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一中正式發布《告2021屆高三家長書》，對家長圍堵學校、要求校長“下課”一事進行了間接回應。
今年高考分數公布後，南京一中校長被該校高一、高二學生家長點名批評，眾多家長冒雨圍堵在校門口，
手舉“一中不行”“校長下課”等抗議標語，理由是該校2020年的高考成績不甚理想。
這些家長稱，2017年南京一中中考錄取成績為631分，位居全市第三，但在2020年高考中，
僅有20人達到400分以上（江蘇省高考滿分為480分）。
反觀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學，2017年中考錄取分數隻有589分，但在2020年高考中達到400分以上的高達68人，
一本率也超過了南京一中。和很多當年錄取分數不如南京一中高的中學相比，南京一中在高分考生人數上明顯落後。
此次矛頭指向的南京一中校長尤小平，其實有著頗為輝煌的履曆。
他是江蘇省數學特級教師，也曾擔任金陵中學、南師大附中等著名中學的領導職務。
按照一些家長的說法，這次尤小平被抗議反對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搞素質教育，不抓學習，輕視高考。
在相關回應中，學校說明學校整體成績還是很好的，但也承認高分考生較少。
對此，學校推出了一係列改進措施，包括研究新高考，做好明年新高考應對；加強對學生學習的要求與管理，
比如延長晚自習到十點；加強尖子生培優，比如分層教學，組建尖子生團隊等等。
總結來說，就是加強孩子的學習，爭取創造機會，讓更多學生考上好大學。
在某種程度上，學校的回應是對抗議家長意見的接受，但是其中的一些做法表現出了明顯追求升學率的傾向，
顯然與現在教育部門的要求相背離。正因如此，一些專家批評這是素質教育向應試教育低頭。
我相信，此事中最受煎熬的還是校長尤小平：如果自己的做法錯了，究竟是錯在哪裏？
如果沒有錯，又為何會引發家長的激烈反對？尤校長麵臨的問題，
幾乎是所有中學校長都麵臨的兩難：中學到底應多鼓勵學生全麵發展還是以分數為主？
很多人可能會說，分數與全麵發展並不矛盾。
的確，總體上這個觀點是對的，分數也是綜合素質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綜合素質的提高並不必然會影響應試考試的表現。
我曾經見過一個優秀的孩子，高考分數位列全市前幾名，同時並行申請美國大學，
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俗稱美國高考）考了滿分，當年還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頓在內的3所著名美國高校的錄取通知書。
但從微觀上看，二者的確是矛盾的。
第一，極其優秀的孩子是少數，大多數孩子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第二，在目前的高考中，考試內容與形式相對固化，處於同一層次的同學，是否專心複習，在分數表現上的確會有區別。
第三，高考分數的區分度越來越低，尤其是在高分區，分數的競爭日漸白熱化，甚至到了“分分必爭”的程度。
於是，本來理論上不應該矛盾的東西，現實中的確產生了較為明顯的衝突。
理論上，抗議家長的行為似乎有悖於素質教育的初衷，但是在目前許多招聘單位隻招收名校學生的情況下，
家長又怎能輕言放棄對分數與名校的追求呢？
可見在此事上，要理性思考和反思的不應隻是家長、校長和老師，更應該是教育管理部門和專家。
如何給學生更加寬鬆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有更多空間去探索自我、實現全麵發展，才是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南京一中家長喊話“校長下課”：劇場效應綁架中國教育
來源：校長會
高考放榜，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人誌得意滿，有人長籲短歎，這都是很正常的景象，年年皆如是。
然而就在前天，高考成績公布沒多久，南京市第一中學門口卻聚集著很多家長，
他們冒著大雨，紛紛舉著“一中不行”“校長下課”的紙張，以表達對學校的不滿，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原來，是部分考生家長認為，今年一中的高考成績沒有達到預期；也有高一高二學生的家長怕“步其後塵”，響應“鬧事”的。
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在網上掀起了激烈的討論。
不少網友表示不解：高考失利，完全是學校的責任？考生自己和家長難道就沒有責任？
01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確定一個事實：南京一中的中考成績是不是真的變差了。
7月24日，南京一中發布高考喜報：本屆高三559人參加高考，一本硬達線人數533人，一本達線率95.34%。
2019年，南京一中的一本上線率剛剛突破90%大關，而今年則達到了95.34%，距離第一僅有1%的差距。
這樣的成績，無論從橫向對比，還是與往年進行縱向比對，都是很優秀的。家長不滿的地方在哪呢？
有網友表示，省重點裏的頭頭兒，比一本率沒有意義，要比的是尖子生數。所謂“尖子生數”，就是400分以上的人數。
細心的網友肯定已經發現，在這份官方名單中，排名前五的學校中，隻有南京一中沒有公布400分以上人數。
喜報中雖然提了，但隻是一句“400分以上人數創曆史新高”，並沒有說明具體數字。
微博上有自稱一中在校學生的網友表示，400分以上有20個人。但緊接著有人貼出統計表格，稱隻有10個人。
且不論誰真誰假，無論是10個還是20個，對比其他學校，都太少了。
要知道，當年南京一中的中考錄取線是631，高考一本率是95.34%，
而二十九中的錄取線為589，高考一本率卻達到了96.13%，400分以上分數段的學生更是有68人。
高分進校，低分出校。兩相對比如此之大，家長難免心理落差太大。
經過分析，他們認為這都是因為二十九中采用縣中模式，而南京一中則推行素質教育。
在殘酷的高考競爭中，一中學生的應試能力不足，才導致現在這樣的局麵。
這種心態，不正是教育領域劇場效應的現實折射？
02
劇場效應是由十八世紀法國著名哲學家盧梭提出的，指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考慮他人利益的行為，導致了群體悲劇的上演。
原本所有人都坐著看戲的劇場，因為一個人站起來看戲，而不得不演變成所有人都站起來看戲。
所有人比原來付出了更多的成本，得到了比原來更差的觀劇效果。
更悲劇的是，雖然大家都更累了，但不會有任何人選擇坐下來看戲。因為，誰選擇坐下來，誰就什麽也看不到了。
減負浪潮下，這種戲碼正在中國教育界頻頻上演。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曾發文評論：
“
在當下的教育領域，“劇場效應”一直存在——在劇場中，前排的人站起來看戲，沒有人叫他坐下來，
後排的人也跟著站起來看戲，結果所有人都站著看完戲。
在孩子學習上的主動加壓，就是這樣：你給孩子請家教我也請，你送孩子上培訓班我也送，
最終學生負擔隻能在“囚徒效應”中不斷加重。
要維持劇場秩序，就該有“執勤人員”。
治理教育劇場效應，就需要教育部門依法治教，嚴格落實減負政策，保護地方教育生態。
減輕孩子過重的學業負擔，給孩子發展個性、興趣的空間，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成長，這是減負的價值所在。
從這個角度上說，地方教育部門嚴格執行減負規定，也是依法治教，沒什麽不妥。
但當劇場上觀眾都站著的時候，說服人們坐下尤為困難。
在減負問題上，家長不患寡而患不均：隻有一地減負且執行很嚴，而其他地方繼續加碼，自家孩子就要吃虧。
“減負=製造學渣”論調，就來自“提高一分，幹掉千人”的學業競爭，誰真減負，誰就輸了。
因此，整個江蘇省的高考壓力不減，“一枝獨秀”很可能引來民意反彈，使得減負舉措半路而返。
從當前的教育生態看，個別地區縱容學校違規辦學，如超前教學、提前教學、利用節假日補課，會劣幣逐良幣，
帶動整個地區的違規辦學。因此，南京此番嚴格減負值得肯定，但要持續下去，需要的是省級層麵的一致行動，
對那些不嚴格依法治教的地方教育部門，要依法追究責任，當所有地區都嚴格規範辦學，
當所有人都不用被拽入應考“軍備競賽”，家長的“公平焦慮”才能更好地緩解。
從根本上說，“減負=製造學渣”的觀念背後，連著教育評價體係的偏差。
在“每分必爭”的升學競爭中，家長很難不關注孩子的分數，也很難關注分數之外的其他素質發展。
隻有改革教育評價體係，破除升學評價中的唯分數論，才能引導家長走出育兒誤區，這也是我國當前給學生減負的關鍵所在。”
那麽，劇場效應的悲劇就真的無解了嗎？
存不存在一種模式，可以消解雙方不可調的矛盾，讓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可以實現共存？
為此，我們采訪了全國名校長、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淩宗偉，他多年來對基礎教育進行了深度觀察，
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犀利的觀點對事件作出了解讀。
Q
校長會
A
淩宗偉
對於南京市此次發生的“名校家長舉牌讓校長下台”事件您如何看待？
這個問題需要從四個角度來分析：
第一，從家長角度來看，這件事情可以理解。在當前疫情生態下，家長原本就比以往焦慮，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高考中考出理想成績，一旦有些家長遇到考試結果與所期待的結果有差距時，就容易出現類似事件。
但考試有很多不可預知的因素，除了複習準備不充分外，還與試卷的難易程度有關，而難易程度的標準對於每個學生都不盡相同，沒考好的學生可能覺得試卷難，考得理想的學生可能因為試題內容與他的知識儲備正相當所以覺得試卷簡單。
第二，疫情生態下，每個學生的總體狀況是一致的，都經曆過幾個月的居家學習，沒有接受到學校更為係統強化的應試訓練。從這個角度來看，高考成績與學生學習的自主性有很大關係，有的學生在沒有教師督促的情況下仍能保持較強的自覺性，而有的學生因缺乏自律，在沒有高強度的訓練要求下因疏於約束而慢慢掉隊是不可避免的，等到了考場，發現試卷內容與自己複習準備的情況相差很遠時，這種焦慮情緒會愈發嚴重，從而影響高考的發揮。
所以在上半年，我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邀請給全國高三學生和家長做高考講座時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在今年高考特殊的生態下，高考結果與考生在考場上的心態有密切的關聯。
第三，對學校來說，高考總體成績的好壞具有年份的差異。
比如，有的學校去年考得好，但今年成績卻不太理想，這一點也容易使家長感到失落。
當總體成績與他們的期待有差距時，就容易發生類似家長集體“抗議”的行為。
第四，也可能與所謂的“縣中模式”有關。
在此之前，南京部分學校引進了縣中的校長采取了“縣中模式”管理，高考時確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而那些堅持按照教育規律辦學，既關注高考又關注學生全麵發展的學校，可能因為缺少高強度的刷題訓練，考試總體成績與“縣中模式”管理下的學校有所差距，也在情理之中，當然這也說明學校在此方麵宣傳力度不夠。
其實，家長和學校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契約關係。當家長把孩子送進一所學校時，就等同於認可了這所學校的教學管理策略，既然認同，就應當按照學校的運作模式參與其中，在此期間有任何的疑問與不滿，都應當盡早溝通，而非等學生畢業後才“秋後算賬”。同樣的，學校也應當針對各種問題及早的向家長乃至社會進行通報，這也是緩和家校矛盾的重要方式。
從去年反對學生減負，到如今的反對素質教育，為何南京教育問題屢遭家長“抗議”？其根源在哪兒？
這個問題不隻體現在南京，而是全國性的。當下，整個社會焦慮的關鍵因素在於孩子的“出路”問題，在大部分人看來，高考是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即便要考公務員也需要有大學文憑。如果不參加高考直接就業，結果往往不太理想。
疫情之下，許多中小微企業都不得不麵臨倒閉、裁員甚至轉行的局麵，這更導致沒有文憑的學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此外，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手工業勞動都被機器所替代，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高等教育文憑，更難找到工作。這些都成為家長們由原來的期望素質教育轉向期望強化應試教育的現實性因素。
人是講求實際的，都希望能在短短的一生中過上衣食無憂、舒適美好的生活，而一份好工作是其最基本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這一點脫離高考很難做到。但反過來看，考上大學就一定能找到理想穩定的工作嗎？這需要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另一個原因要從家長身上看，我以前講過，父母這一代人普遍對自身狀況不太滿意，於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這是典型的期待與焦慮轉移的表現。所以，當家長看到有學校采取了“縣中模式”，或者通過補習、強化訓練等方式讓學生考上理想的大學時，就會誘發更大的情緒焦慮，再加上攀比心理的作用，尤其是喜歡跟最優秀的對象比，這也在潛移默化中加大了家長的焦慮情緒。
麵對部分家長一味追求高分的心態，學校該如何應對？
普通高中當下承擔的責任主要為兩方麵：一是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新生，另一個就是為社會輸送合格的勞動力。
但是，就家長們的認知而言，進入普通高中唯一的目的就是考大學。
所以，從契約精神上講，學校盡可能的幫助每個學生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學業水平，使更多學生升入大學，就是一種履約的表現。從我做多年校長的經驗來看，一所普通高中如果不能幫助學生提高學業水平，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失職。
而如何提高學生學業成績，這涉及到教學規律的問題。所以，學校穩妥的做法是定期與家長進行分享交流，包括學校的辦學追求、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應對措施等，充分聽取家長的意見，吸收積極合理的建議，並對違反教育規律的問題進行及時的解釋。
另一方麵，我認為學校應當充分發揮家長委員會的作用，在家長委員會中選取對學校管理教學以及下一代培養感興趣的家長們，讓他們參與到學校具體管理過程中，使他們能全方位的看到學校為提升學生學業水平、減輕學生負擔、全麵提高學生素養等方麵所做出的努力。然後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在家長圈中做出解釋，這樣，即使最後呈現的結果並不如意，也一定能得到家長更多的理解。
有觀點認為，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可以實現共存，您如何看待？如若兩者能共存，實現途徑有哪些？
我對素質教育的說法一直不太理解，對學生來說，應試難道不是一種基本的素質嗎？素質教育的素質究竟指什麽？
翻閱資料來看，素質是指後天養成的一種素養，在這裏有名詞和形容詞兩種解釋，名詞素養是指“具備識字的素養或識字狀態”，而形容詞的素養則指受過教育的或具備某種知識能力，比如計算機素養等。
既然如此，高中學校就有責任全麵提升學生的文化素養，這當中自然不排除應試，甚至可以說為學生升學服務的普通高中教育就有必要提升學生的應試素養。即便是職業中學，學生的技能也是要通過測評的，隻不過考試的形式不一樣而已。所以，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兩者並不矛盾。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普通高中教育除了升學還應有更多的目標與功能，一味地以高考成績來衡量一所學校的辦學質量是不專業的，但學生家長畢竟不是搞教育的，他們隻能從自己的立場來衡量一所學校、一位校長的好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表達訴求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學校需要做的是加強與家長的溝通，而當下學校在這方麵大部分是缺乏研究的，最常見的溝通無非是開家長會，通報下成績，很少有學校或教師會關注家長的需求，關注學生在家庭的表現，以及如何幫助家長改變固有觀念等。
另外，就社會尤其是部分家長而言，評價學校的標準也有待改進，需要慢慢消除唯升學率，唯高考結果的單一評價標準的頑疾。對具體的個體或者群體而言，他們習慣於從自己的需求考慮，可以理解，但卻不應該助長，然而要改變這狀況，還需要更為漫長的時間與不懈的努力。
結 尾
筆者注意到，與歇斯底裏的家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南京一中畢業的學子卻紛紛發文力挺母校。
有人在微博寫下自己從縣中考上南京一中的真實經曆，雖然她高考並沒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學府，但最終考上了該校的研究生。
她在文中稱自己“感謝一中的饋贈，越是長大，越能理解一中理念的可貴：培養人格健全、具有創新素質的現代公民”。
是的。教育，難道不應該留給真正接受這份教育的人去評價？無論出於什麽樣的理由，
家長都不應該以這種裹挾輿論的形式去壓迫學校。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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