的酒味煙味各種複雜的味。我都能想象出她在外的樣子。”
2018年9月，小淩她們三個因為逃學被送到專門學校進行訓誡的時候，小淩父親真的“很高興”，“因為她受到懲罰了，她4個月可以不在外麵惹事、犯更大的錯誤了”。可4個月後女兒回家，規範了沒幾天，一切又和原來一樣了。
這次欺淩學妹，小淩父親希望司法機關能送女兒去少管所，“關她個一兩年”。檢察官告訴他得依法辦案，他聽說又是來專門學校，多少有些失望。
可小淩卻告訴我，她年幼時的記憶裏，父母總是吵架，這讓她心生厭煩。有一陣子鬧得凶，母親還搬出去一陣子，“就是從那一段時間開始真正放飛自我，以前還是有所克製的。”
這個細節，小淩的父母並沒有跟我說。可能他們覺得不重要，可能也隻是夫妻生活漫長相處中逃不過的磕磕絆絆，但是真沒想到，在小淩的回溯中，就是這件“小事”，成了她“放縱”的開始。
小淩說，之前她從來沒有離家出走，頂多是玩晚了。但在父母鬧矛盾、爺爺奶奶照顧她的那段時間裏，她第一次離家出走。“後來我媽意識到我不對勁，就又搬回來了。”
也在那段時間裏，小淩文了第二個圖案，那個在我看來張牙舞爪的圖案還有個名字，叫“吞噬你的靈魂”。
三個女孩的文身並不一樣，但都是在類似的位置、類似的花紋。解釋之後我才明白暗中玄機——右手手腕是三個人的名字首字母，每個人的順序不一樣，把其他人放在前麵；小腿肚子是各自喜歡的一幅圖。
小淩有著她那個年紀的煩惱，“比較喪，比較作，但是真的會越想越難過。”小淩說，六年級下學期她就偷偷抽過煙，“我感覺活得沒意思，每天去上學都好累，成績也不好，也不想寫作業。看著周圍的人都有喜歡的男孩子，我沒有。父母還要吵架。反正亂七八糟，各種各樣不開心的事情。”
小淩說，自己其實很理解父母的批評，以及後來父親的沉默，“我爸後來都不跟我說話了，就是還發微信”。但是，她離不開她的朋友們。她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對”，家長說的是“對的”，“但是還是想去玩，因為如果我們不玩了的話，我們就沒有朋友了，每個人就很孤獨。因為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去新疆的那段經曆，小淩第一次並沒有跟我說。我第二次見到她的時候，問了她，她顯得挺意外，先問我，“我父母怎麽說的呀？”
小淩說，沒跟我說這段經曆，一是因為她的記憶裏沒留下什麽深刻的事情，二是因為，離開了原來的朋友，她滿心不高興，讓她從原來的學校去新疆的陌生學校，這在她看來就是懲罰，她打一開始就沒打算好好表現。
那時候小淩的手機也被沒收了，她趁著母親不注意會用iPad，登錄微信和原來的朋友聊天。她說，“我在新疆要死了”，朋友回複她，“你別急，我們拿著刀，衝去新疆，把你從張家解救出來。”她說自己看到這句話，眼淚一下就出來了。
在小淩看來，“朋友”是她最在乎的。有次小淩跟父親帶著得意說，她的朋友們可以為她去死。小淩的父親說自己聽到這話，“心就像是在滴血一樣”，他跟女兒說，“你跟我講什麽江湖道義？她們可以為你去死，我不會嗎？哪怕你受到一點點傷害，我都會為你拚命。”
這番真情的表白後，小淩的反應隻是衝父親擺擺手，說這些她知道。
5
小瑤是幾個女孩子最小的一個，比小淩她們低一年級，念初二。不知是故作，還是本性，她在言談中卻顯得最有主見。
小瑤的父母離異很久，她跟著父親。“我覺得我爸對我挺好的，所以我有時候回家會帶一杯奶茶或者買水果給他。因為他對我比較好。”這個“比較”是針對母親的，“我媽有點凶”。
小瑤說自己不喜歡讀書，她知道注定要在這方麵讓父親失望，“我是想從別的方麵回報他的。”
最開始，小瑤聽說學校裏小淩她們“會玩”的名聲，就有意和小淩接觸。巧的是，她們幾個女孩住的小區離得十分近。小瑤找她們的頻率越來越頻繁，“心玩野掉了，你要再讓我回去讀書，我讀不進。我也試過再坐到教室裏，但是上課聽不進去，我就想為什麽要幹坐著，為什麽不在這個時間出去玩，或者睡覺呢。”形成慣性後，按部就班讀書成了一件很難的事情。
小瑤也開始離家出走，不過她說，並不怪小淩她們，“相反，是我自己去找她們，說我不想回家。我問你們在哪、我來找你們。那天本來她們要回家的，因為我不回，她們相當於陪著我。”不過，那個夜晚小瑤不想回家的理由實在過於簡單了，“因為沒寫作業，然後第二天就不想去上學。”
小瑤的父親告訴我，那次小瑤離家出走長達兩個星期，14天沒回家。
我又問小瑤，真的是因為沒寫作業？她看著我，說，“主要當時談了一個戀愛，比較認真，分手了，承受能力比較弱，一時間受不了那麽大的打擊。我也沒有用時間去平複，就直接放飛自我，出去玩了。”
小瑤這個前男友的名字縮寫至今還文在她的手臂上。
這件事父母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會理解的，可能因為他們經曆太多，感覺我這種難過沒什麽，但是當時對我來說，真的挺難過的。”小瑤覺得隻有姐妹們能懂一些，不能懂的那部分，大家就一起玩樂，以此殺死悲傷。
本來是為了忘記失戀，但小瑤開始覺得在外麵玩“很開心”。
離家出走的14天，一個學姐帶著小瑤她們3人開了一個賓館的雙人床房，兩個人睡一張床。每晚房費128，四個人平攤下來沒有多少。她們問父母要，問朋友借，還有酒吧還給她們“發錢”——
我從辦案人員那裏了解到，她們出去蹦迪也算是一份“兼職”。幾個小姑娘一打扮，在人群裏很亮眼。她們的任務就是站在迪廳的各個舞池裏嗨，吸引顧客消費，每晚能獲得100元左右的酬勞。
小瑤告訴我，她們的角色有個專屬名詞，“槍”，“就是我們上麵也有人，管我們，分配任務。我們再問別人要不要台子，我們幫忙訂，從中獲利。”
一麵是在外“風生水起”，一麵是在學校“處處被針對”。
小瑤說，那時候她比較叛逆，喜歡跟老師衝，後來有同學跟她說，老師私下裏警告過班裏的同學，不準大家跟她玩。
小瑤似乎顯得無所謂，“我是這麽想的，很多人可能也不喜歡上學，眼睛看著黑板、聽老師上課，心可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但是他們沒有真的曠課，因為他們不認識‘這邊的人’，沒人帶他們進這個圈子。我相信，如果我的同學跟我去外麵玩一個星期，他也一定不會再回來上學的。”
於是，逃學成了她“思考”後的結果，“我初二了，還有1年就畢業了。我以後肯定是要讀職高的，混混就行了。”小瑤說，“這是我的選擇。”
我問她，你現在義務教育都沒完成，能為自己的選擇買單嗎？以後怨父母怎麽辦？
“要真的到頭來還怨他們，他們也太委屈了。”
但有一點，小瑤沒和我說實話。我問她，父母很早離異了，父親有沒有再找繼母？她搖頭，說沒有。
我後來去找小瑤父親的時候，聊到了晚飯時間，有個女人開門進來，一見到我就抱怨，說小瑤被她媽媽慣壞了，“哪個小女孩不要批評、教育呢？”小瑤的繼母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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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小萌家之前，我已經了解了，她的情況比較特殊——小萌是父母從別的省份抱養來的，她自己也知道。養母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幾年前在衛生間內自殺身亡。沒過幾年，養父又受了工傷，手腳不靈便。
雖然三個女孩的家離得很近，但卻風格迥異，這基本反映了三個家庭的完整度——小淩家裏物品很多，但擺放得很整齊；小瑤家裝修簡約，大方得體；但小萌家隻是比毛坯房略好一些，沒什麽家具，物品堆放得十分雜亂，散發著令人不適的味道。一抬頭，衛生間門梁上還貼著辟邪的紅紙。
等我真的走進小萌的房間，才禁不住嚇了一跳：這個房間沒有可以下腳的地方，十幾平米的大小，地上滿是各種衣服和大大小小的快遞，床頭櫃上還放著好幾杯奶茶。這是夏天，而小萌她們已經被送去訓誡一個月了，小萌的養父也一直沒去收拾。他說他才不會去收拾，等女兒回來再說。
小萌後來跟我解釋，說她的房間本來很幹淨整潔的，“後來一群人過來，說她們要睡，那隻能給她們騰床。後來我疊好的衣服也被推到了地上，她們也能睡地上，睡我那團衣服上。”這群女孩總是玩兒得太晚，都困了，能去誰家就去誰家，反正沾著一個平麵就能睡著。
小萌最初逃學也是來自“集體”的力量。“我當時一開始出去有點怕，後來她們幾個人都去了，我想看起來應該問題不大。”在小團體中，她是比較被動的那個。但是她說，和小淩、小瑤她們相處久了，她覺得很舒服，“我身邊的確有那種人，吸過大麻遛過冰，但是我們絕對不會碰，而且我們會互相督促。如果把我們幾個分開，我們繼續在這個圈子裏混，反倒會結交那種對我們不是真心的人。”
小萌反反複複說，她們姐妹之間絕對不“塑料”。她也知道姐妹們的用心，比如不會談她不願意談的事，也對她的諸多情緒很理解。姐妹們不嫌她家亂，反而因為她父親的管束較少，最常睡在她家裏。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常常談心，談自己的家庭，談比較心酸的事，那些戀愛史。”小萌說，“你無聊，我也無聊，但我們在一起就不無聊了。”這種談心，從當時的一起睡，到現在被迫睡一起，是女孩們唯一的慰藉。
在專門學校裏，她們三個互相打氣，“有天晚上睡覺，我們三個人仰麵躺著，然後突然都感歎，好想回家。小瑤還說，我已經連續兩天夢到我爸了。那天我們都很喪，但是也沒有辦法，一到晚上燈一關，又一天過去了，時間過得特別快。
“有的時候，你一個人對著天花板看了又看，然後睡不著，眼淚自己就流出來了。就很絕望。
“這裏是一個你不想要待的環境，你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出去。”
7
對於這些女孩，到底什麽樣的“糾正方式”是對的呢？
小淩她們已經被“保護處分”製度約束了兩次了，從事後來看，第一次效果顯然不佳，並沒讓這幾個女孩“改好”，而且之後的越軌行為還變本加厲。分級處分、提早幹預，這一製度的初衷當然沒錯，那麽，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專門學校雖然不是工讀學校，但本市的人都知道，這是和普通學校不一樣的地方。小淩她們第一次待了4個月，覺得自己很難再扯下“壞孩子”的標簽了。小淩說，寒假剛回家的時候，她也想要“重新開始”，但是她發覺，“家裏管得比之前更嚴，而且動不動就說，信不信我再把你關起來，送去專門學校。就很煩。”
小瑤說，第一次“保護處分”結束後，她回到原來的班級，不僅同學都躲著她，老師還會明令限製她和小淩、小萌在一起。這一下讓她希望全無。
“再去學校就很沒有意義了，很壓抑。”小淩開始繼續逃學。
第一次“保護處分”開展的時候，檢察官也到專門學校去給孩子們上了課，另外也給三個家庭開展過親職教育。三個父親也都承認，他們在教育上出現了問題。小淩的父親說，“我這三年一直在反省。我認為家庭教育要承擔70%的責任，剩下是社會和學校。”
第一次從專門學校出來後，幾個家長也史無前例地重視。大家坐在一起開會，達成共識，必須“各個擊破”，管住自家孩子，甚至挑撥離間，堅決不能再讓她們結伴出去。小淩的父親說，“就坐我們家沙發上，所有人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
但是腿長在女孩自己身上，家長也沒法24小時地關著，孩子們不惜發生衝突、打鬧，也要和自己的姐妹們在一起。小淩的母親後來又撥打過兩次110，也沒阻擋得了孩子。
2019年3月到欺淩事件發生的6月，是一段脫軌的時間。女孩們幾乎沒上過學，始終在一起。我問她們都玩什麽，小淩說她們也不知道玩什麽，“就是躺賓館的床上，點外賣、玩手機、看電影；出去的話就蹦迪、喝酒、打遊戲、打麻將。”
然後就是抱怨家長們的“誤解”——“就是他們總覺得我們幾個現在這個樣，都是誰誰給帶壞的。其實如果你不想學壞，人家怎麽帶，你都不會出去的。他們有沒有想過，我們就是這樣的人呢？”
結果就是，這三個女孩之間的紐帶史無前例的緊密。
後來，有一個專門糾正有偏差行為的罪錯未成年人的司法社工跟我說，其實對於這些未成年人而言，每個人都在尋求一種滿足感，一種獲得感，那種你真正能夠做成某事、真正得到認可的感覺。
三個女孩子在正常的環境裏得不到這種感覺，而在她們的那個環境裏能得到。最重要的是，那種感覺把她們三個人聚在一起，互相認可互相鼓勵。這就是為什麽她們三個人的紐帶如此強烈，即便在所有父母、所有長輩老師，以及傳統意義上象征權威的司法工作人員的“阻撓”下，她們仍要在一起，而且異常堅定。
尾聲
2019年11月，我再次找到小淩三人，了解她們最新的情況。
她們在那所封閉的專門學校裏待了整個暑假，出來的時候，小淩、小萌兩人拿到了中考成績單，沒有意外，200多分而已。她們填報了同一所職高，開始中專學習。小瑤回到原來的班級，開始念初三。
我們約在了一家奶茶店見麵，我等了她們一會兒。三個女孩一起出現的時候，我竟然有點害怕。她們這次化妝了，穿搭很精致，讓人覺得有距離感。
剛坐下，小萌說去上廁所，小淩說得去商場先找個充電寶，就剩下我和小瑤兩個人，氣氛一度有點尷尬。
小瑤突然說了一句話，我沒聽清。她笑了笑，“你今天沒化妝吧？”小姑娘接著“指點”我，要怎麽化個淡妝顯得不那麽疲憊，包括隨身帶一個隱形眼鏡盒，每隔四小時換一下，緩解幹澀。
很快小淩和小萌也回來了，三個女孩開始喝著飲料，嘰嘰喳喳地分享她們的新生活。比如，上了職高，學校管理比初中鬆了很多，食堂也比之前好吃。她們開始覺得泡吧挺無聊的，頻率從過去每天都去變成了一周一兩次。她們覺得新生活不錯，鼓動小瑤也考同一所職高，甚至，“我們可以掛科，等你一年，然後就又是同學了。”
我們聊了1個小時，最後我問起被她們欺淩的學妹的近況，幾個女孩也沒有尷尬，說她們沒再管，“如果再在大街上碰到，應該還會打個招呼啥的，因為她也知道，她報警了，我們也倒黴了，彼此算扯平了吧，翻篇了。”
不過她們說，那件事後，她們再也不會動手打人了。“我覺得我們還是比過去成熟了很多，不是嗎？”
就在前幾天，小瑤還給我發了一條微信，應該是群發的——“晚上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快來XX酒吧找我碰碰酒杯，重點是妹妹多……”
小瑤也初三畢業了。她最終沒和小淩、小萌上同一個職高，但是她們的時間自由了，經常在一起。我忽然意識到，這三個女孩子將會是一輩子的好朋友，隻是我也不確定，這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
（文章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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