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束星北先生二三事

 

2020-08-20 06:23

來源: 

二閑堂

作者: 

周惠民

 

《束星北檔案》一書就放在我的案頭。書是二OO五年在北京出版的，其中展示了束先生“接受改造”的曆程，以及那些曆程在他身心上的反映。在沒有讀到這書之前，許多人對我談起過這本書，在網上也看到過幾篇關於此書和束先生的文章，但是讀了它，才知道了許多以前沒有聽說過的情況，看到一個人的內心和外表會“改造”扭曲到什麽程度。沒有類似經曆的人估計很難體會出其中的三昧。

我認識束先生，並且和他在工作中有過一段短期的合作。說來好笑，束先生曾經是如雷貫耳的大物理學家，可是卻和我做了一項動物實驗，而且是和控製人口、計劃生育有關的課題，至今想來都讓我感到莫名其妙。

一九五二年院係調整，束星北先生從浙大來到山東大學物理係。經曆“肅反”、“改行”，“反右”，一九五八年他被定為“極右分子”，送到青島郊區月子口水庫勞改。一九六O年回到市內，被調入一九五六年從山大獨立出來的青島醫學院。一九七八年調入海洋一所，時年七十歲，一九八三年去世。他在山東大學－青島醫學院近三十年，在這期間我也在這兩個學校裏。他長我二十歲，在各方麵我都無法望其項背。他後來的反革命－右派身份和經曆使得大家唯恐躲他還來不及。在最初的那二十多年（一九五二－一九七六）裏，我不會有，也不敢有和他見麵說話的機會和願望。

束先生初到山東大學物理係的時候，我是醫學院的病理學助教。我知道他，是因為在山東大學學報裏，看到登載著他的一篇論文，很長，幾乎占了半本雜誌的篇幅，而且全都是些數學公式。我一點也看不懂，感覺那真是天書。在那段時間裏，思想改造、肅反（肅清反革命）、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在大學裏似乎沒有五反）都是熱火朝天。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帳（或賬），每個人都兢兢業業（有不少是戰戰兢兢）地積極或盡量貌似積極地參加沒完沒了的交待、揭發、批判。那是些小組、大組、全院、甚至全校的定期和隨時加進來的活動。在此期間，我沒有見過束先生本人。

束先生對當時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政治大課的內容不以為然，甚至在報告會上當眾麵對麵地反對，在《檔案》裏有記載。這麽大的新聞，也是批判束先生的重要內容，但是我在讀《檔案》的時候，竟然覺得是“新聞”。或許是我記憶太差，忘記了，反正我是從《檔案》裏才知道這個故事。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頭腦裏突然閃過梁漱溟先生在一次會上竟然當著眾人麵對麵問毛主席有沒有容人的雅量。看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還有那麽一點從舊社會帶來的勇氣，也或許是我在舊社會看慣了知識分子頤指氣使的作派，並不把束先生的做法當一回事。

華崗校長開設的那個政治大課，不但是全校的重要課程，也是全青島市的重要活動（據說還有從濟南來青島的不少人聽講，不知確否）。華崗每兩個星期講一次，一講就是一個下午。然後一個星期的同個下午是小組或大組學習討論，討論上個星期他的演講。我那時就覺得沒有意思，什麽“物質第一性”，“運動是永恒的”，這還用說麽？！哪個學科學的人不知道？！（這決不是我五十年後的言不由衷，而是那時的實際思想）。費那麽九牛二虎的力氣，浪費那麽多人的時光，強行規定要參加，太無奈了。盡管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不參加，但是“落後分子”們還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我在大學學醫的時候，對於講得枯燥無味的“業務課”經常逃課，當助教時也敢逃這種“政治課”）。有時候到場點卯之後再逃，有時逃不掉，就找個旮旯翻看什麽好看的書籍。想想我這個剛剛畢業的毛頭是這樣，再去想想那些教授、特別是那些大教授們，怎麽能夠坐得住、不想逃“課”！然而他們非但不能逃，而且還要坐在講台下麵的前排聽課。教授們似乎都坐得住，不但坐得住，而且在小組討論會上都在暢談心得體會，如何如何。在一期又一期大學的報紙《新山大》上，刊登著名人們的學習收獲。但是束先生不但在小組會上提出反對的見解，而且竟然直爽得（天真得）在華崗報告的現場，直截了當地、麵對麵地提出不同的意見。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我去了華南醫學院進修病理學，因為算作是“學員”，不參加華南那裏的“大運動”，所以錯過了“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暴風雨。回到山大之後，才知道華崗校長已經因為牽扯進去而入了獄。但是沒有聽到束先生的什麽新聞。

這時，山大醫學院已經從大學裏獨立了出來，更名為青島醫學院。後來在文革中批判青醫的領導（過去山大的一位領導），指責他為束先生平反的時候曾經請束先生吃烤鴨，說這是喪失共產黨員立場的行為。還聽說束先生寫過打油詩：“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不得把頭抬”。另外別人告訴我，束先生把給他平反的信印發到全國各處，給黨抹黑等等的“罪行”。

接著就是“反右”了。我們獨立出來的醫學院和那時還留在青島的山東大學離得不近，但也不遠，隻是在組織上不太相關。各校院係有自己揭發批判的對象和重點，運動中的“動力”有時一下子就變換成了“對象”。參加和被迫參加運動的人都要檢查自己，可能都有自己需要抖摟的東西，誰也顧不了誰。那種激昂、吼叫的會上批判，震動著我這種參加者脆弱的心弦，人人唯恐自己落後，更不要說落馬了。有位大作家似乎寫過，在那種和類似的情況下，大家不得不朝井口那邊丟塊小石頭，似乎是說和落井下石不同，但是真有不同嗎？一人一口唾沫都要淹死人的！這真是個悲慘的時辰。原子彈爆炸後，塵埃落定，派定了幾類右派分子。青島的右派很多去了月子口水庫勞動改造。“反革命極右分子”束先生是其中的一名。

我有一位至親兄長，在“反右”運動中也被劃為極右，同樣也去了月子口水庫勞改。他偶然能夠回家住一天，我們也見麵，但是見麵從來也不談“裏麵”的事情。所以我對勞改的實情毫無所知。我的這位兄長，在七十年代“摘了帽子”，換了單位，還做工程師、總工程師。我們從來沒有談過他的那段經曆。二十年又過去了，到了九十年代的末尾，他已經八十多歲，我通過他對我的一件切身事情的意見，才體會到他心裏極為恐懼，一直在極大的壓抑和變形了的心態下生活。我那時不能理解那是為什麽，但是在讀了《檔案》之後，我從束先生的遭遇和身心折磨中，隱約地解讀到我這位兄長的心情。

或許說“隱約”不夠確切。不過，在我頭腦裏的確隱約地浮出兩個英文的詞：sympathy和empathy。兩個字的字尾都是-pathy，pathy的意思是痛苦、感傷、悲悵、哀婉、苦難。字頭sym-是聯合、互相的意思。sympathy合起來是同情。字頭em-的意思是“使、使成為”、表示“使處於…狀態”、“進入、在…之上”之義。empathy在字典上作：移情作用、認同和理解別人的處境、感情和動機。我過去曾經把empathy解讀成“設身處地”。人能夠設身處地嗎？別人觸及皮肉、觸及靈魂的痛苦自己能夠體會得到嗎？似乎隻有曾經被蛇咬過一次的人，才真會終生怕草繩。我體會，這個成語常常是用於貶義。也許我們應該用他的褒義：沒有親身的體驗，是難有發言權的。突然，聯想到二OO七年外語片奧斯卡獎的那部“竊聽風暴”。電影名的這種翻譯是為了適合國情，適合廣告和票房價值的需要。“滑鐵盧橋”的名字肯定不能像“魂斷藍橋”吸引人。這個“竊聽風暴”的德文原文Das Leben der Anderen和英文Lives of Others意思都是“他人的生活”。在電影院裏我們經常自己流淚或者聽到周圍的人抽泣，那是同情、移情、設身處地。在現實的生活裏，我們是不是經常如此呢？

束先生在青島醫學院的期間，長期以來是清理廁所，做物理教研組的“教輔”（教學輔助人員）。我第一次和他真正麵對麵，是偶然的。

我從來沒有什麽堅定的誌向、目標，什麽都是從興趣出發。對某個事物發生了興趣，白天黑夜也迷在上麵。沒有興趣的，躲開還來不及。實在說，我的學醫、做病理（也就是“苦難學”patho-ology）也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也不知道我的興趣在哪裏。但是既然進入了病理學，天天學做病理診斷，就有了進取的興趣。但是興趣也隻限於診斷，而沒有什麽做“研究”、寫論文的興趣。一九六O年以後，做的頭一個“奉命”的研究課題，是上麵要人去麻風村和一位大夫合作。完成後寫了一篇論文。後來的奉命，有“柳枝接骨”那種無知和荒謬。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副博士研究生的項目停辦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個短暫的“向科學進軍”時期。為了培養年輕人，衛生部讓許多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帶一兩個選出來的學生，名義叫培養“紅專骨幹教師”。部裏把名額分派給各個醫學院讓各校自己選拔。我們學校得到了一個到協和（醫學科學院基礎研究所）病理係去跟胡正祥教授學習病理學的名額。我們的科主任金澤忠教授一定是看好我的業務，我們醫學院開明、進取的人事處王處長（他曾經帶我們十幾個人下鄉近半年，和我睡在地鋪上的鄰鋪，一同拉犁、開荒種麥）一定覺得我並無反骨，就把我報到部裏，最後我就去了協和。對於我這樣一個家庭有問題（我父親是“反革命”，還在獄中），自己曆史不清不白（曾經入了國民黨航校）的人，那真是陰錯陽差。協和某係的一位共產黨女支部書記，對我的家庭幾代和我個人的底細都了如指掌，她看到我到協和進修，回到家裏就和她家人說：“怎麽會把周惠民給派來了！”在協和的進修，雖然並沒有得到胡正祥教授的多少直接教導，但是協和的學術氣氛和圖書館給了我不可衡量的幫助。

在四川的銘賢中學時，生物劉老師教授的遺傳學清楚感人，我學得也不錯。六十年代初，複旦大學劉祖洞教授在大連為全國的科技界開了一個遺傳學講習班，給了我們學校兩個參加會的名額。蒙學校教務處的胡科長的力主，讓生物學董老師和我參加。劉祖洞教授從大連回上海的時候，要在青島停留看看。董老師和我自然義不容辭為他到青島做點聯係、安排。劉教授提出要為他聯係去看望束星北。記得董老師向學校黨委請示，經批準後，董老師自己陪同劉教授去看了束先生。不知道當時會麵的情況如何。有一點是想當然的：董老師必須要把見麵的詳細情況書麵報告黨委。

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所有的大學都奉命遷出沿海大城市。我們醫學院遷到惠民專區的北鎮。那次搬遷真像掃地出門：所有能夠移動的東西，包括一磚一瓦都用卡車運到緊挨在黃河大堤北麵的北鎮。我們占用了苦心經營的北鎮農業學校的校舍，將農校多年來經營的一排排多種葡萄的園圃掃蕩幹淨，把農校的實驗基地許多大樹都連根拔起。北鎮“市”內所有房子的屋頂都大大低於黃河的河底。全市的人都完全依靠幾層大壩維持在低於河床的地方。

我們占據了農校的兩個校院：北麵的宿舍區，和南麵的教學區。這時候束先生已經安置到我們醫學院，盡管他是一名物理學家。束先生自己一人住在教學區的傳達室裏，似乎他的任務是打掃教學區的廁所。

右派似乎是要有年終評語的。那年，領導把束先生的情況告訴大家，讓大家分小組、再大組討論，並把討論結果匯總。在全院總結中，說束先生極其不老實，不想好好改造，似乎也就是這樣向上級報告的。然而沒過很久，上麵又突然向大家通報說，束先生打掃廁所很認真，工作態度很好，重新讓大家在小組、大組再討論一次束先生的改造情況。這一次，大家便又都改口說束先生改造得好了很多，等等，等等。後來才聽說，原因是有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去信給黨中央，詢問他的恩師束星北先生的情況，而且說下次來中國的時候還要見見他的恩師。因此，才有了這種指導民意的忽天忽地。

我沒有注意束先生此後的情況，直到後來醫學院又違命強行搬回了青島，事出偶然，我遇到了束先生。

回到青島，我們開始做點奉命研究，寫點報告。最初似乎是研究“老慢支（老年慢性支氣管炎）”。老慢支是全國大會戰的課題，是“政治任務”。全國都找偏方、驗方，在臨床、病理上找“突破”、“放衛星”，熱火朝天。大家既認真，又覺得不知所措。據說那是因為有位大領導有慢性支氣管炎，才有人授意、或善解人意地組織全國醫務人員“大兵團作戰”，以期能夠找到為領導解憂的靈丹妙藥。

人們已經習慣於奉命了。那時在“錯批一位、增長一倍”之後，知道了計劃生育的重要性。於是又開展了一次普遍研究節育措施的“運動”。我們學校、科室也不幹落後。忘記是什麽人，也許就是我，想到了溫度和精子成熟的關係，聯係到了微波的致熱，進一步聯係到束先生過去在國防上研究雷達，微波，這樣就責成我們教研室當時的領導李技術員、我和束先生組成了三人小組，做起用微波照射小鼠睾丸的實驗來。目的是看用多大的微波量就會抑製精子的成熟。束先生調整微波，我們一同照射動物。我處理動物，技術員做標本的切片染色，最後由我觀察小鼠內髒和睾丸的組織變化。在那段時間裏我隨時見到束先生，和他還是有來往的。有時我還到他在學校操場邊上的“門房”（傳達室）住所去見他，討論問題。那項研究完成了，寫了報告，但是也沒有在什麽雜誌上發表。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青島醫學院的黨委向上級寫了給束先生摘帽子的報告，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他所有的“帽子”才被去掉，完全被“解放”了。一九七八年他被聘去了“海洋一所”。

束先生是一九八三年在海洋一所工作中去世的。青島醫學院裏沒有幾個人得到寄來的訃告和參加追悼會的通知，但是我卻接到了，感到很特別。那天，在青島太平路政協的小禮堂裏開追悼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大家站在比較擁擠的大廳裏，記得那個禮堂還是解放前建的，四周和前麵的台上布滿花圈。台上正中是束先生的照片，俯視著到場的人們。那就是《束星北檔案》書中那張和祥、沉思、不動聲色的照片。台上有為數不多，但是很顯眼的花圈，記得有周培源、王淦昌的。但是我印象更深刻的兩個是下麵落款為學生李政道、吳健雄送來的。我記得還有楊振寧送的花圈，下款怎麽寫的記不清了，似乎也是學生。誰講的話，儀式如何，我已經忘懷了。但是，為什麽、是誰給了我訃告、讓我參加追悼會，我如在霧中。

二OO七年，為了寫這篇文稿，我對此想略做探究，特意給在青島的束先生的大公子打去電話，詢問究竟。束公子這時也已經當了教授，他說，訃告發給誰是他們家裏的人給出的名單。發給我，是因為他家裏的人知道束先生認為“在青島醫學院，你的人品還不錯，而且很鑽研業務”。他還說，這是實情，願意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證明如此。束教授這樣說的時候，我眼前似乎出現了束先生在青島黃台路實驗室裏和我一塊做實驗的情景，也出現了他那從來不笑、嚴肅的麵容，我感到了無比的榮幸。細思起來，他對華崗演講的正麵駁斥和我對它的“消極逃避”，在這兩者之間不知道是否有什麽冥冥的聯係。

不過，《束星北檔案》書中的一些細節，還是使我有些困惑。一個人的“改造”能夠那麽“脫胎換骨”嗎？骨肉是遺傳下來的。後天習性要怎樣方才能夠整合到那遺傳的原本裏麵？記得有一位在晚年翻然悔悟的大人物說過他“割肉還母、剔骨還父”，和過去全然一刀兩斷。那位要割要剔的骨肉，是經過“脫”和“換”了的骨肉，還是原來的骨肉？良知應該就是良知。但願良知永遠留在身心之中，即便被壓在下、不能表達，也應該存在心底，讓它不時發出的微光，照照自己的良知。是嗎？！

那本《檔案》在第三百五十七頁裏，有個記載，說束先生把一個人拽到黨委辦公室的事情。

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為了徹底明白一個人是否真地能夠這樣“脫胎換骨”，我又給青島的束教授打電話，問他詳情。束教授答道：“事實就是這樣。”我無言以對了。（今年，也就是二O一一年，我在《二閑堂》詩鴻：“軌跡”一文中又看到：“當束星北的靈魂已經差不多被徹底地改造好了的時候，他的學生李政道的赫赫聲名也傳到了中國。他總算又回到研究所，帶起研究生，給學生開課。可是束星北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束星北。一位得意門生，因為講了一句對中央領導不滿的怪話，就被束星北擰著胳膊送到研究所所長辦公室，非要求開除這位學生不可。”）

事過多年後，最近（二O一O—二O一一年），在一些網站上看到了有關“臥底”、“不要被揪住一根頭發”等文章。它們使人的心眼放大了一點。人們都知道曆史上孫臏那樣的人物。聯係起來，像束先生這樣的精英分子，為了自己和家人日後的日子，為了防範臥底於未然，會不會做出那驚人的舉動呢？那是不是他為了安全，大智若愚地戲弄或應付別人呢？願意束先生在天之靈能夠微笑著點頭或搖頭吧。

束先生比我大二十歲，他和我的忘年私交是從節育實驗開始的。在一九九O年代初，我的一個親人得到李政道先生的間接安排，去意大利西西裏開會，報告她在人口學方麵的研究。在李政道先生、節育、人口方麵，束先生如果能夠回想他和我做動物實驗的機緣，那也算是個趣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