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偉
截至2020年2月3日24時，國家衛健委收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20438例，現有重症病例2788例，累計死亡病例425例，累計治愈出院病例632例，現有疑似病例23214例。
筆者將上述2月3日全國累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20438例與1月21日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440例對比，14天內增長了45.5倍。
2020年1月30日，世衛組織針對中國和世界疫情形勢正式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世衛組織的官方定義，意味著這一始於中國武漢的疫情已經威脅世界各國的公共衛生安全，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響應。
世衛組織突發事件委員會為此采取了重要的應急舉措和布置。而繼武漢和湖北省一些城市“封城”後，全國“封地”、“封村”現象頻現。這些極端措施的采取和極端現象的發生也從一方麵說明疫情形勢的嚴峻和人們對這種嚴峻性的激烈反應。所有這些都源於2020年20日以後武漢市疫情的爆發。
那麽，當初武漢市疫情是如何爆發的呢，誰該為武漢市疫情的爆發蔓延負責？
讓我們梳理一下武漢市疫情爆發的前前後後（綜合《第一財經》雜誌網絡媒體及其它媒體提供的相關資訊進行梳理，個別日期和事實可能有出入）：
2019年12月8日，武漢市首例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發病，此後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人數逐步增加。
12月30日，社交媒體上流傳一份據說是武漢市衛健委發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該文件顯示，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有關醫療機構做好醫療救治工作。
12月31日上午，《第一財經》雜誌記者從武漢市證實確有其事，便率先作了公開報道。當日下午1時，武漢市衛健委對外正式發布第一則通報。通報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已發現27例病例，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當日武漢市政府公告稱：共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嚴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消息稱：“目前病因尚未明確，不能斷定是網上傳言的SARS病毒”。
多角度披露的資訊綜合表明：2019年12月底或之前，有8人在網上發布或轉發了類似“非典（即SARS。下同）”或已確診為“非典”的不明肺炎的預警信息，武漢市警方以傳播謠言為由對他們進行訓誡或警告性批評，內中涉及幾位醫生（也有媒體說都是醫生），如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受到警方書麵訓誡，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腫瘤科醫生謝琳卡受到警方電話批評。
2020年1月1日，武漢市衛健委無不明原因肺炎情況通報。當日17時38分，武漢市警方通過官方微博或微公號（“平安武漢”）專門就上述8人在網上發布或轉發“非典”或已確診為“非典”的不明肺炎信息被傳喚處理之事予以公布。公布資訊開頭便以括號文題形式稱：“8名散布謠言者被依法查處。”接著說：“近期，我市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了多例肺炎病例，市衛健委就此發布了情況通報。但一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在網絡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警方又特別提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網上發布信息、言論應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傳播、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
1月 2日，武漢市衛健委無不明原因肺炎情況通報。
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第二則通報稱：截至當天早上8時，共發現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44例；初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第三則通報稱：截至當天早上8時，我市共報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初步調查表明，未發現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5日，6天時間內武漢市衛健委三則通報顯示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增加了1.2倍。
1月6日至1月10日，武漢市召開 “兩會”。 期間武漢市衛健委無通報。
1月11日，武漢市衛健委第四則通報稱：“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又稱自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並再次申明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上述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第三則通報顯示的是共報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59例，1月11日通報和1月5日通報兩相比較，減少了18例。
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連續5天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的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依然停留在1月11日的41例，沒有1例新增。但不再提“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代之稱“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這句話說白了就是：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人傳人的現象）。
期間1月14日有一插曲，在當日一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知識問答中，武漢市衛健委稱“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雲雲。也是1月14日，多家媒體記者前往武漢市金銀潭傳染病專科醫院采訪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疫情時，被武漢警方幹涉，警方不但要求記者刪除新聞素材，而且將記者帶走扣查、盤問幾個小時。
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無通報。1月10日至1月17日，湖北省召開“兩會”。
1月18日淩晨，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截至目前，我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5例，新增4例（比11日的4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但泰國、日本各通報診斷1例來自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8日當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行了第20屆“萬家宴”。
1月19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截至1月17日24時，我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17日新增病例17例。這實際上等於補充報告了以前未報告的17日新增病例。通報仍稱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
1月20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截至1月19日22時，我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18日和19日新確診病例136例。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上述18日和19日的通報，使病例迅速上升。通報仍稱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當日武漢市有關方麵向市民開放20萬張文化旅遊惠民劵免費預約。當日下午，湖北省應急管理廳舉辦了春節聯歡會。當日晚，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出現人傳人現象，一些醫務人員也被感染。
1月21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截至1月20日24時，我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58例，新增病例60例。當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香港大學微生物學係講座教授袁國勇稱“超級傳播者可能已經出現”，說公布的（未說公布主體）15名被感染醫護人員中，14人是被同一病人傳染的。
隨後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承認：1個醫生、13個護士被感染了；但他強調交叉感染出現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腦神經外科，而不是傳染科，說是因為腦神經外科忽視了病人入院之前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該院腦神經外科一位醫生堅決否認“忽視”之說，說實際情況是一發現該病人異常就積極上報，並在院感辦、呼吸科、傳染科專家指導下進行隔離、消毒和治療。該醫生還澄清說感染的14個醫護人員有10名是神經外科護士，還有小兒外科、婦科、心外科、心內科4名醫務人員。
該傳染病人叫趙軍，1月15日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後，按要求立即轉診至武漢市金銀潭傳染病專科醫院。但如上所述1月16日到1月20日的武漢市衛健委通報一直堅稱“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另一位醫生後來回憶說：疫情開始時，武漢市的策略就是冷處理。醫院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情況下，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台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采訪，不僅僅是對臨床係統這樣要求，“整個就不讓說”。醫生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買口罩、戴口罩。從當日（即1月21日）起，國家衛健委開始組織統計通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數據，湖北省衛健委組織統計通報包括武漢市在內的數據。
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會上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在回答近日病例增多時說：近日病例數量變化較大，與我們對疾病的認識不斷加深、完善診斷方法、優化並向全國下發診斷試劑有一定關係。按此回答，好像病例是仰仗認識加深、診斷方法完善、向全國下發診斷試劑才增多的。
實際情況應當是由於先前認識不到位、診斷方法落後或不當、缺乏必要的診斷試劑，使事實上存在的病例沒有得到及時發現。
會上有記者言，有一家英國大學研究表示，根據流行病學研究，預計有2000人在中國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該記者問有沒有預測過，現在有多少感染人群還沒有得到治療？
中國疾控中心負責人回答說：這位科學家（指英國大學的科學家）的計算結果我看了，是一個數學模型。您說的數字（即2000人受到感染）是他算出的數字區間最大數。大家知道，認識任何一個新生事物，尤其像這樣的病毒，一定是“事實是事實，知識理論是理論”。我們歡迎大家提出各種模型，其實現在也出來很多模型。但據目前我們掌握的情況，並不是這位科學家計算的模型情況。
但5天以後即到1月27日，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確診病例就達到2744例。還有記者問，當年SARS（即非典。下同）產生了超級傳播者，導致了疫情的急速加重。昨天報道稱感染14名醫護人員的超級傳播者已經出現，會不會由於這個病毒變異已經出現了超級傳播者，從而引起疫情大麵積爆發？這次疫情是否會演變成另外一場SARS？
中國疾控中心負責人回答說：我們對這個新型冠狀病毒處於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中，不斷地積累對它的知識。我們還沒有證據說已經有了您提到的超級傳播者。我們特別關注您提到的這種可能出現的超級傳播者。這是我們防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但說了這話不到一周，武漢市和湖北省的疫情就大爆發，實際上很快就演變成另外一場SARS或規模來勢超過當年的SARS。人傳人或者說超級傳播顯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1月23日武漢市衛健委答問中稱：截至1月22日，密切接觸者出現發熱異常症狀者46人，排除10人，疑似病例1人，還有待排除35人。武漢市衛健委終於首次直麵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人傳人問題了。
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達到572例，比1月11日——1月16日通報的41例增長了12.9倍，比1月21日通報的258例增長了1.2倍。同日下午，正在武漢采訪的財新記者王和岩發了一條朋友圈，稱自己和同事為了核實一家醫院醫護人員感染疫病的情況，輾轉聯係了數名醫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醫護人員不得接受媒體采訪，不得對外泄露疫情。
1月25日（大年初一），武漢《長江日報》旗下的新媒體“人民湖北”發表題目為《你的每一句謠言，都在製造無謂的恐慌》的文章。文章竟要求對網上轉發分享的一切信息都能夠求證（這實際上比登月還難），言外之意就是凡不能求證的信息都不能轉發分享。並嚴厲指責謠言，稱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傷害更持久，決不能放任不管。同日還發生了湖北某報資深記者因微博受處分之事。
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學等單位有關專業人員共同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應是論文牽頭人）。
該論文根據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報的425例確診病例（包括15名醫護人員）做了回顧性分析，提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於“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的觀點。論文指出可能早在2019年12月中旬就已經出現了人傳人的情況。
截至1月30日24時，武漢市累計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639例，比1月24日的572例增長3.6倍，比1月21日通報的258例增長9.2倍，比1月11日——1月16日通報的41例增長了63.4倍。
通過以上具體梳理武漢市疫情爆發前前後後的過程，可以比較明確的得出以下四點：
第一，在發現疫情的初期或前期，由於武漢市和湖北省相繼召開“兩會”耽誤了對疫情應持的重視和應及早采取的控製措施，因而喪失了控製疫情的最好時機。
如上所述，1月6日至1月10日，武漢市召開“兩會”；1月10日至1月17日，湖北省召開“兩會”。兩個“兩會”前後持續了整整12天時間。期間1月6日至1月10日即武漢市召開 “兩會”的5天時間內，武漢市衛健委沒有病例通報情況；待武漢市“兩會”結束的第二天即1月11日，市衛健委方恢複通報。
當日通報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比武漢市“兩會”前一天即1月5日所通報的59例診斷病例還莫名其妙地減少了18例，減少幅度30%。之後如上所述的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連續5天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的累計病例依然停留在1月11日的41例，竟沒有1例新增，豈非咄咄怪事！
而期間的1月10日至1月17日正是湖北省召開“兩會”的時段。難怪有網文調侃說，武漢市的疫情對省市“兩會”配合默契，高度講政治。1月17日即湖北省“兩會”結束日，武漢市衛健委沒有病例通報。1月18日即湖北省 “兩會”結束的第二天，武漢市衛健委又恢複通報，當日通報累計病例45例，比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連續5天不變的診斷病例41例增加了4例。
之後1月19日通報的累計病例62例， 1月20日通報的累計病例達到198例，1月24日達到572例，武漢市的疫情終於爆發並隨著春運大潮向全國蔓延。期間的1月18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還舉行了十分有利於疫病傳播、十分有害於疫情控製的“萬家宴”。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武漢市有關方麵在省市“兩會”期間壓製對疫情的正常通報，但在長達12天的“兩會”時段出現的非但病例沒有新增還莫名其妙地比“兩會”前減少了30%的怪異現象，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自圓其說的。
而“萬家宴”的如期舉辦、20萬張文化旅遊惠民劵免費預約、有關部門迎春會的舉行從一個側麵說明當時的武漢市上上下下還沉浸在“兩會”開完後又臨近春節的這樣一片祥和自得的節日氣氛中，根本沒有意識到疫情的凶險和爆發的逼近。及時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當然就更談不上了。
第二，武漢市有關方麵和有關部門對疫病可能帶來人傳人問題及其危險性的疏忽麻痹和對已傳人事實的故意視而不見以致必要的控製防範缺失是造成疫情迅速擴散的重要環節和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武漢市衛健委從2019年12月8日發現第一例病人到2020年1月20日前，在其對疫病的正式通報中一直堅持沒有發現人傳人的證據和現象，隻是前後表達形式有一定變化而已。期間在不是正式通報的一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知識問答中，市衛健委倒是謹慎地表達了“尚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其表達的核心意思還是淡化人傳人的問題，且使用“有限”、“持續”這些（用在這地方）不好理解的字眼降低了公眾對人傳人危險的感知度和明晰把握。但如上所述，期間人傳人在有的（或一些）醫院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已上報，武漢市衛健委和有關方麵不可能不知道。
好在轉折點發生在1月20日，當晚鍾南山院士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說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已出現人傳人現象，一些醫務人員也被感染。鍾南山院士發聲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香港大學講座教授袁國勇也發聲提出警告，隨後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才承認了一些醫護人員被感染的事實，但又同時托詞甩責。
武漢市衛健委在兩天之後即1月23日才不得不直麵人傳人的問題。但對武漢市來說為時已晚，而且也沒有采取多少果斷得力的措施。導致疫情順著人傳人的鏈條大為擴散和蔓延。
第三，武漢市有關方麵在疫情發生的初期或前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了控謠辟謠對付傳媒和民眾輿情方麵，這一方麵壓製了本應透明的對疫情真實情況的及時無障礙報道和多渠道反映，另一方麵也起到轉移民眾對疫情關注力的作用和耽誤了對疫情及時有力的防控。
如上所述，武漢市警方早在2019年和2020年交替前後就以控謠追謠為名積極介入對網民報道和轉發疫情的幹涉，積極介入對媒體報道疫情的幹涉和阻撓，警方的行動應不是孤立的或僅僅反映了警方方麵的意圖。而上述有關醫院和機構要求醫護和其他人員不許公開談論疫情、不得對外泄露疫情、不許接受媒體采訪，以至“整個不讓說”，也應不是醫院和有關機構單方麵對醫院和醫療係統員工的要求。
武漢《長江日報》所屬旗下媒體所發的要求網民轉發分享信息都要求證同時譴責謠言比瘟疫還可怕決不能放任不管的文章，也應不是這個媒體孤立表達的意思。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武漢市有關方麵在疫情發生的前期甚至疫情已經爆發的時期更為關注和恐懼的是疫情的公開、民眾對疫情的輿論和所謂的謠言。
這樣一種心態、做法和精力的配置又怎麽指望疫情不爆發不蔓延呢？
第四，上級有關部門對疫情可能的深度發展和廣泛綿延及其嚴重後果存在估計不足或不願直麵的問題，表現出來的總體觀感比較樂觀，甚至接近疫情爆發的時候仍是如此，因此難辭督促指導之責。
如上所述，從國家衛健委、中國疾控中心等單位有關負責人在2020年1月22日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看，麵對記者提出的諸如病例（突然）增多、感染人群數量預測、超級傳播者等問題，回答時總的調門是比較樂觀，對工作和所采取的措施比較自信，對疫情可能和已經出現的嚴重問題和演變的嚴重後果閃爍其詞，不願直麵和正視。這種態度自然要影響到下級部門和地方，最終影響到防控工作。
但如果將武漢市疫情爆發及其蔓延的責任都歸咎於有關方麵和有關部門，那肯定也是不公正的。
近些年中國隨著成為GDP總量的世界第二，滋長了一種難以抑製的自得意滿、過分自信、舍我其誰的情緒。
所謂“厲害了，我的國！”這樣一種有吸引力流傳甚廣的語言，確實代表了很大一部人的觀感和認知。
他們既不願正視GDP總量世界第二後麵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也不願正視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矛盾、
鴻溝和問題，更不願正視中國在民主、法治、公民權利實現和保護方麵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自我特色感覺良好，歌功頌德大行其道；唯權力馬首是瞻，讚長官意誌盛行。
多年來不少中國人感到既無奈又必須麵對的是：權力一支獨大，社會組織萎縮，公民權利不彰；
主流媒體集體噤聲，網絡發聲經常遭屏，民間輿論時被醜化；警方濫權越權，維穩竟成要務；
上下通道不暢，廟堂諸野分明。等等等等。在此大環境下，有關方麵和有關部門的思維、作為、
姿態不可能獨立於外。因此武漢市疫情的爆發和蔓延雖然有關方麵和有關部門難辭其咎，
但環境體製影響亦是重要因素。
2020年2月4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