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郭路生和他的朋友們
－－作者：馬雅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十八歲，一天紅衛兵也沒當過。而當時我大多數的朋友都是紅衛兵，於是我不知不覺地成了紅衛兵的朋友。
記得第一次遇見郭路生是在紅衛兵的創作會議上。
（這名稱怪唬人的吧？可那年頭動不動就是“司令部”“總指揮”的，所以見沒人見怪。）
郭路生在會上大聲疾呼：“要捍衛紅衛兵的曆史地位！”我聽了直納悶：什麽曆史地位？是打人還是挨打？
那是1967年的夏天，雖說紅衛兵還鬧得紅火，可在上頭的眼裏已經不那麽吃香了，因此才有“捍衛”一說。
其實，這紅衛兵的稱謂，一直就讓我納悶，讓人想起了近衛軍。而據我所知，自古隻有帝王才有近衛軍。
年輕的詩人郭路生
不過郭路生本人給我的印象不錯：高高的個頭、紅紅的臉膛，樸實欣旺得就像北方莊稼地裏的高粱。
入秋後，他來找我，鼻青臉腫，門牙缺失。捂著漏風的嘴，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我X他奶奶的！都是那幫‘雷子’幹的！”
對那幫小人十分蔑視。原來路生受朋友牽連，被局子抓去審問，他寧可吃皮肉苦，也沒出賣旁人。
我那時逍遙在家，故有時也塗鴉。既然在社會上被一無是處，總得給自己定個位。
記得曾有斷句如下：
不像太陽那般光亮，
不像明月那般圓滿，
隻不過是一彎冷月，
隱現高天擁有空寂。
不是鞘中的寶劍，
不是開花的荒野，
隻是一粒小石子，
上麵有條大裂痕。
當時有北航的，也有哈軍工的，跟我“唱和”。又記得曾有斷句如下：
願你那淡藍的微光，
伴隨我在夜海漂泊。
一如在深秋的草原上，
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的回應則比較狷狂：
相信你和我一樣，
見過天藍得發黑；
而把白天當成黑夜，
去暗處尋找光明。
所以，當時我對郭路生鬥誌昂揚的《紅衛兵戰歌》並不感冒，倒覺得他這個人挺仗義 。
忽一日，有一位“老兵”拍門而入，自報是郭路生的朋友。他紫麵青須，嗓音低沉。
坐定後，又起身，他開始朗誦自己的兩首詩歌。
其一：流星－－“倏忽而劃破夜空”；其二：風箏－－“線在手裏，它在風中，或遠或近，或高或低；
線牽我手，我手拉線，我心纏糾。放手鬆線，任它飄飛，我心無憂”（大意）。
尤其是後者，跟我從前聽過的不大一樣。這位就是石油附的任誌明。
於是，我覺得郭路生和他的朋友們還是蠻有意思的。
日後，我妹妹送我一本李陀編的《七十年代》，裏麵有李零所寫的關於郭路生帶我去找他和張木生的一段往事，
我本人倒是印象全無。李零和張木生，現已各自成為所在領域的領軍人物。
可見郭路生與人交往，也跟他寫詩一樣，是頗具靈感滴。
轉眼冬去春來。在一個寒風料峭的陰霾天氣，郭路生約我同赴“文藝沙龍”。
我們一路來到海澱的石油附，先在主樓裏虛晃了兩下，隨即拐進一間不起眼的小教室。
推門一瞧，滿屋子的“和尚”，包括剛加入的郭路生，隻有我一個女生。
路上郭路生已跟我打過招呼，今天要見兩位特別的人；張郎郎和牟敦白。
張郎郎我久聞其名，他文革前就是文藝院校的大才子，工詩善畫，人又風騷。
文革初，他散布了一些對江青不敬的言論，被打成“現反”，由駐校的“工宣隊”關押。
後來各院校打“派仗”，“工宣隊”忙得顧不上，他逃了出來，成了局子揚言要捉拿歸案的“在逃反革命”。
牟敦白則因幾年前參與以孫經武（其父為解放軍中將）、郭世英（其父為郭沫若）為核心的“X社”，
小小年紀的中學生，在文革前就被打成了“戴帽”的反動學生。
“X社”組建於19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當時在北京的101中學，有極少數的高幹子弟和高知、高職子弟意氣相投，時有來往。
高中畢業後，他們仍保持聯係，並定期在北大燕園聚會，探討中國的未來。這所謂的“X”，本來代表著未知數，
是探索前途的意思，恰巧與赫魯曉夫俄文名字打頭的字母相似，於是孫、郭等人的自由結社，
遂被指控為追隨蘇修路線的反動組織。孫身為軍人受到軍事法庭的審訊，因不知悔改被判刑入獄，據說法官曾當庭歎息：
“人才可惜！”郭則被北大開除，下到河南農村勞改，文革中身亡，死因不明。
話說自1967年初“反擊‘二月逆流’”以來，北京中學“老”紅衛兵已被通稱“聯動”，與首都大專的“一司 ”、哈軍工的“造反團”一起，
因抵製和對抗當時主流的“革命路線”，統統被中央文革定為反動組織。其中的要犯逮的逮、逃的逃，
一時間黑雲壓城，人人自危。
京城裏的“老兵”，是最先成立而自視為根紅苗正血統高貴的紅衛兵，有別於其後風起雲湧、成分紛雜的各類群眾組織。
“老兵”多半出身幹部家庭，文革前的正統教育跟他們的既得利益沒有衝突；
現趕上文革，父母被揪，本人遭捕，本來響當當的革命接班人竟成了被革命的對象，怎能不逼上梁山？
可抖膽跟當局造反，當然要受到鎮壓，鎮壓又使得這些原先“三忠於”“四無限”的青少年，逐漸對各種權威產生了質疑。
而那天前來“沙龍”裏聚會的，十有八九是幹部子弟，除了政治傾向相似之外，人人還都喜愛文藝。
說得誇張一點，這是個所謂的“裴多菲俱樂部”。
且說進得門來，被團團圍在中央的必是張郎郎和牟敦白無疑了。
不想張郎郎是五短身材，而眉梢嘴角極其清秀，且有一股極其飛揚的神采，果然名不虛傳。
那牟敦白卻瘦高個子，少年老成，一副閱曆過滄桑的模樣。見到一位女生，全場肅靜，過了好一陣子，
大家才重新活躍起來，並向我投來好奇而友好的目光。
壓過一室的嘈雜，滿目蒼涼的牟敦白，忽然揚聲而起：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昔複何昔，共此燈燭光！……
“出語不凡！”不知誰叫了聲好。我也暗暗稱奇，原以為即使他們吟詩作對，
也不過是“戴鐐長街行”“革命何須怕斷頭”之類的豪言壯語，不想起調竟是勁道悲涼的老杜。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吟間牟敦白拍撫著高矮不齊的小兄弟的頭頂、肩膀，好像杜甫本人在感歎唏噓。
我馬上被此會的格調所吸引。
接下來，是那位古代大將般麵容的任誌明，響起渾厚的低音：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那原本是當代文人鄧拓（文革中最先被打倒而自殺的北京市委書記）在廬山會議後，憂心時局所題的對聯，
也算跟“老兵”當下的憂患意識對得上號。緊跟上去的，卻是郭路生激越的男高音：
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
看看，郭路生到底是郭路生，總那股熱血沸騰的勁頭。
這回又是鄧拓，為東林書院題詞，謳歌明末東林黨人與“閹黨”作殊死鬥爭的事跡，倒真符合“老兵”當年同仇敵愾，
與中央文革這幫所謂“朝廷奸佞”血戰到底的決心。
冷不丁，一個稚氣未脫的初中小男生扯起嗓門大喊：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全場空氣頓時凝固。
張郎郎畢竟是會場的中流砥柱，絕不能讓弟兄們茫然若失，隻聽他沉著地朗聲道：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語音未落，滿屋的大小男生，竟同聲誦起：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氣氛豁然開朗。
但見路生一步向前，目光凝視遠方，全場再次靜下來，
我要用手指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撐那托起太陽的大海
我搖曳著曙光那隻漂亮而溫暖的筆杆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
是因為我相信不屈不撓的生命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群情激昂，我也心潮起伏。我看到張郎郎與牟敦白，都兩眼放光。
散會後，由任誌明等石油附的老兵出頭，張郎郎、牟敦白、郭路生數人相約幾天後去香山同遊，我也在被邀請之列。
回想那一陣子，到處是灰蒙蒙的，而且成天刮土風，香山當然也不例外。可那天，香山卻依稀透出早春青澀的綠。
社會上風聲很緊，盡管張郎郎在石油附受著庇護，但我們都知道他危在旦夕。
而國破山河在，哥兒幾個決意讓張郎郎出去散散心、透口氣，享受一下哪怕是短暫的自由。
記得張郎郎帶我們爬上半山腰的玉華山莊，在一麵殘垣斷壁上，曾經留下他幾個月前的畫作：
一位雙麵少女，直視和斜視著前方，大無畏，目光坦然，頂天立地，充斥了整個的壁麵。
當年我最多隻見過畢加索的和平鴿，從來沒領教過真正的現代派，可想當時審美之顛覆！
現在已很難找回我們當時的心態，至少在我，是少不經事，逆反，覺得刺激。
果不久，張郎郎落網，石油附受牽連，郭路生流竄外地。
在外地期間，郭路生曾步行到延安，瞻仰革命聖地，打算寫一部歌頌老區傳統的組詩，他老是那麽忠心耿耿的。
而下鄉插隊之前，他又風塵仆仆地出現，抖開幾頁揉皺了《惡之花》的手抄本，這回的語氣可比以前深沉多了：
我的青春是一場陰暗的暴風雨
星星點點透過來明朗朗的太陽
雷雨給過它這樣的摧毀
到如今，
隻有很少的紅色果實留在我枝頭上……
我聽著，心怦怦直跳，甚至全身索索發抖。這是誰？比拜倫、雪萊、海涅、普希金、萊蒙托夫……
比任何哪一位的古典詩歌，都更要刺痛人心。
然後是他自己的新作：
好的聲望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
壞的名譽是掙也掙不斷的枷鎖
假如命運真是這樣
我寧願為野生的荊棘放聲高歌
哪怕荊棘刺破我的心
火一樣的血漿火一樣燃燒
掙紮著爬進那喧鬧的江河……
我頭一次被郭路生詩中的痛苦和頑強所觸動，他的詩有了前所未有的深沉。
好像這個從來不肯相信別人會坑他的大孩子，如今也開始用冷眼看世界？
然而，盡管在社會上碰了不少壁，郭路生並沒有完全放棄，仍然堅守他固有的浪漫（當然其中也包括信仰）與真誠。
那晚，他從自己的“紅旗渠”一直念到波特萊爾，接著又念羅爾迦、聶魯達、馬雅柯夫斯基，就這樣念了整整的一夜。
次日清晨我們出門，鋪天蓋地的厚厚的大雪。
小三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1996年，移居美國多年的我，借回國探親之機，與舊友重逢，地點是在張郎郎家體麵的四合院。
張郎郎文革中曾坐牢十年，出獄後放洋，港台歐美，浪跡到天涯，最後還是回北京定居，為國內的畫家在海外作代理。
他架著一副金絲眼鏡，線條較當年圓潤，總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按摩胸腹。
兒時在延安的“馬背搖籃”，文革的鐵窗生涯，都給他留下了病根。
牟敦白則掛上了眼袋，人也不再清瘦。文革後，他摘掉“帽子”，念完大學當上工程師，可個人生活並不如意 。
天性加慣性，國憂帶家愁，他依舊牢騷滿腹，憤世嫉俗。
詩人郭路生
卻見郭路生坐在藤椅上慢騰騰地吹著杯中的茶葉，悶聲不響。他剛從“福利院”裏請假出來，看去身架還結實，而麵孔發膀。
郭路生被崇拜者們推為建國後中國現代詩的先鋒，甚至在官辦的電視、報刊上也時有報導，但出入於精神病院。
我自己則由留學生變為名副其實的家婦。
陰差陽錯地，國家、個人均有幾番起落，而無論如何，張郎郎等人如今即使沒變紅，至少也不像象當初那麽黑。
可對比從前……？為了給諸位撐腰打氣，我試舉出幾個古人來墊背：達爾文二十幾歲環球旅行，乘船遠眺火山爆發，
淚如泉湧，自認目睹了天堂的壯美；晚年則因著述“進化論”，遭千夫所指和夫人的詬病，抑鬱而終。
拜倫最後獻身希臘獨立戰爭，其實是活得不堪其煩，但求速死，免得落得個行屍走肉臭皮囊的下場。
一句話，人老了就沒勁了。
我自然問起張郎郎為何在國內定居，他那雙秀目現出幾分空落：“外頭的人文條件畢竟不一樣，呆久了沒啥意思。”
頓了頓，張郎郎又略有所思地：“可過一陣我還想出去。
”我忍不住追問：“郎郎，到底那會兒好還是這會兒好？”他把目光移向天花板，含含糊糊地：
“反正，小時候吃一塊糖覺得特瓷實……”似乎感覺的好壞，真倒不在於是“無產階級專政”， 還是“致富光榮”。
針對拜金的世風，牟敦白憤憤然：“當年一起衝公安部的哥們，如今能為幾個子兒就把你賣了，連眼皮兒都不眨一下！”
一直像根木頭疙瘩呆在旁邊的郭路生，這時也開了腔：“主席在世的時候，人心多淳樸呀，可現在？
我弟是高工，我妹是‘協和’的副教授，他們一坐下來，談的全是錢，與街上的小攤販有啥兩樣……”
詩人郭路生
一個念頭忽然閃過：也許郭路生壓根兒就沒瘋，隻是厭世裝瘋，避開這喧囂無聊、蒼白而委瑣的世界。
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問起他的近況。郭路生一本正經地：“我寫詩和住‘福利院’都是主席當年布下的棋。”
我先一怔，然後意識到他人多容易緊張，如果沒有壓力，思路也許不受幹擾，便向他要了“福利院”的地址，打算單獨去探望。
他又一絲不苟地說：“來前寫封信，寫明何時來，都要談些什麽。”
天色向晚，我因惦記托在親友處的兒子，適時告辭，郭路生、牟敦白也相繼退出。不管情願不情願，人們各奔東西。
我乘出租車穿過天安門廣場，夕陽沉沒，無數的人頭滾滾，看不清麵孔；
長安街上車水馬龍，霓虹廣告更像火炬呼啦啦地點燃了夜空。人說詩人隻活在未來和過去。
而在許多年以前的今夜，同樣的晚風，同樣的暮色，我會跟路生踟躕街頭，聽他憧憬未來，聽他臧否命運，
聽他挑戰權威，直到一天的星星蓋過了地上的華燈。
又：近年郭路生已有一個幸福穩定的家庭，還繼續寫作。
詩人郭路生近影
轉自《新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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