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加拿大就職的中文報紙發表了一條名為《政府投資20億建XX項目，XX地房價應聲而漲》的報道後，一位IT工程師於先生打進熱線電話，異常氣憤，給我足足上了20分鍾的課：“又有一批中國人要被割韭菜，你們中文媒體又在被人家當刀子使喚！”
這樣熱心的讀者，以前在中國不太有，而加拿大常有。後來，愛說敢說的於工就變成了我的采訪對象之一，每逢有區域房價的稿子要發表，我都會聽聽他的意見。
一天，於工跟我講述了他在加拿大投資房子被套的經曆——前幾年，他賣掉北京的房子，趕著在大溫哥華一處房產“價值窪地”升值前夜，連買兩棟大地（大麵積）house。可如今月供小1萬加元，房租卻隻能收到3400，缺口隻能靠打工往裏填。因為這筆投資，他從有產者變成了大負翁。
以下，就是於工的自述。
1
我是在2015年從溫哥華趕回北京賣房子的。
我在北京的房子買得早，當時幾乎有將近7倍的增值。我微信裏的大學同學群、鄰居群、中學發小群，每個都活像是房地產專業人士業務探討群，每天一睜眼，群裏總有幾百條在討論房子——房價漲得大家幸福而惶恐：“怕這就是頂了，房價要崩盤。”
地產網站上2015年北京房價的走勢圖。（網絡圖）
雖然中國房產一直很熱，可加拿大的也不涼。我移民早，在“碼農”哥們裏算是最窮的。加拿大的工資不會像國內這樣坐著火箭翻番，我們辦公室的娛樂項目就是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湊5加元買彩票，全體同事做幾天發財的美夢。
想在加拿大發財，除了中彩票，也隻有靠“買房翻新”的路子了。房產經紀Tomas是我以前的鄰居，比我移民更早，也醒事更早，已經給自己置了兩個房子收租。他常給我傳授“發財經”說：“買大地舊房，Flipping（翻新）！”
Tomas說的Flipping，也是很多華人的生財之道——低價抄底一處大麵積、幾十年房齡的house，住滿一年後（這是加拿大翻建房屋要獲利免稅的最低期限），向政府申請翻建，重新將房子內外裝修一新後倒手出售，賣房收益遠超裝修成本。
曾有一個華人房產中介在網上介紹經驗，說自己指導一對巴基斯坦移民夫婦做“舊屋翻新”：第一單練手，58萬入手一套低端raised-bungalow（加高平房，能讓地下室露出地麵采光），花50天裝修，到後來出手，淨賺4萬；再做第二單，62萬進、82萬出；然後是第三單……
讓我和老婆下決心去炒房的，還是當時加拿大媒體爆炒的一個“官員腐敗”的新聞：
溫哥華一個大官，退休後被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溫哥華市長，國內某曲姓歌星的前男友）返聘做了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委員，然後他做房產經紀的兒子就在一條老街上花了280萬加元買了個老舊的duplex（雙拚屋，聯排別墅的一種），父子兩個一家住左邊，一家住右邊。
一年後，這條街被市政府宣布改變規劃，以前“雙拚”的地，現在可以修公寓了。於是官員的兒子迅速推翻老房，改建成了6房公寓，評估價960萬——父子兩家淨賺將近600萬加元。官員的兒子將自己的那一半公寓脫手就搬出去了，實現了財務自由，官員還住在裏麵。
媒體將此事爆出，輿論一片嘩然，都懷疑是當爹的提前給兒子透露了政府內部的規劃消息，但最後查無實據，大眾也隻能嚷嚷一陣作罷。
但那次改變規劃，似乎將一潭死水的溫哥華房價攪動了。華人圈口口相傳，說政府要推出個建橋的大工程：“大溫”邊緣有個T社區，靠海，風景絕美，唯一的缺點就是交通——從那裏往來溫哥華市中心隻能靠一條老舊的隧道，交通在高峰時段擁堵無比，上班族都沒法住，於是那裏就成了“西人”的老齡社區和價值窪地，房價比“大溫”其他衛星城足足便宜了40%。萬尺大屋（相當於1.5畝），老房子的話隻賣60萬加元（折合人民幣300萬左右），而過了那條隧道，150萬以下都很難買到獨立屋——大家都說，這橋一建好，貫通南北，交通一鬆綁，就算T區的房價隻是追平其他衛星城, 買房子獲利也不得了。
就是這個老舊的喬治·馬西隧道要改造。（作者供圖）
我和老婆不敢完全相信傳言，一直在加拿大的媒體上找信息核實，從Vancouver Sun看到CBC News，從1130 News查證到Global News，當年考雅思都沒有這麽認真——我們看到大橋35億加元造價的預算案過了，看到政府撥款6千萬加元（折合3.5億人民幣）的勘探開始了，翻報紙的時候，我們心情激動得就像在數錢。
加拿大卑詩省政府當時發布的10車道大橋設計圖（作者供圖）
2014年底的一天，Tomas給我打電話：“快點來看，再不下手就晚了，市政府把廣告牌都豎起來了！”
我們從隧道這頭開車去了隧道的另一頭，兩邊的城市真的都豎起了黃色的巨大廣告牌：“2018年動工，2022年完工，十車道大橋。”
要想富，先修路，原來加拿大老外也懂的！
鐵板釘釘了，我們眺望海那頭被隧道限製住的小鎮，感覺自己在見證曆史：它的房價就要像當年北京的五道口，坐在風口上飛上天——之前誰知道不是東城區也不是西城區，而是五環旁邊的這個地方漲得最凶？“關鍵看題材！”
我開車，Tomas拍照，照片被他用微信刷刷地發給幾個意向客戶。一會兒，他的手機就開始響個不停，聽著他和客戶說話，我也下了決心：北京的房子，賣！逃頂！——當時我在北京中海某園的房子，掛的價格是650萬人民幣，中介正帶人去看。
就在和國內買家、中介在微信上砍價來回這一兩個月，Tomas說他已經接到七八個華人顧客的委托：“給我看大地，舊房，就在T區買，要趕快。”
2
2015年6月，我回北京賣房，最後出手的價格是630萬人民幣，算是本小區售價最便宜的一套。買家貸款耽誤了時間。等收到錢再匯到我加拿大戶頭上，已經是8月。
在北京時找大學同學們喝酒，落差油然而生：我們都是某航畢業的，一比工資，差不多；但一比手下管多少人、一比期權，他們秒殺在北美的我。
“你們老板怎麽這麽摳門呢？就不配個股？”
“你還在‘java（編程）’呀，我現在隻負責找bug（錯誤）了。”
“第二輪融資愁得很，還是當年打工好，簡單，不操心。”
我不想和他們討論“今年你存了多少錢”這個話題——在北美能夠存啥錢？工資打到賬上，各種分期付款就劃走了一大半。到了第二年報稅的時候，手頭散漫的人甚至要借一兩萬塊錢去交稅。
而這些在北京的哥們呢，開口就是：
“今年也沒存到啥錢，老婆說就換個特斯拉得了。”
“我老婆說領了年終獎把二房好好裝修一下，租金太低了，不裝修不好意思漲。”
既然事業上毫無可比性，大家隻能談房子了。一個哥們認真聽我說了加拿大的房價之後，堅定表示要來找我，說準備給未來留學的女兒在溫哥華買房。其他的兄弟們也異口同聲：“既然北美房子這麽便宜，你就該囤地、囤房，債務才是最好的資產，我們當年就是沒有撒開膀子貸款！”
回到加拿大，T區的房價已經應聲而動，之前60萬加元隨便買，80萬可以買準豪宅，而現在大家搶著給加價的offer，都是5萬、10萬地往上加。Tomas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個賣家叫價89萬的大house，他用95萬自己先拿了——反正要漲，就不計較這點小錢了。
老婆抱怨我說，該多讓一點錢把北京房子早點賣掉，看上去我熬了倆月沒有跌價賣，但是溫哥華這邊的房價漲幅早就把北京那邊熬來的錢吃掉了。
2015年12月，我花110萬買下了在T區的第一個house，“萬尺大地”，很新很漂亮。這房子條件嚴苛：open house（開放參觀日），一個西人房產經紀對一群華人顧客表示：“這個房主賣了房子後要到溫哥華島上去養老，但是他那邊還需要一年才能交房，所以房款在completion date（交割日）要全部給完，但是possession date（交房日）得要一年以後。”先交錢後入住，這樣的苛刻條件放在平時肯定沒人同意，但我們是要囤地不是要住房，所以隻加了5萬，就拿下了房子。
我賣房的錢和老婆的聯名賬戶都在C銀行，這個house我付了將近40萬加元的首付，其餘向C行申請貸款。銀行的客戶經理辦貸款熟練得像個麥當勞的點餐員，看到我倆的收入，她笑容滿麵地把我們的資料輸入電腦，就告訴我“貸款批了”，基準利息不到2%——我們選的這種3年固定利息的是月供3200加元，和中國房貸利息比起來簡直是在撿錢。
我和老婆接下來的周末都花在參觀T區的open house上——不能指望Tomas，他幫一大堆人看房忙得飛起，我們要囤第二套房，看好了再通知他。
看房時，來來去去遇到的都是華人，房產經紀差不多都是西人——因為T區那些西人老頭老太太們要賣掉房子住公寓，不可能找個溝通困難的華人經紀來掛牌。這些西人經紀們可能掀起了學中文的熱潮，有幾次見到我們進門，就生硬的漢語來了句：“你豪！（你好）”。甚至有西人經紀問我：“為什麽最近這麽多中國顧客來看房？是有啥特殊的事情要發生嗎？你可以幫我介紹一個中國的助理嗎？我實在是很想和他們溝通，但是我中文不行啊！”
我心裏偷笑：你們真是遲鈍，政府要修橋，房價要上漲，這麽大的事，難道都反應不過來嗎？
2014年80萬加元可以在T區買“大地好房”，2015年80萬隻能買“大地舊房”，到了2016年，T區已經基本沒有100萬以下的房子了。
這一年，溫哥華的中文報紙三天兩頭寫“T區房價暗潮湧動”——其實早就不是什麽“暗湧”，房價已經瘋到把BC Assessment（卑詩省政府的房價評估報告，每年評估一次，以此為依據收取地稅）扔進了廢紙簍：2015年我們看房的時候，通常賣家的標價還是政府評估價，往上加五萬八萬就可以拿下；到了2016年，政府評估110萬的房子，賣家就掛到了130萬，評估130萬的房子，敢掛180萬。隨便一套房子，都是十幾個華人在看，爭著搶著把價格抬起來。
T區的西人老人們通常打理不動花園了，就會賣掉獨立屋去住公寓，所以放盤量不小。但後來從太平洋對麵飛到這裏、持旅遊簽證的看房的中國人更多，通常有華人房產經紀帶著他們，先到廣告牌轉一轉，拍照留念，然後就像中國國內北海的參觀團那樣，一口氣看上四五棟房子——雖然T區的房價在溫哥華本地華人看來已是瘋了，但是在中國人看來，比起北京上海的房價，“那就是渣渣”。
在北京和我喝酒的哥們也飛過來住在我家，讓我介紹了個經紀，加入買買買的行列——他閨女要讀UBC。那時我們兩個特別有“共識”：“要有曆史眼光，不要看現在買成多少錢，關鍵是它以後要賣多少錢，把杠杆放大——現金捏到手上就貶值一條路，隻有買成房子，才能享受城市的增值。過去在北京我們埋頭打工，連世紀城開盤都不敢去看，結果賺的工資不到房價漲幅一個零頭，這就是教訓啊！”
這個哥們在UBC看了3次房，就下offer買了個公寓。他遺憾地說：“可惜我不是這兒的人，沒時間買個house來翻造。你要把你的地利用好，到時候翻造缺錢，我們北京的哥幾個都可以來入個股。”
3
有了哥們“都來入個股”的精神支持，我覺得第二棟房應該買更大的“地”。
我賬上還有60萬加元賣房的錢。但是T區的房實在搶手，我敢加10萬，人家就有加得更高的，賣家和經紀開始還打個電話過來說一聲sorry，問問是否再加價，後來幹脆一聲不吭，直接賣了作數。
Tomas 2016上半年在T區成交了將近20套房子，後來幹脆搬到T區來住，這樣帶客戶看房更方便。有一天他告訴我：“來看這個‘大地豪宅’，才150萬。”
這是套評估價140萬的房子，房主是一對西人夫婦，不知什麽原因急賣，隻加價10萬，算是很心平了。我和老婆下班之後趕過去看房，老舊的隧道堵得一塌糊塗，5點鍾下班，7點鍾我們才趕到T區。
看房的時候，我和老婆滿眼都是小星星：這房子前院大，後院也大，足足15000尺。房主兩口子可能是完美主義者，全屋閃亮如新，用具異常高級，爐具、冰箱、嵌入式壁爐加起來恐怕都價值10萬加元，裝修豪華程度甩了我的第一棟房子幾十條街。怕它周末open house就被賣掉，我和老婆趕緊商量：一次到位，加20萬，趕緊拿下。
我讓Tomas幫我提offer，沒想到Tomas告訴我：不用加到這麽高，卑詩省政府為了抑製外國投資者在本地的房產投資，8月剛出台了個政策，凡是沒有加拿大身份的在本省買房，一律多給15%“外國買家稅”，不能貸款——聽說一個中國留學生姑娘，千挑萬選買了個50萬的聯排（別墅），交割日就在政策生效的第二天，生生多掏了8萬加元，好不鬱悶。
Tomas說，如果一個遊客要和你搶這套房子，150萬的房子首付是60萬，加上外國買家稅，他得首付90萬，而且首付還不能貸款平攤到每月，得一次性從包包裏拿出來，拿不出來，那就別想和本地人搶offer了。
大概是外國買家稅起了作用，2016年秋天，T區熱得冒煙的房價終於降溫了，看房人中不再有明顯像遊客的人了。在UBC買房的那個哥們聽說了這個政策十分高興，同時又後悔當時隻買了一套。我也心中暗爽：“看吧，加拿大是我們的！”
我一邊談著offer一邊繼續看房，幾輪往返之後那套豪宅基本談妥，160萬拿下，比我預想的低了整整10萬——誰說房價是壓不下來的？全看政府是不是夠手黑。
我又去申請貸款，沒想到第二棟房子的貸款開始鬧起了幺蛾子。C行的客戶經理妹妹翻來覆去地算了半天，麵有難色，先讓我提供了一堆材料。幾天後，她告訴我：“政府現在有個壓力測試，對不起啊，總行駁回，我們行不能貸給你。”
我說我賬上的錢，付首付是寬裕的，我和老婆的工資也夠高，為啥區區90萬的貸款就是申請不下來呢？經理妹妹說：“因為你們這是第三棟房子，你們夫妻名下有兩個貸款，已經把你們憑工資可以用的貸款額度用得隻剩30萬了，根據我們的貸款政策，你們是不能把兩個人總收入的1/5用來還貸的——房子會漲，也會跌，貸款隻能按照貸款人的還款能力來。”
我心裏暗罵：X，隻把1/5的工資拿來還貸，那北京的房子都沒人能買了！怪不得你們西人沒有像我北京的哥們一樣，動不動幾套房，投資策略都太保守了。一半的工資還貸又有什麽問題？我和老婆早就做好了打算：節衣縮食供房到2022年，等橋修好了路通了，房價暴漲，再賣房子，準備退休。
經理妹妹見我不甘心，建議我去找mortgage broker，就是活躍於各個銀行之間的貸款經紀。他們能夠比較各行的政策，C行不給我貸款，總有別的銀行會接單。
我和老婆找了四五個broker，他們思路靈活開闊，給我們出了大同小異的主意：
之前在T區買的第一棟房，雖然還沒有交房，但是可以讓房主承認給了我們租金——一個月3500加元就可以了，不用老頭真給，看上去能“增高”我們的收入即可；然後，再把現在要買的豪宅，預估個4000元/月的房租收入。這樣，我們的收入就陡然增高了將近10萬加元，貸款獲批的希望就大了。
另外，找父母朋友借錢，讓他們打到我賬上四五十萬，再簽個“贈款”的證明協議，讓錢在我們賬上放2個月，這樣銀行也會看到我們“資本雄厚”。
這些事我都照做了，但幾個broker依舊沒有什麽消息。賣家的經紀天天催我定completion date（交易日），說否則沒收定金。Tomas天天催我抓緊落實貸款。
終於，一個broker通知我說，有個我在加拿大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小銀行同意貸款給我，但利息要8%，每月本金利息一起還6800塊。另一個貸款broker直接通知我老婆，一個私人貸款公司可以給我們貸款，12%的利息。
我在加拿大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這麽高的利息——銀行存款利息2.5%，都敢宣傳是“高息存款”，而我們T區第一棟房子的貸款利息，也才2%。
時間緊迫，為了不讓賣家沒收我們10萬塊的定金，我和老婆忍痛接受了小銀行的貸款。我倆深夜不睡，仔細算賬：賬上留著20萬，應付2022年之前的開支應該夠了，就算政府施工再囉嗦，2022年大橋不能完工，那我們支撐到2025年也絕無問題。
那一刻，我無比感謝我和老婆的工作，做“碼農”雖然不富，每個月總歸是按時開薪，不窮的。
4
到了2016年底，兩棟房子終於交割完畢。北京的房子變成的首付，讓我和老婆在T區坐擁兩個房子，2.5萬尺的“大地（相當於4畝地）”。除了我們現在住著的“小排屋”的貸款，又新背上了150萬貸款。
但是我和老婆都覺得輕鬆，像完成了一樁大事——在北京的房產增值中，捏著鈔票的人都哭了，隻有捏著房產證的人才笑得出來。那套房子我們1999年買的時候才6千人民幣一平，賣成5萬一平，收益早就蓋過我們這些年的工資。
2017年對我們來說，是艱苦的一年。光是兩套投資房，每月就要還8400加元的貸款，但這遠遠不是全部：上半年春天，各種費用如雪片一樣飛來——市政費，每套房子快2000塊；地稅，小房子5000塊，大房子8000塊；房屋保險，一套3000塊，一套4000塊——平攤下來，為了這兩個投資屋，我們每月要多支出小1萬。
我和老婆的收入看上去還不錯，但是那是稅前工資，領到賬戶上，年薪10萬也不過是每月6500塊，根本不夠“填坑”。
不行，房子，必須要出租。
一直聽說加拿大租房水深，我找了個華人租房中介，將T區的兩套投資房掛牌出租。
租房中介先給我說了一通困難：“這裏到市區交通不便，所以上班族是不會來租的。隻有我們有資源有渠道，才能找到租客。”困難如此之大，所以租房中介得先收半個月房租當“簽約費”，每月幫我收租時，還要收5%的租金當“服務費”。
但好像也沒有他說的那麽困難——不到一個月，兩套房子就都順利出租了，一套找到了西人租客，一套租給了中國陪讀媽媽，隻是租金和當初給銀行畫的“抵按揭”的大餅相去甚遠：兩棟房子加起來房租隻能收到6000塊，直接扣除中介費，一年也就是5萬，不夠我們要支付的費用的一半。
房客住進去，所有的維修費用是房東出的，翻翻2017年中介給我們的賬單：3月，廚房的水管漏了，中介讓工人去看一眼，90塊，再來修一次，180塊；半年後又漏了，工人緊急出動，“加急費”700刀；割草的，80塊一次，一個月至少兩次——後來，我和老婆常常周末自己去割草。
不過，2017年房子漲幅真叫人激動。工作鬱悶的時候，我和老婆兩個就查BC assessment，越看越開心：兩套房子已經漲了40萬——靠打工，要猴年馬月才能存下來這些錢來？現在就是這兩套房子在吭哧吭哧地給我們打工啊。
Tomas也很開心，沒事兒就查assessment給每個客戶們報喜。他自己在這一輪也買了兩棟房子，據說他手上的客戶，買三套的有，買四套的有，親戚之間湊錢買一套“超大”的也有。
看來，像我們這樣隻買兩棟房子的，已經是保守又保守的了。
5
政府換屆，我根本沒有注意，平時“碼農”們忙得連去投票都沒有時間，也搞不清楚什麽是新民主黨、自由黨，換誰上去都無所謂。
但壞消息來了，這次上台的是個“窮人政府”，溫哥華本地西人同事聊天說，新政府班子專門劫富濟貧，承諾是要平抑製房價，把溫哥華的房價打下來。
政府很快給了我們顏色看看，2017年底，官方宣布：隧道變大橋的方案不成熟，不修了，要重新勘察。
看到這個消息我以為是在做夢，開車約上Tomas趕緊去再看隧道兩邊——廣告牌還好好的立在那兒呀，沒有撤。再說，這隧道如此老舊，勘察也做好了，承包商也找了，將近1個億加元已經扔到海裏去了，說不修就不修了嗎？
可加拿大政府就是如此兒戲，前任政府的決定，說推翻就推翻，看媒體的報道，推翻得還文縐縐的，借力打力：
《環保組織認為，修大橋會占用農田》
《素裏和蘭裏城市長反對修橋》
《新政府提出16種可能性，需重新論證》
我心裏暗罵：難道他們現在才發現占用農田嗎？老政府宣布要修橋的時候這些環保組織、這些市長都死掉了？再多的可能性，無非就是修橋、修隧道選一個，隧道已經老到快塌了，難道上一任政府的論證就不能用？
西人媒體一片罵聲，中文媒體也一片罵聲，可無冕之王再有言論自由也罵不倒政府。人家依法行政，依法否決了過去的議案，依法把過去的承包商都開掉，寧可賠違約金，也要慢條斯理地論證完畢才做。
我和老婆的發財夢差不多破滅了一大半，唯一的希望是這個已經老掉牙的隧道即將達到使用壽命——新政府不管怎麽論證，總得修吧？否則隧道塌掉了，難道讓十幾萬住在T區的人從海上飛過去？
我和老婆常去Tomas家參加聚會，聚會的主題就是痛罵新政府。根據我們陰謀論的思維，這就是資產階級政府搞腐敗——新政府看這35億加元的大餅都被老政府找來的承包商分完了，那怎麽可以？必須要推翻原來的方案，從勘探到規劃，到修建全部由“自己人”來幹一遍——至於承諾的2017年底動工，那是上一任政府承諾的，跟我們無關。
Tomas和我仰天長歎：還是中國好啊，中國政府說修路就修路，說修橋就修橋，隻要列入了計劃，總歸是要修的。誰知道加拿大搞民主是這樣的？隻要換人，政府說過的話，立過的牌坊就都不算了。
在被各種媒體及變成在野黨的老執政黨暴罵了一番後，新政府不緊不慢地表示：我們是很關心民生，我們願意先花4000萬來對老隧道進行修繕，一邊修補一邊等著更好的方案。
於是修橋這事，在2018年就涼了，那些要下水的鋼管子，就在宣布2022年橋建成的廣告牌下麵堆著，堆起了鐵鏽。
變成在野黨的老執政黨，在當年廣告牌的位置立了個牌子：“告訴新政府，要修橋！”（作者供圖）
2018年初，看BC assessment的評估，我們的房子還在漲。那已經是紙上富貴了。Tomas告訴我，評估是落後於市場的，像2018年看到的漲價，其實是2017年7月的市場情況。買家就像退潮，從T區退走了。Tomas還住在T區，是因為客戶天天催著他：“趕緊的，幫我把房子租出去啊！”
6
因為不可能再捏著房子等漲價，T區出租房的人變多了，房租也就開始跌了。
我們的陪讀媽媽租客還好，繼續租房子，但租豪宅的西人租客退租了。這個工程師租客告訴我們，他離婚了，也丟了工作，還寫了一封特別真摯的信給我們：“我很抱歉提前退租，但是生命就像巧克力盒子，你不知道下一個巧克力是什麽。”
人家都這樣文藝了，還能說啥？我和老婆沒收違約金，讓他走了。接著，這個豪宅就一直空著，中介說：“租得起的中國人老早自己買房了，租得起的西人太少，得慢慢找。”
我開始後悔沒有在C行不批我們貸款的時候就停手，要是沒有買下第二套房，我和老婆也不至於這麽被動——原來政府搞壓力測試，其實是保護我們這樣樂觀的投資者的。
可新政府的“損招”還沒有出完。2019年的11月，一個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轉給我一條新聞：《卑詩省這稅真奇葩，三種人住自己家，要交一大筆空置稅！》
我看了這條新聞，再去看西媒的新聞，研究了三四天，才算明白過來：省政府出台了一個法律征收一種稅，叫做speculation and vacancy tax，就是針對我們這樣的囤房人的。這個稅規定：沒加拿大身份的人，例如陪讀媽媽、留學生，哪怕隻有一套自住房，也要每年交2%的空置稅；有加拿大身份的人，政府允許你有一套房子不交稅，多餘的房子，如果一年不能出租6個月，那就按照估價的0.5%每年也交起稅來。
這個法律在一讀二讀的時候，都是鼓掌通過，連中文媒體都沒有提出異議——中國人不關心政策，也沒足夠的華人議員讀懂這個些彎彎扭扭的條文。一直到3個月後被批準生效了，才有稅務師猶猶豫豫地、不太有把握地提醒大家：“注意啦，hold住多套房子要交一大筆稅，沒有身份的隻有一套房子也要交稅！”
那個春節，華人們的話題幾乎都是“不敢相信有這麽不要臉的稅”。但政府是罵不倒的，因為本地西人一片歡騰。他們有房子的本來就少，何況是幾套房？新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不降反升。
我和老婆都有身份，那兩套投資房隻能交稅：160萬這套，雖然原價都賣不出去，但是政府評估價已經漲到190萬，0.5%，就是將近1萬塊；110萬這套，評估價格已經漲到150萬，7500塊。
我們又背上1.75萬/年的空置稅。我們隻能慶幸自己有身份，否則要交的就是6.8萬——但誰說得準，以後這空置稅會不會對我們也變成2%呢？
Tomas勸我不要賣房，因為是白費勁，反而攆走了房客，讓我供房變得更加艱難。他給我分析：“溫哥華的房產本來是全靠中國熱錢的，現在還有哪個中國遊客敢買房？買了就像養了個銷金獸，100萬的房子，先掏20萬的外國買家稅出來（外國買家稅已在2018年初漲到20%），然後每年要貼2萬塊空置稅進去！溫哥華房價就算再能漲，利潤空間也被稅收吃得幹幹淨淨了，熱錢是跟著利潤走的，沒有利潤，誰來接盤？現在隻能靠死撐。”
在UBC買房的那個哥們更倒黴——即便他女兒住在他買的房子裏麵，也屬於“空置”，不把房子租給別人，就每年交空置稅2萬塊。他不知和我通了多少電話，在谘詢了一圈稅務師後，加進了華人群，在裏麵找了個同樣悲催的中國家長，約定：你的兒子來住我的房，我申報一份房租，交租金的稅金；我的女兒去住你的房子，你也去交一份租金的稅。
雖然哥們這樣免去了2%的空置稅，但是“房租收入稅（房租的1/4）”同樣得交，一年又貢獻了幾千塊給政府。
我哥們說，2019年春天，大學城的中國業主們忙得不得了。他們打包把自己的“親房子”掛出去出租，再搬到人家的房子裏麵去住，交租金。“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這樣拉動GDP的，折騰有房子的人，收了稅再去補貼沒房的人”。
房屋空置稅出台後，溫哥華的房價降了，房租也降了。T區的出租房源大增，房租肉眼可見降了1/6。
2016年和我差不多同一時間買房的一個中國人，150萬入手的房，如今評估價掉到了113萬；另一家做生意虧了的中國人，則把180萬買入的house掛牌126萬在賣。才3年，賬麵就虧了1/3，而且就算這樣，都沒有買家。
Tomas無精打采地告訴我，如今在T區掛牌賣房子的人，都隻敢賣180天，賣不掉也趕緊撤掉牌子去出租——因為要是一年出租不滿6個月，就得交空置稅。而現在來看房的人，不是建築商，就是走路遛彎兒的鄰居。
我對本來不滿意的租房中介現在簡直快卑躬屈膝了——得求著他找租客。逢年過節，我還得記著給那個陪讀媽媽發個紅包，告訴她：“租金明年優惠一個月，後年也優惠一個月，歡迎你在娃娃畢業之前都一直住下去。”
我和老婆常常念叨，要是留著北京的房子，2020年最少都能賣到900多萬人民幣一套了。2015年，北京那邊一賣，5年虧300萬人民幣，而溫哥華這邊一買，兩棟吞金獸，每年吞進去10萬加元。
現在，我知道又有一些華人投資者，又有了“新題材”——“天車（輕軌）”，號稱要30分鍾從溫哥華市中心到素裏和蘭裏，貫通東西。
一堆媒體在寫，房價要漲要漲，又一群華人像我們當年一樣，激動地找中介，籌錢，根據報紙新聞公布的輕軌站點到處看房。
我在心裏默默同情：“就算‘天車’規劃得再漂亮，錢在哪兒呢？政府隻是畫個餅，錢還要大家自己湊。就算都湊齊了，每個城市的市長都有主意，還要換屆，說不定哪天就找個幺蛾子給你推翻。”
本文係網易文創人間工作室獨家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