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我的心是亂的,沒法寫作
武漢封城的第二天，我原本準備一早就回湖北荊門老家過春節。我也沒想到會封城啊，結果就走不了了。我老家也有幾百例感染新型肺炎，我父母的情況我也非常擔心，但我沒有辦法，現在隻能是“一種相思，兩地哀愁”。
我的生活習慣平常晚上睡得很晚，因為原本第二天要回老家，我就早睡了，準備第二天早起，誰想得到淩晨2：00發了通知要封城。既然走不了，那就買了很多菜，囤積著，以備未來之需，一直吃到今天。
迄今為止，我已經14天沒有外出了。現在武漢大街上基本上空無一人，隻有僅剩的幾家藥店還開著。
最恐慌的是現在
我樓下就有疑似感染的病人。好多朋友說要給寄東西，我說不要了，我們這棟樓有了病例，如果快遞小哥再被感染了，那就會影響更多人。這不已經有新聞報道快遞小哥被感染上了嗎？現在武漢唯一還有的快遞就是順豐，順豐小哥到我們這的時候，我會跟他們說，你進我們小區不要進我們這棟樓，因為已經有了疑似病例。
最恐慌的是現在！
你知道恐懼也是分層的，前一天的恐懼和今天的恐懼是不一樣的。老實說我前兩天並沒有覺得多麽恐懼，但是現在我明顯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懼在升溫！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麽時候是個頭！我們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我認為可能做不到，即使是坐班的話，也可能是極少數一部分人。目前看來，我們還要做好長期的準備，我們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我個人非常反感朋友圈裏“把武漢還給我們，把我們還給武漢”這樣的口號，它們忽略冒犯的是一個個個人的具體處境。此時此刻，還有多少人住不上醫院，還奔走在各大醫院之間？他們是該指責的對象嗎？這難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嗎？如果我有了疑似的症狀，今天住不上醫院，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那他不就成了移動的病毒傳播者了嗎？可是，這能怪他嗎？我絕不會像有些人那樣說什麽他們就應該呆在家裏，不應該跑出去把病傳染給別人，如果那樣的話就沒有天理了，那人之為人的基本條件都全部摧毀了！他可以被隔離，呆在家裏，但要有人管他啊！
就我所了解的情況，我身邊認識的人得病的越來越多，離我們自身越來越近。我前兩天還可以下下樓，這兩天我怎麽下樓呢？前兩天還可以通風，這兩天怎麽通風呢？我樓下就有了幾個疑似病例。因為還沒有做上核酸檢測，隻能居家隔離。在我看來，這樣的辦法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這不就是閉上眼睛騙自己嗎？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有人會守在自己的家裏等著病情加重，甚至等來自己的死亡嗎？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門為自己的生存呼喊，而在求救的過程中，他也可能成為一個傳染源。
即使要隔離，也應該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樣，及早地征召賓館、體育館等場館。武漢現在號召“社區負責製”，但實際上社區做不到，因為防控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事，如果沒有專業人士來負責，因此我認為實際上這是無效的。現在唯一可信的就是儀器，儀器在醫院，當然就要奔向醫院了。所以隻能苦熬。
我的心是亂的，現在沒法寫作
我覺得現在武漢缺乏一種清晰而有力量的聲音，在巨大的恐懼和困惑之下，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如果有人得了病，他會不斷回憶自己曾經與誰接觸過導致自己被感染，長此以往，心理上肯定會出問題。現在我不知道我們接下來還要封閉多久，很難對時間做出某種規劃。事實上，在這樣的心態下，我什麽都做不了。我是個作家，很多人說你可以寫作啊，那怎麽可能？生活已經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時，你就要承擔一個人在這樣一個境遇下的職責，盡一個人的本分。至於寫作，那是以後的事，而且我認為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
封城之前，元月四日我去南寧出差，同行的一個青年作家對我說，情況可能比較糟，當然他可能也隻是一種直覺，誰也料不到情況會惡化成這樣。那天我戴著口罩去的南寧，到了南寧晚上喝酒的時候，大家還笑話我說你果然來自疫區啊。回來之後開兩會，市裏開完省裏又開，這麽大型的集會，大家就覺得這應該沒事了啊。我們都沒有想到疫情會發散和擴展到這樣的地步。這一次的疫情，傳染性太強，潛伏期太長，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傳染者他不發熱也沒有其它症狀你怎麽知道他被感染了呢？
我特別覺得這次災難中的年輕人非常可憐，比如說我認識的一個年輕人，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經發燒了，高度疑似。到我們這個年紀，在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點資源，可是年輕人不一樣，他們剛到武漢沒多久，20來歲，剛剛畢業，剛剛結婚，如果又是外地來武漢的人員，他們在武漢的人脈資源就更要比我們少得多，他們還沒有享受這座城市給予他們的便利，就遇到了這樣的災難，很容易就亂了方寸。生了病沒有辦法確診，沒有辦法住院，他們內心的焦慮、壓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說是走投無路。
一個大學老師，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經感染了，好像父親已經去世了，她自己也高度疑似。在封城的情況下，她半歲的孩子誰來帶？她發出的求救之聲多麽悲哀，已經不是救她的命，而是誰來救他們的孩子的問題了。
看見的聽見的全是生離死別啊！
我很反感一種說法：“武漢按下了暫停鍵。”這是暫停鍵的問題嗎？好像恢複了暫停鍵，一切就都恢複正常了似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我去過汶川，我的一個巨大的感受就是：創傷將永遠停留在它遭到創傷的地方，一輩子都無法彌補！
本來確實打算寫點東西，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尤其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殯葬車在前麵開，一個小女孩在後麵跟著喊著媽媽媽媽。看到這個視頻，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別亂。我所在的小區比較大，有一天我還聽到一個中年男子在喊媽媽，那天又下著雨，真是“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它迫近得太厲害！那天以後我的心都是亂的，也沒法寫作，也讀不進書了。
我認識的朋友染病的越來越多，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來越多。我的同事、熟人，不管是疑似還是確診的，我盡可能幫他們做做協調：怎麽樣能做上檢測，怎麽樣才能住進醫院。但是前幾天還有些醫院的朋友可以幫幫忙，這兩天根本就不行了，連醫院裏的醫生、護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這真是真實的絕望。我倒沒有那麽矯情地說什麽“寫詩是可恥的”，但確實，個人生活和個人內心的一道分水嶺已經產生了，所以你很難再像過去一樣生活。
我有些醫護朋友，我每天都和他們聊聊天。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是協和醫院的護士長，他們自己缺防護服，防護服根本不敢脫。湖北省紅十字會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協和醫院缺防護用品是千真萬確的。有一天，她中午給我發了個微信語音，說她女兒在北京沒有口罩，問我能不能幫忙解決。我也沒辦法，我是有口罩，但是我也寄不出去。後來我就叫我的朋友們，幾個幾個的口罩給她女兒寄過去。至於紅十字會的情況，我也是通過朋友圈了解到的，真實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但它至少影響了我一個選擇，我現在也做不了什麽，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點錢，那現在我肯定要重新考慮我的選擇。
加繆《鼠疫》我經常讀，但是我不太喜歡那種通過一部小說來認識一個民族的處境。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問題都在魯迅先生的筆下被展現被揭露過。我有一個非常深的印象，雙黃連可以抑製新型肺炎病毒的新聞出來後，網上一下子冒出來很多嘲笑購買雙黃連的人的智商的各種段子，我看完以後特別憤怒！你和他們難道不都是可憐人嗎？嘲笑他們，你和那些吃人血饅頭的人有什麽區別呢？嘲笑一個和你一樣悲慘的人，和魯迅先生筆下批判的人們有什麽不一樣呢？
我們如何通往自己的現代性，固然跟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有關，更和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裏麵具體的人有關。我們每個人都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來了，每個人都應該盡可能地做好自己這個人，否則就是幾千年的悲劇不斷循環往複，事實上，像這樣的事曆史上一再重演過。
寧浩導演很擔心我，每天都會和我通電話或者微信聯絡。我記得當初拍《瘋狂的外星人》的時候，大家還說，中國人是我們拍的這樣嗎？為什麽不去拍《戰狼》這樣的電影呢？《瘋狂的外星人》本質上是通過科幻的外衣來反思中國國民性的一部電影。它還是走在魯迅先生所開創的道路上，刻畫人物的時候，我們腦子裏想的，就是這個人物的身上有沒有阿Q的影子。我覺得我們現在真的要重新從魯迅出發，反思中國人的國民性，無論在災難之中，還是在災難之後。我覺得經此一劫，它可能成為中國作家重新出發的一個起點。
很多作家在寫目前的災難，但我寫不了，就算要寫，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靜和理智，就像我剛才講的：災難文學的唯一倫理，就是反思災難。在這樣一場災難中，如何保障人的尊嚴、人之為人的根本，已經成為每一個作家必須麵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