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1976年一個三伏天的午後，烈日曬得路上行人頭皮發麻。我跟隨幾個同學進城拍畢業照，小肚子憋得生疼卻四處找不到茅廁，瞅見路南破磚頭蛋壘砌的一個半人高的小圈子，哈腰就鑽了進去。
“尿、尿、尿，咋不尿您娘那……”在一陣刺耳的辱罵聲中，我抬頭撞上了一個女人。女人剪著齊耳短發，仰著臉，怒目圓睜，身穿白底藍色碎花布衫，手搖芭蕉葉扇子，倚靠著小圈子後邊的屋山牆不停地罵，嚇得我轉身就跑。
“仰臉婆娘低頭漢”，母親曾經說過，這樣的女人最是惹不起的。當時我猜想，這女人應該就是城中村的厲害茬子。我壓根沒有想到，十幾年後，陰差陽錯，我會成為小圈子後邊那所房屋的新主人。
1976年冬天，我參軍進了軍營。2年後，我隨軍赴南疆征戰，身負重傷住進野戰醫院，經過漫長的康複治療，被評定為一等傷殘，退役回到原籍療養，竟又遇見了那個女人。
1
1984年初秋，一天上午，我拄著拐杖從鄉下進城辦事。剛從計委分出來的民政局、優撫股和辦公室還擠在老計委的筒子樓內，東西向的走廊黑洞洞的。一樓南側的兩間辦公室擺放著9張桌子，優撫股長和兩個科員占據西南角的3張。東邊緊靠屋山牆，一架長條靠背椅，下邊塞滿了煤球，座椅黑黢黢的。
每次進城辦事，我都會到這間辦公室歇歇腳——退役後，我的檔案被民政局接收了，分散供養由他們管理。那天，我滿臉汗水剛落座，就聽見有人嘟囔：“*****的，每月給你固定生活費嘛，這才幾天啊，錢都花完啦？”
聲音是從西南角傳來的，最裏邊那張桌子後頭，藤條椅子內端坐著一個中年男人，大背頭梳理得明光黑亮，襯托出一張圓白臉。此人姓劉，是個軍轉幹部，副主任科員。他長期負責民政工作，在小縣城裏屬於“元老級別”。
我正想開口問老劉報銷藥費的事情，一個女人就嚷嚷開了：“媽那個X，不叫吃，不叫喝啦！幹脆給俺弄一包老鼠藥，您都省心了。”尋聲瞅去，在我坐的靠背椅最南端，坐著一個黑衣黑褲女人。她大眼睛雙眼皮，眼窩深深，柳眉緊蹙，杏眼圓睜，透出凶光。
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識，還有那罵人的聲音，既刺耳又熟悉。乍然想起來，這不就是那年罵我的女人嗎？
但凡來優撫股辦事的人，大都跟部隊結緣，眼前這女人說話如此有氣勢，該不會是某位老革命的家屬吧？我琢磨著。想起就在這張靠背椅上，我曾經見過一個老紅軍的遺孀，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坐下來半晌，也不多說話，隻讓老劉給她寫條子開證明，諸事辦得很妥帖。據說那位老紅軍功高，在井岡山曾救過毛主席的命，歸鄉時騎著一匹高頭大馬，直進直出縣政府，連縣長都怯他幾分；這張靠背椅上還坐過省軍區政委的夫人，一個精明幹練的老太太，聽說也是廳級幹部，回鄉處理一個烈士的善後工作。
眼下，老劉拗不過那女人，不耐煩地站起身，打開了身後的文件櫃。他從裏邊取出來一個夾子本，寫一張條子撕下來半截，小聲嘟囔：“*****養的，給你30塊錢，不能再來啦。”女人接過條子，罵罵咧咧地起了身，到東邊的財務室領錢去了。
我心說：“乖乖，俺剛退役頭兩年，每月的撫恤金也才30多塊錢啊。”
1988年春天，因接連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我被民政局安排到辦公室幫忙。還是在那間辦公室，西頭北半拉有了我的一張桌子，背對著老劉。
那個厲害女人隔三差五都會到辦公室裏來，每次屁股還沒坐穩，嘴裏就不幹不淨地罵罵咧咧：“媽那X，冇錢啦，不叫俺吃不叫俺喝啦。”
每次女人一開口，優撫股長老王就咧著嘴苦笑。他戴著酒瓶底般厚實的眼鏡側身瞅著，也不答話。辦公室主任也小聲咕噥著幾欲發火，最終還是忍住了，繃著臉往出走。最後隻有老劉，開口罵了起來，“你狗X的算個啥子嘛，整天要錢吃肉啊，還有完沒有？”
女人聞言“謔”地站起來，汙言穢語，不堪入耳，一時招引來樓道內計委和科委的人員，全站在門口瞧熱鬧。老劉怕影響不好，又咕噥著“*****養的”，再次從文件櫃裏邊拿出夾子本，寫一張條子遞給女人，“我們不是開銀行的，下不為例啊！”
可是，隔了不到1個月，女人又來了，進門就嚷嚷著要錢。那天，傷殘老兵老郭來縣城找老劉辦事，女人就和老郭坐在一條靠背椅上。
老郭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老兵油子，戰爭年代立過大功，脾氣十分火爆。見那女人罵罵咧咧打斷了他跟老劉說話，立即吹胡子瞪眼。他先是故意往女人身邊湊，之後又掏出劣質卷煙，點著火吞雲吐霧，還不停地咳嗽，將一口濃痰故意吐在女人麵前。
女人終於耐不住性子，衝老郭發起火來：“看你那惡心人樣，離俺遠點。”
“他奶奶的，你是個弄啥嘞，也不揀地方，敢擱這兒撒野。”
“你是個弄啥的？”女人反唇相譏。
老郭“謔”地站起來，撕開上衣扣子，露出胸前一片紫烏溜溜的傷疤，自豪地說：“睜大眼睛看看，老子是弄啥的，槍林彈雨鑽多少來回，閻王爺都不收俺。”
女人一見老郭扯皮露胯，就罵起來：“娘那個X，耍流氓嘞。”
老郭一臉不屑，大聲嚷嚷：“咦，你個賣肉的，啥冇見過，挨著俺都嫌騷氣！”
女人那張白臉撲楞就紅了，兩眼淚汪汪地站起來，再不說要錢的事兒，蹶蹶地出門走了。
2
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老郭當眾揭了女人的短，大家一時間議論紛紛，我也終於大致弄清了女人的來曆。
這個女人並非民政局主管的優撫對象家屬，而是一個小學教師的遺孀。女人的丈夫姓王，老劉他們都習慣直呼她“王老婆”。最初，王老婆跟隨丈夫在偏遠鄉下的一所小學教書，吃住都在學校裏。後來，丈夫到了退休的年齡，學校新調來了老師，沒地方安置，就催他們騰房子。
70年代，曾經有一段時間，行政事業單位的離退休幹部，統一歸口由計委民政組管理。此後民政組擴編成為局，上邊一紙文件，那些離退休幹部又各自回歸原單位了。當時文教係統的離退休教師大都被原單位接收了，唯獨王老師既不在縣城工作，又是外地人，仍然滯留在了民政組，因此便在老城小東門街路南一片空地，給王老師蓋起兩間紅磚瓦房。
新蓋的兩間瓦房坐北朝南，沒有壘砌院牆。東臨一個胡同，裏邊居住的三戶人家，都是城中村的農民。胡同最裏邊的李嬸家，門樓朝北直衝大路。
熱心腸的李嬸，每天進出胡同，都要從王老師沒有院牆的門前經過，跟新入住的鄰居主動打一聲招呼。李嬸後來給我說，那時的王老師是個大高個，白白胖胖，說話慢聲細語，很有涵養。夫妻倆相處十分和睦，出門都是並肩走，有說有笑的，從沒見兩口子紅過臉拌過嘴。每當有陌生人跟王老師打招呼說話時，王老婆總是怯生生站在一旁，瞪著一雙大眼睛，滿滿的都是戒備。
至於兩個人的出身和家事，外人一直知之甚少。
直到有一天，一個遊鄉串戶的修鎖匠，走進縣城招攬生意，攤子就紮在王老師家對麵的馬路邊。見到王老師兩口子出雙入對，修鎖匠驚歎之餘，向圍觀者抖落出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舊事……
修鎖匠是從豫南過來的，跟王老師是同鄉。他閃爍其詞地說，王老師的祖上出過官，高門樓大院牆，在當地是有名的書香門第。而那女人是外地人，據說她爹吸大煙，欠下錢莊的高利貸，才狠心將十幾歲的閨女賣到王家，做了伺候主人的丫鬟。
女人進入大宅門裏，吃喝不愁，不幾年就滋養得窄腰寬臀，豔如鮮花。比她年齡大一截的王老師，放著大戶人家知書達理的千金小姐不娶，偏偏就跟這個丫鬟對上了眼。王家老掌櫃發現端倪，覺得有辱門風，一怒之下，暗地裏就將丫鬟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倒手，又將丫鬟賣給了省城青樓裏的老鴇，成為紅極一時的頭牌。
王老師打探出消息，在省城解放前夕，連夜卷走家裏一筆錢，為丫鬟贖了身，倆人自此遠走高飛。修鎖匠感慨說，幾十年不見，沒想到會在異地他鄉遇到如此有情有義的故人。
原本修鎖匠也無惡意，可在那個年代，街談巷議，頓時議論紛紛起來。流言蜚語說得繪聲繪色，將王老師兩口子推向了風口浪尖。
沉默的王老婆終於爆發了，罵跑了多嘴的修鎖匠，那雙原本怯生生目光中流露出來的戒備神態，變得充滿了敵意。隻要瞅見有人聚在一起小聲咕噥，總以為人們在說她的壞話，即刻神情緊張，嘴裏便不幹不淨地罵起來。時間長了，原來相處甚好的左鄰右舍，也對他們兩口子避而遠之。
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情，讓王老婆徹底成了出名的潑婦。
計劃經濟年代，臨街的坐地戶還不興做生意，路南的人家都是坐北向南蓋房子，屋後不壘砌院牆。東西大街幾百米遠，沒有可供行人方便的廁所。城中村要建一處簡易廁所，那些坐地戶誰都不願意壘在自家屋後聞臭味兒。王老師是外來戶，兩口子膝下又無兒女，勢單力孤，那簡易廁所自然就壘在他們家的屋後了。
施工時，伶牙俐齒的王老婆好說歹說擋不住，就坐在屋後撒潑罵街。城中村的人不好招惹，有娘們想上去掰茬子，當街對罵。王老婆便立即衝上前去，汙言穢語，不堪入耳。應戰者敗下陣來，偃旗息鼓，王老婆怒氣未消，昂頭罵破了喉嚨。
此後，王老婆隻要一出門，嗅到廁所裏散發出來的騷臭味兒，張嘴罵街成了家常便飯。大家對這刺耳的罵聲也就習以為常了。
也是自那時起，王老師的精神似乎就受到了挺大的刺激，終日沉默寡言，一個人癡呆呆站立在大路口，遙望著路的盡頭不說一句話，眼神中充滿了憂鬱。沒過多久就病倒了，不吃不喝，斷氣時嘴裏含糊不清地吐出兩個字：“回家。”
自此，就隻剩下王老婆一個，孤零零地留在這片外鄉之地了。
3
80年代初，老城區還沒有接通自來水，城中村的水井距離王老師家很遠，寡居的王老婆挑不動沉甸甸的水桶，每天吃水成了大問題。
民政局臨時安排，將她的日常生活托管給一個複員老兵。老劉對王老婆說：“今後再有啥子事情，你去後街找大雷。”
王老婆瞪著深陷眼窩的棕色眸子，連聲問道：“哪打雷？下雨不下啊？”這種逗氣一般的發問，惹得滿屋子人哄堂大笑。
大雷是一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誌願軍老兵，家居住在縣城後街。他身板高挑壯實，麵白無須，慈眉善目像彌勒佛，嘻嘻哈哈露出極具親和力的憨態。平常機關的雜活，辦公室門口擱置的棄嬰，還有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員，都由大雷負責處理。幹完活，老劉就給他幾十塊錢報酬。
最初聽老劉說讓他去管王老婆，大雷撇嘴苦笑：“咋著，叫俺去伺候她？哼，給多少錢都不幹！”
“老夥計，去吧，不就是給她挑幾擔水嘛，又不讓你住那裏，有啥大不了的事情？”老劉也隻能勸慰道。
大雷極不情願接下這份差事，頭一天挑著沉甸甸的柏木水桶，大老遠跑東街的水井邊打水。王老婆怕大雷偷懶，就近到東大坑打水，就腳跟腳地一路攆著當監工。
聽說有一次，大雷被一擔水壓得滿臉通紅，憋氣又窩火，嘟嘟啦啦放出一串響屁。一到家門口，王老婆就故意將大雷身後的那桶水掀翻，說水“被汙染了”。從此，王老婆一直不吃後邊的一桶水，成了縣城裏出了名的挑剔人。
李嬸也給我說，王老婆一直愛幹淨，一年四季，身上穿的衣裳板板正正從不倒褶，一絲土腥兒都不沾。一年冬天，李嬸燒了半鍋熱水準備洗腳，沒用完倒掉又覺可惜，就用暖水瓶盛著給王老婆送去，好心讓她趁熱洗個頭。
次日早起，李嬸出門，王老婆就對她說：“妮她娘，以後你甭再弄洗腳水叫俺洗頭了。”弄得李嬸下不了台來。
而且王老婆花錢，也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大手大腳，在街上買雞蛋，從來不論斤稱，最多買仨，還挑三揀四。買青菜也是挑揀一小撮，菜販都不待見，老遠就躲著她。不知道她老去民政局要錢是為了啥。
總之，王老婆身上一直事兒不斷。
80年代末，在舊城改造中，縣城擴街終於將王家屋後的廁所拆除了，王老婆家的屋占了1米的街道，城建部門通知民政局拆遷房屋。
那天上午我也在辦公室，還聽見老王小聲咕噥了一句：“那地方擴街了，能蓋兩間門麵房。”
此事過去幾個月後，我住的人武部公房要拆除建家屬樓。政委找我許諾條件說，如果我去政工科上班，部裏可以白給我兩間空地皮，讓我自己蓋房子。
那個年代，縣城的地皮已經開始升值了，獨門小院很誘惑人。我狠心決定辭掉民政局的工作，去人武部上班。民政局領導知道了，又找我說，可以將原本分給王老婆家的公房分給我。條件隻有一個，等王老婆壽終正寢，我才能搬進去。
於是，我帶著2000元錢，拿著局裏簽的買賣協議書，到房產部門直接辦理了過戶手續。等到1989年，又重新回民政局上班了。
4
最後一次見到王老婆，是1990年夏天的一個午後。
室外驕陽如火，辦公室僅有的一隻吊扇，懸掛在中間那道鋼筋水泥過梁上，扇葉被冬天烤火的煤煙熏得黑乎乎的，半死不活地扇出來一陣陣熱風。我伏案寫材料汗流浹背，隻見王老婆吃力地拄著拐棍，哼哼著走進辦公室。她一屁股蹲在靠背椅上，頃刻間，一股子尿騷味兒隨著電扇卷起的熱風撲鼻而來，南邊坐著的人起身就往外走。
王老婆喘息著，上氣不接下氣，未及她張口嚷嚷，辦公室主任就借故辦事出門了。平時嘟嘟囔囔的老劉也不再多嘴，急忙給她開30元錢的條子，推脫上廁所，腳跟腳地和股長老王出門躲起來。辦公室裏就隻剩下我一個人。
王老婆嘴裏含混不清地嘟囔著，吃力地從靠背椅上站起來，顫巍巍去隔壁財務室領錢。她坐過的椅子上已被尿漬濡濕一片。
瞅著王老婆的背影，我心裏說不上是啥滋味。這個一輩子幹淨過分的女人，如今淪落到滿身騷臭的地步，要是她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子已經給了我，還不得罵破天啊……
夏去秋來，轉瞬就入了冬。
一個陰冷的大風天，李嬸來民政局反映說，王老婆已經躺床不起了。局長讓科員老張去管，老張直接去找老兵大雷，交代他給王老婆端吃端喝。聽說王老婆病得不輕，一個大霧彌漫的早晨，我到馬路對麵的醫院辦事，順便就走進了胡同。
還未到門口，王老婆在屋內聽見腳步聲，就啞著嗓子呼喊：“你是誰啊？給我弄點吃的吧。”
由於擴街修路，路麵加高，本來就低矮的兩間瓦屋，牆基被土埋住幾層，愈發顯得低暗。我進門一腳踏空，就像跳入坑內，黑乎乎啥也瞅不清楚，滿屋子的騷臭味兒直衝鼻腔。這是我第一次進這間屋子，兩間屋沒有壘砌夾山牆，東屋山靠南邊小木窗的地方，擺著一張半大木床，王老婆頭朝南躺在床上，腳頭的木板上架著一口箱子。西間靠牆壘砌著鍋台，一張小方桌上擠堆摞滿鍋碗瓢盆，除此之外再無它物。
我問王老婆：“大娘，您想吃啥？我給您去買。”
她說想吃水煎包，喝豆腐腦。我從桌子上端起空碗時，她又特意囑咐我：“你把碗洗幹淨，再去打飯。”
半桶水表麵凝結著冰茬子，我舀水將那隻滿是殘湯疙疤的空碗洗涮幹淨，哇涼哇涼的。我就近給王老婆買了飯，端進屋內讓她趁熱吃。
她努力仰起頭，欠身子斜靠在牆上，兩眼如同隔牆縫透出來的燈火，釋放出暗幽幽的光，盯著我說：“中啦，你走吧。”
回到家裏，我將此事告訴妻子，妻子立馬衝我說：“你不能再去那兒，吃了你買的飯，她哪一點不得勁死了，人家該懷疑是咱害了她。”
瞅著妻子一臉認真的表情，我愣怔片刻，心裏說，怎麽做好事還有鬼啦？
上班時，我腦子裏老是出現王老婆兩眼餓滋滋盯著我的表情，就向老張反映情況，讓他督促老兵大雷一定要守在那裏。
5
我給王老婆買飯幾天後的一個早晨，老張湊到我身旁，小聲對我說：“王老婆死啦。”我心裏咯噔一下。“走吧，跟我去處理完事兒，把鑰匙交給你。”
天空刮著白毛風，不時飄著零星雪花，冷得行人袖手縮脖子。我跟隨老劉、老張和股長老王走進王老婆的屋內，老兵大雷和鄰居李嬸都聚集在那裏。王老婆直挺挺躺在床上。老張讓大雷當眾撬開床頭那隻木箱子，裏邊有幾件女人的新衣服，箱底用手絹整齊包裹著一疊嶄新的10元票子，總共1000元，都是連號的第三代“大團結”。
市麵上早已流通第四代人民幣了，王老婆卻放著恁多的老票子，還隔三差五舍臉皮到民政局要錢，眾人很是費解。股長老王直搖頭，“這老婆腦子有病吧，積攢錢買棺材哩。”
李嬸道出了隱情，她說這筆錢可能是王老師的死亡撫恤金，王老婆沒動一分錢，她是想把老伴的骨灰搬回老家安葬。
李嬸還說，王老婆死的頭天晚上，她幫女兒在東邊菜市場夜市賣小吃，大約10點多收完攤子，回家路過王老婆門口，見屋內亮著燈，就進去看看。當時，王老婆已經說不出話了，張嘴直倒氣，兩眼瞪著屋頂不肯閉上。
屋內僅有的一隻15瓦燈泡，表麵被煙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夜深人靜，光線幽暗，老兵大雷瞅著王老婆的兩眼大睜，感覺有點瘮人，想拿一張報紙蓋住她的臉麵。李嬸對大雷說：“她還有一口氣，甭蓋啦。”
天明起床，王老婆就已經走了。
跟王老婆打交道多年的老劉，此刻也說不出半句不妥當的話，隻是歎息一聲：“沒想到這種人，也會有真感情啊……”
老劉當即做主，用王老婆存的錢，體體麵麵地給她辦一場葬禮。
馬路對麵有一家壽衣店，老劉和老張給王老婆買了從頭到腳，裏表全新的壽衣，讓李嬸和大雷給她穿戴整齊。接著，老張又跑西大街請來一班嗩呐，吹吹打打，跟普通人家辦喪事一樣，一直熱鬧到了中午，最後由火化車拉著王老婆的遺體奔了火化場。
眾街坊目睹王老婆的喪葬如此排場，又經過快嘴李嬸的宣揚，一時間議論紛紛，重新審視這個風塵女人坎坷的命運和遭際來，不由得發出一聲聲感歎。
人去屋空，我讓老兵大雷找一輛架子車，把屋內所有能搬動的東西，包括鍋碗瓢盆，全部拉走，隻留下兩間空房。
6
1992年春天，我報請城建所批準，將老瓦屋拆除，新建一座兩層封閉小樓。
自從王老婆去世後，我就再沒到那裏去過。缺少圍牆的院子裏堆積滿了垃圾，已經糟朽裂縫的桐木門板被人撞爛一個大窟窿，屋內成了廁所，到處是老鼠扒洞的土窩。
我叫上辦公室的同事，開一輛帶拖鬥四輪車，將垃圾清運到城外的大坑內。在清理屋內的垃圾時，同事用抓鉤摟開了一個碎鋪襯卷，裏邊一下露出來花花綠綠的票子——有10元的“大團結”、5元的第三代老票，以及2元和1元的零錢，卷在一起總共120元，外加全國流通糧票20多斤。
瞅著這些受潮發黴的票子，我心裏酸酸的，五味雜陳，腦際映現出王老婆在辦公室吵鬧要錢的情景。這女人忍受了這麽多年老劉的怒罵和眾人的白眼，還有老郭的當眾羞辱，不顧尊嚴要來的錢，卻一直舍不得花，藏在鋪襯卷裏弄啥呀？
王老婆一生愛幹淨，她將那些零碎布頭裹成鋪襯卷兒，盛滿一竹籃，被老兵大雷搬東西時撒得滿地都是，誰也不會想到那裏邊藏著成卷的票子。
我不知道那些撞破門進屋屙尿的人，是否意外發現撿走了錢。我甚至懷疑，同事用四輪車拉走傾倒進大坑內的鋪襯卷裏還有錢，可那地方已經被拾荒者翻遍了。
鄰居李嬸在一旁猜測，“這老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積攢錢八成是想回自個的老家。”可她老家到底在哪兒呀？這個女人臨死都沒有透露出一點信息。
我把意外撿錢的事兒跟老劉和股長老王說了，老劉驚訝地瞪大眼睛“啊”一聲，回過神來問我：“怎麽？我給她開條子領的那麽些錢，也沒花？”
老劉仰頭深吸一口氣：“人啊，臨了都想葉落歸根喲！”說話間，獨在異鄉離過婚的老劉，或許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在外的經曆，忽閃的眼睛使勁兒眨巴幾下，眼圈有點潮紅。
老王也受到老劉的情緒感染，顫聲衝老劉說：“回頭跟火化場說一下，把他們兩口子的骨灰存放在一塊，說不定哪天親屬會來認領。”
日月嬗遞，鬥轉星移。多年過去了，王老婆兩口子的骨灰如今仍然存放在火化場，一直沒有人來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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