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緝犯
麵對嗜賭之人,我是不願意費口舌勸他們收手的,大多是徒勞,但我不想放棄朱老師,就像當年他從來不曾放棄我一樣。
— 全民故事計劃的第452個故事 —
2014年某個周日的淩晨,我接到縣公安局的朋友打來的電話,告訴我涉嫌詐騙罪的朱老師逃匿十個月後,於兩天前在蘇州落網。
初中時,我學習成績不好,能否通過中考都是問題。初二時,縣裏計劃組織一支初中生足球隊去參加省級比賽,朱老師作為球隊教練,下到各個鄉鎮中學選拔隊員,發現我有潛力,鼓勵我加入球隊,並且承諾若能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他有辦法讓我上重點高中。
我沒有辜負朱老師的期望,他也沒有違背諾言,最後我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免於參加中考,直接進入縣裏的重點高中就讀。
我問朱老師為什麽願意幫我,朱老師說,練體育的孩子經常被人看不起,認為他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家長們不喜歡自己的孩子跟體育生在一起玩,誰家大人要是聽說女兒跟體育生早戀,開揍時都得更狠一點,“咱們要爭氣一點,要比那些看不起我們的人混得好。”
高一,我經常跟社會閑散人員混在一起,與家人發生爭吵,並被威脅輟學。朱老師借著帶隊外出比賽的機會,領我去了趟海邊,送給我一個海螺做的哨子,“我不想看見那些原本很有出息的孩子變得平庸。”
高二,我決定以體育生的身份參加高考,不久之後膝蓋遭遇重傷,朱老師去省城為我找專家,僅僅四個月後,我就能重新奔跑。
高三,冬天過完便是體考,朱老師將田震的《風雨彩虹鏗鏘玫瑰》設為我們的隊歌,冬訓期間邊唱邊練,以此抵禦冷冽的寒風。
體考出征前的最後一次訓練結束後,朱老師點燃操場邊的一棵小樹,讓體訓隊全隊42人圍繞著熊熊大火,像一場極其浪漫的壯行,“暖和吧?冬天結束,春天來了。”
朱老師曾是職業足球運動員,因傷退役後才當的老師,但對競技體育的熱情一直不減,他從來都不服輸,也不允許我們服輸。
大學畢業後,我在外地工作一年,通過公務員考試回到本地,進入市區公安係統。
我從以前的隊友那裏聽說,朱老師迷上了賭博,起初我覺得以我對朱老師的認知,他不會是那種沉醉於低級趣味的人。直到我在梳理在逃人員名單時看見他的名字,才了解到那個“不服輸”的朱老師,輸在了“不服輸”上。
短短三年時間,朱老師在賭桌上送出去兩套房子、一間門麵和幾筆小生意的股份。
為了償還賭債,同時也為了籌措資金繼續賭博,朱老師在一些朋友那裏畫了大餅,謊稱正在經營農家樂項目,需要資金周轉,詐騙他人200萬元,隨後失聯。
朋友找上門來,朱老師的妻子為這段婚姻盡了最後一份義務,賣掉娘家人買給自己的房子,償還一部分債務,帶著11歲的女兒去了外地。
逃亡中的朱老師不敢跟家裏聯係,不知道家裏發生的一切。落網時,他問辦案民警家裏的情況如何,辦案民警語帶戲謔,“家裏還在等你的,除了債主,隻有你媽了。”
朱老師的母親75歲,是一名語文教師,早年喪夫,獨自把朱老師以及兩個女兒撫養成人。生活的苦難在老人臉上雕琢出一道道不屈的弧度,古稀之年仍然眼神淩厲,無論到哪,老太太都是一副氣宇軒昂的模樣。
朱老師歸案後,公安機關根據他的交代,核準了具體的涉案金額,並告知了朱老師的母親。在縣城租房居住的老人家選擇恪守“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和“子孽母償”的傳統觀念,決意賣掉位於鄉下的老屋,用來還債。
我和以前的隊友想辦法把已經退租的老人家,安排進一家費用不高的養老院居住。接著安排賣房。帶買家看房那天,老人家非要跟著去。多年無人居住的老屋盡是荒蕪,腳步放得再輕也能揚起薄薄煙塵。
老人家頂著浮塵進進出出,心生不舍,塌下去的雙肩終於顯出垂暮之氣,坐在屋前院子裏的半截木樁上抹起眼淚,“當年你們朱老師把我從這兒接進城裏是何等風光,現在這光景和屋子一樣破敗蕭條。”
老屋賣了二十多萬,老人家自己手頭還有兩萬積蓄,加上我們隊友共同拚湊的八萬元,把告得最凶的幾個債權人的債務先償清。所幸的是,朱老師逃跑前已經償還了一部分債務。但還剩下三十多萬。
我們又製定了一份詳盡的還款計劃,債主們決定暫不追究朱老師的刑事責任,公安機關也同意給朱老師變更強製措施取保候審。
出監的那天,我去接他。看守所監區有兩道門,從裏麵出來,先過武警把守的B門,再出民警控製的A門,中間相隔數十米。釋放的最後一道程序是接受值班人員核實身份,武警核查結束,吹一聲長哨,示意釋放人員已過B門,A門民警準備進行第二次核查。
朱老師低頭行走在A、B兩道門之間,聽哨聲長鳴,不知是中場,還是終場。
那天是世界杯半決賽,巴西隊對德國隊。上半場結束,東道主巴西隊0比5落後。畫麵切回央視演播室,主持人和嘉賓閑聊之中提到不久之後即將開始的U20女足世界杯,紛紛預祝中國女足能夠取得好成績,《風雨彩虹鏗鏘玫瑰》的背景音樂在此時淡淡響起。
“不看了,找個旅館睡覺去。巴西上半場踢得太急功近利了,下半場穩紮穩打,說不定還能有奇跡。”朱老師搖晃起身,醉意醺醺。
“要是沒有奇跡,怎麽辦?”足球方麵,朱老師比我有見解,這次卻讓我覺得可笑。
“至少能輸得體麵。”朱老師仰頭喝淨杯子裏最後一口酒,轉身離去。
那天之後,我再沒見過朱老師,隻是從他的朋友圏得知他去了珠海,在一所幼兒園當室外活動課老師,跟其他人再無聯係。
有段時間,朱老師十分樂意在朋友圈分享他的生活,曬些孩子們上課的照片,抱怨幾句賺錢不易,回憶從前帶隊比賽的往事。
我在刑警隊工作,作息極其不規律,半夜審訊或者蹲守的間隙會刷刷手機,漸漸留意到朱老師更新朋友圈的時間越來越晚,有時甚至會出現淩晨四五點發出的朋友圈,配圖多是無人的長街、滿地的煙頭,文字則是“好累呀”、“好困呀“之類,表達的意思模棱兩可。
依照我對賭徒生活規律的了解,夜晚通常是他們最活躍的時候,贏了自然是花天酒地暢想未來,輸了才會偏安一隅,反思人生。
珠海交通便利,去港澳十分方便,我擔心朱老師經不起大環境的誘惑,賭心未泯,重蹈覆轍。我同時還發現,朱老師的朋友圈下,隊友們也幾乎不再點讚了。
我試探著在隊友QQ群裏提了一句“你們有沒有發現朱老師最近有點不對勁”,大家果然紛紛響應,甚至有人提議讓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查一查朱老師的經濟往來。
我向大家解釋工作上的權限不能隨便使用,另一方麵其實有些害怕,萬一真查出朱老師重操舊業,會讓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痛心。
幾個月後,我因辦理案件需要前往珠海取證,打算借此機會觀察一下朱老師的生活狀態。出發前,我特意給朱老師打過一次電話。
朱老師得知我要去珠海看他,反複囑咐我別著急,先把工作的事忙完,哪天有時間可以見麵了提前告訴他,他好跟幼兒園請假。
到達珠海,我將工作安排推後。來到朱老師工作的幼兒園(我曾在朱老師朋友圈的照片中看到過幼兒園的名字,很好找),幼兒園還沒放學,我向門衛打聽朱老師的名字,門衛告訴我確有此人。我找個了角落等著。
放學時間一到,家長們黑壓壓地湧向校門,但我仍一眼看見了朱老師。他瘦了很多,皮膚泛光,目光渙散,胡須是長時間沒有打理過的雜亂,在人群的夾擊碰撞中緩慢前行。
朱老師曾告訴過我他的住址,根據導航顯示,這次行進的路線與他家的方向相反。路過農貿市場,路過超市,路過有人踢球的運動場,朱老師沒有停下的意思,埋頭向前疾行。
我幾次差點跟丟,最終進入一條小吃街的餐廳裏。我心想朱老師大概是跟人約了吃飯,沒跟進去,在附近可以看見餐廳大門的地方轉悠。
兩個小時過去,朱老師仍然沒有出來,進入餐廳的食客大多已經離開。四個小時過去,餐廳打烊,老板熄了大堂的燈,鎖了大門。
我從門縫向裏望,隻能聽見有嘈雜的動靜。我給朱老師發信息,告訴他,我到了珠海,他沒回複,打電話過去,屬於關機狀態。
工作中麵對嗜賭之人,我是不願意費口舌勸他們收手的,大多是徒勞,但我不想放棄朱老師,就像當年他從來不曾放棄我一樣。餐廳對麵是個燒烤攤,我點了些吃的坐下,決心要等個結果。
接近午夜,餐廳大門開了,朱老師和其他幾個中年人走出來,男女都有,聽不清說些什麽,隻看見相互道別的動作。
朱老師往家的方向步行回去,我跟在那群中年人身後,等其中一個落單了,便以社區民警巡邏排查的名義上前出示證件,詢問他這麽晚還在外麵遊蕩的原因。
盡管中年人有些莫名其妙,但還是如實地回答,他是餐廳後廚,每天都是這個時間下班。我佯裝詳細地問了他的身份信息和餐廳名字,並要求說出哪些人可以為他證明。
對方列舉幾個名字,其中便有朱老師,中年人此時起疑,質問我到底是不是警察,要求我再次出示警官證,我借口有事跑走了。
這家餐廳是朱老師的一份兼職,工作內容是清洗碗筷和歸置桌椅。
淩晨四點多,朱老師回複信息,解釋說手機沒電自動關機了,讓我先忙自己的工作,等空閑的時候可以見麵。
我迷迷糊糊沒當回事,繼續睡覺,兩分鍾後才反應過來,忙到十二點多才回家的人,怎麽這個時間點又起來了?
我急忙趕到朱老師的住處,沒有燈,敲門,果然不在家。電話打過去,手機鈴聲從屋內傳出,卻始終無人接聽。我坐在樓道裏生起了悶氣,設想著各種不好的可能性,可實在是太困了,不知不覺竟又睡著了。
被人叫醒已是六點多,叫醒我的朱老師提著一個手提袋,臉色難看,難掩疲憊,看上去和那些賭徒一樣。
朱老師問我怎麽在這裏,我站起身,借著兩級台階的高度,以壓他一頭的語氣反問,“跟你一天了,到哪兒去了?改不了了是不是?過去你怎麽教育我的不記得了?”
朱老師拉我進屋說,我固執不從,甩開他的手。朱老師仰起頭看我,說離開家鄉後,他先去了深圳,那邊工作不好找,經朋友介紹來珠海。一份工作的收入還債太慢,他覺得自己身體不錯,安頓之後便找了多份兼職,現在白天在幼兒園教課,下班後去餐廳做清潔,回家休息三個小時左右,又去街道環衛所領衣服和工具,清掃三條街道。
他從手提袋裏拿出反光背心和橘色鴨舌帽給我看,“今天掃得慢了點,別人先掃完的把更衣室鎖上了,工作服還不回去。”
我怔住了,臉紅到了耳根,緩緩才說一句,“周末可以休息嗎?”
朱老師答,學校那邊周末休息,朋友給我介紹了幾個倉庫,我去幫忙裝貨卸貨,不固定,但基本每周都有,餐廳和環衛所照舊。
我的語氣徹底弱下來,問朱老師,餐廳挺遠的,我穿運動鞋跟著走,腳都走酸了,怎麽不坐公交。
朱老師說一是平時事情多,沒時間運動,走路正好可以鍛煉身體,二來能省一點是一點,早些把債還清,早些過上正常日子。
“不算累。”過了一會兒他又說,“記得巴西對德國那場比賽嗎?回去以後,我把下半場也看了,巴西下半場踢得更糟(下半場比分1:2),有點自暴自棄。我人生的上半場也輸了,現在是中場休息,下半場想贏回來。”
那個在海邊叫我“不要平庸”的朱老師,那個在我重傷時不放棄的朱老師,那個在冬天裏點火對抗寒冷的朱老師,仿佛又回來了。
我給朱老師買了一輛電動車,放心離開珠海。三年過去,朱老師某天在朋友圈更新狀態,“無債一身輕”。配了一個吐舌頭的表情。
2019年元旦,朱老師二婚。婚宴選在大排檔,隻邀請了關係密切的親朋和包括我在內的十來個徒弟,區區五十餘人,但依然找來婚慶公司籌備,製作了簡易的T台和布景。
新師母據說是朱老師的同事,妝容素樸,氣質卻很出眾,說話時輕聲細語,坐立間腰杆筆直。新師母依次把我們這些徒弟叫到餐館堆放酒水的雜物間裏,給每人封了一個紅包,說朱老師的過去她都知道,沒有我們這些學生的體諒和幫忙,朱老師不會有今天。
按照本地婚宴習俗,司儀會在正式開席前動員全場親友一起倒計時,接著準點鳴放鞭炮宣布婚禮開始,可是一年前市政府就出台了規定,全市範圍、全時間段禁放煙花爆竹。
師兄弟們商量著學習網紅方法,用細繩把幾十個氣球串成一長溜,線頭穿過一塊布滿釘子的木板,一個人牽住線頭拚命往前跑,氣球被快速紮破也能產生爆竹一樣的音效。對這個辦法,我們都表示讚同。
朱老師拒絕了這個提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口哨遞給我。“這是我送給自己的結婚禮物,你上大學我也送過一個給你的。”
我點頭,朱老師繼續說道,“咱們都是練體育的,聽到最多的就是哨聲,雖然有點刺耳,但它代表新的開始。”他看了一眼其他徒弟。
“十!九!八!……”司儀開始煽動全場氣氛。屏息凝神、等待鳴哨的我和朱老師並排站立,能看見他泛紅的眼眶和翕動的鼻翼。
“……三!二!一!”隨著倒計時喊完最後一個數,我卯足全身力氣,吹響一聲長哨。
《風雨彩虹,鏗鏘玫瑰》的音樂響起,師兄弟們齊聲高唱:
一切美好隻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澀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曬風吹/再苦再累/無懼無畏/身上的痛讓我難以入睡/腳下的路還有更多的累/追逐夢想總是百轉千回……
朱老師在音樂聲中從大排檔的簡易屏風後走出,像中場休息後快步穿過球員通道、昂首重新登場迎接下半場挑戰的球員一樣。
編輯 | 蒲末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