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一個時代的標本
－－作者：周誌興
戚本禹1931年出生，2016年4月在上海去世。
他是一個人物。
我的老朋友，著有《最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的馬立誠提到戚本禹，是拿他做一個標本來看的，一個時代的標本。因為在眾多的思潮種類中，也有一群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晚年思想為己任，戚本禹可以稱得上代表人物。
1965年，他剛剛34歲，就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攻擊翦伯讚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曆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入了毛澤東的法眼，他稱讚說：“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6年關鋒、姚文元、戚本禹
少年得誌的戚本禹，在文革開始後，像是坐上了火箭。1966年後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
很多時候，火箭是要變成過山車的。戚本禹的好景不長，他風光了一年多，中辦主任的椅子還沒有坐熱，就被打入了冷宮。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宣判後僅僅三年，戚本禹就出獄了。因為他是在1968年被關起來的，就折抵刑期了，到1986年正好是18年。出獄後戚本禹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退休。
依我看，戚本禹人在一天天老去，而他的思想，還停留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那是他最為風光的時代。
法庭上的戚本禹
1988年，有一位傳記文學作者到上海圖書館采訪過他，他回憶說：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訪時，神態自若，頭發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這位著名作家評論說：戚本禹說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一個在政治環境中浸淫多年的人，想要讓他真的清心寡欲不問世事，還是非常困難的。之所以有這樣一批還在堅定地捍衛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人並且可以成為一種思潮，和其中有戚本禹這樣的人是有很大關係的。他們讀過很多馬列著作，有理論，他們在領導崗位工作過，也有實踐經驗，但是，他們又缺少與時俱進的學習和思索，思想還是在原地踏步。
針對這些人，馬立誠說了一個“老左派”的概念，他是這樣定義的：“縱觀老左派30多年的抗爭史，我們可以看出，老左派思潮的要點，是堅持斯大林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堅持毛澤東晚年左傾思想，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改革開放，批判市場經濟，尤其恐懼私營經濟的發展。”
但是，馬立誠沒有全盤否定老左派的作用，因為，他馬上就用到了但是：“老左派一直保持著對社會疾病的高度敏感，他們指出的許多嚴重問題，的確有引發思考的作用。”
戚本禹剛出獄時，沒有多活躍，似乎他有一個蟄伏期。盡管他注意觀察，但是還是低調地等待時機。一直到了2011年。
這一年，在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出現了唱紅打黑的狂潮。唱紅的曲調和歌詞都是戚本禹耳熟能詳的，也能激活他腦海裏深藏多年的記憶。而這些記憶一旦激活，就真有點像死火山重新複活了，噴發出來的火山灰，都帶著曆史的痕跡。
1990年戚本禹在天安門城樓上
很有代表性的，是戚本禹在2014年接受香港《明報》的采訪時說的一段話，活脫脫表現了他那個時代的標本的形象。他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造成貧富懸殊、貪汙叢生、環境破壞、道德淪喪，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隻有毛主席的社會主義路線才能救中國。反腐敗應該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武器，發動群眾，讓群眾有講話的自由，寫大字報的自由，批評的自由，辯論的自由。”
不能說戚本禹全部說錯了，他看到的社會陰暗麵確實存在著，但是，想要用幾十年前證明是失敗了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無異於癡人說夢。
但是，社會上像戚本禹一樣去思考的人還是存在著，這也是值得關注的。
轉自《周說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