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的繼父唐海
－－作者：戴晴
我的繼父初初看去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裏，隻有當訊號過分強烈時，他才回到世俗中來。而他一回來，立刻就給出自己的結論。
他是1936屆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當時的中央政府就職，隻因一個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軍用機場等候他所托運的技術物資，左等右等不來，最後被告知因艙位緊張未能啟運。而就在這時，他一眼瞥見飛機上正往下卸的達官貴人的保姆和嬰兒車。就這麽一怒之下，他決定革命了。而那時革命似乎隻有一個去處－－延安。
因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溝裏為毛澤東作翻譯，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數幾個又學通了一門俄文的人。鬥王實味，不知他是否在場；從已發表的資料看，“坦白”和“搶救”的時候，他已被發到了綏德，就在那裏被關進監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過吻”。後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讀到這裏都不禁莞爾，但他已經嚇瘋了。在此後的大約40年，他沒有離開過“冬眠靈”。
抗戰勝利前夕，延安開始給被“冤屈”的同誌甄別。打的時候就稀裏糊塗，甄別的時候清楚得了嗎？毛澤東說：“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自己到前線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麽呀！”他去了東北，緊隨在接收地盤的大部隊之後。
他沒有離開共產黨，到死都守著他年輕時候的夢－－不僅守著夢，還象所有得到了“黨的寬大”的人一樣，懷了一腔感激和對未來的憧憬。
他和母親就是在那裏遇見的，在那片寒冷荒蕪的富庶之地。他是工業部化工局的技術處長兼計劃處長；她是該局合成煉油廠副廠長。這可能是我的繼父一生最愉快的時間，因為“前線”需要汽油，沒有人會在這個當口整他們。
那幾年，他的從油母頁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議得以充分的發揮；他還是當時少有的能與蘇聯專家直接交談的主管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個太愛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識和談吐迷住了。看他實在太邋遢，那樣風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親把自己心愛的細亞麻布床單親自為他鋪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種情感傳達，沒想到再見麵時，那床單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腳上了。
“建國”了，象他這種從延安“煉”出來的技術人才，應該是共產黨的寶貝了吧？不料他因為太懂技術，又不加掩飾地把他懂得的說了出來，竟得罪了不那麽懂技術卻很懂政治的“泥腳杆子”。
從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隻要有政治運動，他所在的石油係統揪出來鬥的，一定是他。到了50年代末，他已被貶到大慶，貶為一個幾乎沒有人知道的部屬“安達石油學院”，任職副院長。他一點也不覺得有傷自尊心，也不覺得有什麽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認定非把這所學院辦好不可，起碼辦得如他母校一般，成為全國一流的工科大學。他親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數學和英語，訓斥他認為不稱職的教師和不用功的學生，親手布置圖書館和實驗室。
就在學校開始有起色，學生們開始愛上他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和每次一樣，他又被當作靶子拋了出來。他在延安整風期間落下的精神病從沒有過徹底治療，二十幾年來一次次犯。這回，當我的弟弟聞訊到安達去接他的時候，他正跪在零下30°的雪地裏，雙手和耳朵上凍起血泡，口裏喃喃叨念著延安的認罪詞。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誌一天天清醒。沒有學可教了，想到大慶油田那麽好的地質條件，卻因出水過早而有20％的原油“窩”在井裏而廢掉，實在可惜。他認為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簡單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計算並且繪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圖。
他致信有關部門，沒有人理他，更沒有人撥給他一口井作實驗。從1966年到1976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鐵匠鋪裏轉，交了一批圍著帆布圍裙的白鐵工師傅朋友。他們按他的口述給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從此，家裏丟滿了他的“實驗器皿”：洋鐵皮盒、洋鐵皮管和泡沫塑料塊，本已擁擠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慶油田出油率的實驗場地，家中定量供應的食油成了他的實驗材料。
待到他認為這項實驗已經有了結論，卻見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時候，一句話也沒說，把“場地”草草收拾掉，開始一頁接一頁背鄭易裏的《英漢詞典》。詞典背完了，還能做什麽呢？他又投入一項新的純理論研究：質疑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他把他的構想向我解釋，其鄭重與熱切就象是接受一項國家研究項目。從此，家裏滿是他的計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寫在小學生練習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這種境界中，人會有什麽特別需求。他不斷向母親討酒喝、討煙抽，而媽媽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樣，扣住不給。他於是自己到小鋪買，媽媽又扣他的零用錢。他於是以他能得到的一點點錢，買最下等的，身上永遠散發出劣煙劣酒的臭氣。
一次，我四歲女兒發現她屋形小撲滿突然之間空了。問到他頭上，當外公的開心大笑起來：“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錢！”
他不象父親，不象家長，社會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隻象是家裏的一個不挑剔的大孩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有一回，他不無驚惶地提著一支不是盒裝而是筒裝的鞋油問媽媽：
“楊潔，現在的牙膏怎麽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論和技術世界裏，即使和家裏人，好象也沒有多少話說。他的夥伴隻剩下3歲到6歲的孫輩，1968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鳥兒”，她的牙牙兒語在他聽來就是如此，而這對他也就夠了。
他的孩子那時是十多歲的少年，他的學問和為人距他們的理解力太遠，他的怪誕卻已到了他們容忍的極限。弟妹們不但不和他親熱，反而將他們的愛與依戀轉向反麵，不理他、嗬斥他。隻有我給他買酒，並且坐下來陪他喝一小杯。這時，即便他沒有發病，也會大睜著充滿血絲的眼睛對我說：“小慶，我一定好好學習馬列主義，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會象王實味一樣去做特務。”這可能正是我寫王實味的最初動因－－我想要知道，王實味到底怎麽了，能把一個優秀如我的繼父的人嚇成這樣。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出版時，高興地題辭送給母親，完全忘記了他是母親的配偶。對此他絲毫不計較，他讀完了全書，隨即把他最喜歡的《後記》譯成英文送給我。1982年，他的小女兒，我的小妹妹，在24歲上患絕症離世，我們全家陷在悲慟中無以自拔，身為父親的他卻象是淡淡地沒有這回事。不過數月後，他突然一句話沒有就去了，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心裏的創痛，不會與人分擔，隻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創痛。
我的繼父是一個心思與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親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死訊傳到安達，竟有那麽多多年以前挨過他的罵的學生為他哭。
我一次次買了送給他的酒，還一瓶瓶地排在櫃子裏。每憶及攔住不讓他喝的情景，媽媽都唏噓不已。母親整理他的手稿，數百頁精密的計算之後，赫然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結尾：
這篇論文從1966年開始寫作，直到1982年，前後寫了16年才寫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感謝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尤其是《兩論》對我的啟發；我感謝周恩來總理對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謝葉帥對我的挽救，並且把我調到了北京這一科學中心，並且指示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群眾路線和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進行工作；鄧帥明確指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命題，給了我對這篇論文的正確性以充分信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萬歲！革命先烈萬歲！
1983年2月2日早春氣息之夜
我們終於知道，那場紅色風暴來臨的時候，他所受到的驚嚇：他逃進愛因斯坦，將學術視作唯一的藏身之所；
我們終於知道，延安那一擊，給他的戕害之難於複合。
掌權的大人物為著自己的交椅而拚就的政治套語，已經融進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憐死了，可憐死了……”媽媽說，哽噎著。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據說已經用在新油井開發上。他的對《狹義相對論》的辨詰至今沒有一個人能看懂。
如果這份心血不能當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個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場新的、
令他顫栗不已的年代裏的一個慰藉吧。
轉自《史學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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