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愛，這裏指的不是“承蒙錯愛”的意思。而是指糊塗的愛、錯誤的愛。
把愛教唆成恨
愛是人類的通感、也是人類最為永恒的情感之一。愛與恨兩種情懷應有著天然不同的感受與道義上的區分。
某武漢作家的封城日記受到大陸一批“愛國者”的猛烈攻擊。該作家在武漢封城期間，用日記形式記錄下了她自己和武漢人的真實命運，在武漢疫情異常嚴重期間、中共嚴密封鎖疫情真相的背景下，將武漢人的悲慘、醫護人員的苦難和中共官僚體製的荒誕與罪責真實的展現給外界，並在記述中提出向中共官員問責。
針對壓力和攻擊，這位作家坦言：都是真實的，沒有謊言。在日記即將海外出版之際，她說：“今天還看到有人要組隊來武漢殺我的資訊，我是沒有辦法應對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後台到底是什麽人。”
某央視前主持人曾對中共的無恥進行揭露：“我曾有幸一周之內被150多家官方媒體圍毆。除官方媒體外，上述係列分三個梯隊。第一梯隊是地痞流氓，隻要有錢，什麽都幹。……大部分文人也都束手無策。你和它做任何解釋都無意義，你選擇和它對罵，你輸了：‘你終於變成了你討厭的那種人’。還有一類是‘網上所說的垃圾人’：‘如果選擇和垃圾人開戰，必須想明白兩點，一是隻有開戰沒有停戰，它們會一輩子粘上你。你願意嗎？你做好準備了嗎？你做任何事情它們都會摻和進來，攪局和拆台，讓你永世不得安寧。二是必須降低身段和格調，使用汙言穢語，這是這個戰場通用的武器。’”
掩蓋真相後，愛就會被灌輸和教唆成恨。為了消滅真相，這樣的恨會被中共描述成高尚的“愛國”情操。
愛不應為恨背書，中共不等於中國
文化是一個民族與國別最本質的身份認證。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儒釋道神傳文化五千年交相輝映。中共來了，將無神論馬恩列斯毛鬥爭學說強行灌輸給了中國人。中共根本代表不了中國，也根本不是中國。
傳統文化中，無論是為人還是立國，都講道義二字。人可以經常改變對事物的看法，但卻不能總是變換處世的原則。中共恰恰相反，反複無常，愛與恨之間轉瞬即變。中共煽動國人仇美，很多人把恨美國當作是愛國最高境界。殊不知，中共曾將美國奉為救世主。
中共竊政前的1943年和1944年，連續兩年的美國獨立日7月4日，中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社論，傾力歌頌民主製度的美國。強調“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
“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向往著西方……”社論結尾高呼：“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隻要能達到欺騙人心的目的，祭起民主大旗不算什麽，當時真的就有很多愛國青年勇赴延安。1949年後的民國大師們當時也相信了中共的花言巧語，留在了大陸，後來的命運和去台灣的名流就無法相比了，胡適和他的兒子胡思杜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竊政後僅三年，為幫助金日成侵略韓國，在朝鮮戰場上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部隊開戰，同時把侵略戰爭描繪成一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救世主的美國突然變成了“邪惡的美帝國主義。”
1950年10月，中共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
在農村，農民對美國本沒有什麽概念，中共深知農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導農民由仇日仇蔣到仇美。欺騙農民說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實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國主義都吃人”，宣傳美帝“正在走著日本的老路”，最後引導為一切苦難與罪惡“元凶禍主仍是當前的大敵美帝國主義”。
當時《文匯報》上的一首詩歌，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狂吠：“是誰欠我們的舊賬未清，又加上一筆新的血債？……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國鬼！美國鬼！美國鬼！誰喝朝鮮人的血？誰喝中國人的血？誰喝世界人民的血？誰喝美國人自己的血？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
在大規模的反複高壓洗腦中，“美帝”自然成為了“邪惡”的化身，中共的侵略變成了號召民眾同仇敵愾的正義之舉了。整個朝鮮戰爭近百萬中國人成了中共的炮灰。
這個製造仇恨和挑起鬥爭的手法中共一直運用到今天，為了使欺騙更加專業化、精致化和更具迷惑性，中共創造了一個生猛的詞匯叫“反華勢力”。
民族主義情緒根源不是愛，說到底是一種恨、被中共欺騙了的變異的錯愛。共產主義價值觀裏沒有愛，隻有恨和偽善。
愛不應成為恨的背書。試想，倘若一個人愛他的妻子，就一定要恨隔壁的良家婦女，要愛他的父母，就一定要詆毀天下人的爸爸媽媽，這樣的愛，還能稱之為愛嗎？恨美國、恨日本、恨西方民主社會就真的是愛國嗎？愛自己就必須建立在恨別人的基礎上嗎？不是說人類隻有一個家園嗎？到底誰在撕裂世界？
中共假貨買不來真愛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愛和被愛都應是自願的。中共近期乘全球疫情高漲之際，高調向西方運送劣質的防疫物資，撒“愛”賣萌，同時借機在國內民眾麵前展示強國形象，沒想到遭到國際社會一致退貨，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共疫情處理拖延、隱瞞以及假數字造成的疫情全球流行，紛紛提出追責。對此，中共又欺騙國人說，世界仇恨中國。
果真是這樣嗎？世界為什麽“仇恨”中國？是仇恨中國還是厭惡中共？
自由亞洲廣播電台4月12日刊登《歐洲國家紛紛指責中國抗疫產品不合格》指出，“英國從中國進口的350萬份新冠病毒測試試劑盒質量低劣。本周英國《每日郵報》又報道，英國衛生部近日聲稱，這批試劑盒測試結果都不準確，並呼籲中國方麵退款。”“最早是捷克和西班牙從中國進口的病毒試劑盒合格率隻有20%-30%”。“荷蘭政府三月底回收了來自中國的60萬份口罩，因為其過濾效果不足。斯洛文尼亞政府又宣布中國的上百萬試劑盒測試結果不準確，應該直接扔掉。愛爾蘭政府上周向中國下達了最後通牒，指出他們從中國進口的價值近兩億的個人防護用品，其中有20%無法使用。”
這條消息至少告訴我們幾個真相：1）中共是向各國賣防疫物資，而不是無償支援；2）中共向諸多國家賣的是假貨劣貨；3）各國根據平等交易原則要求退貨。國人在淘寶上買到假貨還要退貨呢，何況是在國際疫情危機嚴重時期的醫療物資出現偽劣產品？退假貨是消費者維護主張自己權益的合法行為，跟仇恨無涉。
再簡單說說關於國際追責問題。信息流通其實很接近於商品流通，人們都知道貨比三家，被壟斷的信息其質量保真度到底如何？中共疫情信息的不透明和唯官方排他性的封鎖壟斷性信息源，讓世界倍感質疑。
4月9日，《紐約時報》報道，“近日來，外國領導人，甚至是像伊朗這樣的（跟中國）友好國家的領導人，對中國通報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均提出了質疑。”
中共在今年1月份的疫情初期，從先前的聲稱“可防可控”到1月23日突然封城，之後，美國政府組成了13人陣容的世界一流病毒學醫學專家團隊欲赴中國支援武漢，並計劃對病毒取樣研究，但多次遭到中共拒絕，當時的WHO專家組也遭到中共拒絕，2月份，中共勉強同意WHO入境，到達武漢根本就不讓進入疫情點。1月23日前，500萬人從武漢逃離，幾十萬人出境。中共後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每日公布的數字根本不符合流行病學擴散規律。由於這些所造成的對國際社會的困擾和全球防控的難度，中共難道不應該對此負責任嗎？
假如你是某個工業園區中眾多企業中的一個企業主，比鄰業主的廠房突然著火了，眼看火勢越來越大，周圍的業主都要急著去幫他救火，趕緊把裏麵的工人救出來，並查找起火點，也報警了，那著火的業主卻一概拒絕別人進到他的廠子裏，消防警察來了，也不讓進。直到大火把周圍的廠子全燒著了。你說人們該不該找不找那人追責？那人不但不承認自己有責任，還對著公眾和自己的工人說：火是從我家廠房燒起來的，但火是張三放的、李四放的、王五放的。火到底是誰放的？先前拒絕一流的消防專業人員去救火，原因何在？
中共目前撐著國內疫情減緩的實際，到國際社會扮演消防警長的角色，理所當然會引起世界反感。《紐約時報》報道：“歐洲的一名高級外交官警告，中國對歐洲大陸的援助是為其地緣政治野心打幌子，而巴西的一名官員則暗示，這場大流行病是中國‘主宰世界’計劃的一部分。”
愛呼喚尊嚴、拒絕欺騙
4月4日清明節，中共作秀舉辦了全國哀悼儀式。有網友形容，中共的哀悼是黃鼠狼給雞致哀。回溯曆史，中共在建政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的死亡人數一直都是保密數字。土改殺地主、鎮反運動、三年大饑荒、文革、六四天安門廣場、迫害法輪功，在大陸，了解這些運動中的死亡數字會被中共視為別有用心甚或是反動行為。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如今的武漢肺炎，死亡數字仍然是迷。
3月23日，武漢當局通知疫情中死亡的患者家屬去領骨灰盒。在社交媒體推特上，有人上傳了武昌殯儀館麵前長長的隊伍，視頻配音說，領取隊伍周圍布滿了便衣和社區工作人員，隻要有人一抬手機就馬上有人上來製止。武漢8家殯儀館，每家每天發放500個骨灰盒，中共通知說發到清明節，即12天，12天×8×500=48000人，這隻是一個簡單的推算，實際死亡數字無從知曉，而中共公布的死亡數字隻有3000多。那45000人，不知中共該計入何種類別的統計口徑。或許，中共那裏早已準備好了若幹套應對不同場合的統計模式。
麵對世界公開疫情數字時，必須對死亡數字進行愛國式瘦身處理。那45000人，連個數字都不是。
4月4日，美國之音中文網推特賬號上發布了一段題為“‘兒子，爸爸不想死……’一把骨灰：武漢監視下的安葬與逝者的尊嚴”的視頻，視頻文字顯示：“眼看就到清明了，張軍還沒去領父親的骨灰。張軍的父親2月1日死於新冠肺炎。他告訴美國之音， 武漢市有規定，新冠肺炎去世的家屬，要單位或社區‘全程陪同’才能領到親人的骨灰，領到後必須立即下葬。感覺全程在監視我，所以我拒絕了。他說，這麽做是為了維護父親最後的尊嚴。”
張軍在視頻中說：“整個過程讓我很心不甘情不願，這是一個政治任務，我說了這不是一個正常的下葬流程。是為了完成維穩任務。”另外，張軍還在視頻裏披露，3月31日，他所在的一個武漢肺炎死者家屬群的群主被公安傳喚，公安強行拿走群主手機，強行把群解散。張軍本人5次被公安電話騷擾，麵對視屏鏡頭，張軍平靜而又悲憤地說：“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就是想拿到我父親的核酸檢測報告，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難道他連個數字都不是？我打電話到醫院去問，醫院說，人死了，你還要什麽結果？”
視頻中，另一位逝者家屬披露他本人三次被公安打電話騷擾，開口就問你媽媽是哪個單位的，家屬說：“我媽媽已經去世了。”公安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家屬氣憤地說：“我們自己不能下葬嗎？為什麽要通過你們（社區）？對這些生命沒有一點告慰，沒有一點點同情心。”“已經這樣了，憑什麽你們公安局還要給我打電話？給我打三次電話，每一次沒有一點點親切感。我們犯了什麽錯誤，要你們公安的來鎮壓我們？……我不管你的數字真假，最起碼，你（中共）對他們的家人要有一點活下去的勇氣……到現在，我有時候還為我媽媽大哭一場，為我們這個城市大哭一場……”
遠離中共才能擁有健康和愛
3月1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希·羅今（Josh Rogin）發表文章稱，要把中國人民和中共區分開來。文章表示，中國醫生、研究人員和記者冒著生命危險，甚至麵對死亡對抗病毒和警告世界。中國人也是中共嚴厲措施的受害者。文章最後說道：“讓我們稱病毒為‘中共病毒（CCP virus）’。這樣更準確，隻會讓那些該擁有這一稱號的人感到不悅。”
起於2019年末的這場全球流行疫情發展至今，中共在調查病毒起源、疫情瞞報、暴力維穩等諸多方麵的做法都飽受國內外詬病，且給本國與世界各國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翻開中共過往的極權史，沾滿人們鮮血的事件寫滿了史冊。中共治下的百年來，人禍催生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中的官禍、黨禍屢屢刷新人類的有史記錄。然而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講真話變成了“犯罪行為”，喪事喜辦、歌功頌德已然成為製度性常態。
無論從此次疫情的問責角度還是從中共一貫的邪惡角度，中共病毒的稱謂並非惡意栽贓，恰恰是準確與合乎邏輯的命名，彰顯道義。
俄羅斯《生命與安全》雜誌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SARS——遠遠不僅是病毒》的文章。作者是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究院學者固班諾夫·B.B.，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經過係列試驗和實踐得出的，獨特的科學結論：“病毒實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麵信息的生物，而隻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們了解的生物的方麵，所以現代的醫學隻是在試圖治療病毒生物的一麵，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指出：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麵潰敗的結果，其次才是患者機體外殼的損傷。如果人的機體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總是發出正的“有形體”，那麽病毒來到的時候，就會被粉碎掉，從而使人能夠保持健康。但總是發出不正的“思維有形體”的人，即使隻是有病毒攜帶者從他身邊走過，或是隻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過他的不正的大腦輻射，從而產生對病毒的“偶然捕獲”。
作者談到：“人的大腦在活動時可以產生一個‘有形體’，而這個思維有形體卻有正與不正的善惡之分。”
武漢疫情發展至今，人們發現了此次病毒感染的一種獨特路徑，中招者多為親共的國家、地區與個人。比如美國紐約州為親共的華爾街金融大鱷的聚集地，伊朗是中共的小兄弟，意大利為中共一帶一路在歐洲的首個國家；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曾經和中共前黨魁情人宋祖英同演出，英國首相強森引導脫歐後的英國走向親中路線……而離中共國最近且出入境往來頻繁的香港、台灣卻在此次疫情中表現了出乎意外的佳績，人們不難發現，香港青年在反送中運動中多次打出“天滅中共”的橫幅標語，而台灣大選民眾更是用選票否決了與中共糾纏不清的韓國瑜。
疾病正在改變曆史，現實中的人類往往過於偏信自我與外在的力量，這或許恰恰是人類的短板與迷失之處。
摘自《明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