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熱情談論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陰謀論時，當代的生物武器早已身處邊緣化的窘境。
文｜候知健
從非典到新冠肺炎，中國多次疫情中，都有不少人認定病毒是人造武器——特別是美國製造的生化武器。雖然迄今為止的每一次病毒基因溯源，都有很強的證據指向它們屬於自然界變異，但僅僅強調這一點，並不能打消很多人的疑慮。
本文的目的是介紹生物武器相對鮮為人知的現狀，了解這一現狀，「生化武器論」的荒謬也就不言自明。它包括以下幾點：
a. 在生物科技較為發達的主流國家，生物戰已是相對過時的概念，大家都嚴重缺乏將生物武器實際裝備、尤其是投放的驅動力。
b. 現階段主流國家對於生物武器技術的直接研究僅限於維持相關能力，目的在於形成對等報複能力、實現威懾性平衡。
c. 在生物戰略安全領域，落後國家對先進國家造成的實際威脅，遠大於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威脅。
讓我們一步一步說。
生物武器從未實現過高水平殺傷能力
在人類曆史上，使用生物武器的曆史非常久遠。比如在僵持不下的攻城戰中，進攻方把屍體、特別是傳染病患者的屍體作為武器丟入城內，類似行為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戰爭史中，不勝枚舉。
在近代之前，由於人類極度缺乏清晰有效的防疫手段，哪怕是「健康人」自身，特定條件下都足以形成強有力的生物武器。
然而，違背普通人認知的是，越晚近的生物武器，能夠造成的殺傷反而越小。
和其它武器（比如槍炮）的發展大趨勢相反，隨著人類在生物學和現代醫學領域的快速進步，生物武器的硬殺傷能力在20世紀之後急劇下降，在今天已進入曆史上最低穀時期。
現代生物武器誕生的初衷，是希望以廉價的方式造成盡可能大的殺傷。
任何由非生命物質所製成的實體彈藥，殺傷力都會隨著範圍的增大而急劇下降——單個的炸彈、炮彈能裝填的炸藥或者化學戰劑就那麽多。試圖用常規和化學武器實施戰略打擊，需要極為驚人的彈藥數量和規模龐大的軍隊，成本過於昂貴。
20世紀早期，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武器提供了突破困境的希望——理論上，通過致病微生物在感染目標後的不斷繁殖和擴散，一顆炸彈導致一個城市的居民致病、並死亡大半，是完全可能的。
那麽，擁有這種武器，隻需要極少量的彈藥和小規模的軍隊，就足以形成毀滅性的威懾和戰略打擊能力。直到今天，殺傷能力上的效費比潛在優勢，仍然是生物武器研究者們不斷強調自身重要性、爭取更多經費投入的核心論據。
現代生物武器的研發，始於1900年之後的德法兩國——它們是最早建立微生物學的國家；隨後日本、蘇聯、英國、加拿大、美國等紛紛跟進。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導致2500-4000萬人死亡，迫使一戰提前結束，空前直觀地展示了生物武器在殺傷能力上的前景。
因此在1920-1930年間，生物戰理論發展到它的巔峰：各國試圖將其發展為類似今天核彈頭地位的戰略性武器，其打擊目標並不僅僅是包括平民的人，而是涵括農業作物、牲畜在內，致力於全麵摧毀目標國家的整個基礎體係。
英國生物武器創始人漢基在1925年寫道：「以枯萎病摧毀農作物，以炭疽熱殺死馬匹，以鼠疫使整個地區而不單是軍隊受毒，這便是軍事科學無情進展的路線」。
很多人覺得可以克敵製勝的「超越常規界限的作戰理論」，和此類20世紀早期的西方戰爭理論相比，就是《讀者》式的抒情散文。
但從1917年德國用間諜對協約國陣營的騾馬接種鼻疽假單胞菌開始，直到1984年兩伊戰爭中伊拉克對伊朗使用生物戰劑，現代生物武器從來沒有取得過預想中的殺傷效果，對正麵戰場的最終結局均不形成實質性影響。即使抗戰中，侵華日軍麵對毫無對等報複能力，也完全缺乏防禦能力的中國軍民進行的大量生物戰也不例外。
正如美國研究者查爾斯·史都華所言，現代的生物武器「與其說是致命性武器，不如說它是恐嚇性武器。它們引起的恐慌與它們製造的傷亡是不成比例的。」
對於生物武器有限的殺傷效果，蘇聯的相關事故是一個極佳的講解素材：
1979年，司維德洛夫斯克的生化武器工廠（代號「十九號大院」）因為通風過濾設備故障，導致武器級的炭疽芽孢泄露到空氣中，並大量擴散到城市內。由於行政隔閡加上刻意的瞞報，城市官員直到一個星期後才確認突然爆發的傳染病是炭疽熱。這次泄露事故中，含有炭疽氣溶膠的氣霧導致近5000人遭受感染。
這已經是生物武器襲擊中最理想的背景情況。在長達數天時間內，公共衛生係統的應急機製處於混亂低效狀態，人工傳染病順利完成初期傳播擴散。
但即使是這樣，疫情確認後，僅依托二戰後的常規公共醫療體係支持，靠服用大量抗生素，最終僅有約70人因此死亡，而且沒有24歲以下的死者。
早已成熟的生物戰防禦體係
1979年的蘇聯炭疽泄露事故之所以未造成很多人預想的殺傷效果，核心的要素有兩點。
相對次要的一點是，炭疽的傳染和致病致死能力並不算太強。
而最主要的一點是，二戰之後，隨著微生物的繁殖和傳播模式被摸得越來越清楚，新的公共衛生體係建立，抗生素被大量應用，生物武器——特別是細菌類的生物戰劑——的作戰效能被極大的抑製，進入了人類曆史上最低穀的時期。
比如誌賀氏菌導致的痢疾，早年一直是戰爭中致死的重要因素，經常一場戰爭下來，因痢疾而死的人，遠遠超過刀劍槍炮下的亡魂。
但到了二戰期間，它甚至連被當作生物戰劑候選對象的資格都沒有——因為當時通常的衛生防治措施，就足以有效的應對這種疾病。
實際上，針對生物武器的有效防禦原則，直到今天都沒有超出二戰時期的理論框架基礎。美國早在1942年的一項戰時研究中，就提出了針對生物戰的三級防禦體係。
最基礎的底層防禦，是建立起廣泛、完善的公共衛生體係，對貧民窟這樣的人口聚居區，實現疫苗接種等防疫措施的普及，消滅瘟疫爆發的溫床。
次一級的中間防禦，是在各個企業、單位，建立常備或半常備的防疫措施，降低呼吸係統疾病和食物引發疾病的風險；其涉及到的大多數措施，在今天依然是標準配置，如噴灑消毒劑。
最後一級防禦適用於緊急情況下：政府將調動/擴充包括各醫院在內的私營/公共衛生醫療設施以應對疫情；組織部隊實施對媒介（如跳蚤/老鼠）的偵察和對汙染的消除；設置流動的生物戰醫療小組；劃定和維持隔離區，從危險地帶疏散未感染人群，分發口罩麵具和藥物，接種疫苗等等。
隻要能滿足這套體係的必要前提——信息能及時通暢地上下傳達，人們有效參與（知道自己要做什麽、為什麽要這麽做）防疫工作，在人類所知的範圍內，無論何種厲害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突發的自然疫病，都能有效應對化解。
它們依然會導致一定數量的死亡，但不再可能實現對整個城市人口的結構性毀滅——即使是在缺乏疫苗和針對性藥物的情況下。
當然，應急狀態下社會秩序的全方麵嚴厲管製，必然帶來對經濟和正常生活的壓抑、破壞。基於這一點，生物武器的威懾性質實際上被完全改變了。
生物武器的最初研發目的，是要達到「毀滅整個國家的基礎，將全國化為焦土，數十年內難以恢複」的效果；但在二戰之後，它真正能實現的，卻是「隻要用了，你就要進入緊急管製狀態，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花費了巨大的代價，在實際殺傷效能上完全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而且政治名聲還極其難聽，這才是多數國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放棄裝備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真正原因——化學武器的名聲並不比生物武器好聽，但美國對化學武器的態度就完全不同，堅決不放棄裝備。
高昂的維持成本
論傳播力、致病性、致死率、治療難度，在人類所知的傳染病中，炭疽即使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早已排不上前列——合適的抗生素治療方案，可以將它的死亡率降到極低。
然而，它依舊能成為各國生化武器庫的絕對主力。這便涉及到生物武器專家最不喜歡對外坦誠的兩件事：一，能合格成為武器的微生物少之又少；二，生物武器的長期、大規模維持費用極其昂貴。
要作為武器，它要兼具可靠的儲存、運輸、起爆擴散能力和環境適應性——散布後能耐受冷熱氣候和日照，這些條件足以剔除絕大多數微生物。
比如日本在二戰期間，無法解決鋼製彈體在起爆過程中，炸藥的高溫高壓燃氣導致炭疽杆菌和跳蚤（攜帶鼠疫杆菌的媒介）被高比例滅活的問題，最後隻能采用陶製彈殼，以減少炸藥用量——這使得炸彈在儲存和運輸中的安全性極差，根本不能說是合格的武器。
炭疽杆菌擁有微生物中極其罕見的環境適應和生存能力，它的芽孢能在沸水中存活數小時，在不萌發的情況下可以存活數十年——後者是一個極其關鍵的要素。
除去身份有爭議、經常被劃分到化學武器類別的生物毒素武器（比如蓖麻毒素）以外，生物武器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們是活的生命體——無論是細菌還是病毒、又或是跳蚤老鼠，而且它們絕大多數都遠沒有炭疽杆菌這種變態的生存能力。
這就帶來了生物武器麵臨的最大問題：儲存壽命非常短。
絕大多數生物武器的半衰期，都在幾個月到兩三年之間——對於一些特別短命的生物武器，三個月的儲存後，炸彈內的致病微生物和媒介就會死掉一半。半年後，就隻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生物武器廉價高效的前提之一，在於造出來馬上就要用出去——這在非戰爭年代顯然是不可能的。
細菌類的生物戰劑，還可以用瓊脂、肉湯等形成外部的營養環境，通過大規模的發酵和濃縮來進行製取，每公斤的造價通常還在可承受的範圍內。
但是病毒必須依靠宿主細胞中的資源來進行自身的複製、釋放完整病毒顆粒；因此它的量產要通過雞胚或者細胞來培養，所以病毒戰劑價格比細菌戰劑要高出2-3個數量級，少輒數百倍，多輒上千倍——與之類似的還有立克次體類戰劑。
事實上，要維持一個大規模的生物武器庫，儲備必須常換常新，費用驚人的昂貴。
這進一步降低了生物武器的吸引力——如果十年下來都沒機會用上，無法迫使對手進入緊急管製狀態，那麽對手沒經濟損失，自己倒是要年年大筆掏錢，這到底是誰在承受生物武器的攻擊？
而且，細菌的傳染、病毒的變異都是六親不認的，不會跟人一樣講政治。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巨大的人員物資跨國流通量，各國在生物安全上都處於相互捆綁的狀態。生物武器無論日常保管還是實彈投放，都存在危害自己人的危險。
一戰之後，哪怕是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二戰期間，所有具備生物戰報複潛力的國家都沒有遭遇過大規模生物戰。這使得和平時期的生物武器軍備競賽，越來越缺乏意義。
1969年，美國簽訂《國家環境保護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開銷毀了庫存的數萬枚生物武器炸彈，分離並無害化處理了數百公斤幹燥炭疽杆菌和兔熱病病菌、7.3萬公斤麥鏽菌和900公斤稻瘟菌，相關設施淨化、設備拆除，連霍頓試驗場都變成了旅遊景點。
在這個基礎上，美國進而推動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隻保留防禦性的研究內容——蘇聯也是締約國。
這種看似自我閹割的做法，給美國帶來了巨大而長遠的實際利益。
生物武器研發有兩個核心特征。其一，進攻性與防禦性的研究是一體兩麵；其二，軍用和民用的技術基礎高度通用。保留防禦性研究的真實含義，就是不裝備、不使用生物武器，但不中斷對前沿生物武器的前沿概念和技術研究，平時作為防禦手段，到戰時條約破裂，依然可以快速轉型、研發製造出相應武器。
由此，美國節約了大量軍事預算，還在國內和國際輿論上形成了顯著的政治道義優勢，對當時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來說相當重要——這同樣是持有生物武器必須考慮的成本。
蘇聯/俄羅斯正好可以作為反麵教材：他們直到90年代蘇聯解體後都沒有停止生物武器的批量生產和裝備，又不敢真正投放在戰場上，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而且還出現了1979年炭疽泄露的醜聞，為之付出了非常沉重的政治代價。
直到今天，司維德洛夫斯克泄露事件，是全世界每一個專業研究生物安全、尤其是生物恐怖襲擊的人都必然要仔細分析和探討的案例。每一個研究過這個案例的人，都會深刻的認識到蘇聯如何遵守它親自簽署的條約，如何對待本國的公民。
最大的生物安全威脅來源來自哪裏
從1960年代開始，生物武器就長期處於一種強國劃不來、弱國玩不轉的尷尬境地。這才是1970年代初，生物武器被國際社會禁止的最根本原因。
發達國家普遍缺乏使用生物武器的意願，一是全球市場經濟形成的生物安全捆綁，二是普遍具備對等報複的生物戰能力。
中國在九十年代之後的生物武器相關研究，也主要是以補課為主。比如美俄等國的標準生物戰劑中，都包括了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中國本土沒有它的自然疫情，就要在實驗室完成人工培育，進而掌握它的疫苗研發，形成完整的防禦/報複能力。
即使是遊離在全球市場體係外的特殊國家，統治者再怎麽不在乎本國公民的生命安全，也須畏懼斬首性質的軍事打擊。這樣的國家可能會研發、裝備生物武器，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也隻是為了增加一些訛詐的本錢。
倒是那些認定自己不管幹什麽失去的都隻是枷鎖的極端組織和個人，比起這些國家要危險得多。而且隨著生物科技的快速擴散，獲得和研發生物武器的門檻被大大降低，生物安全的威脅在這些方麵開始顯著增大。
在1970-2014年間，全世界有143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用的記錄，生物手段出現了35次，絕大多數來自非國家行為體：比如1984年，美國境內一個印度文化派生的邪教，為了阻止俄勒岡地區很可能對該教不利的選舉，從醫藥公司購買沙門氏菌並投放到多個飲食店麵，導致近800人中毒。
但總體上講，恐怖組織和個人的力量依舊非常有限，他們的生物襲擊能造成局部的破壞和短時間的公眾恐慌，卻無法使一個國家處於長期、大範圍的疫情狀態，形成對國家基礎的沉重打擊——他們沒有能力去決定整個國家的防疫體係如何運轉。
近幾十年以來，絕大多數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巨大損失的疫情案例中，沒有一個國家的防疫係統失能是因為恐怖襲擊、或者發達國家的陰謀破壞所導致。正相反，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生物安全捆綁下，疫情往往會在落後國家完成前期的傳播和爆發，然後擴散到先進國家。
真正對全球生物安全威脅最大的，不是生物武器，而是部分國家防疫係統的失能。
結語
二戰後，絕大多數國家先後放棄進攻性的生物武器研發和裝備。這並不是源於道德感召，而是它帶來的麻煩和風險，已經遠遠超出了可能的收益，以至於任何在政策製定時還能理性計算得失的大國，都不願意再在這個方向上投入過多的經濟和政治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