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的回憶
－－作者：曹寵
到今天為止，我一生曾經經曆了四段饑餓的日子。因此養成了我現在的不少“壞脾氣”。家中冰箱裏，總有隔夜的葷、素冷菜（有的還不隻二三天）。外出吃飯都要將剩菜“打包”，不管它是葷的素的，是人家請吃，還是我請人家的，是公家請的，還是私人請的。我知道，這種所謂的“壞脾氣”，有時令人尷尬，可我改不了啊！天長日久，我的腦子就這樣僵化了。我想不妨來談談這個“僵化”的過程吧！這樣吐一吐，我心裏也許能舒坦些。
一、解放前在上海讀書時饑腸轆轆的日子
我年幼喪父，父親是鄉村醫生，留下幾畝薄田，一夥弟兄一分也就沒多少了，我是小兒子，和母親幼妹一起度日，田隻能交給人家種了，所以解放那年，評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在親友們的幫助下，我半工半讀，變賣僅有的薄田，磕磕絆絆地讀上了“上海中國新聞專科學校”。
學校是私立的，規模很小，沒有學生宿舍，我和有些外地的窮學生合夥在打浦橋、大木橋路一帶租棚戶的木板房住，在學生自辦的“青年食堂”搭夥吃飯。為了吃飽肚子，我們這些窮學生，真是用盡了千方百計，食堂用的“配給米”，有時配不到米，就得開開停停。我口袋裏的錢，最多隻能在店裏吃碗“陽春麵”，或買兩個大餅充饑，肚子時常咕咕的叫，在教室裏上課時叫出聲來，實在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下課開飯，是我最期盼的時間，也是我們學生食堂裏熱鬧的時候。
八人一桌，四菜一湯，一葷三素加蔥花湯，而所謂葷菜，也就隻有“臭”味的鹹白魚和肥肉片之類，但那臭鹹魚吃在嘴裏很香，很下飯，動作快的一頓飯中能夾到兩三塊。能吃到三塊的人，也會賣弄一下自己的經驗呢！不開飯的日子，就得設法去親戚家、同鄉家混飯吃。記得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外出辦事，一看已經無法趕回學校食堂吃飯，我心想有個表姐隨姐夫在山陰路的一條弄堂裏辦了所小學，就提出大家隨我去拜訪表姐，因為我也有很久沒去看過她了，雖然這近開飯的時候，這樣子去，似乎不妥，但大家也覺得無奈，就硬著頭皮隨我去了。
表姐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這夥“未來的記者”（因為我表姐夫在抗戰時曾經也是隨“緬甸遠征軍”采訪的知名記者戴廣德）。小學校開飯是由“包飯作”送來的，教師加職員，也隻十數個人。我們裝著要走，對表姐說：“下麵我們還有事，是順便來看看你的。”下課了，馬上就開飯了，我表姐那能讓我們走，說：“大家一起吃吧，是開飯的時候了！”飯開兩桌，我們混坐在教師們一起吃，結果把那隻飯桶，刮了個底朝天，我們看著有幾個女教師那種偷偷地看我們的眼色，吃完就“告辭”了。這頓飯是我們大家很久都難於忘懷的話題。
1948年秋，我是學生自治會的夥食委員，負責管理食堂。那時自蔣經國來上海“搞限價，打老虎”後，我們食堂一丁點兒可憐巴巴的配給米也給克了。一天在食堂包夥的蔡老板對我說：“曹先生，配給米隻夠吃四五頓了，怎麽辦？”窮學生們得知這個消息後就都慌了，可不能停夥，散夥嗬！
在那時的那種情況下，“停夥”就等於上不成課了。在大家苦思冥想研究的對策下，決定組織“要吃飯”的同學去外灘中央銀行門前排隊“軋黃金”。用排隊以“平價”買來的黃金，在黑市上倒賣出去再用這賺來的錢去為食堂買來黑市米解決大家吃飯問題。我們組織了人高馬大，機智靈活的十三四人的誌願者，為搶排隊位置準備打架，但能保證買到幾兩黃金，大家的“肚子”也就是有救了。行動從深夜至第二天上午，結果銀行掛出“今天停售”。我們這幫窮學生散夥後，坐在外灘馬路邊的階沿上，饑腸轆轆地歎氣而歸。
我和兩個同住的同學回到大木橋路合租的木板房，一屁股攤坐在板床上唉聲歎氣時，閣樓上的工人大嫂問我們沒吃早飯吧？並說：“下麵灶台上還有一些冷泡飯你們吃了吧！”我們三人如猛虎下山風卷殘雲地吃完了那半小鍋冷泡飯，還沒等那工人大嫂將灶廚裏的一小碗鹹菜送到我們麵前，這場戰鬥早結束了。
二、在朝鮮戰場上吃炒麵
第二段餓飯的日子雖較為短暫，但來勢凶猛。一連四五天吃不到東西，近二十多天每天發2.5兩生玉米粒或是生大豆，而且沒有鹽。
那是在1950年12月、1951年6月在入朝參戰中的日子裏。上海解放，我們這幫窮學生都興高采烈地奔向革命，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報社當兵，在入朝作戰的二次戰役中，我因采訪戰場新興裏、下碣隅裏而和部隊失去聯係。
冰天雪地，-38℃的嚴寒，我一路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追趕部隊。那時，糧袋裏的幹糧早已吃盡，一條薄棉被和一塊雨布（用來打背包的）也因要減輕負擔在路上丟了，唯一帶著的隻是我的“武器”鋼筆、本子、照相機。公路兩邊一片焦土，村莊沒有了，朝鮮老鄉早逃跑了，也沒辦法找到什麽吃的。一路上肚子咕咕作響，後來連響也響不起來了。唯一的辦法，是抓路邊的冰凍了的雪粉吃。
我第一天餓的感覺是翻腸倒肚的難過，第二天這種感覺減輕了，隻感覺心內火辣辣的，頭上直冒冷汗。吃一把雪粉稍許能緩解一些，第三天隻是眼發花，腿腳軟軟的，坐下去了，就不想爬起來。這次我可說是餓了三天多，其間在被敵機炸毀了的一間朝鮮老鄉破屋的地窖裏，挖到了七八片土豆幹，和公路邊一間半坍的小屋子裏，一個朝鮮“阿媽妮”（老太太）給的兩個煮熟了的凍土豆。待我遇上正在追殘逃敵的部隊時，我熱淚盈眶地跟著就跑起來。
人的生命就是這麽神奇，我果然在三天多的凍餓中走了過來，也許那時我才21歲。我隨部隊到達宿營地後，分到了半米袋炒麵（一種用玉米、麥子炒熟後磨成的粉），一拿到後，我就抓了把往嘴裏塞，炒麵是幹的，一下子就把喉嚨給噎了。因為沒有水，隻能抓把雪放在嘴裏化著吞下去。一旁的老同誌教訓我說：“不要慌，不要慌，夥房在燒開水呢！”我哪裏等得及那開水，隻是接著一口一口地吃，不過不是一大把一大把了。幹炒麵吃了一碗光景，口很渴，那時夥房叫打開水了，我在夥房裏就喝了兩大碗，覺得口裏肚裏暖洋洋的，說不完的舒暢。我想，這一下可吃飽了呢！要緊去找個地方休息，因為說不定，命令一到，又要接著走呢！
我和幾位戰士躺在一個地堡的草堆上，懶洋洋的，覺得肚子有些脹，一個有經驗的說：“同誌，你這是吃多了水，幹炒麵遇到熱開水能不脹嗎？”不一會兒，我肚子實在有些脹得受不了了，想起來伸伸腰，但已經爬不起來了，胃、肚子和腰好像已脹直了，而那炒麵也漲到喉嚨口了。我哼哼著，炊事員幫我輕輕地按摩肚子，想不到這“飽”比“餓”難熬多了，而後是大便、拉肚子，嘔吐一直折騰到天亮才舒服些。
後來聽說，部隊在二次戰役時，有好幾個戰士就是這樣被撐死的。肚子餓得久了，腸子都變薄了，一脹一撐腸子就穿了。這死就死得有些丟人了。五次戰役後的雨季，朝鮮大雨，道路橋梁被敵機轟炸，大水衝垮，部隊被困在山穀裏斷糧近20天，每人每天發2.5兩玉米粒或大豆，摻和著野菜度日。這次，我是餓慘了。
三、大躍進時期“餓”字找上了我
我自1956年從部隊複轉到複旦大學新聞係工作，1957年“反右”後，我被下放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理所當然。當過兵，打過仗，並不等於“思想改造”就成功了。1958年初我隨複旦大學勞動大隊到上海寶山、大場、葑溪鄉勞動鍛煉，住在老鄉家裏，也搭夥在老鄉家裏，更和老鄉一起出工下地，這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
我本是農村出來的孩子，勞動也不怕，隻是不熟練而已，可是我食量大，還是一個肚子問題。我同吃、同住的一家是個中農，主人袁乾生五十不到，人高馬大，勞動勤奮，他的老伴和一兒一女，都是村裏的強勞力，也有些文化。據當時村裏人說，搭夥在他家是一種幸運。我稱主人為“乾生伯伯”，和我同在他家搭夥的是同事老李，他是城裏人，飯量比我小得多。
在部隊當兵時不懂自己該吃多少“定量”，到地方時民政局登記定量的同誌，問我意見，我說隨便吧！因為我不是體力勞動給我定了每月28斤。不勞動時還湊合著。這一下下地勞動，“挑大糞、割稻子、翻田地、挑河泥”，可不得了了，一個“餓”字立馬又找上了我。那時農民家是很少買葷腥炒菜的，天天吃些田裏自種的茄子、青菜、豆角、黃瓜，貧困的人家，連這些都吃不到。
有一個貧農家上小學的孩子，因為早上吃泡飯沒有菜，偷偷地用了些“醬油”澆飯吃，被父親打了一頓，罵他是“敗家子”。我們下放時搭夥在農民家是這樣計算的，每月將自己定量的糧票和規定的搭夥費交給搭夥的人家，他家就一天三餐供應你。他們吃什麽，你就吃什麽。有些較富裕的人家，關心你，有時也會吃些自家雞生的蛋，或者上鎮割些肉回來炒蔬菜，讓你跟著加加油。乾生伯伯家屋簷下掛著幾大塊過年時殺豬醃製的鹹肉，有時他會站到高凳上割一塊下來蒸著吃，那是我最高興的日子，看到他早上割肉了，中午就會有頓美餐了，我上午在地裏幹活就特別賣力。
一日三餐是由乾生大媽負責做的，基本都是頓頓光。他家四個強勞力飯量都大，女兒還是青年婦女隊長，能幹更能吃，大媽對她也特別疼愛，六個人中，吃得最少的要算老李，他是每頓半大碗。乾生伯伯一大碗半（我看他並沒吃飽）。我吃一大碗再添點。乾生的兒女是看鍋吃飯，有就多吃。隻是大媽，吃得最少，經常吃一碗，可是裝得都不滿。我們用的都是農村那種粗大碗，一碗能裝半斤米飯，剛上場的新米，裝裝滿也就是一大碗吧！
我知道自己定量才28斤，實在不好意思多吃。其實，幹了重活，我三碗也能吃得下。吃飯時，我看著乾生大媽那雙帶些愁容的瞧著女兒和鍋台的眼睛，我的心就軟了。有一次我們隊裏的下放幹部“傳擔”挑大糞（用多對糞桶將糞坑裏的大糞，傳挑到河中糞船裏），我傳擔的下家是中文係的一個陳姓教師，他是安徽農村人，過去是個幹部，個頭也大，他被分在一個富農家同吃。那天未挑到晌午，我已累得汗流浹背，兩眼發花，餓呀！
但“傳擔”一傳一很難偷懶，在我傳擔給老陳時，他忽然停下擔子，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了半塊烙餅，塞到我手中，神秘地一笑。我明白，那塊烙餅，肯定是他飯東家的那個彩鳳小姑娘給他的，我永遠難忘老陳這神秘的一笑。願老天保佑這些好人吧！幸好，這第三次“饑餓”隨著下放回城，很快就過去了。
四、三年困難時期每天吃7兩
20世紀60年代，“天災人禍”降臨了。開始是“敞開肚皮吃飽飯”，人民公社大食堂紅紅火火，質量雖不高，飯粒可滿地拋，沒吃多久，原形就畢露了，一天兩頓粥，在上麵的鬆動下，食堂也就散了。我在1960年結束下放，回到了複旦。新聞係是回不去了，被分配到校圖書館工作，想不到我也因此“因禍得福”。
圖書館周邊有很多荒廢的空地，60年代初，圖書館新館建成後，也未有多少精力去整治這些環境，人們都是投身在那種轟轟烈烈的運動中。我自己的感受，在1961年期間，又是我身陷“饑餓”的恐慌日子。大兒子出生了，跟著二兒子又來了，要讓下一代“茁壯成長”呀！我這個男子漢得負起責任挑起擔子來。好在那時還是上下一心，節衣縮食闖過了這個難關。
我本人雖“定量”低，食量大，但勞動強度比在農村低多了，何況在國家處於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不說是黨員、團員、國家幹部，就是作為人民的一員，也該奮力自強，為國分憂。我自動將糧食定量每月減去一斤，上交政府。至於肉票、豆製品票也自動上交二分之一。
我每天給自己規定，吃7兩（早上二兩，中飯和晚飯各2.5兩），星期日加餐四兩。這樣我每月的27斤定量，就自己吃掉了23斤，餘下的四斤作為對家庭及孩子們的補貼。應該說我得感謝“複旦教工食堂”和“幼兒園”對我的拯救，在食堂打飯，多少還能買到一份略有油味的小菜。孩子放在幼兒園，多少還有照顧。
自1962年到1964年期間，我大搞生產自救，白天上班，下班後利用業餘時間，在圖書館周邊空地上種上了絲瓜、扁豆、蓖麻、南瓜、山芋，可說是起早摸黑。當時有些同誌好心地提醒我說：“你這樣幹，可當心上麵有看法呀！”我總是很坦誠地說：“這是南泥灣精神呀！”自力更生，豐衣足食，有什麽錯的？我又沒耽誤工作。
當時館內還有兩個農村出身的同誌，和我也一樣大種宅邊地，不怕苦，不怕鬼，一個種了大片南瓜，收獲頗豐，一個和我同鄉，我倆合種了一大片山芋，收獲時連山芋帶藤，可解決了那一年吃糧的大問題。夏秋天，絲瓜、扁豆豐收，成串、成堆的，我們讓大家采些回家，蓖麻子成熟了，可以去政府收購站賣，還發給油票。
同時我在家宅前園子裏養雞、養鵝、養兔子，到食堂飯桌上和泔腳桶內去收泔腳用糠和菜皮拌著喂它們。有些吃飯的人會用好奇的的眼光看我，可這些我都不在乎，我認為我在做的一切，確實是南泥灣的優良傳統，“自力更生”。我甚至暗中生出一種諷嘲的心念：“你們這些高貴的懶漢嗬！你們喜歡“餓”，就餓去吧！“不勞動者，不得食麽！”我每周星期天淩晨，騎自行車走一次大場，去農村市場購買一些米糠、胡蘿卜、胡蘿卜幹、卷心菜皮等人和畜生都可吃的東西。
那時也可買到雞蛋，是農民家的雞自己生的蛋，可要五毛錢一隻，一隻高價的白饅頭也是五毛錢。當時，五毛用魚票買帶魚，可買到一斤半。我實在舍不得買，餓極了，寧可用糧票買大餅吃。我記得有幾次我是硬著頭皮買了幾隻雞蛋回來給孩子吃的。我的這些雜糧瓜豆收獲不錯，雞、鴨養得更不差，有兩隻白毛公雞，都養到了十斤以上。1962年冬天裏全家總算美美地過了個年。
我在圖書館工作，做的雖然是“采編”，但有時也要去出借處“跑庫”。那時的所謂“跑庫”，就是在大庫裏為讀者找書，拿了一把借書條子進庫，捧一堆書出來（那時庫房讀者不能入內），半天進進出出，要走不少路，肚皮又餓，有時真是跑得虛汗直冒，兩眼昏花，大家隻好用說笑話來排解這種饑餓感。
在那段時期，我每天七兩的吃法是這樣的：早晨一大碗泡飯，中午從食堂打回的二兩米飯，放上一大碗水，一些切碎的胡蘿卜絲子，或是菜皮，放點鹽煮上半小鍋，熱氣騰騰的三大碗吃下去，肚子才感到舒服。
因此在大家說笑到“當今”都生些什麽病時，我說：“我生的是胃擴大病呢！”我的的這些言行在“四清”時都被“清算”，領導說我是渾身藏著“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唯利是圖”。我說我是在困難時期不找黨和政府的麻煩，說說笑話也是畫餅充饑，自我解脫吧，何錯之有？最後總算沒有打成什麽份子，但“老落後”，“一個有問題的人”的帽子，卻套了我半生了。
回憶往事往往是苦澀的，但有時又是歡欣的。這苦澀拌和著歡欣，歡欣拌和著苦澀，也就溶合成了人的一生了。
轉自《老衲讀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