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仁路3號，揭秘那些年的電影往事
－－作者：張守仁
煙台山下。從濱海廣場走到廣仁路步行街，有幢兩層高的小樓，我從兩扇斑駁滄桑的鐵門縫隙裏，看到裏麵一片狼藉。這裏是我融入芝罘這座城市的起點。“小樓昨夜又東風”，隻是不見昔日的輝煌。
這座小樓是廣仁路3號，前身是德國海員俱樂部。
1951年2月，萊陽專署電影隊（站）在萊陽城東關吳格莊村專署院裏誕生，1958年8月，它跟隨萊陽專署遷至煙台市（芝罘）的腳步，在四馬路2號落腳，後搬至朝陽街54號。1965年5月8日，在這座小樓裏定居，掛著“山東省煙台專署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的牌子。
我於1971年初在縣城參加電影工作，經常到小樓裏開會或取送影片，1978年10月更成為小樓裏的一員。
小樓是膠東半島的電影中心，就像蝴蝶效應，有時這裏的一個舉動，就會首先在芝罘，繼而在煙台地區18個縣市的觀眾中引起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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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回回夢回廣仁路，幾回回在小樓的院子裏徘徊，卻怎麽也走不出去。
小樓過道的東兩間屋是電影發行調度科，這裏像渤海灣，時常“風起浪湧”。
1965年5月，接上麵緊急通知，發行科連夜調配《奪印》、《箭杆河邊》等10部影片，配合萊陽、榮成等5縣的“四清”運動。
1966年至1967年，這裏不斷接到上麵查封“毒草”影片的電報，近百部影片片盒被貼上封條。但有時還得按照上麵的指令，將《燎原》、《清宮秘史》等17部“反動”影片，分批在新中國、大光明影院舉行“示眾”批判專場，片頭打出“內部觀看，專供批判”的字樣，觀眾潮水般湧來。
1966年底，小樓的職工載歌載舞迎來《毛主席和百萬文化大軍在一起》等紀錄片，30多部裹著紅布的拷貝被各地“請”到影院，芝罘3家影院晝夜連軸轉，買票的長龍還是伸向馬路。
在這之後的10年間，8部樣板戲影片以匯映周（月）或展映季等形式，在各地輪番上映。
1975年，發行科收到一封觀眾匿名來信，抱怨“國產片新聞簡報，朝鮮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飛機大炮，羅馬（尼亞）片摟摟抱抱”。小樓的領導肖經理把信丟進了火爐裏。
1977年，發行小屋又開始接到封存影片“解凍”的電報、電話，一批又一批的解禁片、內部片和香港特供片堆滿了片庫，各地發行員、經理和芝罘區幾十家廠礦俱樂部放映員，每日都把於調度員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起來。
還有讓於調度更上火的事兒：這天剛上班就接到肖經理的電話，命《簡·愛》影片停映。於辯白了幾句，肖丟下一句話：“簡單的愛也不行！這是領導說的話！”
《簡·愛》從芝罘下線後，於調度又接到即墨影院經理的電話，說：“青島上映《神秘的大佛》，我們縣為什麽不能？”最後還說：“還我‘大佛’！”不用說，這部影片在煙台地區被“封殺”了。
1979年春，中影公司在交際處賓館召開全國會議，總經理在講話中說：“山東的票房，濟南市第一吧？”肖經理舉手示意：“不是！”“青島？”肖站起來回答：“煙台！”這個時期，煙台地區的票房收入七八百萬元，上繳國家稅金近四百萬元。小樓的主人成為全國電影發行業的一麵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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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屋的東南角坐的是與我同宿舍的李哥，負責農村影片發行，人稱大先生。
這天，肖經理會前向全區農村發行科長大講李哥的故事：挨餓那年，他在東縣的飯店裏買了一盤包子，還未下口，一位叫“彪弟”的大姑娘盯著他流口水，他把一盤包子全給了她，姑娘邊吃邊哭著說：“大叔，你不……”肖經理還沒講完，李哥一步闖進來，全場哄堂大笑。
我從這亦哭亦笑的故事裏看到了李哥的熱心腸，他也從此成為我這位鄉下人立足芝罘城的第一個良師益友。
李哥參加工作時在農村電影隊趕馬車，深知農民渴求電影的心情，他一生用心為農民服務。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一人負責全區100多個農村電影隊的影片供應，到了七八十年代，還是他一個人，這時農村電影隊猛增到3000多個，其中村辦隊2600多個。
鄉間的夜晚，集鎮影院像一顆顆明珠閃爍在千裏膠東，而星羅棋布的村電影隊，又似天上的繁星跌落人間。李哥每月為這些農村電影院（隊）調度數百部影片節目和拷貝，從未有過差錯。
1976年春，他在奇山賓館主持召開農村電影工作座談會，有一個發行員說，他們縣有一個隊，臘月天飄著小清雪在街頭放映鋼琴伴奏的《紅燈記》，觀眾廖落，最後隻剩下一位老翁。李哥上前緊緊抓住那位發行員的手說：“我們要向這位農民兄弟致敬！會後領我去見見他！”發行員說：“他等著拿他家的桌子呢。”李哥的臉“刷”地一下紅了。
他從此不斷改進排片方法，每日放映雙片，最後放映的必是一部農民喜愛的影片。
李哥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績，省內外有一百多家地市公司的同行來小樓取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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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樓二樓西麵的6間屋是看片室，隻要院中的電鈴連響30秒鍾，各屋裏的人都會到這裏“業務看片”，有時是宣傳場，請新聞單位看片。
對風傳很久的新片，就會請行署大院裏的分管領導“審片”，有時領導會當場指示宣傳、組織等部門聯合下發通知，組織單位觀看。偶爾因影片有“副作用”，領導也會說“不要宣傳”、“控製放映”，這時公司經理的臉就成了“老陰天”。
1979年春節前，公司周六晚上組織職工家屬看片專場，每人發了8張票，看剛“解禁”、還未公映的《喬老爺上轎》和《秋翁遇仙記》。小樓沸騰了！
我送給公司王書記兩張票，他已答應把我愛人從縣城工廠調到芝罘區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不錯，不錯，我這煙台街上的坐地戶，要票的人太多啦！”
這天上午，我把自己關在樓上的宿舍裏，琢磨剩下的6張票的分配方案：廣仁路東端地區圖書館老叢，把館藏的全本《金瓶梅》借給我，他是我到煙台街的第一位知己啊，給他一張！
海沿八中的張老師是我的老鄉，我剛進城時經常碰壁，是他給我講小城的人情世故，再給他一張！
同住一條街的話劇團李老弟，他答應把我學寫的電影劇本送給他在長影廠的大姐，知遇之恩，送一張給他。
還有，我二媽正在煙台山醫院住院，不能忘了主治大夫。對啦，大門朝向煙台山的建築公司食堂，是我們的吃飯點，這裏的徐師傅，花1毛5買一個中菜，給他兩毛錢，他能找回8分錢，得給他一張。
最後一張票，送給十字街菜店的馬大姐吧，我愛人坐月子時，人家給了一張豬蹄票……
下午快下班時，小樓召開緊急會議：省裏在毓璜頂賓館有個會，與會人員今晚要在看片室裏看電影，公司領導要求職工把8張票全部收回來。
這天夜裏，小樓門前停滿了大車小車，三五成群的觀眾在大門口轉悠，扒門縫的，趴窗戶的，久久不肯散去。有位醉漢罵罵咧咧的，還朝著大鐵門猛踹了幾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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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專區電影公司剛搬進小樓有18男2女，人稱“十八羅漢”，大都是城市影院和農村電影的開拓者，在膠東電影從無到有、從普及到繁榮的曆程中，他們始終走在全省地市的前列。
小樓的最大特色是領導與職工無隔閡，書記可以戲說經理與職工的“八卦新聞”，職工也可以傳播領導的“花邊新聞”。
大先生說小樓有“五多”：趙哥的妹多，錢哥的姑多，孫哥的客多，李姐的哥多，還有小樓裏的笑聲多。
小樓啊，一個歡樂的大家庭！
小樓二樓北麵有兩間屋是書記、經理的辦公室。
王書記原是隱姓埋名的我黨地下工作者（他的子女姓趙），1965年底從小樓斜對麵的話劇團調來。
有人說他是“外行領導內行”，一度被“打倒在地”。他苦鑽苦學，重用人才，帶領職工譜寫小樓的新篇章。他組建的煙台幻燈隊在全國一枝獨秀，應邀到大江南北的12個省市示範演（映）出，先後有15個幻燈藝術節目在央視播放。他帶隊3次晉京為中央領導和全國性的會議演出30多場。
1978年1月14日晚，他們在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為餘秋裏副總理和30多位部委領導演出，餘秋裏把話筒掛在脖子上，對王書記說：“自己放，自己唱，自己動手，來得快，這種宣傳形式好！”
電影公司後來搬到迎春裏1號，現居青年路原電視台大院，門口掛著“山東省煙台市電影公司”的牌子。
1988年4月30日傍晚，王書記在渤海灣撒網捕魚，一陣狂風驟雨，老人倒在沙灘上，成群的海鷗在他的上空盤旋……肖經理和大先生過了80歲，前後腳駕鶴西去。那位於調度剛過50歲，就揮手與小樓永別。
小樓當年的好漢啊，還有四五位健在，我有時會陪著他們，或拄著拐杖，或坐著輪椅來到廣仁路，久久凝視著小樓，默默無語兩行淚……
轉自《煙台街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