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西漢學者劉向，讀到後世的《列女傳》，他受到的驚嚇可能跟最愛君看《午夜凶鈴》時差不多，以為自己在看恐怖小說，還是從沒見過的全新版本。
《新唐書·列女傳》記載，宰相房玄齡有一次病重，擔心自己命不久矣，對妻子盧氏說，老婆，你不要為我守寡，好好伺候未來的丈夫。盧氏一聽大哭，進入帳中，挖下一隻眼珠，鮮血淋漓地跑出來，向房玄齡表明自己絕對不會另嫁他人。
《宋史·列女傳》有這麽一個故事，開封女子朱氏，一個首都戶口的姑娘，嫁給了一個整天飲酒賭博的市井無賴。家中貧窮，朱氏隻能賣巾販履，獨自供養丈夫，可這哥們是個扶不起的阿鬥，最後犯了法被流放武昌。
朱氏的父母要讓女兒改嫁，朱氏寧死不從，在丈夫臨行前上吊而死，一時為人稱道。
《明史·列女傳》有一個汪烈婦，丈夫死後她想要殉夫，家人都防範她自殺，後來她聽說茉莉花有毒可以殺人（史書這麽寫的），就讓人每天送茉莉花到她房裏。等到一個月後的半夜，她飲下毒藥自盡，死時年僅23歲。
還有一個張氏，死了丈夫要自縊，被家人救下來，她又拿起斧頭砍自己左臂，還是被家人救下。冬天到了，天寒地凍，張氏見家人開始鬆懈，跑去河裏，撞開冰層，投水而死。
有學者認為，這類正史中的所謂《列女傳》都是“以節烈為標準，從貞烈著眼，從守節載筆，著錄的貞節烈婦，其名為列女傳，實為烈女傳”。
西漢的劉向，當然不可能知道後世這些《列女傳》取材這麽暴力，這麽扭曲人性。
若是劉向知道了，也許還要破口大罵（此處省略100句髒話），然後說一句，你們這玩意兒，也叫《列女傳》？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古代史書中的女性，受到封建禮教和貞節觀念的束縛，地位低下，絕大部分女子在曆史敘事中毫無存在感。
不僅是在東方，西方也是如此，有人就以“History”（曆史）一詞調侃道，曆史是“男人的故事”（His story）。不過，這句話明顯帶有諷刺的意味，在西方，“曆史”一詞源自古希臘語，亦是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的同名著作——“Historia”，原義為“調查、探究”，這個鍋男人不背。
說回咱大中華。事實上，中國古代女子因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而被正史忽視，也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起初並非如此。
受先秦遺風影響，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中，收錄了不少傑出女性的事跡，她們並沒有受到儒家綱常倫理的約束。
漢高祖劉邦的妻子呂後，輔佐丈夫定天下，以太後的身份執掌朝政。司馬遷在《史記》中不忘稱讚她是一位優秀的女政治家，並單獨成一卷“本紀”，其中寫道：“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中寫了漢文帝時期，民間少女淳於緹縈上書救父，請求廢除肉刑，之前他老爸還後悔自己家裏沒有男孩；寫了蜀中巨富的千金卓文君剛守寡不久，被大才子司馬相如所奏琴曲打動，不顧世俗眼光與他私奔；寫了漢武帝的母親王娡，先嫁給普通農戶金王孫，生有一女，之後才進宮，被太子劉啟（漢景帝）看上。
司馬遷在記載這些女性的生平時，從來不以貞節為重，甚至毫不避諱皇室秘聞，哪怕是太後改嫁之事也照寫不誤。
到了西漢末年，有一位學者為女子立傳，寫出了我國史籍中最早專門記述婦女事跡的著作，那便是——劉向的《列女傳》。
劉向雖是一位儒家經學家，但他寫《列女傳》的目的是弘揚正能量，更多是教化意義，而不是為了壓迫女性，這與當時趙飛燕姐妹得漢成帝寵愛有關。
趙飛燕與唐代的楊貴妃齊名，與其並稱為“環肥燕瘦”，但這位絕代豔後名聲極差，得寵後徹底放飛自我，禍亂後宮。劉向看不下去了，特意寫這本書來教育她，介紹一下曆史上有哪些傑出女性。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此評價道：“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也，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
隋唐以後的史學家愣是把《列女傳》寫成了《烈女傳》，將貞節作為第一標準，這是有違劉向初衷的。
西漢劉向《列女傳》分成七篇：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共記敘了一百餘名婦女。
這七類女子各有千秋，她們或是德才兼備的才女，或是傾國傾城的美女，或是普普通通的勞動婦女，甚至可能是“淫妒熒惑、背節棄義”的蛇蠍女子。
但無論美醜、好壞，隻要她們在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跡，就應該被後世史書收錄。盡管劉向受儒家思想桎梏，也不反對貞順、節義之類的封建禮教，可在他看來，母儀、賢明、仁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標準，他要寫的是“列女”，而非“烈女”。
這部《列女傳》1.0版本中，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
“母儀”篇中的孟母，獨自撫養兒子孟軻（即孟子）長大。
小孟軻調皮搗蛋，隨母親住在別人家的墳墓附近時，就和小夥伴們學著扮演喪葬過程，可讓他媽愁壞了。孟母為了教育孩子，帶他搬到市場附近居住，小孟軻又學著商人做買賣，染上了市儈之氣。最後，孟母隻好把家搬到了書院旁邊，這下孟軻終於靜下心來，跟著書生們學習經書禮儀。
這就是“孟母三遷”的典故，人們從中讀出的是孟母的賢德，也沒見人拿孟母的貞節編故事。
另外，在“賢明”篇中，周宣王的妻子薑後聽說宣王因貪戀她的美色誤了上朝，於是向天子請罪，激勵周宣王勤於政事，成就中興之名。
“辯通”篇中，齊國即墨的孤逐女相貌醜陋，之所以叫“孤逐女”，是因貌醜被“三逐於鄉，五逐於裏”，沒人肯收留。生活中處處碰壁的她事業心卻很重，敢上書齊襄王，告誡他該如何選擇宰相，得到召見後與齊王一連談了幾日國事。齊王不是外貌協會，發現她是個人才，順便給她安排相親。
劉向的《列女傳》包羅萬象，正應了《紅樓夢》中那句“女人是水做的”，他筆下的女子似水般柔情多變，充滿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後來的《列女傳》通篇都是一個“死”字。
在劉向《列女傳》之後，南朝宋的範曄在編《後漢書》時首次將皇室之外的女性單篇設傳。自此開始，二十四史加上一部《清史稿》，正史中設《列女傳》的共有十三史。
《後漢書·列女傳》還沒有變味兒，範曄依舊堅持劉向的多元化標準，隻要是有故事的女同學，都有機會入選。
範曄對女子的貞節也不在意，他說：“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懷著一種對美的追求，而不是變態地強調貞操，所選錄的女子大多才華橫溢、德行出眾。
蔡文姬一生三嫁，如果以隋唐以後《列女傳》盲目推崇貞節的標準來看，是不可能入選的，範曄卻看中她“博學有才辨，又妙於音律”的才華。
這位才女的人生十分不幸。蔡文姬早年有一段婚姻，嫁給了河東世家出身的衛仲道，後來因丈夫早逝，不得已回家守寡。東漢末年，蔡文姬的父親大儒蔡邕被卷入了董卓之亂，下獄處死，隨著天下大亂，她又在戰火之中被匈奴左賢王擄走。
在匈奴部落時期，蔡文姬為匈奴人生下了兩個孩子，十二年間孤苦無依，唯有塞外胡笳相伴。直到曹操統一北方後，想起與蔡邕當年的交情，才派人到匈奴那兒把蔡文姬贖回來，並安排她改嫁給董祀。
範曄是蔡文姬的小迷弟，在講述一代才女的悲情人生後，連連打call：“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堪稱追星正確姿勢。
到隋唐時期，史學家卻對蔡文姬展開了批判，《列女傳》也開始了向“烈女傳”的第一次轉變。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是一個大咖，熟悉史學史的朋友一定聽說過他的著作《史通》。
但劉知幾是個直男癌，特別瞧不起《後漢書》中的《列女傳》，他說：“蔚宗（範曄字）漢書，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在劉知幾眼中，蔡文姬這樣的三嫁之婦不守婦道，不應該列入正史。相反，另一位東漢女詩人徐淑，就算才華不及蔡琰，也應該排在她前頭，至少人家堅守貞節。
徐淑也有詩文傳世，但劉知幾點讚的，主要是徐淑在丈夫去世，家人逼她改嫁之時，“毀形不嫁，哀慟傷生”，用毀容與悲痛捍衛了貞節。
在劉知幾這類衛道士看來，“列女傳”應該是“烈女傳”，要用來表彰這些遵守三綱五常的貞婦烈女。
可怕的是，這種思想，漸漸成為了唐代官修史書的主流。
在唐朝編纂的《晉書》、《隋書》中，《列女傳》貞節孝義的人數明顯增加，遠超其他類型的女性，其所占比重過半，殺身殉夫的慘烈程度，也是劉向、範曄的《列女傳》中未曾有過的。
《晉書》有這麽一個故事。前涼的張天錫有兩個美貌小妾，張天錫對她們寵愛有加。後來張天錫得了重病，問了她們一句：“何以報我？”
兩個小妾平時受寵，都願意自殺殉夫，承諾：“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誌。”之後自刎而死。她們自殺後，張天錫的病卻好了，隻好用婦人之禮節將她們安葬。
《晉書》記錄為了守身而自殺、自殘的人物明顯增多，又再三強調貞節，但也沒有忘記那些有才華的女子。辛憲英、謝道韞等千古聞名的才女，在《晉書》中仍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隋書·列女傳》中，貞節和孝義成了不可或缺的標準，才學類的女子漸漸淡出視野，甚至隻字不提。編纂者不僅要強調男尊女卑，還要灌輸“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加強對女性的精神控製。
因此，後世史學家說：“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
從此，正史寫《列女傳》，怎麽慘怎麽來，就突出一個“烈”字。
唐律還將禮教中的“既嫁從夫”變為強製規定：如果丈夫瞞著妻子逃亡，不加處罰，而且不到一定年限（一般為三年），妻子不能離婚改嫁。相反，妻子要嚴格遵守綱常禮教，如果背叛丈夫，除加以處罰外，令聽其夫安排，任人休棄，完全淪為男子的附庸。
要知道，唐朝可是誕生了武則天的時代，但這顯然不是宋朝史官要劃的重點。
新舊《唐書》，分別編纂於五代與北宋，其《列女傳》繼承了前代壓抑女性的思想。
《舊唐書》比較厚道，隻說亂世中世道變壞了，撰寫《列女傳》是為了扭轉不正之風：“末代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壺。”
《新唐書》的編纂者歐陽修、宋祁卻上升到了鞏固綱常倫理的層麵，聲稱要恢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正確秩序。他們在序言中道出，列女入選的標準除了貞節，就是孝、義、慈。書中女子守護貞節的“烈性”進一步上升，令人發指。
《唐書》列女除了前文提及的房玄齡妻“剔一目”的故事，還有鄭廉妻李氏。
李氏嫁給鄭廉為妻不到一年就守寡，從此常年穿布衣、吃素食，卻經常夢到有男子向她求婚。李氏以為是自己容貌未衰，太靚女了，於是整日以穢物汙麵，不再梳洗打扮，據說從此再也沒有夢見其他男人。
瀛洲女子李妙法，在安史之亂中與父母分離，後來聽聞父親去世，欲回家吊唁。她當時已嫁人，還有一個兒子，因此受到阻攔，於是割下一個乳房表明決心。回家鄉後，李妙法父親已經入土，她又以刀刺心，表示一定要見父親遺容，宗族人隻好打開墳墓，開棺後，她用自己的舌頭和頭發清理父親屍體表麵的塵土。
這位孝女最終在父母墳前搭建小屋，種植鬆柏，守護終老。
道學的興盛，為這一時期《列女傳》的貞烈標準提供了思想支撐，封建衛道士們以“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理論對民眾進行洗腦。
到了元代，《宋史》編纂者也以遵守三綱五常的女性為標準，《列女傳》中以死守貞的人物不勝枚舉，不僅朝廷對她們進行嘉獎，建祠堂、寫碑文、立牌坊，普通民眾也自發地對貞節婦女的反人類行為表示崇拜。
在此背景之下，無論是文學才華，還是人生際遇都與蔡文姬相似的李清照未能入選《列女傳》，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李清照晚景淒涼，經曆過國家動蕩、漂泊異鄉之後，她身邊幾乎沒有親人。當她看到一個孫姓朋友家有個聰明伶俐的10歲女兒，就對女孩說：“我老了，願將平生所學相授。”
小女孩卻脫口而出：“才藻非女子事也。”一句話，童言無忌，卻怎一個“愁”字了得。
李清照滿腹才華，擁有自由的精神與獨立的人格，但這樣的她，在那個時代卻顯得格格不入，最正常的她，反而成了異類。
之後，李清照還被“黑”了幾百年。衛道士正是從貞節一事對她進行批判，天天拿人家那段撲朔迷離的再婚風波說事。
從列女入傳的標準來看，“自殺殉夫”、“誓死不二嫁”、“守節盡孝道”等幾類貞烈婦女是《明史》的最愛，其他類型的婦女在《明史》中已幾乎絕跡。
明清的貞節觀念已然“登峰造極”，認為“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女性一旦在貞節方麵出了問題，就將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備受這一歧視性道德準則的摧殘。
《明史·列女傳》共收錄列女260餘人，其中烈女的人數，超過了前代《列女傳》的總和，結局稱得上美滿的女子，用手指頭就能數得過來。
這可一點兒都不冤，並非清朝有意黑明朝。據曆史學家董家遵統計，明代被官方登記在冊的守節人數達到27141人，是先秦到元代總和的45倍，明代女子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
《明史·列女傳》中，列女為了守貞保節，有些手段讓人不寒而栗，時人卻以此為榮。
陳襄妻倪氏，年紀輕輕守寡，家裏一貧如洗，她做女紅奉養婆婆。聽到別人要給她說媒，倪氏用煮沸的湯淋到自己臉上，直至左眼爆出，又用煤灰塗在臉上，嚇得媒人撒腿就跑。倪氏照顧丈夫一家長達二十年，等到婆婆七十多歲去世時，她哀慟不已，絕食而死。
另一個烈女，何璿妻李氏，也是年輕貌美守寡。其父逼其改嫁，李氏用簪子刺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沒，複拔出，血濺如注”，腦補一下畫麵很恐怖的。等到大夫趕到時，她已經一命嗚呼。
《明史·列女傳》的另一個傾向是未婚守節少女的人數激增。
有一個“項貞女”，幼時許配給了吳江一戶姓周的人家，人未嫁，周郎卻掛了。項氏竟然一心殉夫，她等到家裏人熟睡，用素絲束發，再將衣物捆綁成結，之後懸梁自盡，並留下遺書：“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馭，今為周郎死矣。”
由於受到封建禮教戕害，項氏甘願為素未謀麵的周郎而死，也是為了所謂的“貞節”，這完全是一種病態的心理。
翻開史書，是魯迅先生說的，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是兩個字——“吃人”。烈女視死如歸，在如今看來，隻能讓人同情。
《清史稿》中記載了559名女性，有294人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其中不乏貞女、烈女。她們為夫守貞，實則是遭受社會暴力，這完全是時代的悲劇，有什麽好歌頌的？
“網紅”教授羅翔說：“如果自由不加以限製，一定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無邊界的自由會帶來不公平，同樣的，絕對的強權下注定存在不平等。
在中國古代史的敘述中，受到相似對待的，遠遠不止是受到封建禮教迫害的女性。
司馬遷寫《史記·貨殖列傳》，重視社會經濟，專門記載曆史上的豪商巨賈。“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句話振聾發聵。可到了後世，史書因為“士農工商”社會階層劃分的思想傾向，卻對商人愈發鄙視。
就這樣，明清封建帝製忽視了資本主義萌芽，錯過了大航海時代與工業革命。
《列女傳》本就應該記載曆史上的各類傳奇女子，讓她們同男性一樣躋身正史之列，而不是去鼓吹受迫害的貞潔烈女。隋唐以後，《列女傳》的內容卻不斷扭曲，直到貞節成為第一標準，列女都變成了同一張麵孔，這是封建禮教強加於史書的結果。
幸而，這些糟粕早已成為曆史的塵埃，禁錮人性的貞節牌坊也被打碎。現在更不應該有人用這些過時的觀念，去迫害一個自由平等的靈魂。
無論男女老幼，我們每個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將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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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義和：《貞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張濤：《被肯定的否定———從<清史稿·列女傳>中的婦女自殺現象看清代婦女境遇》，《清史研究》2001年03期
郭阿男：《論正史列女入傳標準的演變》，華東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
陳娟：《二十四史列女傳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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