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一甲子 心緒半籮筐
——《揮杆一擊去個球》背景敘事
作者：吳曄
2017年，我滿六十歲，可以對這個世界說幾句話了。
1957年7月，農曆丁酉雞年，我出生在陝西長安農村的一個農家院子，祖輩是二百年前從甘肅遷徙過來的。村子在灃河西，三千年前的西周祖廟豐京遺址上。我行二,上有兄，下有三個弟弟一妹妹，父母皆為窮苦勤勞之農人，那些年日子不好過，我自小幫母親帶孩子做家務、放羊喂豬，啥活都幹。
從小被教育要學好，八歲上小學，每學期1.5元學費 要滿村借三天才勉強湊夠，初中每期學費2.5元，高中3.5元一學期，我基本上完全是借學費讀完高中，因為愛讀書，父母含辛茹苦忍辱負重，每學期為我借錢還錢。那時，即使是共和國的學校，我不交學費也照樣不準我進教室。
那時勞動也不值錢，即使在開發了幾千年的米糧川天府之國關中平原，吃不飽穿不暖也大有人在。勞動成為我每天從早到晚一年到頭不能畢業的功課，上學反而成為副業，學黃帥學張鐵生停課鬧革命批師道尊嚴，合作化公社化大煉鋼鐵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學大寨學大慶……
我以及我的父母輩這些草民，一直不能有自己的意誌，不能按祖上傳承下來的認知生活，不能老實本分地勞動耕讀，被社會製度設計了一個個陷阱，落入其中不能自拔，隨著強權者的指揮棒，走火入魔而不能解脫魔咒。
1974年我高中畢業務農一年，到西安化工廠鐵路專線當農民工扛大包半年，到北郊西郊當農民工修公路近三年。因為父親幹苦力受傷，家中人口多負擔重，1977年底恢複高考，我當時不敢參加，那可是唯一可能改變人生道路啊！當時我守在西安北郊渭河邊草灘附近一個喇嘛寺裏（工地料場），因為沒錢沒交通工具，星期天也不能回家。1978年夏，7月高考過後的一個星期天，我瘦骨嶙絢的父親忽然來到這離家80多裏的修路工地，對我說了一句話——
“農民這活，哪一輩子能幹完？你能朝前走一步就別耽擱。”
然後，他也不休息 返回家去了。我猜，這句話大概是想了一年多才跟我說出口的！而我，把這句話記了一輩子！
父親的話如重錘擊醒我，於是我開始找書複習。
那時沒有統一的教材，無論是曆史地理還是政治語文，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拚湊起來的。我想到中學去補習，可是學校嫌我畢業好幾年了，“應屆生都進不來，去去去！”不要我，我也樂得不用停工，繼續一邊修公路，一邊找數據拚湊起來胡看，大概就是這時候我學會了編輯吧？我的曆史地理複習資料開始都是自己編的。這時更幸運的是我遇到了王靜波老師，他是我此生遇到的最好的老師。
後來參加高考，1979年7月的7、8、9三天，在漢代大將周亞夫曾經駐紮過的細柳。記憶最深的是忘了帶糧票，那時沒糧票就不給買飯，雖然那糧食還是農民自己種的，但交易則必須有票證。
三天裏，我趴學校自來水管喝涼水，腸胃絞痛著鏖戰考場，7月9號考完，掙紮到我曾經扛大包的西安化工廠，一口氣吃了一斤半饅頭。
考完試我就每天下地鋤玉米。成績下來時到公社去取，因為在那群社會考生中成績太好，被一個幹部百般刁難：“你就是考得分數再高，我不讓你走你也走不成！”不過他終究沒敢。
1975年高中畢業時與同學合影，左後為作者。
父親問我：“報啥學校？”我回答：“就是考個城市戶口，在西安上就行了，星期六能回來幹活。”父親沒吱聲，消瘦的身子騎上自行車，到西安找他當民工時熟識的上過大學的幹部請教。人家幫他查各種信息分析情況，一直到天黑他才回來，給我就一句話：“我問了，人家都是上過大學的幹部，說你這成績不上北京大學中文係可惜了。”
家裏沒錢，我不想去，可是父親的話重複一遍後，我就感覺到一種不可違拗的力量。
沒想到報誌願時，又被公社教育專幹嫌我沒給他送禮，差點把我的表撕了，還到我家去對我母親吼叫，氣得我病了一場，高燒一夜。第二天父親把我用架子車拉到公社衛生院，又被那個孩子沒考好、心裏正鬱悶的的大夫以醫院小治不了為借口拒之門外……
然後，像唐僧上西天取經一樣，經過許多妖山匪寨九九八十一難，我就從一個陝西農家窮孩子，成了北京大學一名學生。
1979年夏天我從這個院子走向北京。
畢業後到人民日報社報到，就幹部履曆表上“何年何月參加革命”這一問題發生了這麽一段對話——
“你上大學前參加工作了嗎？”
“幹過幾年民工，鐵路上搞裝卸，修了三年公路……”
“那不算。沒有進城當工人或者參軍什麽的？”
“沒有。”
“你是下鄉知青嗎？”
“我那應該叫返鄉知青吧？我父母都是農民。”
“那你就填現在。”
“那不對呀。現在這是參加工作，這表上問的是參加革命。”
“沒錯，你這不就是參加革命了嗎！”
“可是我以前就不算參加革命了嗎？”
“以前你在農村不算。”
“那要是知識青年下鄉呢？”
“那就算。”
“那……這意思難道是城裏人都是革命的，而農村人都沒革命？”
“就這麽規定的。你就照我說的填。”
“可是……我咋覺得不對呢？”我心裏忽然亂得像一堆剁碎了的豬草，收拾不起來。“都聽共產黨的話，說搞合作社，說搞人民公社，農民覺得不好也服從，折騰什麽超英趕美大煉鋼鐵，跟農民種地有啥關係？可農民跟著毛主席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很自覺，不懂就學積極響應，說搞大食堂，沒飯吃了餓肚子也服從，說文化革命好，耽誤了種地也不敢不搞，自己一年到頭吃不飽肚子，想方設法都要給國家繳公糧，還要把最好的糧食交給國家，自己餓昏餓死都不敢耽擱，農民把交糧養活城裏人這些事，都當是跟著毛主席共產黨革命呢！”我忽然覺得自己眼淚要下來：“這咋就都不算呢？”
“……那你現在也是城裏人了……算了別說了快填表，那就是一張表，登記一下，沒什麽大不了的。”
“處長，那將來算工齡、漲工資、分房子什麽的，今天填的這個時間就算起始時間吧？”一個填表的抬頭問：“我是16歲下鄉的，就從16歲算起是吧？”
“對呀！”處長站起來，走出自己的位子：“就從你今天填的這個時間節點算起。你看，你比他就要多10年的工齡。將來分房子、計算工資都比他要占便宜，10年，差不老少呢！”處長瞅瞅我，很同情地：“那沒辦法，就這麽規定的。”
那個詢問的家夥很高興，臉上的喜色誇張地綻放出來，又興衝衝地去填表了。
我的思維卡住了：“還有啊，城裏的知識青年到農村下鄉就算參加革命，我們高中畢業回鄉不算就罷了，那農村的共產黨員算不算？還有書記啊什麽的……我們村還有解放前就參加革命槍林彈雨的，受傷了，解放後沒進城回村裏了，那算不算參加革命？”
“你這小夥子怎麽這麽強！”處長有些不耐煩了。
我舉著筆，看著那張表上“何年何月參加革命”幾個字，覺得胸口有一堆髒東西堵著，難受得我直惡心，想吐出來：“參加工作就是參加革命？你們報紙上這幾十年批鬥的反革命，有幾個不是填過這表的城裏人？農村人1964年挨社教運動的整，按說，他們這些農民都沒有革命的資格，應該也沒有反革命的能力，為啥整他們？為啥……”
這是以前記錄下的一段文字。當然，我不敢不填表，人事處長說了：“你可以不填，我可以把你退回學校。”
自己主動申請到農村部工作，當記者當編輯，跑老少邊窮地區，很努力，曾被趙總理表揚過。1985年參加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主要負責向海外介紹大陸作家藝術家，騎自行車天天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找冰心、艾青、丁聰、丁玲、黃苗子等老先生們。那兩年真辛苦，學了不少知識。
為推介大陸作家作品，我聯係了中國當時各個階層的作家藝術家，隻要有可能就想給他們創造機會，甚至比我年紀大的舒乙、陳忠實等，都受過我的影響，是我逼舒乙開始寫老舍先生的回憶文章，是我跟陳忠實老哥不斷的書信來往交流甚至到他農村老家去商談整日，以至於《白鹿原》剛一出版，北京就有人打電話給我，懷疑那是我寫的：“裏邊有的故事你都給我們講過。”我說，我和陳老哥也講過。
孩子出生生活疲累，我轉到工作相對輕鬆的人民日報出版社，又去找費孝通等大家策劃出版新書。孩子大了些，出版社工作又嫌過於清閑，本來是決意去當作家寫小說的，可是在1988-1990這兩三年間，我竟然連遭打擊，我主編的十卷報告文學大選已印出，新聞發布會央視也播了兩次，卻因故被封存。一部長篇小說手稿，被大詩人徐綱在《中國作家》編輯部丟失了，另一部18萬字的小說稿被一書商帶走再難覓人影，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已發表被出版商耽誤，最後因風向變化而終止，連最終修改稿也不知被扔到哪去了……當然，還有我個人受到的政治衝擊。
我陷入極度沮喪中，很長時間無所事事，不知幹什麽，雖然組織策劃編輯出版了一些書，但始終找不到感覺。此期間，我隻寫了《變法悲歌》《追尋神聖的足跡》兩本小書，第一本簡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大地各民族變法強國的脈絡，總結了一些規律，第二本涉及中國的教育改革。幫龐進仔細校改完成並安排出版了《八千年中國龍文化》一書（名字是我起的）。還研究了香港落入英寇手中的曆史，給報紙寫了幾十期連載。把孫皓暉《大秦帝國》前三部改寫出版給他湊了一筆不菲的稿費，使他能繼續安心創作……除此幾乎就再也無成績。
直到香港回歸後，我離開人民日報社，到《中國土地報》任副總編，我開始進入新的領域。第一件工作就是成立國家土地局新聞宣傳中心。
1998年11月，國家土地局與地礦部、測繪局、海洋局合並成立國土資源部，我繼續在中國土地報和中國地質礦產報合並成立的中國國土資源報服務，先後任副社長，副總編並兼管《中國土地》、《國土資源通訊》兩本雜誌，夜以繼日忙累，其間曾因勞累患心肌炎住院，即使住院20天也未曾一天休息，每天掛九小時吊瓶，扛著輸液的鐵杆不停地改稿寫稿。
這一切，不是出自什麽高級的覺悟，而是我父母在我小時候灌輸給我的“敬事”的本能：對所承諾的事、所承擔的責任，都敬重若天，不可輕慢。
2014年就《資源戰爭》一書接受記者采訪。
因為長期勞累終於身體難以支撐，還因體製內的派係爭鬥，使我這隻懂業務沒有派係靠山的人被不斷排擠，雖然看著親手調教的報紙就像看著自己親身哺育的孩子一樣心疼，但是還忍痛割愛，我選擇放棄－－當我在職時，我扛起了領導班子幾乎一半的工作量，而當別人紅光滿麵地繼續樂享職權帶來的快樂享受時，我拖著一身因職責而導致的病痛離開。
臨離開時，看著這無論業務還是人事都變得越來越糟糕的報紙，和那些越來越勢利、為升官發財沒有做人底線的人群，我已經沒有了感情，多年的深情投入已經將體內激情耗盡，我明白：這一去，我絕不會再回頭。
在人民日報社工作時，我寫了《追尋神聖的足跡》《變法悲歌》《青天夢》三本書，丟了《葫蘆壕》《廣廈情仇》兩部長篇書稿，編輯出版了《八十年代中期報告文學大選》十卷。在國土資源報社工作期間我寫了《青銅時代的土地戰爭》《資源戰爭：世界，美國控》《圖說土地文化》三本書，平時在報刊發表的一些散篇合集出版了《立地成人》三卷，有些沒有寫完的如《鐵血帝國》《國土資源文化讀本》《資源文化決定曆史走向》等半道均舍棄不做了。
我在1997年12月提出了“土地文化(資源文化)”，並在1997年到2013年工作之餘進行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資源文化決定曆史走向”的論斷，研究了各因素之間的互相作用與影響，以我的理論觀點研究世界曆史，寫出了廣受讀者好評的《資源戰爭》第一本《資源戰爭：世界，美國控》。但是，從2013年基本完全放棄後續寫作，“肉食者鄙，不足與謀也。”
2013年辭職，我的收入減少了一半，病了一場，寫下了一首詩：
雲傍山頭商量雨，
樹立路邊議論風。
榮辱毀譽無心計，
詩酒書畫任平生。
我開始浪跡天涯，過上吟詩寫字作畫喝酒品茶的日子，當然，也要打工補貼詩酒書畫茶的費用。
於是，就有了這“揮杆一擊去個球”的情緒。那還是2013年的事情。其實，我很少打高爾夫球，隻是在練習場揮杆調節自己因長期工作緊張導致的亞健康狀態，但是我對那揮杆擊球的瞬間很有感觸，於是在給西安樂遊園高爾夫練習場寫字時，自己臨時擬了幾句詩寫了出來，最後一句就是那到處流傳的“揮杆一擊去個球”。
幾年過去了，偶爾想到什麽事，遇到什麽能動心扉的情景，我就可能胡抹兩句，有的是用毛筆寫在紙上，有的是寫在小本上或者微博上，反正隨寫隨扔，自己不操心收拾，被朋友發現撿拾提醒我，我也才留心，才存了這些不合時宜更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供朋友親人們一展笑顏。
揮杆一擊去個球，是一項運動，可以健身，是一項活動，可以養性，是一種態度，可使人達觀知命，也可令人堅定信念。然而說到底，它是一個時代眾生精神萬象的概括隱喻，是21世紀中國的一個寓言。我所謂的“杆”，就是父母教給我的“敬”，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有“敬”，人就還是人，就還有力量，那敬的力量和信仰類似。有敬，就能心正身直，就不怕邪魔外道，就能淡定處世，麵對俗世的誘惑而堅毅前行。至於“球”，可代表萬千物象意象，隨時隨地隨環境而變幻無窮。
謝謝此生關愛我的人！還以小詩結束：
仙佛一葦可渡江，
聖哲一燈可夜航。
我有一杆握在手，
五湖四海皆吾鄉。
2017立夏改定
轉自《新三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