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1979
本篇我們講述小平同誌1979年訪問美國的故事，全篇共分為4個小章節：
1、大國考量
2、禮賓難題
3、旋風九日
4、割袍斷義
美國總統卡特為小平同誌舉行歡迎儀式（1979年1月29日）
1、大國考量
1977年初卡特執政後，先後安排其國務卿萬斯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磋商。
當時中國對於建交提出了明確的“三原則”：
(1) 美國同台灣當局斷交
(2) 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3) 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
麵對中方的“要價”，美國高層一開始非常猶豫，難以下“最後之決心”。
經過一年多的觀察與考量，尤其是在對蘇溝通受挫的形勢下，卡特政府最終定下了“先與中國建交，再以優勢地位與蘇聯談判”的外交大政方針。
1978年5月，白宮“親華派”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明確向中方表示：
卡特總統已下定決心，在第一屆任期結束前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政壇風雲變幻。
由於很多“大的職位”隻能五年調一次，所以經常出現“職不配位”的現象。
盡管如此，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仍然能從波譎雲詭的變化中甄別出真正的權力核心。
用美國人的話說，小平同誌是“中國‘拿大主意’的人”。
小平同誌在七十年代末對於改革開放是非常有緊迫感的。在美國人尚猶豫是否要發出正式邀請的時候，他主動拋出了橄欖枝。
1978年11月29日，小平同誌在接見日本客人的時候，首次向外界公開表達了訪美的意願。
他是這樣說的——
“訪日是我多年的願望，不過，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到華盛頓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了，華XX主席忙，不能訪美的時候，我可以訪美。”（參見《參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小平同誌的這番表態實際上是在敦促美方做“最後的決斷”。
卡特總統非常重視這個“訊號”，他立即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召見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建交後為首任駐美大使）。
12月11日，美方正式通過中國駐美聯絡處向中國政府和鄧小平副總理發出“訪問邀請”，時間計劃在中美宣布正式建交之後。
然而就在準備宣布建交的最後時刻，雙方談判團隊在“對台軍售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紛爭。
美國方麵雖然同意中方的“建交三原則”，但堅決不肯停止對台軍售。
談判麵臨功虧一簣的風險。
小平同誌當機立刻，提出了“逐步減少對台軍售”這一折中的方案，果斷決定按原計劃宣布中美建交。
這次曆史性的訪美也終於按原計劃成行。
1979年1月28日，小平同誌在訪美專機上
2、禮賓難題
美國政府將外國政要的訪問分為三大類型：
國事訪問 (state visit)、正式訪問 (official visit)和非正式訪問 (informal or unofficial visit)。
一般來講，“國事訪問”和“正式訪問”必須是外國政要接到了美國總統（或國務卿以總統名義）的正式邀請，並由美國政府承擔訪問的費用。
出於“外交對等原則”，這裏美國總統邀請的“外國政要”隻能是對方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
於是，一個棘手的禮賓問題擺在了美國的外交人員麵前。
根據1978年的憲法，中國是沒有“國家主席”一職的。
當時中國國家元首的職權實際上被分配到了多個職位裏。“人大委員長”成了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負責任免駐外人員、接見外國使節等。
但在西方人的認識裏，“人大”就是“議會”，“人大委員長”是“議長”。
所以在這段“特殊的時期”裏，身兼數職的華就被視為中國的國家元首。
小平同誌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
最終，美國政府以高於“政府首腦”、低於“國家元首”的待遇，給予小平同誌“破例”的高規格接待。
為什麽說“高於政府首腦”呢？
因為小平同誌抵達華盛頓時，是由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和國務卿萬斯聯合迎接的。
而通常情況下，迎接政府首腦訪問是國務卿的任務。
比如1984年那位中國總理第一次正式訪問華盛頓時，在機場得到的就是國務卿舒爾茨的歡迎。
在美國出席國宴。國宴是外交領域非常高規格的禮遇，華盛頓幾乎所有的大咖都會到場
1月29日上午10時，卡特總統在白宮南草坪為鄧小平副總理和中國訪問團舉行歡迎儀式。
現場奏中美兩國國歌、鳴禮炮19響。
在迎賓儀式中，鳴放禮炮的最高規格是21響，一般隻為國家元首鳴放；其次19響，為政府首腦鳴放；17響為迎送副總理級官員。
卡特對小平同誌在中國政壇的影響力很清楚，但對他“副總理”的官職有些困惑。
在正式的會晤中，他曾數次錯誤地稱呼小平同誌為“總理先生（Mr. Prime Minister）”。
當時，美國為了凸顯中美兩國的“甜蜜關係”給蘇聯看，刻意打破了以往接待蘇聯領導人的慣例。
美方不但安排了很多“私人宴請”，白宮禮賓官還主動詢問小平同誌的飲食習慣，同時安排了國宴和盛大的文藝演出。
演出的最後一個節目竟然是安排了兩百名美國小學生用中文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一曲唱罷，小平同誌和夫人走上舞台熱情擁抱和親吻了這些美國孩子。
3、旋風九日
小平同誌的這次訪問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問美國，除了輕鬆的酒會和觀看演出外，還帶著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
在華盛頓期間，卡特總統與小平同誌舉行了五次會談。
身處江湖之遠的我們，當然不清楚他們具體談了什麽。但就日後兩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來猜測，他們至少談了這麽幾件事情——
(1) “改換門庭”後美國需給予中國的支持問題；
(2) 兩國共同應對蘇聯威脅的問題；
(3) 未來兩國關係的發展問題；
(4) 中國對越作戰問題。
用官方的表述，叫“兩位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深入交換了意見”。
除與卡特總統會談外，小平同誌還與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美方領導人進行會晤或會談；他還拜訪了美國國家航天局，參觀了美帝最新的航天技術成果。
結束了在華盛頓的“重頭戲”，後麵的行程便輕鬆了許多。
小平同誌先後訪問了卡特總統的故鄉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等美國城市。
在亞特蘭大的一次演講中，當談到和平問題時，小平同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和平單靠祈禱是求不來的”。
這句話普遍被認為是“劇透”了十幾天後的對越自衛還擊戰。
在亞特蘭大，小平同誌還在亨利•福特二世的陪同下參觀了福特汽車生產線。
《芝加哥論壇報》記者生動地記錄了當時鄧小平的表情：
“Teng stared with fascination at Ford machinery that turns out 50LTDs an hour…” (鄧目不轉睛地盯著福特生產設備，它每小時生產50輛福特LTD汽車)
每小時五十輛汽車是一個什麽概念呢？
這個速度相當於當時中國全國汽車生產速度的十二倍。
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美國華盛頓接受美國費城坦普爾大學名譽法律博士學位
美國作為一個“外交藝術”非常成熟的國家，精心安排了小平同誌訪問中的很多細節。
在一次麵對記者的寒暄時，卡特神秘的說：“其實早在1949年4月，我就作為一名年輕的潛艇軍官在青島呆過。”
鄧小平聽後風趣地說：“我們的部隊當時已經包圍了那個城市。”
然後大家哈哈大笑。
美國國務院甚至把“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斯諾的妻子海倫都請了出來，還讓她轉交給小平同誌一份毛主席的親筆信。
概括來說，小平同誌的這次訪美，大大咧咧的美國人可謂是把外交工作做到了極致——鉚足了勁拉攏中國，“秀親密”給蘇聯看。
1979年2月2日，小平同誌在休斯敦觀看馬術競技表演時揮動牛仔帽，向觀眾致意
4、割袍斷義
站在幾十年後回顧曆史的角度，我們能夠清晰的辨識出：小平同誌的這次訪美之行，其實是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一個“配套措施”。
“改革”，學誰改革？
“開放”，向誰開放？
總不能是再向蘇聯學習計劃經濟、向越南和朝鮮開放吧。
在冷戰時期“非黑即白”的局麵下，中國必須選擇一個陣營。
而當時的中國已經和蘇聯徹底決裂，中蒙邊境的百萬蘇聯紅軍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脅。
幹脆一不做二不休，投入美帝的懷抱。
這個重大的決策既是無奈之舉，也是深思熟慮後的明智選擇。
沒有美國的支持，以當時中國一窮二白的局麵，改革開放是無從談起的。
八十年代初的深圳羅湖
文章寫到這，又要開始講“投名狀”的故事了。
拜碼頭，自古以來就不是空口白話。
時間回到1950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形勢千鈞一發之際，斯大林仍然拒絕提供誌願軍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
中國方麵先後派出周總理、林彪等數批人員赴莫斯科請求蘇聯給予中國武器裝備和重工業建設的支持，斯大林都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他。
他到底在等什麽呢？
在決定出兵前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高層對於是否與美軍直接作戰仍然有重大分歧。
國力懸殊，老大哥又這麽不給力……
最終老大拍板，無論有多麽大的困難，都必須立即出兵朝鮮。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打響。
消息傳至莫斯科，斯大林立即電令蘇聯空軍殲擊航空兵獨立第64軍投入戰鬥。
此後，中國方麵給蘇聯列了一個“長長的單子”，要求蘇聯提供A、B、C、D、E、F、G等武器裝備，斯大林第二天便回電表示同意。
再後來，朝鮮一邊打著仗，家裏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一邊如火如荼的開展了起來。
如果說朝鮮戰爭是對蘇聯的投名狀，那麽對越自衛還擊戰就是對美國的投名狀。
在1979年初的對越戰爭結束後，我們與曾經蘇聯陣營的“兄弟們”徹底割袍斷義。
此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正式拉開，西方的資金技術開始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國。
中美兩國，遂進入著名的“黃金十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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