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誠信的企業家，跑路了
1
“江老板跑路了……”上午剛上班，同事大李悄悄地對我說，語氣有些焦急。
“你不是說這幾天結利息，準備再給他投幾十萬哈？”我想著幾天前大家在一起聚會時大李說的話，有些吃驚。
“是啊，我給江老板也說了的，他說結利息時商量——他定的結息時間是昨天，結果我打了一天電話都沒人接。去他公司問，工人都不知他在什麽地方。”大李心急火燎地說，“你幫我聯係試試？”
我撥了江老板的手機，也是無人接聽——“真的跑路了？！”
這個情況讓人感到有些可怕。大李給江老板的公司“集資”了60萬，江老板欠了他半年多利息了。60萬不是小數目，大李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要不我發個短信，看他回不回。”我安慰著大李，見他點了點頭，就發了個短信給江老板，問他在什麽地方、做什麽、大李的利息何時結。
依舊沒有回信。
我對大李說，或許他有事，等等看。於是，我們就各忙各的工作了。
江老板是外地人，已經在我們縣開了二十幾年的公司了。他的公司主要從事廣告裝潢業務，是我們縣的“優秀企業”和“誠信企業”，他本人還是我們縣“廣告協會”的副會長。
多年前，我們集團裝潢大門門頭，當時有幾家廣告公司報價，高的6萬，低的4萬多，結果江老板3萬就搞定了，效果還高端大氣。見他為人低調熱情，肯在質量上下功夫，利潤壓得低，看重長遠合作，我們老板就決定讓兩家企業開展長期業務合作。
就這樣，我們辦公室常在江老板的公司做企業的展板、布標和製度牌，一來二去，作為辦公室主任的我和江老板也成了無話不說的好友。
那時的江老板既要審查設計、指導製作，還要跑業務，去安裝現場，吃苦耐勞，什麽事都愛親力親為。
有一年我們建築公司的一個工地要辦開工慶典，5台挖掘機上要戴紅綢花。本來為了方便掛花，鏟鬥應該垂在地上，可當時大家都忘了，想起來時，挖掘機操作員已下班，鏟鬥全按規定揚在空中。江老板把周圍的彩旗、展板、布標布置完來掛紅花時，天都快黑了，知道操作員不在，二話沒說，一句抱怨都沒有，攀著光滑的懸臂，逐個爬上去掛，看得我們心驚膽顫的。
後來有次我們公司做“文化牆”，國慶後上級部門要來檢查。我知道江老板忙，就提前半個月和他聯係，他在電話裏說“國慶來”。我等到國慶長假的最後一天的上午，還沒見人影兒，就急得不停地電話催促他。下午，他開著一輛新買的車匆匆趕來，又是親自爬上架子，做到晚上10點多才結束。
我有點不滿，調侃道：“咱們都是多年的合作單位，業務大小都是你做。你生意好了，還是要念點舊情哦。”
“哥，在趕工，我兩晚基本沒睡。有空兒我請你喝酒賠罪，我現在要馬上去市裏進貨，明天趕回來還有活兒在等著。”他拉開車門，歉疚地對我說。
“這個時間了還要去市裏進貨？”我不解地問。
“有的材料縣裏沒有，有的材料市裏便宜。”
“注意安全。”我想著他兩夜沒睡，便囑咐道。
“沒事的，我身體好，抗得住！”他按了聲喇叭，車子一溜煙就沒了蹤影。
結果那晚不幸被我言中。在路上，江老板因疲勞駕駛出了車禍。好在人沒大事，剛買的新車撞爛了前部。他在醫院觀察了3天，聽醫生說檢查結果無內傷，頭上還纏著繃帶，就急著出了院。
江老板給我說，自己閉了下眼，就追尾了。我安慰他：“出事就一瞬間，舍財免災，算你命大福大。”
2
江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好，手下員工有20多人了。2008年，他在縣裏買了一處底層臨街400平的房產，給公司辦公用。
根據風水，江老板將這房子改了大門，增加了個會客室，大堂分成格子間，掛著“設計部”的牌子，招了3個設計師。剩下的屋子，分別掛上了“財務部”“製作部”“安裝部”“經理室”。他公司的前台有接待員和大堂經理，牆上掛著崗位職責，令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正對大門的地方掛了一個八卦鏡，上麵還包著紅綢子。
“江老板，現在是鳥槍換炮了，還請來菩薩保佑發財。”我半恭維半調侃地對他說。
“唉，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我們要向你們大企業學習，實行規範化管理。”他謙遜地答。
我知道江老板一直比較仰慕我們老板家大業大，時常跟我探討些企業的經營和管理經驗，非常渴望自己的公司有朝一日也能做大做強。我對他說：“人要想有大發展，一是機遇，二是能力，三是資金。你從農村出來，踏踏實實幹好現在的業務才是最重要的。千萬別好高騖遠——再說了，你大小都是老板了，總比我們打工強。”
聊了一會兒，江老板說，這段時間他手頭的資金有點緊，問我相不相信他，有閑錢可以投到他的公司來，“2分利息”——在我們這兒，這是民間借貸的普通標準。
我是信任江老板的——我們也算打了多年交道，對他的人品和生意都了解：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平素還給我幫過一些小忙，如家裏電路維修、做個放東西的架子等，從來沒收過錢；本地的電信、移動、煙草及幾個大的民企，都是他公司的固定客戶，他還和別人合夥開了個中檔酒吧，生意不錯，我去過幾次。
幹企業有時資金周轉不靈，這很正常，我們老板都經常去找銀行貸款。作為業務夥伴和朋友，江老板有暫時的困難，幫個忙是應該的。
我問：“你怎麽不去銀行貸款？利息還低些。”
“手續麻煩，用房子抵押跑了十多天沒辦好，就沒時間去了，不像你們大企業專門有人跑——幹脆直接找私人借，利息高點，但省時間。”見我猶豫，他從辦公桌抽屜裏拿出一本房產證，“你不放心，我就把產權證押給你。”
我擺擺手：“沒必要，我相信你。”
於是，我給江老板投了15萬元，問他還要不要，他還說“要”，我就跟關係比較好的同事大李說了這件事。
大李兩兄弟在我們縣的“黑道”上有點名聲，特別是他兄弟，心狠手黑。當年由於煤炭行業的帶動，我們縣的水陸運輸、餐飲、歌廳、“保健”、地下賭場的生意一片紅火。經過拚殺，大李的兄弟壟斷了我們這裏的地下賭場，大李就在賭場放高利貸，借10萬給8萬，兩天內歸還10萬不計息，若兩天內還不上，之後每天利息2000元，利滾利。
不到幾年，大李就在市裏買了幾處房子，在縣裏買了門市搞出租，還投了些錢給煤礦拿高息。後來趕上嚴打，大李兄弟被判了刑，40歲的大李花錢消了災，就洗手不幹了。跟一幫社會上的酒肉朋友吃喝玩了兩年多，覺得無聊，就進了我們公司給老板開車——老板因生意上的事，黑白兩道都得打交道，把大李招進來以壯聲威。
大李的手裏有些閑錢，對我說過想投資。他也認識常來我們辦公室的江老板，隻是沒我熟。我叫大李自己決定，說自己隻是提供信息，今後如有不測，與我無關。大李四處摸底，又和我去看了江老板的公司，最後投了20萬元，利息和我一樣，兩月一結。
同事們知道後，說江老板是外地人，勸我倆要注意風險，大李說：“做什麽都有風險，這年月，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
頭一年，我們“投資”的利息，江老板一般都按時給付，如要推遲，都提前打電話說明，我們也理解。
第二年，大李給我說，他又給江老板投了20萬。我說：“投了這麽多錢，要時刻注意防範風險，得隨時要關注他的業務和收益。”
大李說：“我了解了，江老板除了公司房產外，在咱們這兒還有兩套住房，市裏還有一套，老家也有一套，其中有兩套是貸款買的，沒什麽可怕的。”
他的調查應該是真的，我過去也仿佛聽江老板說過。
3
2010年初，我們縣提出了“旅遊興縣”的規劃，江老板嗅到了商機，成立了一個“生態旅遊農業公司”，大門上還掛了一塊牌子，說是央視下麵一個公司的廣告部。
我就笑著調侃他：還和中央電視台接上了頭，看來是越來越紅火了。
江老板給我看了一份“廣告授權書”，說是花了幾十萬才“掛上鉤”。
我說：“你這個，就是中介，別人上央視打廣告直接聯係不行嗎？還非得讓你來賺中介費？你花這個錢給自己貼金，不劃算，挺冤的。”
他說：“我們定了合同的，隻要是周邊縣市的廣告，經不經過我這裏，都要提成給我，我是唯一的授權合作單位。”
我嗬嗬一笑：“這周圍都是國家級貧困縣，你看看哪家能有錢去央視做廣告？做的也都是國家免費扶貧的農產品廣告！”
見江老板有些尷尬無語，我又寬慰道：“倒是‘生態農業’還對路，國家扶持，還可以貸款，有發展前景，但這是個長投資項目。”
聽我這麽說，江老板馬上來了激情，不無興奮地對我說：“我主要是開發生態旅遊，現在縣裏和鄉鎮都挺重視，縣投資公司牽線搭橋，我和白馬村現在正在搞聯合開發，我出資，村裏出土地，已投入幾百萬了，農家樂馬上竣工了。”
江老板的農家樂開業的那天很熱鬧，我和大李也受邀參加。他的農家樂依山傍水，設有仿古閣樓、風雨廊橋、釣魚場、娛樂場等，雖還顯得有些粗糙，但已初具規模。村裏負責農家樂的日常經營，江老板負責財務和管理，利潤雙方四六分。
江老板指點著周圍奇峻的大山對我們說：“後續開發山水的同時，重點挖掘古人、神話、傳說、民風民俗和山水的‘有機結合’，打造‘國家級民俗風景點’。資金由縣投資公司和我出。”
後來我們公司和我私人搞活動，又去江老板的農家樂玩了幾次。那裏的農家菜做得很有特色，在我們縣裏小有名氣，生意好得爆棚。江老板說，每天吃午飯的遊客最少也有十幾桌。
2012年4月，我兒子要在市裏購買婚房，我便去江老板的公司找他退集資款。
那時，我們縣在城郊創建了工業園區，四處招商引資，江老板作為縣裏的廣告協會副會長，積極響應號召，已經帶頭將自己的公司遷了過去。
江老板的公司規模擴大了，從裏到外修得煥然一新：氣派的大門門頭，落地玻璃門窗，前台有迎賓小姐，側邊是企業獲得各種獎狀的榮譽牆；大堂不再是格子間，而是做了一張很大的木質辦公平台，設計員都在上麵幹活；電腦、桌子、文件櫃都是新的，還增加了視頻投影。公司裏的規劃井井有條，很上檔次，估計花了百多萬吧。
我覺得如果隻是做廣告業務，這個排場實在是浪費。廣告公司還是設在縣城裏，開展業務才方便些。可江老板對我說：“現在我準備朝建築房產上發展，接了幾個小工程在做，有塊地皮正在協商搞開發。”
我想也對：他現在幹工程，要注重形象，別人才相信他有實力，這是必要的包裝。
江老板聽了我想退款的要求，抱歉地說這段時間資金緊張，隻能先退我10萬元，說剩下的錢，“有了馬上給你”。
隨後，他又說我們公司應酬多，想邀我入夥，用他公司原址的房產做火鍋生意。我覺得那個地方不適合做餐飲，就說：“你那地方不是熱鬧的場所，就算有熟人來，吃個一回，照顧一下，第二回肯定就不來了。說實話，你現在資金肯定緊張，（做火鍋店）再裝潢又要投錢，假如生意不好，錢白甩了，不如租出去，來錢快，也沒風險。”
但江老板對我的建議不置可否，我隻好說自己沒錢，可以幫他問問大李有沒有興趣。回來我跟大李說了，大李的頭搖得像撥浪鼓，“幹飲食既累人又麻煩，能不能賺錢都難說。”
後來，江老板應該是沒找到開火鍋店的合夥人，隻好把房子租給了一個開超市的。
4
半年後，我也要裝修新房，便打電話跟江老板要那筆餘款。他還是說資金緊張，“業務結了賬馬上給”。
我有些發愁，江老板接著在電話裏問我：“你認不認識白馬村的村主任古子紅？”
我說認識，古子紅是開采石場的，曾因推銷石料請我們建築公司經理吃過飯，經理把我也拉去了。
我問他有什麽事，江老板氣憤地說：“我之前和他們村裏辦的農家樂，原來合作得很好，後來村裏‘兩委’換屆選舉，古子紅選上村主任後，眼紅農家樂生意好，就假公濟私，毀了我和村裏簽訂的協議，把農家樂給霸占了！”
我知道，這個古子紅過去是村裏的地痞，靠非法開采石場發了財。那時我們這裏提倡找村裏的能人、富人當村幹部，“帶領村民脫貧致富”，一些靠不義之財發家的人，便通過操縱選舉成了村領導。
江老板說：“古子紅當上村主任後，修‘村民廣場’要我讚助10萬，我給了5萬。接著，又要我出資給他兒子在鎮上開個廣告門市，說掙著錢了再還我。我拒絕了，應該就是這事得罪了他。”
“你沒找鄉政府？”
“找了無數次，經常找不到人，找到人了雙方又談不攏，鄉領導盡和稀泥。”
“你和村裏有協議，找律師起訴不行？”
“找了，律師去找他調查，古子紅不認合同，說合同上村民代表簽字不是本人簽的——當時是不是來的本人，我也不認識啊。律師說，集體土地出租，村裏蓋了章，但還要村民代表簽字認可，如果真的來的不是本人，打官司勝算不大，隻有雙方協商。”
“那你後續投資了沒有？”我問。
江老板說：“沒有，一怕今後扯皮，二來資金不活。”
江老板想請我和大李出麵去找古子紅談一談，大李聽說後，把胸膛一拍：“我找幾個道上的兄弟一起去協商，看他有什麽日天的本事。”
去白馬村那天，大李說有事沒去。他找來4個“兄弟”，其中一個外號叫“蝦子”，還是個吸毒人員。
古子紅一改過去光頭大金鏈的形象，穿著西裝係著領帶，鼻子上還架著一副眼鏡。我向他說了來意，望他高抬貴手，能幫著妥善處理此事。
“看你麵子，我給他兩個選擇：第一，我給他補200萬，他把土地租金、青苗費、舊房遷移費補了，然後退出（農家樂）；第二，農家樂我們不要了，他得拆除房子，但第一條裏的費用必須補，恢複土地原狀。”古子紅傲慢地說。
如果把這雜七雜八的費用算下來，估計遠遠不止200萬，江老板怕拿不到一分錢，我想。
“我投了800多萬，都是有賬可查的。”江老板叫屈道。
“不願意就拉倒，我沒時間和你整天磨蹭。”古子紅說。
“做事要講良心，半夜才不怕鬼敲門！”蝦子嚷道。
“我自己就是鬼，我怕誰？！”古子紅毫不示弱。
話不投機，兩人爭吵起來，進來不少村民圍觀。古子紅狂妄地說：“你想在我地盤上搞事？！我隻要在廣播上一喊，你一個都跑不脫！”
我看古子紅又痞又賴，怕事情無法收場，就說雙方都冷靜一下，再找時間處理。
回去後，江老板請我們吃飯，蝦子他們跟江老板要了1000元的紅包。蝦子走時，狠狠地對江老板說：“要不找個人把他弄殘算了！”
江老板擺了擺手，看來他雖被逼得無奈，還是保持了冷靜。
5
從那之後，江老板給大李的利息經常不能按時付，每次都是大李催了才遲遲給。我也時不時找江老板要剩下5萬塊錢，他總是說結賬了馬上給。這樣久了，我就起了氣，忍不住對他發了火，他又給了我2萬元。
我將江老板的情況給大李說了，大李說：“你就是念感情，怕撕破臉。我要退錢，他非給不可。不然我要強占他公司，叫他無法工作。”
煤炭市場的價格一路狂跌，嚴重影響了本地其他行業。每個老板都在喊生意不好做。原先街上到處都是門市，現在很多都搬到背街去了，還縮小了規模，減少了雇員。一些投到煤礦的“集資”錢，很多都撤了出來，還有的煤老板無錢還款跑了路，民間借貸的利息也下降了。
大李說，他又湊了20萬，是煤礦退回的，問我有沒有放心的公司要“集資”。我說沒有，叮囑他千萬不要投給江老板了，“情況不妙，我感覺已經有了風險，不安全”。
我問他：“你投（給江老板）的款打算退不？”
他說：“暫時不退，再放段時間收點利錢，風險不是很大，可控製。”
我本想勸他見好就收，看他自信滿滿的，就閉口了。
大李嘴上說錢不投給江老板那裏，可背著我，他最後還是把那20萬又投進去了。事後他眉飛色舞地給我說：“我去江老板公司進行了認真考察，和他麵對麵談了。他生意還好，又買了輛寶馬，現在接了幾個建築工程在做，資金確實緊張，他保證公司運轉沒問題。”
大李說，他讓江老板把原來的“兩月付息”改為“每月付息”。
我給江老板打電話討餘款，他依然說結了賬馬上給。我說“大李才集了資的”，他便說“等一會兒，我在鄉下考察項目”。過一會兒我又打過去，他說“下午轉（錢）”。可到了下班，我都沒收到錢。晚上，我給他打電話，罵他太無信無義了：“我們兩口子都是下崗再就業，省吃儉用攢點錢不容易，你再三再四地耍我，良心不愧得慌？咱是多年的朋友，又是業務關係，難道就被這點錢斷絕了？！”
江老板又說“明天上午轉”。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再打他手機，他就不接了。我不停地打，他終於接了，說自己在外地，已經安排公司裏人給我轉賬。我等了一上午，依然沒見到錢，下午便跑到他公司，不聲不響地推開他辦公室的門——他果然在裏麵。
我非常氣憤，正要發火。他忙抱歉說，“才回來，馬上給你轉”，說著，就在手機上把錢給我轉了過來。
結束了私人之間的利益糾葛，大家還是朋友，我們跟江老板還是一如既往地業務往來。
大李的利息改為月結後，除了第一個月準時到賬，江老板再沒按時給過，每次大李都要催上幾次，才勉強轉來。
我覺得江老板的公司肯定出了狀況——每次我打電話找他辦事，他都說自己在外麵的工地，叫我去找他公司的員工。有一兩次在公司遇見他，雖然還是西裝革履，但人瘦了，臉憔悴了。
我曾問江老板，農家樂的事處理沒有。他深歎了一口氣，生無可戀地說：“處理了——我不停地找縣信訪辦、縣政府和縣委，打聽到他是政協委員，我又找縣政協。最後處理結果，讓我和村裏‘輪流經營’，古子紅經營了快3年，叫我也同樣再經營3年。等我接手後，才發現設備設施他都沒維護，更要命的是他欺客宰客，服務又差，現在農家樂臭名遠揚，都沒人上門了。我經營半年，月月虧，幹脆關門歇業了。”
說完，他便說要去工地，匆匆開著寶馬車走了，對一旁閑玩的員工也沒過問，好像他的心思根本沒放在廣告公司裏。
6
大李的利息錢已經有3個月沒見到了。他給江老板打電話，江老板說錢都壓在工地上了，撥了工程款就給他轉來，還給他發來工地的照片，讓他放心。
大李時常在我麵前罵罵咧咧的，說江老板不講信用，不按時付息，有時逼急了，江老板就轉個三五千給他。大李去江老板的公司看，卻始終找不到江老板本人——公司門開著，有人在上班，一切都正常；去酒吧問，說江老板已經退出半年了。
大李問我江老板的生意情況，我也不清楚——如果他在搞工程，不擔心，就怕沒搞工程——從他現在廣告業務量看，員工工資加上每月該付的利息，財務應該很吃緊。他過去常做的幾家大客戶，有的已經被別的廣告公司奪去了。而他公司裏的員工經常在換，我每去一次，都是新麵孔，“人心不穩，這不是好兆頭”。
我叫大李慎重防範，他卻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有機器、房子、車子，我不怕，我相信他在外麵搞工程。”
就這樣，江老板半年累計欠了大李幾萬利息。眼見快到年底了，大李給江老板打電話要利息，江老板說自己在湖北的工地上，已結了工程款，但不是現金，拿的匯票，正找人解匯。辦成了的話，年前就把拖欠的所有利息結清。
大李聽了很高興，正好同事們在一起聚會，他高調地說：“還是相信江老板的為人和能力，他如果回來談得好，我還投40萬給他，湊個100萬的整數。”
“你真的還要投？”沒人時，我問大李。
“是的，這次隻要他抵一套房子給我。”大李興高采烈，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
本來約好年前結息，江老板又說年底資金緊張，沒解到匯，要1月上旬結。一晃都11號了，他的手機變成了無人接聽——於是就有了開頭我幫大李給江老板發短信的那一幕。
那天下午，我終於盼來了江老板的短信。他說春節要放假了，在工地上和工人們一起搶進度，他感冒嗓子啞了，說不出話，連去買藥的時間都沒有，匯票沒辦理。
我回短信說：大李快急瘋了，你馬上給他發個短信說一下。一會兒，大李也收到短信，內容和給我的差不多。大李問江老板春節回不回來，他回複：“錢解了匯就回來，回來就和你聯係。”
大李一等就等到了大年三十，期間給江老板打電話，他都不接，有時回個短信，還是類似的說辭：工地忙，在找人解匯，廣告公司也在我們本地收賬。可大李去查問江老板廣告公司經常做的幾家客戶，對方均說自己欠江老板公司的款項不多。
年過完了，江老板也沒回來。大李去他家敲門，沒人。問左鄰右舍，都說好長時間沒見他和家裏人了。去另外幾處房子，都出租了。大李急了，去調查江老板的房產，都被押在銀行，不知貸了多少款，而那間超市的租金，別人給他繳的是“3年”。
我找了個廣告公司的老員工一問，才知道江老板的廣告公司在去年就“整體”租給了他的老表。後來見經常有人上門要錢，怕日後扯皮，江老板的老表又注冊了自己的公司，但門口依舊掛著江老板的牌子。
我跟江老板的老表說：“由於你的誤導，把集資的人坑慘了。”
他老表說：“我隻是想用他原來建立的業務關係。”
7
大李打聽到江老板原來有一個員工叫尹老二，也給他集了資，約有百多萬。我認識尹老二，是個木匠，江老板廣告公司的木工活都是他在做。
我帶大李找到尹老二了解情況，發現他比大李還慘——江老板說工地差百多萬，找他借，說周轉一下，貸了款就還他，年息5分，利息3個月一結。可尹老二就拿了一次利息，江老板就無影無蹤了——尹老二的錢，都是用2分或3分利，找十幾個親朋好友“集”的。
尹老二要大李和他一起去江老板的工地找人。大李說他先調查一下情況，結果又打聽到江老板還有貨款和個別員工的工資沒付完。
大李不停地給江老板打電話，白天打，半夜打，不打就發短信。偶爾江老板也接電話說幾句，說解不到匯，他等著建設方撥現款，有錢了就給大李，又說自己現在也沒法，叫大李不要老是打電話，影響他工作。
大李提出要去看看他在啥地方搞工程，要求他每隔幾天打個電話來保持聯係。江老板不說自己在什麽地方，隻說過幾天給他打次電話。
但等了半個月，江老板的電話再也沒打過來。大李打他手機，電話是通的，就是不接。我打也一樣。我又給他發了很多短信，他遲遲地回過一次，說在忙工作，大李不相信他，錢別人欠著，他也沒辦法。之後，江老板就再沒回過我的短信。
大李憤憤不平，喊了一幫人去占江老板老表的廣告公司，不準公司裏的人做事，想逼他老表給他打電話出麵解決。江老板的老表對大李說，他也不知江老板在哪裏，過去有事都是電話聯係，現在電話通了但無人接聽，說完，他當著大李的麵撥了江老板的電話，證明自己說的是實話。
大李說，大門上掛的是江老板的公司牌子，設備設施也都是江老板的，他不出麵，我們不會走。江老板的老表報了警，警察來了把大李訓了一頓，叫他去法院起訴，不要擾亂別人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如不聽勸告，將被治安拘留。
大李蔫了，隻能有空就給江老板打電話發短信，後來江老板的手機也停機了，他隻好請我幫忙打聽江老板的下落。
我找到江老板公司原來的員工，他們說，江老板這幾年根本無心做廣告，說累死累活的，來錢少。江老板到處找工程做，接到過幾個小工程，都是幾經轉手的，輪到他時，都是“四包”“五包”了，還要墊資，結賬也難。他既不懂施工管理，也沒有施工隊伍，虧沒虧，大家都不清楚。還有人說，有段時間江老板和別人合夥搞房地產開發，投了錢，但沒成功。
大家都覺得，如果江老板專心做廣告，雖然經濟不景氣，賺不到大錢，但肯定還能維持下去，就是欠了百多萬的債，也無須玩失蹤啊。
江老板無聲無息，猶如人間蒸發。大李尋了幾個月未果，就請了律師起訴他。同事們都說，官司贏了，要不回錢有什麽用，還要花律師費。大李對我說：“實在無路可走了，電話打不通，人不知去向，隻有起訴打官司。他有房產，雖然抵在銀行，看法院怎麽判。”
8
2017年秋，大李起訴江老板，法院找不到江老板，傳票也沒有送達到他本人——給他打電話都是關機，給他發短信不回，隻好將訴訟文書粘貼在他公司、居住地等他有可能出現的地方，想他看見後和法官聯係，出庭應訴。
開庭時，江老板依然沒有出現，也沒請律師，大李勝訴。
開庭3天後，法官接到了江老板的短信。他說，自己因盲目發展，沒考慮風險，造成企業資金入不敷出，害了借錢給他的朋友。目前他人在外地打工，暫時沒有錢還債，望大家不要四處找他白花錢。給他一段時間，他正在積極籌措，從頭再來。實在對不起大家，請諒解。借的錢他一生都記著，也將用一生來償還。
法官將短信轉給了大李。大李對我說：“我現在要的是錢，不是什麽諒解。我已申請法院強製執行江老板的財產。”
根據法律規定，財產分割首先是銀行，然後的才是自然人——尹老二和另一個借給了江老板十幾萬的，心存希望，沒有去法院起訴——如果不起訴，就放棄了財產的分割。大李抱著一線希望，想看銀行起訴江老板後法院的裁決，這是他目前唯一抓得著的救命稻草。
2018年春末，銀行向法院起訴了江老板，法院凍結了江老板的房產，按規定啟動了房產拍賣程序。拍賣公司根據市場行情定價後，掛牌推向市場，有意購買者就去報名，擇日舉行拍賣會。
我一個被“強製執行”過的朋友說，這種競拍“水很深”，場麵冷清，去的人都會說定價高了不舉牌。流拍3次後，銀行就會提出降價，不知不覺就有人以低價拿走房子，然後法院就會強製執行騰空房屋。
我給大李說了這事，他不以為然，還沾沾自喜地說：“江老板的房子，我按拍賣公司出的價算了，除去銀行的本金利息，有剩餘的錢，抵我的集資款本金應該沒問題，現在房價一路上揚，怎麽也不會虧。”
但結果，事與願違，江老板的房子拍賣後，連銀行的錢都沒抵清，大李竹籃打水一場空。
江老板被列入了法院和銀行的老賴黑名單，並在媒體登載示眾，個人聲譽受到了嚴重影響。他若想從頭再來，將是困難重重；大李贏了官司，卻再也要不回錢，雞飛蛋打，自認倒黴。
最終，兩敗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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