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駒：風雨不同舟
－－作者：子簫
千家駒常說，他的一生都處在左右搖晃的矛盾當中。臨終之際，他仿佛聽到了蘇格拉底的聲音：
現在你要是能清白無辜地離去，那麽你就是一個受難者而不是一個作惡者……
1926 年，十七歲的千家駒考入了北京大學。這位來自江南水鄉的小個子，原本是塊讀書的好材料，可天性好動的他，卻總是不安份，不久便參加了中共的地下黨。
1931年，他起草了“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帶著一夥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人，跑到南京去請願，結果被押回北京。後來北大非常學生會成立時，他被推舉為主席。
1932年，千家駒即將北京大學經濟係畢業時，常在課餘為一些二三流的刊物寫文章賺點稿費。
他寫了一篇《抵製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發表在一個刊物上。他從中國海關的報告中發現，凡是抵製日貨的第二或第三年，日貨輸入反而激增。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他沒有像一般的作者那樣，把原因粗暴地歸結為國人的“三分鍾熱度”。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是問題之根本，應該早日使中國工業化。
那天胡適坐火車去南京，與該刊的主編在同一車廂相逢，在主編相贈的雜誌上讀到千家駒的文章，大為激賞，即向主編查詢作者，得知千家駒還在北大就讀。
胡適回北平後，通過他的高足吳晗找到千家駒，恰好吳晗與千家駒又是同鄉。見麵後問起千家駒畢業後準備去哪工作，當聽說千家駒工作沒著落時，便推薦千家駒去陶孟和的社會調查所。
陶孟和雖說對胡適相當尊重，但他打聽到千家駒是北大學生會的頭頭，還是一個著名的搗亂分子時，就有點躊躇，誰知胡適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麽亂呢？”陶想想也是，隻好接受了。
1934年，胡適又介紹千家駒去北京大學兼任講師，北大經濟係主任趙乃搏嫌千家駒隻畢業兩年，資曆不足，怕他“下不了台”，更嫌他思想左傾，不同意接受。千家駒寫了一封信給胡適，發了一通牢騷，胡適又去說服趙乃搏，最後因胡適的堅持，趙乃搏也不得不讓步。如此，千家駒便在畢業不足三年時進北大當了講師。
胡適明知千家駒服膺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立場上堅決反對國民黨，但胡並不因此而歧視千家駒，反倒處處提拔維護，幫他的忙，更從來沒有嚐試要以自己的思想強加或影響千家駒，處處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寬容精神。
後來，千家駒結婚，胡適先生還親自擔任主婚人。而胡適在北平辦《獨立評論》時，也約千家駒寫稿。千家駒因為胡適在進步青年中“臭名昭彰”，不想以真名署名，胡適也一笑置之。
當年在《獨立評論》寫稿的，多數是像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等大學者，一個毛頭小子居然不肯以真名並列其間，可謂不知輕重，但胡適也不以為忤。
1948年，千家駒一行八人由香港乘輪船北上，在煙台登陸後，輾轉來到當時的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
當晚，千家駒等人就在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拜會了毛澤東。
毛澤東對被其接見的每個人姓名和經曆都問得十分詳細。輪到千家駒時，他回答說“我是在大學教書的”。
毛隨即笑道：“哦，大學教授嗬！我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我隻是中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一個月夯勃啷當（湖南江西一帶口語，意思是雜七雜八加在一起）八塊大洋，張申府就是我的頂頭上司。”
千家駒單刀直入問毛澤東道：
“中國曆史上每次農民革命戰爭都失敗了，即使勝利了也變了質，如劉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證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勝利以後不會變質呢？”
毛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因為時勢不同了，中國現在有百分之十的現代工業，有無產階級，不要看不起這百分之十，這是中國能取得勝利、勝利後不會變質的保證。”
千家駒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經常對民主人士說的玩笑話：“你們上了我們共產黨的賊船了。”
千家駒後來在自己的自傳年譜中寫下了一句這樣的話：
“看起來，這不是一句笑話，而是認真的了”。
千家駒特別對毛澤東當年在北京香山時跟民主黨派頭頭們的一次談話記憶深刻，當有人擔憂外國不給予新中國外交承認之時，毛澤東輕蔑的回答說：
“他們不承認我們，該有多好嗬！不承認，我們就可以無法無天了。”
人們當時都為毛澤東的“幽默”所感染，卻沒明白人家說的是真心話。
“大躍進”時，千家駒感受到中國不但已進入社會主義，而且很快就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了，因為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人民公社是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
喊得最響的還有一句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毛澤東1945年曾告誡人們，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可到了1958年，卻突然要人們把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畢其功於一役”了，而且把不同意這樣做的人稱為“小腳女人走路”的“促退派”。這在當時的千家駒看來，隻有一個解釋：被勝利衝昏了頭腦。
千家駒五十年代初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高等顧問”和中央直屬私營企業局（後改名為工商管理局）副局長，同時還兼任兼清華、交大教授。
他認為劉少奇在天津關於所謂“剝削有功論”的講話精神是對的，功勞很大，穩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則，不少人會逃往到香港去。
擔任私營企業局副局長期間，千家駒見識了政府處理外資企業的高明手段。
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對外資一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千家駒認為毛澤東的聰明是斯大林所不能及的，他采取了另一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中共對這些外企，采取一不沒收、二不征用的辦法，而且還不許關門、不許解雇工人，還要征稅。
然而，政府卻控製著原材料，結果搞得在華外企經營十分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最終走投無路時，不得不無條件地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就這樣，到了1954年，所有在華外企全部被政府接管了。這樣的直接結果就是：不欠外國一分錢！
招數奇絕，讓人家“啞巴吃黃連，有苦也難言”。西方各國既哭笑不得，又感到十分無奈。
千家駒說，讓他終生愧疚不安的是1957年反右鬥爭中，對不起章伯鈞和羅隆基。
千家駒認為，所謂“章羅聯盟”，絕對是捏造出來的“天大的冤枉”，因為章、羅二人在民盟中一直是勢如水火，那裏談得上聯盟？其實，這一點人家也都清楚明白的很，製造這個事件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定罪有個說辭罷了。
當年吳晗名義上在民盟，實際上早就是中共的秘密黨員，到 1957年才公開身份。當年吳晗和盟內的左派在批“章羅”之瘋狂，至今都讓千家駒感到心冷。
當他寫到吳晗時，說道：“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文革吳晗在批鬥會上，脖子被銅絲勒得直流血。
千家駒對章羅之內疚，主要因為他自己在反右中被當作左派，尤其是在批判糧食部長章乃器時，他對自己的表現深感痛心。
他與章乃器相交多年，而且認為作為“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但自己卻批判人家“恃才傲物、剛愎自用”，還說人家男女關係太亂。
千家駒後來不得不承認，章乃器反對“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主張“工人階級也要向資產階級學習”等觀點並沒有錯，很有見地。現在想起來，他對章乃器在壓力下不認錯的表現十分欽佩。盡管毛澤東把章乃器稱之為“花崗岩腦袋”，但千家駒卻認為：這種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是值得景仰的。
曾經，千家駒因為和華羅庚、錢偉長等五人聯名發表對科學體製的幾點意見，也被劃為大毒草。好在上麵有人保他和華羅庚、童第周三人，而錢偉長和曾昭倫則沒有他仨人那麽走運，被劃為了右派。
華羅庚對千家駒說過一件事：那年華羅庚剛從美國回來，被人反複追查“歸國”原因，連續幾次檢查通不過。無奈的華羅庚靈機一動，最後抄了別人的一份檢查，把自己臭罵一通，這才蒙混過了關。
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駒由“左派憤青”轉向了“右派憤青”。他最不理解的是有人為何將自己稱之為“比秦始皇還秦始皇。”
千家駒說，閱遍中國一部二十四史，也沒有這樣的記載。
千家駒認為隻有周恩來看得最透，呈毛的文件中，大凡有頌周的文字，周都要劃去。
而劉少奇則不同。千家駒寫道：“劉當時坐第二把交椅，自視甚高，黨外人士亦很少接觸，儼然以黨內理論家自居。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是拜讀過的，要黨員做黨的工具，黨的螺絲釘，不需要有獨立思考的思想。”
周常找機會跟他們談話，劉則除了千家駒在天津黃敬市長請客時與他交談過一次外，回到北京後，除在公共場所見麵外，從未有私人交往過，他也看不起黨外人士。
文革中千家駒當然不能幸免，也被紅衛兵抄家毆鬥過。
起因大致是這樣：事情是在和他同院居住的江西辦事處主任張××策劃下進行的。這個被千家駒稱為“混賬王八蛋共產黨員”的張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挾私報複。紅衛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爛，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駒及其妻子與女兒，最後抄出銀行存折，發現隻有一百元存款。
令人氣憤的是，打完、抄完家後，他們竟不知道鬥爭對象姓甚名誰，隻知道是‘香港來的大資本家，黑幫份子’。接著，一輛小汽車又把千家駒拉到民盟總部，和章作鈞、吳一起接受批鬥。三人跪在台上，口銜一塊牌子，上寫著三反份子，然後反手坐‘噴氣式’，恭聽大會聲討，群眾不斷地向他們吐口水，三人則汗流不止。
後來千家駒回憶起這段奇恥大辱，在文章中沉痛地寫道：“我在北洋政府時期，曾經坐過牢，戴過腳鐐，但未受過酷刑。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受過政治迫害，但未被捕過，‘九一八’事變後，在南京領導北大學生示威，集體被捕，隔一天便釋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後，竟受了這變相的酷刑。”
被鬥後，千家駒家被查封，隻留下一間半房子一家住，還要掃地出門。在此絕望之際，千家駒說：“我實在想不通，竟會落得這樣的結局……我已無容身之地，這成了一個甚麽世界，我決心了此殘生，一死了之”。
在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麽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麽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麽生活下去呢？”
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讚夫婦、範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在共產黨統治下，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掛上五塊牌子，還要自己布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準，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黨”。沒想到的是，這句話竟然被其親兒子揭發。
經過文革這樣殘暴的折磨一年多後，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楊梨音，舊病複發去世。
1989年7月，80歲高齡的千家駒飛赴美國講學，定居洛杉磯。
他常去西來寺聽星雲星大師講經，終於在當年的11月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徒。
至此，這個向來比較激進的曆史“憤青”完成了他的涅槃，成了世外之人。
皈依前他這樣闡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句話，看破紅塵，紅者共產主義也”“由於對主義理想的徹底幻滅，加以對名利觀、生死觀早已看破，所以我決定皈依佛門”。
1993年。千家駒回深圳定居直到2002年去世，享年93歲。
他最終的期望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有實現以不說假話為榮，以不說真話為恥的一天。
作為一位”黨外”人士，他的經曆其實跟多早期革命者相似，從秘密加入共產黨到悄悄退黨（很多人的可能是與組織失去聯係），解放後仍然視自己為黨內一份子，他們都在堅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經曆種種挫折後，留下的人慢慢已變得識時務，但也有不少像千家駒這樣的“老頑固”。
不過，像千家駒這樣的人，對今天的一些政協團體人士來說，幾乎難於理解。現在他們大多數人的言行，有時就連主管統戰的幹部們都想不通，因為這批人開始左得有點離奇，這種矯枉過正的心態，對改革開放也難言有益。
轉自《史學探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