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孤憤最難平——我所知道的李楊之爭
作者：陳方正
認識楊先生多年了，但說來奇怪，和他的事情沾上一點邊，卻是從李政道開始。
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從研究院出來不久，很幸運得了機會參加艾利齊（Erice）暑期工作營。
那是有意大利物理學教父之稱的齊切奇（Antonino Zichichi）在西西裏島山上一個小鎮所辦的講習班，它名家薈萃，
氣氛熱烈，更有山林清幽，風光如畫之勝，所以年輕學者趨之若鶩。
六十年代是黑洞物理學的大發展時期，記得初次聽到許多這方麵的驚人成果，就是在這班上。
但講習班的重心是李政道，他為人隨和，談笑不拘，記得講題是“弱作用的曆史”，核心就是宇稱不守恒的發現，
當時大家都屏息以待，凝神聆聽。
然而，一個多小時的報告結束後，我們卻很納悶，有點摸不著頭腦：這不就是在簡單重複大家熟知的事實嗎，要點到底何在？
更何況，講得好像也缺少了一塊－－怎麽從頭到尾好像連楊振寧的名字都沒有提到過呢？
這小小謎團一直要到十幾年後方才解開。
1979年底在廣州召開的粒子物理學大會是空前盛事，海內外所有中國和華裔的有關學者都來了，
台上名家各擅勝場，台下舊雨新知杯酒言歡，熱鬧非凡，隻有兩位主角楊、李分坐主席周培源兩旁，不相搭理，顯得頗為尷尬。
當時他們不和的消息流傳已久，大家心中有數，隻不過到此刻真相方才暴露於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而已。
後來一天晚上，海外回國學者忽然接到李的便條，邀請去“討論物理學問題”。
這自不可能拒絕，到會的有六七十人，李夫人親自在門口招呼來賓，使我們受寵若驚。
會中李先生作了簡單講話，呼籲在中國推動高能物理實驗，然後拿出敦促領導人建造對撞機的公開信請大家支持，
這自然也沒有什麽好說的，於是我們都簽了名。過兩天，楊先生也發公開信，說明他不讚成此事的理由。
大會結束後，我們被招待去北京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充分顯示當局對此會的重視。
李先生的願望沒有落空：四年後，北京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就正式動工了。
會議之後後不久，意想不到，楊先生主動提議到中文大學來訪問。
校方自是喜出望外，當時我剛從物理係轉到大學秘書處工作，接待事宜順理成章，就交由我負責。
此後與楊先生來往頻繁，開始相熟。到了1983年，他為慶祝六十生日隆重出版《楊振寧論文選集1945—1980》，
我也蒙題款相贈一冊，欣喜之餘，也不免有些意外和驚訝。
此書每篇文章都附有“題記”，追溯其來龍去脈，或談論相關人物，讀起來趣味盎然。
令人吃驚的是，李、楊1956年論宇稱守恒的那篇得獎文章的“題記”還附有注釋，在一個頗長的注釋中，
我終於發現了十三年前李先生在艾利齊那趟演講的秘密。
在題記正文中，楊先生根據記憶和筆記詳細追述了他們兩人作出那個大發現的經過，特別是他本人的主導作用。
在注釋中他解釋：除了至親以外，他本來對這一切都準備永遠保持緘默，
但在1979年（亦即上述廣州會議那年）他無意中見到1970年李在艾利齊那趟演講的文本，
從而意識到李是有意“歪曲”那段曆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覺得有必要把真相說出來。
在物理學界，這注釋不啻一枚重磅炸彈，李政道自不可能悶聲不響。
三年後，他以預印本（preprint）形式發表了一篇“對稱的破缺”
（“Broken Symmetry”，此文後來收入他在1986年出版的論文選集），複述了他們合作發現弱作用宇稱不守恒的經過，
那和在艾利齊的說法已經出現重點轉移，但和楊的說法仍然大相徑庭。
他承認自己的看法“完全是個人的，它是從我個人的回憶裏找出來的。……
這不是那種能讓大家共享的回憶錄範本”，卻又直率地說
“他（指楊振寧）對所發生事件的敘述和事實上（衍字，原文如此）很不相同”。
（原文是英文，譯文根據季承等在2003年4月編印的複印本《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資料集，264頁）。
這樣，在李楊中止合作（1962年）之後二十年，兩人的衝突終於從微妙到直接，從無聲到有聲，
從私下到公開，那樣地爆發出來。
這爆發部分釋放了過去二十年逐漸累積起來的壓力。在此後二十年間，衝突則轉以其它形式出現。
最明顯的是，台灣是否應該參加美國高能粒子對撞機（SSC）計劃的爭論。李政道力主參加，楊振寧強烈反對，各有理據，
也各自動員了不少力量，正方如李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副院長的兄長李崇道，反方如李遠哲、丁肇中、中時記者江才健等，
最後結果則是反方勝利。這事件可以視為廣州會議上中國對撞機建議的擴大版，但結果卻相反。
不過，以事後諸葛的眼光看，爭論的意義其實不大，因為至終美國自己也否定了計劃。
然後，在2002年，即李楊分手之後整四十年，江才健出版了《楊振寧傳》作為楊先生八十大壽的賀禮。
它沒有回避李楊之爭，而且，由於李先生拒絕接受訪問，對將近半個世紀之前那段曆史采取了楊的說法，
而且比1983年《選集》中的“題記注釋”更為全麵和詳細。這無可避免再次觸動了極為敏感的神經。
比諸1986年那篇語調客氣、略帶傷感，而姍姍來遲的文章，李這一趟的反應是猛烈、迅速、牽連廣泛得多。
在短短半年後即2003年4月3日，他接受北京《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的訪問，直斥
“楊振寧是想通過此書重寫曆史，通過對我進行誣蔑和貶低來索取根本不屬於他的榮譽”，
“這都是楊振寧和傳記作者共同謀劃的”，宣稱“事實是，宇稱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獨立地做出的，
與楊振寧無關”。（見前引季承等的《解謎》資料集，10－11頁）。
這篇訪談事實上是對兩人合作與分手曆史的一個整體回顧，它不僅談到弱作用的宇稱不守恒問題之發現，
更牽涉到他們的恩師吳大猷和費米，乃至楊先生的父親楊武之，
甚至對楊振寧最重要（而與李政道無關）的物理學貢獻即規範場理論，也作了令人驚訝的評論。
所以，無可諱言，八十年代中古騎士式的交鋒此時上升為全麵戰爭了。
這長篇訪問連同多篇相關文獻隨即由季承、柳懷祖、滕麗等人編成資料集，以複印本形式發行，
在2004年更分別由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在許多親友的勸阻下，楊先生沒有對這篇訪問和相關出版作響應。
但去年季承又出版了《諾貝爾獎中華風雲：李政道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其中有大量涉及楊振寧的情節和評論。
這樣，楊先生終於也無法再保持緘默，被迫同年三四月間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和北京《中華讀書報》“瞭望”版上同時發表了一篇文章《關於季承的〈李政道傳〉及〈宇稱不守恒發現之爭論解謎〉》，用大量文獻資料來駁斥和澄清那兩本書中的若幹說法。對一般人來說，這篇以臚列和分析細節為主的文章恐怕意義不大，但對未來的科學史家而言，則無疑會成為研究這個大爭論的重要根據之一。
楊李失和大致是從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那篇描述李楊合作的《紐約客》文章開始，
那已經是將近整半個世紀之前的事情，文章中風華正茂的那兩位年青才俊如今都已經久居殿堂，年登耄耋了。
可是，當年似乎極其細微的裂痕卻並沒有隨著歲月推移而彌合，反而一再由於各種原因而擴大、惡化，乃至發展成為全麵衝突。
這令許多人深感惋惜和大惑不解。
其實，這在科學史上並不獨特，牛頓和萊布尼茲對微積分學的發明權之爭就是頗為相似的例子。
它以發明權之爭為核心，但無可避免地牽涉了許多其它問題（例如萊布尼茲某篇文章的原創性），
也卷入了英國與歐陸兩大陣營的幾乎所有重要數理科學家，而其核心問題的是非曲直，直到二三百年之後亦即上世紀才有定論。
賀爾（A. Rupert Hall）在此問題上的專書以“爭戰的哲學家”（Philosophers at War）為標題，真是再恰當沒有了！
雖然李楊之爭在規模與複雜性上遠遠不能夠與那場大戰相比，其曠日持久卻不遑多讓，甚或過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牛頓與萊布尼茲兩人最初相識的時候是很友善，可謂惺惺相惜的；
1684年萊布尼茲發表微積分學的奠基性論文，牛頓也沒有任何被“搶先”的不愉快反應。
但此後十多年兩人之間雖然能夠保持相互尊重的態度，卻由於各種非常複雜原因，
包括學說上的分歧、出版上的競爭、門人間的衝突和煽動等等，而出現了微妙和不斷擴大的裂痕，
直至二十五年之後（1710年）它終於無可壓製地爆發為全麵“戰爭”。
重溫這段曆史，我們不能不感到，無論牛頓和萊布尼茲當初關係如何，個人品格、意願如何，
至終的猛烈衝突似乎都不可避免，那可能是兩個巨人相遇的必然後果。
李楊之爭是否亦可作如是觀呢？
我不敢說，我想他們兩位恐怕不見得會同意。
無論如何，宇稱不守恒是劃時代的大發現，李楊是兩位不世出的奇才，他們的爭執旁人絕難置喙，
也不可能以息事寧人的和稀泥方式解決，至終還是必須斷一個是非曲直。
但那很可能是事過情遷，一切都再無所謂的時候之事，恐怕不是我們所能夠見及的了。
對於他們兩位，這隻能夠說是曆史的無奈吧。
思念至此，我們不免會想起王國維那首《虞美人》的下半闋來：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
本文原載作者著《用廬憶舊》，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轉自《吾廬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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