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歲了，她還在努力考證
1
2019年11月30日下午，我收到李秀玲的微信：“沒通過，差2分。”短短幾個字，看似很平靜，卻難掩失落。
我也替她惋惜：“怎麽就這麽寸呢？哪兒不能多這2分？”
“運氣不好唄。”隔著屏幕，我都能聽到她歎氣聲。
這是她第三次參加司法考試了。2016年，她第一次參加考試，差9分；第二年又考，差35分。2018年，司法考試改革，變更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李秀玲因故沒參加，等準備來年再戰時，發現考試規則變了：由原來的考一次改為考兩次，第一次客觀題考試通過後，才有資格參加1個月後的主觀題考試。
“這樣也算是增加了難度，以前同時考，兩者還能平均一下，就算客觀題分數略低，兩科綜合起來也就能考過。規則改了後，必須兩次考試都過線才行。”她那時給我介紹說。
為此，2019年5月份，她從我們小食品廠的行政崗辭職，專心在家複習，準備10月、11月的兩次考試。
10月份，客觀題考試結果出來，她超了17分，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司考’是號稱最難的考試啊。”她希望後麵的主觀題考試也能順利通過，那樣就能拿到資格證，然後去律所實習、當律師，“律師體麵，收入也很高，就不用在底層打工了”。
可是怕什麽來什麽，她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我這一生，除了考‘國庫’那次比較順，其它的事都比較坎坷。”她又一條信息說。
我隻能無力地安慰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這也沒有什麽損失，還多學知識了。”
我想，早知這樣，還不如不辭職呢。她也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兒子正上大學，丈夫也早已下崗打工，如今考試沒有如期通過，再找合適的工作也不易，真替她擔憂。
2
李秀玲說的那次“國庫”考試是在2001年夏天。當時，我和她分別從糧食局下屬的飼料廠站和糧站，通過考試到了一個新成立的國家糧食儲備庫（仍然隸屬於地方糧食局）。
那時候，糧食係統的單位已經不景氣了，除了糧食局辦公室是事業編，其餘的鎮糧站、油廠、麵粉廠、飼料廠等均屬於企業，需自負盈虧。聽說新成立的“國庫”是財政全額撥款，很多人想托關係擠進去。可能是想走後門的人太多，加上當時搞反腐倡廉，領導決定通過考試公平競爭。最後，考上的大多都是大、中專畢業生，也有少數退伍軍人。
2002年元月，我們正式入職新單位。報到那天，我們三十來個人來到糧食局辦公大樓下排著齊整長隊，每個人都喜形於色，以為從此走上了光明大道，一輩子旱澇保收了。
入職的人大多三十來歲，我留意到其中有個二十來歲的小姑娘，一米六出頭，紮著簡單的馬尾，笑得最是開心。她就是李秀玲，兒子剛滿周歲，丈夫是原來糧站的會計。
沒幾日，她帶兒子來單位，我們逗孩子玩，得知孩子的姓名後，都很奇：“你姓李，你丈夫姓張，怎麽你兒子卻姓丁呢？”
“我實際上也不姓李，本來姓葛；我丈夫也不姓張，他本來姓丁。”她笑著說，“我們都是頂別人的學籍考試的。”
那時候，考上中專，分配一個穩定的工作，是多數農村上學的孩子和家長的理想。讀高中考大學，不僅要多花幾年時間，考上大學的希望更加渺茫——當然，那時中專也不是說考就能考上的，好多人都得複讀幾年，考幾次才行。
我比李秀玲大十來歲，上學時不管初中、高中，想複讀幾年都跟應屆生一樣考試。而她讀書那幾年，針對複讀的初中畢業生，教育部門曾出台過嚴格的學籍管理製度：隻許複讀一年，以後就不允許複讀了。最嚴的一年，複讀生中考的分數線要比應屆生高出100分才能被中專錄取。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複習生都頂著退學的人的學籍，裝成應屆生考試。還有人已經上初三，又從初一重新報一個學籍。”
1992年，李秀玲第一次參加中考，全校沒一個考上中專的。第二年複讀，遇到學籍製度最嚴那年，自然又沒考上。第三年，老師給她找到一個相貌差不多的退學女生，“我就頂著這個叫李秀玲的應屆女生的學籍，考上了糧校，從此就成了李秀玲。”
“怎麽會有那麽多退學的人可以比對相片？”我們好奇地問。
她介紹說：“我們那裏比較偏僻，讀到初三的女生很少，所以有很多退學的可以比對，總有一個跟你照片比較像的。老師也樂於給你找，考上了也是老師和學校的榮譽。那些年，冒用別人的學籍考試，大家都不覺得有啥。”
“你父母還不錯，沒有重男輕女讓你退學。”
她說，她父親曾是土醫生，家裏原本條件不錯，但因一次變故，父親受了刺激得上精神病無法行醫。她是老幺，當時才一兩歲，上麵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在念小學。二哥尤其聰明，但因家裏困難交不上學費被老師罰站，幹脆輟學了，而後又因家裏需要人做農活，母親也將姐姐從學校硬拉了回來。
“最終，隻有大哥堅持讀到了大專。等家庭條件緩和了點，大哥便說服我媽讓我讀書，後來他畢業回鎮上教書，靠著他的資助，我才得以繼續讀到了初中。”
李秀玲沒辜負大哥的期望，最終考到了糧校。原以為往後都是坦途了，沒想到1997年畢業分配工作，先讓她吃了一記悶棍：
她的派遣證到縣裏有關部門後，按照對口分配的原則，理所當然地轉到糧食局，然後等著分配去具體單位；她有自知之明，像她這樣沒有背景的農村孩子，不敢想自己能留在城裏的單位，隻希望能分到老家鄉鎮的糧站工作就心滿意足了。
本以為很快就能落實的工作，遲遲沒動靜。每周，她都會騎著輛破舊的自行車，往返五六十裏來去糧食局問消息。在路上，遠遠看著糧食局那座巍峨的辦公大樓，她感到一種威壓，上學時的那一點優越感喪失殆盡，隻剩卑微。
進了樓，怯生生地敲開人事科的門，小心地遣詞造句，問自己的工作分配進展，得到往往隻有一句冷冰冰的話：“還沒研究呢，回去等著吧。”
從7月份畢業直到第二年1月，她每周去問兩次，夏天臉曬得黑紅，秋天嘴唇被風吹得皴裂，冬天手凍得麻木疼痛，可還是沒有分配的消息。人家告訴她：局裏領導變動，一把手缺席，沒人拍板，都沒有分配呢。
她禁不住憤懣，想罵人，又不知該罵誰，也不敢罵誰。有次，她從樓上一步一步挨到存放自行車的車棚下，一股無名火使得她猛勁把自行車踢倒在地，蹲下身把頭埋在兩膝間無聲地哭起來。
最終，人事科的女科長，見她頻繁來問，可能出於可憐，讓她臨時來局裏幫忙整理材料。於是，從1998年2月開始，她開始在局裏“幫助工作”，住在哥哥家裏。這時，局裏說沒她的工資預算，隻能等她分配到具體單位後，由那邊給補上。她接受了這樣的條件——有事做總比幹等著強。
幾個月後，總算等來安排，不出所料，她被分到老家鎮上的糧站工作。人事科長給她開了證明，讓糧站補發她在局裏幫忙4個月的工資。可是糧站的領導不同意：“你在局裏幫忙，應該局裏給你工資。我們隻能從你來單位的時間給你算工資。”
她聽了這個話，心裏涼了半截：“合著我還白幹了幾個月？”
正在這時，財務室有個小夥子小張，給她出主意：“你出錢請客，我給你邀請領導，請他們吃個飯，又有局裏人事科長給你開的證明，這幾個月的工資應該會給的。”
在小張的張羅下，那4個月的工資真拿到了手。因這個機緣，一來二去，小張就成了她的丈夫。在這個糧站上班4年後，遇到“國庫”考試，她便從糧站考上了上來。
聽她講完，我不由得感歎了一句“你這一路，真不容易”。還開玩笑說：“好在，現在我們也算有了終生保障了。”
李秀玲狠狠地點了點頭。
3
可惜，事與願違。工作沒多久，便聽聞“國庫沒有批下來存儲指標”，這就意味著新單位不屬於財政撥款，依然隻能自負盈虧。除兩個曾經有事業編的同事扼腕歎息，我們其餘人隻得安慰自己：比此前單位好就成了。
2005年，上級部門要裁員增效，開始讓一部分人買斷下崗。本來還沒輪到我們單位，但領導積極響應號召，讓我們憑著自願的原則，“如果願意買斷，就給你規定的買斷補償，從此跟單位脫離關係，成為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如果不願買斷，那就要拿出幾萬塊作為‘集資款’”。
所謂“集資款”，也叫“保崗費”，就是一種交給單位的押金，要幾年後才還給職工。裏外裏二鬥米，一進一出就是十幾萬。權衡完利弊，我就成了主動買斷下崗的人員之一——倒不是交不起那幾萬塊集資款，我的想法是：我一個本科生，難道還找不到一個工作？
而李秀玲覺得自己上學、工作來之不易，買斷就徹底下崗了，她不想失去這個工作。她剛上班沒幾年，幾個月前七拚八湊，剛在縣城邊上從農民手裏買了塊宅基地，蓋了一幢二層小樓，沒錢裝修，毛坯房就住了進去。為此，她和小張想盡辦法借錢，才交上了5萬塊的集資款。
可是過了幾天，領導又把集資款漲到8萬，要求第二天必須交上來，否則就辦買斷下崗手續。這麽短的時間，上哪裏弄3萬塊錢呢？不得已，包括李秀玲在內，又有幾個人隻能買斷下崗了。
至此，我們那一批同期進單位的人，有一半下崗了。
不久後，係統內的改革向縱深發展，下麵各個糧站也開始減員增效，小張也從糧站買斷下崗了。
孩子小，夫妻雙雙下崗，隻好自謀職業。李秀玲在一個金店裏找到個營業員的工作，她一邊上班，一邊接送孩子讀幼兒園，同時還參加了電大的法學專業的函授學習，最終取得了函授本科學曆。小張試著和朋友開了一個小型家具廠，主要生產加工辦公用的桌椅等，可是幹了不到一年就散夥了。他隻好離開老婆孩子，南下深圳尋找工作機會。
幾經周折，小張在一個監控設備廠做了會計，工作穩定下來了。2007年，李秀玲也帶著6歲的兒子去投奔丈夫。到深圳之初，她在飯店當過服務員，在火鍋店當過幫廚，每天起早貪黑，不辭辛苦。
幾年後，小張公司裏一個熟人看到這個行業很火、老板每年都賺幾百萬，就想拉幾個人單幹。在那個熟人的反複勸說下，小張也加入了，還投資了十幾萬。常言說，“生意好做、夥計難擱”，最終，因為複雜的關係，幾人難以繼續合作下去。
夫妻倆一合計，在這個行業也摸爬滾打好幾年了，不如自己創業單幹，“人家每年掙幾百萬，咱們哪怕掙個幾十萬呢，也比打工強吧？”
經過多番考察，2010年，他們兩口子開了一家小廠，既當管理員又當技術員，還要當組裝工人和銷售，每天起早貪黑，好歹把廠子運作起來，慢慢也有了收益。第二年，他們用掙到的錢買了一輛車，方便跑業務。最初的兩三年裏，雖是辛苦，可他們每年的淨利潤也有30萬，比打工可好多了。
然而，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生產出來的產品如果不賒銷就賣不出去。而一旦賒銷，回款又是大問題。從2012年開始，很多經銷商便開始拖欠貨款，從幾千到幾萬，甚至十幾萬的都有。到後來，欠款的商戶越來越多，李秀玲兩口子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去催要。
2014年，有個經銷商欠了他們幾千塊的貨款，李秀玲多次去店裏催問，對方以各種理由推脫。最後一次去時，居然人去樓空。李秀玲隻好無奈地在附近的市場裏瞎逛，突然，她看到一處新店麵的招牌，上麵寫著那個經銷商的名字和電話。
李秀玲賠著笑臉迎了上去：“老板，你搬家了也不告知一聲，我們也好給你祝賀一下啊。就是幾千塊錢的事，這麽長時間了，您讓我們跑了多少趟了？一分錢我們都沒拿到。眼看就過年了，工人要發工資，怎麽著，這次也要給我們了吧？”
那人卻不耐煩地說：“你們煩不煩啊？一點錢要個不停，我不是沒有嗎？”
這下李秀玲氣了：“今天你給不給？不給我就在你店門口給你宣傳宣傳，看你還開不開張？”
最終，那人隻給了1000塊錢。李秀玲堅持，“不給完錢，我就住你店裏了”。說著，氣憤地坐在他的櫃台上。那無賴居然報警，說李秀玲擾亂自己的經營。警察來了，說：“你們這是經濟糾紛，可以起訴，但不能影響人家的正常經營。”
無奈，李秀玲隻好氣憤地走了。
“起訴？談何容易，白紙黑字的欠條在這裏放著，他不想給你，你毫無辦法，起訴白白花費時間精力，贏了官司，最終錢也要不來，還多花了律師費。”小張也很無奈，“以前也不是沒起訴過。”
往後，要賬的事兒占據了夫妻倆大量的時間——沒錢的，不給，開著豪車、住著豪宅的有錢人，也不給。本來就艱難經營的小廠，因為大量死賬、賴賬，開始陷入困境，前幾年攢下來的錢也快砸完了。
4
此前，李秀玲的兒子在深圳讀完小學，考慮到將來必須回戶籍地高考，初中時便送回老家讀書，平日讓婆婆看管。2015年，兒子要讀高中了，婆婆告訴他們，孩子大了，有時放學不按時回家，跑去網吧玩，自己管不了。
“兒子的學習是大事，不能耽誤了。”李秀琴跟丈夫商量，自己必須回來，陪兒子讀高中，“高中3年是關鍵，放任自流下去，將來孩子的前途就毀了。”
近十年來，縣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的城南邊緣地帶已經成了“新區”，高樓林立。李秀玲一家卻還住在那棟灰撲撲的二層小樓裏，而且還是毛坯——起初是沒錢裝修，到後來有點錢都放入廠裏做流動資金了，無暇顧及其他事兒。見狀，李秀玲觸景傷情，想著自己年已四十，曆經坎坷波折之後，竟又回到原點。
她頹然地坐在客廳的簡易靠椅上，顧不上多感傷，就得思考接下來的路怎麽走。兒子的學校離得近，她得做好一日三餐，讓兒子回家吃飯，免得讓他趁空溜號去網吧。為此，她到家附近一個小型物流公司當文員。
說是文員，其實什麽雜活都要幹，工資卻隻有1500塊。
“這個老板真是個奇葩，如果他有事不來上班，會把桶裝水的水票都給鎖起來，連水都不給人喝。大夏天的，想喝水，隻得自己買，幾個員工都很有意見。”李秀玲說。
考慮到能夠下班回家做飯，她也隻能堅持幹下來。她每天早早來到辦公室，收拾妥當，便開始馬不停蹄地工作。可老板實在太會算計，經常在中午快下班時讓李秀玲去送件，有時從城南送到城北，她騎自行車往返得花不少時間，時常耽誤給兒子做飯，母子二人隻好湊合著吃一頓，飯後她來不及收拾，又匆忙趕去上班。
有天中午，李秀玲就要下班走了，老板又安排她去送件。李秀玲實在忍受不了：“這就下班了，你還讓我去送件。要送，等我下午來上班再送，我做飯來不及了！”
可是老板不依：“你就是順便拐個彎兒就送去了。”
“這是順路嗎？要是順路我都不會說的，這繞得來回一個多小時，還要聯係人家，還要等著。你老是這樣，我沒法幹了。”
她忍無可忍，幹了不到3個月，便離開這家公司。
可這樣閑著也不是辦法。小張一人在深圳慘淡經營，外麵欠款林林總總加起來有幾十萬了，而存貨又有幾十萬賣不出去，進人家的原料卻要現款，公司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李秀玲隻得重新找工作。時值嚴冬，她奔波在大街小巷，看到有招聘廣告就過去谘詢。最後找到一家賣門窗的店鋪，能夠按時上下班。店老板也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婦女，跟她說，除了基本工資外，根據銷售額還有提成。還有個男店員小王，三十多歲的樣子，對李秀玲的到來不冷不熱。
李秀玲每天冒著嚴寒，騎車到工地、小區推銷門窗，記下一個一個潛在的客戶，然後逐一打電話，讓他們來店裏考察。在店裏接待顧客時，不厭其煩地介紹、推銷產品。可是，一個月下來，業績全被小王算到他自己身上，李秀玲一點提成也沒有。李秀玲覺得不合理，尤其是這裏麵還有不少是她到外麵拉來的客戶：“顧客進店，誰接待的，達成交易就算誰的業績，不能都算在你一個人身上。”
小王不同意：“我都在這裏幹了兩年了，你一來就想分我的利潤？”
李秀玲找到老板，說了關於業績提成分配的想法，老板說考慮下。春節過後，李秀琴再去店裏時，老板便換了一副臉：“你不用來上班了，店裏不用這麽多人，小王一個就行了。”
“你放假前怎麽不說呢？”李秀玲有些生氣，“不然，我也好早點找工作。”眼看多說無益，她結完少得可憐的工資，頭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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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張這年春節回來了。深圳的廠子已難以為繼，欠款無法回收，沒有流動資金。積壓的產品不賒銷就賣不出去，賒銷就要不回來錢，進退維穀。為此，夫妻兩人互相埋怨，說不了幾句便吵起來。
“當初老老實實打工，也不會落到這個地步。就你，聽信別人的，一步走錯，步步錯！”李秀玲氣憤地說。
“我是為誰？我還不是為這個家？誰能知道形勢變成這樣？”
節後，小張在縣城周邊考察了一下，看到城東有一家同樣的廠子幹得還挺不錯，便提議：“不如我們也把東西搬回來，在本地幹。”
“在本地能有多大的市場？就這麽大的地方，你還想再分一杯羹？可能嗎？”李秀玲反對。
可是，小張還想做最後的掙紮，他千裏迢迢把那些存貨、原料、設備等費勁巴拉地從深圳運回來，整個房子裏東西堆到了頂棚，光是包裝紙盒都堆滿了半間屋子。
“你看那些盒子，當初不讓你訂你非要訂，等人家確定要了你再訂不好嗎？白白花了這麽多冤枉錢。”李秀玲沒有好氣地抱怨。
小張也生氣，兩人不免又開始吵架。工作不好找，生意又失敗，回家看到那些幾乎廢棄的產品堆滿了屋子，李秀玲的心就如熱油滾過：“你看看，這些東西，讓你在當地處理掉，你非要拉來家幹，白費了那麽多運費，現在堆在家裏，看著都鬧心！電子產品，不久就過時了，堆在這裏賣破爛都賣不掉，不如當初扔馬路上呢！”
“你就是馬後炮，現在說這些有什麽用？”聽到李秀玲的嘮叨，小張也生氣道，“這日子沒法過，離婚好了！”
“離就離，誰怕誰？我馬後炮？我當初有沒有讓你在當地處理掉？你還抱著希望來家幹？家裏就這麽點的市場，稍微用腦子想想就知道不行，結果怎麽樣？”
這樣的次數多了，兩人都絕望。沒多久，真去辦了離婚手續。
此後，李秀玲又找到一個駕校的辦公室工作，工資不錯，就是離家遠。她隻好讓兒子中午在食堂吃飯，晚上再回家。
稍微穩定後，李秀玲看到司法考試的消息，想著自己也有法學的函授本科學曆，便著手“人到中年再衝一把”。小張去省城打工去了，每每看到屋子裏的廢棄產品，李秀玲心中還是一陣焦灼。
兒子剛升入高三，老師便打電話通知李秀玲，說是孩子這段時間成績下降很多，“就中午那一會兒時間，他也能跑去網吧，下午上課還常常遲到”。李秀玲一聽，抓心撓肝，又想到自己回到小鎮的初衷，便辭了駕校的工作，到家附近找了一個超市理貨員的工作，無論工資高低，好歹能盯住小祖宗。
每天早上7點前，她和店裏其他五六個人把蔬菜搬運到蔬菜區，然後把菜整理上架，有的還需親自紮捆。隨後，她才能去自己負責的飲料區域，開始擺貨、補貨、擦洗、搞衛生。繁雜瑣事期間，她抽空回家給兒子做飯，偶爾還在下班後偷偷跑到兒子學校看他在幹什麽。
不過，這超市效益堪憂，一千多元的工資，拖兩三個月還不發。店員們都忍不住問店長，店長就笑笑：“我也想要工資呢，再等等吧。”李秀玲也沒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幹下去。
2018年6月，把兒子送入考場後，李秀玲和小張就去了民政局辦理複婚手續。畢竟人到中年，又有兒子的牽絆，雙方冷靜思考，還是要共同走過後半生。
不久，兒子高考成績出來，考上了當地的重點大學。李秀玲也算舒了一口氣，覺得自己這幾年的辛苦總算沒白費。
之後，李秀玲也來到省城，在小張工作地附近的一家食品廠找了個行政工作。沒多久，應她的邀請，我也來到這個廠裏打工。從“國庫”下崗後，我也兜兜轉轉多年，做過各種營生，最終也是輾轉各處打工。
李秀玲的工作繁雜，每天忙個不停，一人當仨人用，經常晚上八九點才下班，還要受各種委屈。為了第三次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她在2019年5月，辭去這個工作，專心備考，可是結果卻不遂人願。
6
生活還要繼續。
在去年客觀題考試結束後等結果的期間，李秀玲就已經去到一個小廠打工了，工資2000多，比在食品廠上班時少了一大半——她那是考慮知道結果後，能夠隨時辭職。
食品廠離她家不遠，休息日我去看她，她正在電腦上練習打字，她停下來帶我去買菜，“咱們中午吃火鍋吧？”
我們到附近的超市買了火鍋底料，一條魚和少許青菜，她又在街邊小店裏買了一個擀麵杖，店主說8塊錢，她還價道：“5塊不行嗎？”
“不行，幾塊錢的東西，哪能還掉那麽多？”
“那就6塊。”
看到店主還不同意，她說：“那就7塊，總不能1塊錢都不讓吧？”
“別說了，我送你個鋼絲球吧。”
“你真會做生意。”李秀玲笑道。
回到家裏，李秀玲洗菜調湯，把魚切塊醃製，一會兒火鍋湯料的香氣便溢出來。我們兩人邊吃邊聊，火鍋咕咕嘟嘟冒出騰騰熱氣。
“接下來你打算怎麽辦呢？”
“當然要接著考了，我現在的這個工作，就是簡單的手工勞動。找工資高的，肯定沒時間看書複習，我就幹這個，邊打工邊複習，快到考試的前兩個月，再辭職突擊一下。我還要提高打字速度，以前打字很慢，影響答題。”
從她家出來，天氣已經不那麽冷了，我心裏默默祝願她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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