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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美國對中美關係認知的演變

發表於 2020 年 05 月 21 日 由 siyu

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十分艱難的階段。兩個世界大國在這場全球大流行的公共衛生危機中沒有選擇緊密合作，而是選擇了兩敗俱傷的對抗。

今天這篇文章談談美國在過去40多年的對中美關係認知的演變。美國政界、商界和學界對中美關係的認識從1978年到現在可以說經曆了四個階段：地緣政治共識 （1978-1991）、“交往戰略” 共識（1991-2018）、 貿易戰共識 (2018-2019）和因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形成的體製衝突共識 (2020- )。

這裏有兩點需要指出和強調。第一，這裏所謂的“共識”指的是美國內部對中美關係相對統一的認識，而不是指中美之間達成的共識，更不是指中國內部對中美關係達成的共識。第二，所謂的“共識”絕不是鐵板一塊，很多時間在美國內部是有爭議的。比如“交往戰略”共識在小布什（2001-2009）和奧巴馬（2009-2017）時期已經麵臨相當大的挑戰和質疑。

地緣政治（Geopolitics）共識 （1978-1991）

從中國決定改革開放到蘇聯解體的這十幾年裏，中美關係經曆了穩步的發展。在這期間，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可以用三點來概括。第一點是美國選擇了接受中國經濟和政治製度的現狀。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聯合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布雙方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交。與此同時，美國同意結束與台灣政府的正式外交關係。中美的建交表明了美國正式放棄了對大陸的封鎖和孤立政策（50-60年代），選擇承認和接受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上有著一席之地。

第二點是美國認為在美蘇對抗的大環境下，中國具有平衡地緣政治的重要功能。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就是持有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布熱津斯基在卡特政府內積極推行“聯華製蘇”的觀點。1978年，他撰寫了一份名叫《美國亞洲政策的調整》的報告，強調必須通過“積極大膽地發展美中戰略性關係”，還擊蘇聯擴張。布熱津斯基這個觀點在蘇聯侵略阿富汗以後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指導方針。布熱津斯基還積極推動對華軍售，希望可以“技術扶華”對抗蘇聯。卡特政府展開了和中國的教育，科技領域的合作。

第三點是美國對“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有一定的期待。除了抗衡蘇聯，布熱津斯基積極推動通過對華軍售來“技術扶華”的另一個主要論點就是中國當時正在“告別文革”，對華的技術扶持可以鼓勵其繼續深化實踐改革開放的道路，使其在製度上逐漸貼近西方國家。這個觀點形成了下麵討論的“交往戰略共識。”

“交往戰略” 共識（1991-2016）

隨著蘇聯的解體，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雖然蘇聯的解體使得中國在美國眼中失去了平衡地緣政治的重要功能，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還是促使美國選擇深入與中國的合作交流。在1991年到2016這二十多年裏，雖然中美關係也多次出現過波折，但兩國關係總體上還是逐步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對於美國來說，支撐這二十多年對華方針的核心是：“交往戰略” （Engagement Strategy）。

我在2018年的一篇公眾號文章《黃亞生：“交往戰略”尚未成功，自由貿易仍需繼續》中介紹過“交往戰略”的含義。“交往戰略”認為美國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等經濟活動影響中國的經濟和體製改革，它和“遏製戰略”最本質區別就在於它認為美國不應當遏製中國的崛起，而應該幫助和積極參與到中國的崛起過程中。美國向中國開放市場、接受留學生、鼓勵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都是基於“交往戰略”這個思維模式。多年來，美國政治、知識和商業精英相信通過和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通過允許這些國家參與到更多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來，可以推動這些國家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推動市場開放。這個觀點被克林頓用來作為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論據，也被小布什用來作為支持持續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論據。

對於美國來說，“交往戰略”肯定有經濟的考慮。但這裏有些細節很重要。第一，美國是個多元的社會，雖然政界、商界和學界可以對某個問題達成共識，但是他們達成共識所依據的邏輯可以是不同的。商界考慮比較多的是經濟方麵的利益，但是政界和學界考慮比較多的是上麵提到的“交往戰略”對體製演化的影響和作用。

第二， 所謂的“商業利益”是有一個具體定義和理解的。在“交往戰略”共識形成的初期，人們對“商業利益”的普遍理解是由進入中國市場所帶來的利益，而不是通過效率提升—比如降低勞動力的成本—所帶來的利益。在經濟學裏，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由擴充帶來的增長（Extensive margin growth），一個是由經濟內部效率的提升帶來的增長（Intensive margin growth）。市場進入對應的是前者，而降低成本對應的是後者。

從經濟角度，多賺一塊錢（市場進入）和節省一塊錢（降低生產成本）可以說是等同的，但是從心理和政治角度，區別非常大。擴充帶來的增長的受益者可以是資本也可以是勞工，也可以雙方都收益，但是效率的提升主要的受益者是資方和高技能的勞工。美國和中國的經濟交往的獲利主要是從效率的提升中獲得的，這成為了日後美國內部質疑和中國經濟交往的一個原因。

貿易戰共識 (2018-2019)

美國國內對華態度一直不是隻有一種聲音的。“交往戰略”這個共識在美國內部的質疑一方麵是因為美國的獲利被認為不是雙贏的：資方獲利是建立在勞方失利的前提下。“交往戰略”的這二十幾年裏，從中國獲得的商業利益，主要是由經濟內部效率的提升帶來的，一個是通過低成本勞動力，還有一個是通過全球供應鏈的分工，但不是由市場進入帶來的銷售擴充。這種提升帶來的一個負麵影響就是加速了美國的貧富不均和鏽帶製造業的衰退。

對“交往戰略”的另一個質疑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內部並沒有發生交往戰略所預期的體製改革，而且有向相反方向發展的種種跡象。2014年我和幾位學者一道同奧巴馬進行過一次交談，他當時已經對“交往戰略”的幾個假設提出了各種的質疑。特朗普2016年上台後，美國政府已經基本上放棄了“交往戰略”，但是美國商界和學界整體放棄“交往戰略”是在2018年上半年，是因為中國國內的體製變化。

2014年黃亞生教授和幾位學者一道同奧巴馬進行過一次交談，奧巴馬當時已經對“交往戰略”的幾個假設提出了各種的質疑（圖片來源：黃亞生教授）

美國最先改變的是在貿易領域。美國開始轉而尋求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要求中國遵守其期望的貿易規則。這裏有一個前提：就是美國決策者不認為中國內生的法製可以幫助中國實現它加入WTO時做的承諾，而必須靠外部壓力。這是貿易戰共識的基本假設。我在《黃亞生：“交往戰略”尚未成功，自由貿易仍需繼續》中就談到，這後麵有深層的因素，包括代表美國鷹派崛起的特朗普，但更重要的推動因素是中國自己這幾年國內的經濟體製和政治的發展。美國放棄“交往戰略”絕對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崛起本身。“交往戰略”從來沒有排斥中國的經濟發展，它所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會不會影響經濟和體製的發展。“貿易戰的共識”的前提就是它否定經濟交往會帶來任何對中國經濟和體製的發展的影響。

如果把“交往戰略”比作是“先交貨後交錢”，那麽特朗普任下形成的貿易戰共識可以被形容為“先交錢後交貨”，要求中國先遵守貿易規則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然後再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

特朗普對華貿易的強硬做法在美國國內各界，以及兩黨內都是受到廣泛支持的。雖然美國內部對貿易戰的這個手段有分歧，但對其的目標、目的是有共識的。比如說，一貫親華的蘋果CEO庫克在貿易戰期間表示中美過往貿易確實存在需要調整的時候和地方。再比如，華爾街巨鱷黑石集團（Blackstone）創始人蘇世民（和中國官方、民間有長期交往）2019年接受電視節目采訪時表示“西方發達國家長期被中國的發展模式所傷害（不保護知識產權、市場很難讓外國自由進入等等）。”貿易戰期間，民主黨人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表示她並不擔心對華關稅，並稱這應該是貿易政策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國應該更有“攻擊性的”向中國施壓。我在之前參加一個加州學術會議的時候也發現，美國現在很多年輕的智庫學者，即使是民主黨人，也對華越來越強硬。

 

我們需要清楚認識到的一個事實是，雖然美國國內對特朗普移民政策、退出全球變暖、退出伊朗核協定等舉措有強烈分歧，但美國國內目前就對華強硬這一點有廣泛的共識，這一點即使是換了一個民主黨總統也不會快速扭轉。

體製衝突共識 (2020- )

新冠狀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使得美國對中美關係的認識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冠狀肺炎加強和修正了貿易戰共識，也可以說是貿易戰共識的加強版。美國國內兩黨政客目前都認為中國的製度有嚴重的負麵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外部性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負麵外部性指的是“行為主體的活動對他人和社會產生了負麵的影響。”這個認識動搖了“交往戰略”和“貿易戰”這兩種共識。“交往戰略”主要關心的是體製對中國內部發展的影響，而不是它的外部性。貿易戰關心的是美國自己能否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如果中國的體製本身不阻礙美國商業利益，它的運行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體製衝突共識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中國的體製本身構成了一個對美國政治、社會和經濟威脅。一個後果是中美關係不再處於美國政治、商業和學術精英的完全掌控之中了，美國各界和老百姓都開始影響中美關係。一個例子就是針對中國的民事訴訟。4月21日，美國密蘇裏州司法部長向聯邦法院提交針對中國的民事訴訟，指責中國在疫情上“掩蓋事實”，需要為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衛生、經濟影響負責。

除此以外，目前國會共和黨議員在推動議案，讓美國民眾可以在聯邦法院起訴中國政府。推動這一議案的共和黨議員們表示指責中國早期掩蓋真相，導致美國人生活被毀，並希望可以成為1976年通過的“外國主權豁免法案”下的一個特例，讓美國民眾可以在美國法院起訴中國政府。根據美國哈裏斯民調（Harris Poll）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過半數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應該就新冠全球大流行進行賠償。在法律訴訟外，特朗普政府和國會共和黨人還在推動向中國索賠。共和黨參議員格林漢姆4月中旬要求美國可以拒絕向中國償還美元國債作為補償，並征收“大流行傳染病關稅”。這個索賠和前麵提到的法律訴訟是分別的，索賠是聯邦政府的行為。

雖然訴訟和索賠可能不具有法律依據和現實可操作性，但其背後映射的美國政界的態度變化可能是未來十年中國外交麵臨的一個巨大的問題，有一個可能的影響就是和中國政府密切的企業在國外的資產安全會承受風險。目前特朗普還在要求美國情報部門調查中國和世衛組織（WHO），希望了解兩者在早期有沒有掩蓋信息。

 

 

結語

從短期來看，在體製衝突共識的大背景下，目前特朗普政府有三種可能的對華措施：1）尋求取消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2）取消中國“外國主權赦免”，可以讓美國起訴中國政府，但是該選擇會有很大合法性麻煩；3）增加新一輪關稅。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種，特朗普本人也更傾向於第三種。在前段時間接受采訪的時候，他在被問到是否尋求取消美國國債時表示，“我有其他選擇，甚至可以得到更多錢，我隻需要施加關稅就可以了。”不管特朗普政府做出哪種選擇，有一個事實是確定了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要鼓勵企業把製造業供應鏈撤出中國。美國副國務卿凱斯·克拉奇（Keith Krach）近期表示，“過去幾年我們都在減少對中國製造業供應鏈的依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們必須加速這一進程。”

從長期來講，體製衝突共識將會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態勢， 這將會給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業務，中國學者在海外的交流等等一係列的活動帶來巨大的影響。文明和經濟發展都不會帶來衝突，但是體製衝突看來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了。

【作者為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亞生看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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