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表哥和二表嫂

 

2020-08-09 08:57

來源: 

二閑堂

作者: 

亦遠

 

我的二表哥叫王伯菁，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他名字的第一個字，伯是他們這一代全要有的排行，按我舅舅的說法這對王姓的人就不大合適。而他們王家這一代名字的第二個字還必須有草字頭，於是他的青字就成了菁。大多數人不知道還是念青，其實這個字應當念“精”。這就不大妙了。據說終二表哥一生，真正念對他名字的就隻有一個人，曾在大庭廣眾之前引起小小的驚訝，這是生僻字帶來的幸運。

二表哥原來還有一個大哥，叫王伯蓀。但在十八歲，患腦膜炎故去了。二表哥是屬馬的，一九三O年十月三十日生在山東泰安。他的童年時光在包頭渡過。他的父親，就是我的二姨夫王文質在包頭被日本軍隊抓獲，受刑之後在張家口為國犧牲。那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二表哥還不到九歲，對他的打擊和刺激想必非常大。

二表哥長得很英俊，個子在當時來說也是高的，有一米七八。國字臉，濃眉大眼，還有比較重的絡腮胡子，很有些威武之氣。

也許他身上有特別的冒險遺傳，在共產黨包圍北平時，二表哥竟然參與了地下活動，是民先隊的成員，到西直門有軌電車場為共產黨進攻畫地形圖。那時他是北平三中的高中學生。可見他那時的思想是很左傾的。共和國成立之後，他曾積極參加共青團的活動，到先農壇開大會。但革命似乎並不鍾情他。據我的回憶，他始終沒有加入共青團，他的革命熱情逐漸消沉了。

小時候，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特別講究衛生，一個蘋果也要用肥皂洗上十來分鍾才吃。他的衣服要用熱水燙了才洗，五十多年前，尤其在冬天用水就很難，滾開的水就更難以提供了。為此經常看到他發脾氣。長大之後我才逐漸知道這是先天的潔癖，不是個人可以控製的。而他的潔癖正是從他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每想到這裏，我就體諒他了。但我也由此想，二姨夫有很深的潔癖，他是怎麽在日本牢房熬過他最後時日的？

二表哥的理想是學藥劑學，將來當藥劑師。北京解放之後他不幸患了肺結核，在病灶開放期不能考大學。後來病倒是好了，可Ⅹ光透視在肺上顯示有陰影，大學還是不收。為了能上北大醫學院，二表哥受了不少苦。他每周接受“打氣”，就是在胸部插入一個大針頭，直接紮到肺上，然後從外麵把空氣注入，說是可以把因病萎縮的肺撐起來。到底有沒有效就不知道了。但想見這會很痛。

二表哥還使用偏方，喝一種叫“紅茶菌”的東西。我記得是在一個玻璃瓶裏用紅茶養一種白色的菌，可以一層層長。他每天喝泡菌的紅茶，但作著成為藥劑師的夢，他當時根本不信中醫。

二表哥還買了月票，每天早上到中山公園呼吸新鮮空氣，散步。那時他不過二十五六歲。偶爾他會帶我去中山公園。我當然很高興。特別是去中山公園可以看到在五色土訓練就要開張的莫斯科餐廳服務員。二表哥大約天天去，和培訓的人混熟了，得到不少新聞，經常回來轉述。據他說，蘇聯專家要求服務員站有站相，必須挺胸抬頭，所以在公園操練立正，隊列，也許以後延續至今的軍訓就是這樣從老大哥那裏學來的。他還說，服務員被要求在餐館要隨時注意顧客的手勢，但沒有招呼不要過去；還有服務員之間不能交頭接耳，更不能議論顧客。這些在西方服務行業的常識，我們當時聽了覺得很新鮮，可似乎到今天仍沒有被廣大中餐館重視。蘇聯共產黨人九十年前就傳授給中國共產黨人不少革命理論和生活方式，好像中國共產黨這個學生對這些文明行為卻不以為然，沒有真正學下來。

肺結核在古代是絕症，所以過去罵人最惡毒的就是癆病鬼，意味必死無疑。但1952年發明了治肺結核的特效藥，叫雷米封即異煙肼。二表哥使用之後，效果很好。可是病治愈後，肺上的傷疤不可能消失，在Ⅹ光透視上看到的白點叫鈣化點。當時的衛生標準沒有與時俱進，大學入學標準認為肺的Ⅹ光照片上有白點就是不愈，考上也不能入學。二表哥無奈就找了個替身作透視。

於是連續幾年的夏天，我在家就看到這樣的幾幕：二表哥複習功課，參加高考，接到了北大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到北大醫學院辦理了入住手續，買了食堂的飯票，把我二姨，即他母親漿洗的棉被，褥子，新買的搪瓷臉盆，飯碗，搪瓷水杯和洗得幹淨，熨得平整的衣服一一打點起來。在九月一日早上坐三輪車到北大醫學院報到去了。但中午時分，二表哥又原裝乘三輪回來了，原來北大醫學院堅持在入門後再作個透視，這下替身的照相就沒用了。

寫到這裏，想到網上鬧得熙熙攘攘的胡斌替身事件，當局為什麽不拿出他被捕時的照片呢？中國的驗明正身也沒有程序嗎？在美國被捕的人均要留有標誌身高的正麵和側麵照相。北大醫學院五十多年前不就有相應措施嗎？當然這說遠了。

我舅舅說二表哥太任性，為什麽非北大醫學院不念。因為其他大學沒有臨門透視，他可以蒙混過關的。但二表哥就這樣執著，因為北大醫學院是中國最好的醫科大學。可是二表哥這樣考了好幾年。漸漸歲數大了，就上不了大學了，隻好應征到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作。他從此在大北窯上班了。那時覺得是非常遠的地方，其實就是現在北京國貿的對麵。

二表哥的執著也表現在他堅持騎車上班，盡管這段距離對自行車還是蠻遠的，但一年四季，風雨無阻，他為了鍛煉身體從不搭公共汽車。

我不能肯定，二表哥是以工人還是技術員的身份開始工作的。但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在當時比較重要的滾珠軸承工藝上，他有過突出的表現。他最後退休肯定是技術員的身份。文革的時候，葉選平被三結合到革命委員會，負責抓生產，還來過家裏找二表哥。

二表哥對文學有很大的興趣，他喜歡收集《譯文》。這是國內發行的文學翻譯期刊。發行之後前幾年刊登的幾乎全是蘇聯作品和少量東歐的作品。二表哥花費了大量精力來補足他缺少的幾集。他到各個書店去找新書，實在淘不著才到舊書攤去尋。一旦買到舊書，就要有複雜的消毒步驟來處理：先在陽光下曬書，兩天之後，把書放在圓鐵桶裏封閉，然後放到水裏煮沸一小時，再晾兩天，這才能閱讀。這也是他的潔癖在作怪。

二表哥收集另一個題材的書是蘇聯的驚險小說。這也是我小時最愛看的。所謂驚險小說大約就是今天懸念小說的前身，好像是福爾摩斯小說加上革命背景，成為肅清西方特務間諜的警匪故事。

五十年代中國國內公開發行的外國長篇小說多數是俄國的，古典的例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果戈裏，岡察洛夫等，近代的就是肖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二表哥對書很珍惜，從他手裏借到書很不容易。幸好他的書櫃的玻璃破了，我就冒被碎玻璃割破手的危險，從書架上偷偷取出來看。

這些書是我文學的啟蒙讀物。應當說，俄國的文學水平很高，比當時中國的文學八股好多了。即便是最革命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有人性的描寫，也有細膩的愛情。我覺得當時中國比較好的小說，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和楊沫的《青春之歌》等長篇小說之所以被歡迎就是因為受蘇聯文學的影響比較深。而後來的《紅旗譜》，《金光大道》等是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開始後寫的，每況愈下，看不得了。

二表哥還有中國主要的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水滸》和《西遊記》，但他是為他母親買的，他好像並不看。但這些著作我看了很多遍，特別是《紅樓夢》，恐怕在十次以上。他如果不買，我是沒有機會這樣反複閱讀的。二表哥不但看書，還試圖當作家。他寫的是相聲，大約有兩三篇出版了，竟然成了中央廣播電台的保留節目。現在我手頭上還有一本，叫《結婚》的書，是諷刺女孩子以物質基礎作為找對象標準的。這本書在今天可稱為迷你書，隻有十頁的單行本，定價三分。這個相聲好像由侯寶林說。他的作品發行之後，有一個專門寫相聲的作家來拜訪二表哥。他給二表哥講了不少寫相聲的術語和竅門。

我那時正在上小學，也聽到幾句那位作家和二表哥的談話。我學到其中一個術語叫“抖包袱”，就是寫出一個能使聽眾笑的段子。如果聽眾真笑了，就是包袱抖響了。後來這點知識我還真用上了。那是七十年代在伯克萊大學上學時，台灣的左派寫相聲諷刺台灣國民黨在美國大學安排特務學生。他們因我說地道的北京話，求我上台說。推辭不了，接過稿子一看，一個包袱沒有，手一癢就給潤色起來。當然我還加了點私貨。那時四五天安門事件剛過，我憤憤不平，卻又不敢公開支持。就利用抖包袱暗示了學生的抗議，

逗哏：“（五四）抗議的學生們浩浩蕩蕩到了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停頓）”
捧哏：“那時候有人民大會堂嗎？”

逗哏：“的後麵的西交民巷……”
捧哏：“大喘氣呀！”

這算是解解我心頭隻之恨，卻也不知下麵的同胞有沒有聽懂的，反正那幾個左派是蒙在鼓裏，否則也不會叫我上台了。

二表哥還有一個手搖留聲機，是他父親留下來的。黑色的唱片主要是當時京劇名角的錄音。我弟弟喜歡京劇，很可能就和這些唱片有關。我記得的有一張叫《洋人大笑》，是國外的一個錄音，從頭至尾就是一個洋人在笑，很有節奏，聽了令人開心。可惜這些珍貴的文物全沒有保存下來，在文革中毀滅了。

小時候二表哥對我非常嚴厲，說實在的我很怕他。比如吃飯，他喜歡吃蔥炒雞蛋，我們就必須吃。但我不喜歡，也不敢不吃。他完全不知道孩子的味覺比成人靈敏，很多有氣味的東西都不喜歡吃。

我每學期拿回成績冊，要先給他看，如果成績不好，他就要訓斥我們。那時成績冊上還有評語，我的評語經常有這樣一句話：上課說話。這使他非常生氣，要用尺子打我。有時老師來家訪，我就膽戰心驚，因為老師總會說點我的毛病。結果老師一走，我必然挨打。有一次，在老師沒走之前，我和弟弟就把凡想得到能打人的東西，例如掃把，尺子，雞毛撣子全藏了起來。老師走了之後，他果然要找這些來教訓我們，結果找不到，知道是我們藏起來的，大約也覺得過分了，那次就沒有打我們。

我還養過一隻黃貓，不知為什麽，貓頭上長了癩，我給上藥，貼上膠布，大約這刺激了他的潔癖，他也打了我。

雖然他的這種強迫式教育在我的少年造成很大的陰影，但我成年之後並不恨他。我覺得二表哥當年還是個青年，在家裏是比較嬌生慣養的，有一種少爺的脾氣，好為人師，以管人作為自己成熟的表現。而他其實是很膽怯的人。加之當時中國教育從來沒有考慮過兒童心理，老以為嚴厲就是對的方法。我後來當小學老師其實也犯過類似的毛病，當然我不能體罰學生，但我和二表哥一樣很少從學生的心理去考慮問題。

據我們家老輩人講，我的二姨夫，就是二表哥的父親是一個非常活躍，善於交往，有俠義心腸的人。他當年為傅作義軍隊抗日搞糧食和情報，說明他還是一個膽大的人。但我的表哥卻完全不像他父親。他幾乎沒有任何朋友，膽子也非常小。

現在時隔多年，回想起來我不能不承認在毛澤東時代，沒有任何社交，沒有朋友是非常必要的自我保護方法。不交朋友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隻不過，很多人是要控製自己不交際，而二表哥是自覺地閉門謝客。他雖然寫過相聲，但時過境遷，從不聲張，幾乎沒人知道，不然在文革時，他寫相聲這件事就足以令他被批判的。

我後來和弟弟討論二表哥的性格，覺得他的弟弟，三表哥王伯苓和在台灣的姐姐王伯芬也全對人冷漠，沒有朋友。這從遺傳的角度無論如何說不通的。我們的結論是其父的突然犧牲，對幼年的他們兄弟姐妹刺激太大了，使他們永遠處在自我防護的意識之中。

二表哥的婚事值得提一提。我的二表嫂，叫於淑萍，生於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她的父親是北京一個小有名氣的中醫，於潮芝。於老先生隻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就是我的表嫂。在她小學畢業之後遵循其父的要求，不再上中學，跟隨父親學習中醫，專攻外科。五八年之後由於政府強製私立中醫合營，於淑萍和她父親到北京中醫醫院工作，當時年僅十九歲。我們家的一個遠房親戚，我稱之孫老姨的也在中醫醫院行醫，認識他們父女倆，就當了媒人。

於老先生住在離北京白塔寺不遠的羊肉胡同，是一個兩進的四合院，他們住裏麵的四合院，這樣在外麵大門裏麵還有一個過道和一個大門。四合院中有很大的棗樹，很安靜，房前還有走廊。文革時搬進去不少市民，成了大宅院，文革後也不搬走了，據說也無處可搬。到了改革開放，那一片就統統拆了，蓋起了居民樓，租給了於家一套。

這種介紹的婚事通常要談戀愛半年到一年才會談論婚娶。所謂談戀愛，無非是互相串門，偶爾外出看個電影，多到公園，或逛街，俗稱壓馬路，到餐館吃飯是絕無僅有的。因二表哥原立誌當藥劑師，一直訂閱《大眾醫學》，所以他們在醫學上到有了點共同語言。我當時稱二表嫂為於姐姐，這個稱呼直到他們結婚後也沒改。於姐姐經常以借閱送還《大眾醫學》的名義來找二表哥。而這個雜誌是不許我看的，大約是因為內中有至今電視台不許討論，卻人人需要知道的內容吧。

我的性啟蒙是同學間口頭傳授的，但我的性科學知識卻是從二表哥這些《大眾醫學》雜誌上獲得的。我覺得我從來對性有正麵的看法，和這個雜誌有很大關係。而看這些雜誌最好的機會是於姐姐還書之後，我有機會從中抽出一兩本待下次再放回去。當然不但對性，對其他醫學知識，如傳染病，營養，人體組織等等我都受益匪淺。我的愛好廣泛，和我幾個表哥藏書有關；我的好奇心強，又和我的表哥們采取和今天網管類似的限製有關。這樣說不是開玩笑，是我思考很長時間的一個結論。中國古訓說“夜半無人讀禁書”是人生一大快事，很有心理學道理的。今天上網的限製，關健詞的控製莫不起這樣的作用。

令我吃驚的是一次他們兩個人到頤和園去了，回來於姐姐竟然說這還是她第一次去，而動物園她還沒有進去過。那時雖然交通不像現在發達，到頤和園要換車，但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北京大姑娘沒去過頤和園和動物園也實在不多。另一個比較奇怪的是於姐姐從來不在我們家吃飯。不過這是以後才想起來的。到底這為那般，且慢慢看下去。

有一個冬天的晚上，天黑的很早。二表哥工廠晚上有會，沒回來。於姐姐來找二表哥還雜誌，她坐了一下就走了。我的弟弟不知為什麽對我二姨說：“於姐姐神情恍惚，有點問題”就和二姨翻她送回來的雜誌，果然在一本雜誌中發現夾了個紙條，上麵說：“伯菁，我們歲數相差比較大，可能不合適，交往就到這裏吧”。真沒想到我弟弟還能察顏觀色，我是渾然不知戀愛新動態。

二表哥當然不肯就此罷休，那一年，於姐姐23歲，他32歲，相差9歲。在人年輕時，這個差異是比較大的。但於姐姐人長得高頭大馬，文靜美麗，又是書香門第出身，對二表哥這樣的有曆史汙點出身的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共產黨說國民黨沒有抗日，所以二姨夫為國犧牲的事是不能拿到桌麵上來講的。二姨一家在解放之後一直隱瞞出身，報稱二姨夫小職員。反正二姨夫去世已久，希望無人追查。最近看碑文，我突然意識到，於姐姐出生後整整二十天，她未來的公公就為國捐軀了。

為了挽救這門婚事，當然要出動原來的媒人孫老姨，有她從中說合，於姐姐也就答應了婚事。婚禮很快就在我們住的地方舉行的。按於家的要求，於姐姐不能走來，但當時既沒有轎子也雇不到出租汽車，隻好雇了個三輪坐過來。我們小孩覺得很有意思，也想不通：既然來過幾十回了，怎麽結婚就不能走呢？中午時家宴，菜是在西四同和居叫的，送到家裏來。同和局是山東菜，北京菜就是山東菜。於家是老北京人，正合適。這是於姐姐和我們一起吃的第一頓飯，也是她在家和我們吃的唯一一次飯。還有一次是在西單的全聚德，我出國前，於姐姐請我們吃烤鴨。

結婚當天晚上是二表哥工廠的同事來鬧洞房，我記得一個人用線吊起個蘋果叫他們兩個人同時咬，拉吊線的同事一次次把蘋果拉起來，希望看到他們倆嘴對嘴。但這個方法好像效果不好，工人和技術員們就幹脆叫他們兩個人親嘴，一個人還用英文說：“Kiss”。在二表哥親過去的一霎那，於姐姐羞澀地把頭偏了過去，結果二表哥隻親到臉上。那是1962年。

結婚後，於姐姐就住在我們家了，但她從不在家裏吃飯，她下班就回到自己家吃飯，然後走過來。好在她們家在羊肉胡同西口，離我們家缸瓦市不遠，走路十五分鍾就到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為什麽於姐姐不在我們家吃飯。原來於家一直是老規矩，吃飯時，男人先吃，在她們家，就是於老大夫一人先吃，於老太太和於姐姐要在旁邊伺候添飯盛菜。於老先生吃完之後她們母女倆才自己坐下來吃，久而久之，於姐姐根本就不習慣和別人一起吃飯，真要坐在一起，她根本就吃不下去。而她的妹妹則不接受這樣的安排，基本上在外麵學校食堂吃飯。二表哥在於家吃飯當然是和老丈人於老大夫先吃。所以我想二表哥他們夫婦當年也沒有在一起吃過飯，更不會有他們兩個人單獨下餐館的情調了。

那時正是毛澤東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饑荒，糧食的供應非常緊張，即便一家人，往往吃飯也是要分得很清楚，個人吃個人的份。到他人家吃飯是很個別的情況，就是去也是要帶自己的糧票去的。也因為如此，二表哥主要在我們家裏吃，二表嫂在她家裏吃。到後來情況好轉，二表哥就到二表嫂家吃飯了。他和老丈人先吃，於姐姐和她母親後吃。

提到於姐姐使我想到《浮生六記》裏的芸娘，黎明即起，打掃庭院。有典型老式家庭婦女的作風。可惜我的姨卻不會在兩個兒媳前把水端平，她怕不掃院子的三兒媳麵子不好看，竟然對三兒媳說：“你看她（二兒媳）幹得多慢”。這樣不僅不會討得三兒媳的好感，反而增加了彼此的矛盾。雖然我們的家庭已經不是大家了，但我由此看到老式大家庭的矛盾由來和複雜，很大的原因是婆婆沒有文化，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善良的企圖左右逢源，凶煞的企圖控製晚輩，其結果都是一樣，搞得家裏離心離德，等於人為製造矛盾。而西方婚後離家另立門戶倒是比較好的方式。家庭矛盾不一定要解決，避開也未嚐不是好辦法。

婚前我二表哥對中醫是全然不信，婚後卻開始背起湯頭歌來了。最後非中藥不吃不用。有一次我和舅舅到於家拜訪於老醫生。於老醫生說：“西醫有什麽，還不是把中草藥提煉一下，加了個化學名稱，說來還不是我們中醫的東西。”我當時聽大人的話全覺得有道理，這個很有民族精神的說法不但令我信服還令我興奮。可是離開於家之後走在大街上，舅舅告訴我說：這樣的說法是中醫的偏見。他給我做了簡單的解釋。舅舅的這幾句話給了我一生重要的啟發。從此以後我對大人的話總要想一想，不再盲目接受，也不再盲目相信中國文明。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婚後一年出生了。二表哥不知起什麽名字好，在去報戶口的路上問我。而我當時剛看了越劇電影《追魚》，覺得女主角王文娟美極了，就建議用娟字，叫小娟。二表哥真接受了，她的名字就這樣選定的。那時我們正走在今天西四磚塔胡同到羊肉胡同的小夾道，叫核桃瓤胡同。現在這裏拆遷成了地質博物館。這個孩子一歲之後比較胖，小名叫胖子。但大了之後身材高大，氣質雍容，可一點不胖，特此說明。

在文革前一年，他們第二個女兒也降生了，長得很俊，取名娜娜。這個名字起得有點不合時宜。因為那正是強調學雷鋒的時代，孩子的名字多有革命的含義，三表哥的女兒就是我給起的蕾字，來源於雷鋒，因是女孩，加了個草字頭。我不記得誰給二表哥二女兒起的名字，但我認為這是二表哥從俄國文學中引申過來的，所以有點洋氣。

由於父母都上班，於老大夫也上班，於老太太血壓高，二表哥的母親，我的二姨正給我三表哥帶孩子，小娜娜就隻好托給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帶，就在兵馬司胡同。那對夫婦視為己出，真是比自己帶還好。男的是工人，在文革時也沒什麽麻煩。

轉眼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紅八月，就是在毛主席18日天安門接見學生，號召造反後，最恐怖的那個月。年輕的學生，隻要出身是紅五類的（工人，貧農，下中農，解放軍和革命幹部）就可以印了紅衛兵的紅袖章戴，到處打砸搶。而最凶狠的是中學的學生，他們什麽也不懂，受了階級鬥爭的教育就成了一群狼崽，北京打死幾百人，多是他們幹的。

一天二表哥狼狽地跑回家門，告訴他母親說：“於家被抄了”。這多少出乎我們的意外，因為老於大夫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在中醫醫院工作，早就沒有自己的診所了，還應算是職員。二姨問抄得有多凶，二表哥說：“我沒有看見，是於淑萍把我堵在門外，叫我趕快跑。我跑出來，沒看見有紅衛兵追，估計不會跟過來抄咱們家。”

等待的時間最難熬，試想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情，你不知道你的親人是否會被活活打死或帶到哪裏去，你不知道你的親人誰會出事，有幾個會被打傷打死，你不知道紅衛兵會不會順藤摸瓜，在下一分鍾打將進來，你也不知道這個磨難何時會結束。你隻知道你不能在親人最危險的時刻去幫忙，我們就這樣等著。

直到天蒙蒙黑，大約九點多，於姐姐來了，說事情過去了，就和二表哥匆匆走了。後來我們才知道詳情：

紅衛兵是隨意闖進來的，因為於家的房子比較好，是個完整的前後四合院，被紅衛兵認為是有錢人，就進來抄家。紅衛兵得知於老先生是大夫後，並不住手，反而要找出點毛病來，就叫老於大夫夫婦和於姐姐跪在地上，威脅要拷打。逼問他們的錢財和文件。當他們發現了老於大夫的文憑上麵印有青天白日徽章時，如獲至寶。按當時的邏輯保持這個標記這就是企圖變天，即渴望恢複國民黨反動統治。

紅衛兵找到了把柄，更加猖狂起來，一個紅衛兵說：“把衣服脫下來”。於姐姐說：“我一聽心就沉了下來，但我聽說這是因為我父親的文憑有國民黨徽，我一下就站了起來。我告訴紅衛兵，你們看清楚了，這是個畢業文憑，是解放前頒發的，現在政府就是根據這個文憑批準我父親行醫的。”

紅衛兵不知道如何應對了。於姐姐又適時說：“如果這個文憑有國民黨黨徽，我們可以現在就燒了。”她當紅衛兵的麵劃著火柴，把老於大夫的文憑銷毀了。這下紅衛兵一時找不出繼續為非作歹的理由，就撤離了。一場可能的浩劫，在於姐姐機智應付下化險為夷了。但於姐姐不敢馬上出來給我們報信，怕紅衛兵隨時回來。那時性命攸關的事並沒有道理可言，這夥紅衛兵出去，如果找不到造反發泄的地方，還可能回來。再說，紅衛兵並沒有統一的指揮，這撥去了，另一撥隨時可以闖進來。

等到黃昏，毛主席的紅衛兵小將們累了，回家吃晚飯了，於姐姐才敢出來找我二表哥。現在想，她還真是勇敢，維護了家人和自己的生命財產。我們全沒想到一個從來不敢在人麵前講話的老式婦女，竟然在危機關頭這樣有魄力。

毛澤東死後，情況開始好轉，老於大夫故去之後，於姐姐成為名醫了。看她的號要天不亮就來掛，而我二表哥就當了她的助手，在不上班的時候幫她對藥方子，查偏方，討論用藥。他們的大女兒也到美國來念書，留在美國工作了。

可惜的是他們的四合院說拆就拆了，給搬到附近新蓋的樓房中，他們住在二樓，竟然要通過樓梯到一層的房頂，鑽過一個矮門才能進入家中，這些搬遷的房子真不是以人為本來設計的。好在後來他們的大女兒買了在西直門外的一套房，有電梯。這樣他們二老總算進入了現代化的生活。

就在一切開始步入正軌的時候，於姐姐得了腎衰竭。開始她還堅持用中藥治療，自己開方子，抓藥，熬藥，同時行醫。直到有一天她倒了下來，而於姐姐醫院的同事不死心，還想再開一劑中藥試試，我覺得有點不可理喻。

最後於姐姐住進了西醫醫院。西醫認為沒有什麽藥可以恢複腎功能，除非換腎。除此之外就是保守治療洗腎。換腎要到雲南，不現實。隻能洗腎。洗腎有了新方法，不是到醫院接上洗腎的機器過濾血液，而是在家裏自己做。具體方法是把一種特別的溶劑打入腹腔，通過腸膜和血液交換，透析廢物。這種方法的好處是不依賴醫院，但一天要進行四次！

本來於姐姐就有足不出戶的習慣，有了這個病，她就徹底在家不出門了。我到北京，總會去看望二表哥和二表嫂。隻是二表嫂的臉色越來越暗，很明顯是腎功能不足，排毒不善造成的。一貫依賴於姐姐的二表哥也開始學習照顧她了。

哪想到，兩年後二表哥在全無症狀的情況下，突然中風。經檢查，是心動脈堵塞。馬上做了搭橋手術。他見到我，感慨地說：“我們兄弟差點見不到麵了”。這樣兩個老人就一起躲在屋裏共渡風雨殘年。

一年多之後，二表哥再次中風，情況嚴重，癱瘓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先是送到醫院搶救，在醫院住了好長一個夏天。本來不出房間的於姐姐不顧自身的病，每天在暑熱下擠公共汽車給二表哥送飯，看望他。

等二表哥出院後，雖然雇了人照料，但於姐姐不放心，還是親自照料。因為中風，二表哥說不出聲音來，到了晚上，於姐姐就搬到二表哥的床上睡，以便隨時協助。結果她透析的傷口感染。

那天我去看他們，二表哥在床上迷迷糊糊，二表嫂累得趴在椅子背上喘氣。過一會她挺不住了，自己叫來了救護車住進了醫院。幾天之後我到醫院去看她，臉色已經發黑，顯然是腹腔感染無法繼續析透造成的。當時於姐姐還覺得能恢複起來，對自己還有信心。

2008年4月28日，醫院給她做血透，大約非常痛苦。於姐姐說：“可不要給伯菁做血透，他受不了這個罪。”。怎知道這是她最後一句話。第二天她就故去了。可以說她是為照顧二表哥勞累而死，在生命的最後她還是掛念著她的丈夫。作為賢妻良母於姐姐是當之無愧的。記得我的外祖母這樣說過她：“幸虧了於淑萍，給你二哥的性格改變了許多”。但我從來沒有看到於姐姐和二表哥吵架或命令二表哥幹什麽不幹什麽，她對他是感化。

 

我的二表哥還在家裏與中風搏鬥。他時而清醒，時而糊塗。但他從來沒有露出尋找二表嫂的表情。我覺得他知道他的妻子住了醫院，很可能也知道情況不好，他的大女兒從美國趕回來參加母親的葬禮，他可能有感覺，但他回避了。

二表哥由於中風，取下假牙一個月，口型改變了，假牙再也戴不上了，而他的吞咽動作也越來越困難。再次中風入院後，就改為鼻飼。我想這時他的血管就如同老舊的水管，千瘡百孔，不可能痊愈了。當醫生束手無策時，二表哥被送回家，等待最後的時刻。

他有幸雇到一個甘肅來的阿姨，三十多歲。盡管是個文盲，卻非常盡責，總為他保持清潔，保持了二表哥的自尊。我知道他年輕時喜歡吃白糖拌西紅柿，心想他不能吃了，總可以喝點西紅柿糖汁吧。就帶了西紅柿去看他。但阿姨說，因為插了胃管，怕感染，醫生不許有任何食物到口腔裏。

 

我看二表哥時，從他的眼睛轉動，說明他還認識我。他鼻子上插著管子。阿姨還把菜盡量做得和口味，用攪拌機打成糜，

吸在大玻璃針管中，接到鼻飼的塑料管上，推打進胃裏。其實食物的滋味對二表哥沒有意義了。

又過了些天，我接到他小女兒的電話，二表哥走了。那天是2008年9月16日。他比於姐姐晚去了約5個月。

我不由想到當年，於姐姐說他們歲數相差較大，二表哥問她：“你說我歲數大，是不是怕我早死？”

我不知道於姐姐46年前是怎樣回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