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漂作家決定回到縣城
32歲之際，遠子辭去北京的工作，離開熟悉的文學圈子，回到家鄉湖北紅安的縣城和農村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裏繼續寫作。這是一種在時代潮流麵前的妥協退守，還是體現了更艱難的勇氣、更深的信念？
這次回村路上，王基勝和妻子瓶子輪流抱著新生的女兒，有一搭沒一搭聊著北京幾家書店拿作家肖像做周邊合不合法的問題。鄰裏親疏、醃菜釀酒，瓶子熟稔，離京前她在北京庫布裏克書店做采購。剛回紅安時她想找工作，一問書店，店員月薪1500，作罷。
北京，文學沙龍還是一場接著一場。怎麽非得回村裏呢？在北京時，夫婦倆月入三萬多，來往朋友也都搞創作，生活其實不錯。有作家在沙龍上開玩笑，講到小鎮的文學青年都應該到北京來，不來不行，“除了遠子，遠子回湖北了。”
“我覺得我和這裏有距離，和北京也有距離。我現在都還在接受我回來的這件事啊！”回村前一天，遠子開電動車載我在縣裏狂奔穿過大橋時吼道。晚六點，縣裏路上陸陸續續空了，街邊有人開音響唱《紅塵情歌》。他與妻女從村裏搬到了縣城南郊一間廉租房住，屋裏放滿了卡夫卡、赫拉巴爾，還有唱片和電影碟片。
他偶爾也燃起對大城市的鄉愁，北京十年裏滲進他身體的嘈雜、外賣、地鐵沒了，而他長大的鄉村和縣城也早已在他離鄉十多年後大翻新。在哪兒，他都是個陌生人。
失去了凝視苦難的能力
圖 | 遠子
出第一本書是因為2013年初一篇文章火了。我在豆瓣寫以前在國貿三期一家書店的工作經曆，標題叫《商場的地下王國》。這個工作要懂英文，又要讀書，要能和顧客介紹，還得幹體力活，然後工資2000多。
我知道我們縣長的名字嗎？不知道，我爸可能知道。沒那麽可怕。大家很怕回到小地方，覺得一回到村裏大家都在注視你，我小說也寫到了一點，就是其實大家沒那麽關心你。
不過別人一問我一年掙多少錢？就會露出你那種微笑，感覺“原來才掙這一點”。又問，你寫本書掙多少錢？ 我就說一兩萬。他說要寫多久，我說我可能要寫一年了。他說我在武漢工地上打工，一個月都能掙一萬。
今年我一直住村裏，家裏兩層樓，我和我老婆住在樓上，爸媽住樓下。前幾天我們才搬到縣城的廉租房，這裏的房租一年隻要1800塊，毫無壓力。因為我的稿費收入其實很少，做翻譯收入相對穩定一些。
不過今年我用大半年時間、花了很大精力譯完了喬治·斯坦納的《思想之詩》，本想指著它打出翻譯的名氣，因為一些原因書出不來了，也沒稿費。我現在翻譯的傑克·凱魯亞克《達摩流浪者》相對簡單點，圖書公司給的稿費也還挺高的。上半年一直都在做翻譯，9月份孩子出生了，時間也就不太夠用了。
去年剛回來的時候，我高中時的好朋友來我家吃飯，想要我跟他一起在縣裏開個培訓機構，說一定掙錢。他也特別喜歡寫詩，他一直有個念頭想先掙一筆錢，再寫作看書，剛去北京時我也有這種想法，但我後來發現這個想法挺害人的，首先這樣想就掙不到錢，而且你很容易迷失自己。
寫作其實就跟練樂器一樣，你必須得每天都寫，你如果幾年不寫的話，我覺得很難重新撿起來。
剛回來時很不適應，我狀態最差時想，算了，要不還是去武漢找份工作。我老婆當時在北京上班也覺得很累，這一種生活感覺沒有盡頭，剛回來時她經常情緒崩潰，每個月都要大哭一場，但是現在會好很多，雖然掙的稿費不多，但是也能勉強維持生活。等小孩大一點需要花錢的地方多了，如果到時候經濟情況沒有更多改觀，可能還是得上班。
圖 | 屋前曬的紅薯幹和蘿卜
我今年回來最大的感覺就是回到鄉村離死亡很近，我在北京待那麽多年，一次葬禮沒有見過，那些人好像悄無聲息就走了。好像隻能看到生，看不到死。
回到村裏，生死的界限就沒有那麽遙遠。我回來之後葬禮就參加了五六場，都是村裏老人過世，也有骨灰從外地回來的。骨灰也土葬，我們有一座墳山，村裏的人死了都會去那個山。
有個人不知道算不算遠房親戚，他今年得了肺癌，五十多歲，他是我們當地黑社會般的人物，坐過好幾次牢，認識黑白兩道很多人。他把我們村附近好多田都種景觀樹去賣，也不給村民錢，有人在他園子旁貼抗議“再不付錢我就去省裏舉報你”。但他很聰明，能找到是誰寫的，去那家給點錢，就給擺平了。他抽煙很凶，肺癌晚期的時候，請道士看他家祖宅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發現附近人家有人新修了個廁所，他就特別生氣，硬讓人家把廁所給拆了。
上個月他的追悼會上有人總結他的一生，把他說成了聖人的一生。
很神奇，魔幻現實主義的感覺一下子就出來了。而且我發現很多新鮮的事情，比如中國人身體語言其實挺多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丟失了很多。那些老人吵架的時候，就像在跳舞一樣，有那種節奏，我一看看半天。
我跟爸媽聊天都不多。我爸特別愛看新聞聯播和抗日神劇。我覺得他們已經習慣那種沉默了。我小時候好像沒有“尷尬”這種情緒，大家坐著聊天，有時候沉默三四分鍾，過一會兒想到什麽再說。那種狀態是人和人相處比較自然的狀態，但在城市裏，好像我們都必須不停聊天，不停找話題。
十年或者更早前，農村的結構其實已經被破壞了。以前突然哪家有喜事有喪事，全村都出動了，很強的集結感覺，就像猶太人或者吉普賽部落的感覺。但現在就完全跟世界連通了，都修了水泥路，也不種田了，都蓋特別醜的樓房。但這種破壞隻有外麵的人會覺得有點可惜，從農村走出去的人會覺得特別好。
有時候我會升起對大城市的那種鄉愁，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後，城市已經成為你的身體，非常習慣那種嘈雜，外賣網購滲入到你生活方式裏。在北京，大家雖然不一定完全理解你，但是朋友們共同話題還是挺多的。但是回到村裏、回到縣城，我覺得我和周圍人都是彼此隔絕的，他們在一個世界，我跟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交集。
圖 | 遠子的狗，飯後熟練地走到屋前，睡覺，磚頭是他的枕頭
整個村的景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有外地人來承包土地種無花果，承包前三年免土地稅，三年過後，這個人就消失了。現在我屋前都是無花果樹，小時候我根本沒見過這種植物，房子也都是新建的，我覺得這是別人的村子。
我小時候很喜歡拿蛇皮袋去山上撿鬆果、采蘑菇，用彈弓打野兔。現在農村人變少了，看起來綠化好了，其實環境變差了，因為以前農藥用得太多了。我今年可能就看見了兩三隻螢火蟲，小時候夏天經常一大團好幾千隻螢火蟲在水麵飛，我弄一個大玻璃瓶，把螢火蟲捉進去，像燈一樣。
我特別不願意去保留這種美化，把它當一個途徑去寫。確實農村有很多動人的東西，但是給我印象更深刻的還是那種貧窮。很多人寫農村是在寫田園詩，這對我來說是在遮蔽一些真相。很多80後去大城市其實是一種逃離，上世紀90年代的農民是特別苦的，很多人沒錢交稅用糧食抵了之後自己都不夠吃。幹旱時得花錢請機器抽水。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家種了一年的田，結果還虧了錢，我父母當時說了一句話，我印象深刻，說我下輩子投胎一定不要是農民。
很多人願意寫農村的生活，特別是他兒時的回憶，那個東西沉澱很多年後其實已經修改得非常文學化。我也想寫農村，但是我不想按他們的套路去寫。因為我覺得中國農村的現狀好像還沒人寫過，莫言他們老一輩的作家寫的農村跟我體驗的農村完全不一樣，還有那種建構出來的反應大時代背景下農村人心理變化的那種文學，我覺得這和現狀也非常不一樣。
現在農村一方麵很現代化，通網了、跳廣場舞，我在村裏逛的時候，常有人喊我說“我手機抖音怎麽放不了？你看看”，另一方麵他們思想特別傳統、特別閉塞，包括葬禮婚禮都是非常傳統的儀式。所以這種極端的對比，給我一種很強烈的畫麵感和衝擊。
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都是一個陌生人，我沒有一種身份和歸屬感。不是說我回村裏世外桃源隱居了，接觸村裏其他人的時候，我的心裏也會形成撞擊。我手上的長篇寫的是兩個回到村裏的年輕人，才寫了兩萬字，結構和人物已經想好了，但感覺越寫越差，可能有些東西還是需要沉澱。我之前在村裏離得太近了，現在我到縣城裏就會好一些。再沉澱一下。
失敗者之歌
“基勝的三本書我都讀了，寫的都是他自己讀書和工作的事情，我覺得寫得蠻好。”回村這天午後，王基勝的爸爸喝完湖藕排骨湯，喝茶時再次講起他曾在1978年去過北京。那年他從內蒙退伍回紅安後，一直在當地水利局上班，退休後回村修了座兩層小樓房。他建議，兒子還是考縣裏的公務員比較好。
“我是一個編輯，也就是說，我每天至少要讀十萬字的文字垃圾。”因為《白日漫遊》第一篇寫到編輯的工作，又因為我以前在豆瓣閱讀當編輯。所以之前工作有聯係的很多作者都很生氣，有兩三個作者在微信上和我說，原來你以前都是騙我的。我就會解釋這是小說啊，有的人也不聽。有一位女性朋友直接說，沒想到你這麽齷齪，內心這麽陰暗。
有位前同事的評價還讓我挺傷心的，他說我看你這個書，我覺得你跟街上隨便一個想發財的年輕人沒什麽區別，他說以為我看了那麽多書，不會再去思考這些很現實的問題。我在微信和他解釋，我想反映一個年輕人的真實心理狀態，那些文學青年也不是生活在孤島，一切還是會刺激到他。反正我也沒辦法說服他。
《白日漫遊》在豆瓣上評價不高，很多人打一星兩星，有的人說很喪，有的人說我自己生活已經很苦，為什麽還要看你大吐苦水。我覺得是不是閱讀量的問題……因為很多人都會寫悲劇，很多世界名著其實就都是很苦的。這些人可能平時就看娛樂節目，偶爾翻翻大冰、張嘉佳。可能雞湯也是一種時代需要，人們少了真正的熱情，所以需要補充大量的注過水的、虛假的熱情。
現在我在把手上一個新的中篇集寫出來，可能明年出這本，還是城市的故事。現在有了孩子，我特別想寫一個童話，因為我特別喜歡王爾德的童話故事，我也特別喜歡《小王子》，我讀了很多遍。
圖 | 遠子
我見到女兒第一眼的時候，就覺得我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父親，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會溺愛她。有了女兒之後，我對女性的看法都變了。以前在街上走，看到女性一般都是雄性動物的視角，更多從性或愛的角度。但是現在我看到一些姑娘，就會從父親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忽然之間發現，我好像對全世界的女孩都有一種父愛。
最開始，我在高中寫詩是因為孤獨。寫作有時候是一種解脫，把你的一些痛苦和絕望寫出來，反而是一種治愈了。紅安在黃岡市，我們高中時高考壓力很大，那個時候就開始有自殺的陰影。一位學弟寫詩很好，我高三時，他自殺了，這件事讓我很觸動，感覺這麽年輕、詩也寫得挺好，默默無聞就死了。
讀高中時，我和關係最好的同學都給新概念作文大賽投過稿。那時候韓寒很火，他的成長軌跡在這代人裏麵還是有代表性的：年輕時特別憤怒，在博客裏評論很多社會事件，後來突然轉向，雙手擁抱資本。他和郭敬明真的是時代的弄潮兒，緊跟時代潮流，一開始做雜誌，後來唱歌，唱片一衰落，就開始拍電影。
你能從他們身上看到這一代人的精神麵貌：很容易受到誘惑，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以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很多人其實和韓寒一樣，很聰明，也有天賦，知道幹什麽能掙錢，他就去幹。其實聰明人是做不了藝術的，大藝術家反而需要一種愚拙。當然，和他們相比，我是一個失敗者，但我又會想，我們這一代人難道都要像他們那樣緊緊追趕時代，真的沒有別的路可走？整個社會會越來越沒意思、越來越壓抑，越來越整齊劃一。這是一種更廣義的政治，它規定什麽是對、什麽是落後，當它用很多負麵的詞來界定另一種生活方式，就挺可怕的，我一定不能再次陷入到在北京那種絕望之中。
我想寫很多東西，其實帶有一點報複的意思，就覺得我要提供另一種可能性。我雖然回村回家裏，在別人看來可能是一件比較傷感或者悲慘的事情，但是我偏要活出一種生命的質量出來。想要證明給別人看，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比你們更好，但是這種好不是從物質層麵去衡量的。
回來這一年，很多東西會比以前想得更清楚，會更平靜。我現在看問題，經常用五年、十年這樣的長度去衡量，這其實不太容易焦慮。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年輕人這種焦慮可能是因為想要的太多，你又想讓父母滿意，又想讓自我得到好發展。你又想要農村那種安靜，又要大城市的便利。就像我很多寫作的朋友，他們又想寫出真正的好作品，又想要賣版權。
你想活得自在一點，尤其在中國，你必須成為一個不孝子，你必須得接受你父母和你親人的失望。我就告訴他，我一本書就隻能掙個一兩萬，我以前可能還會編造一些謊言，現在你看不起就看不起，隻要我是在過我自己的人生。我覺得必須讓他們也接受這種失望，他慢慢習慣了。我爸說你應該考個公務員，說空餘時間寫作沒問題，說你應該想辦法加入作協，我就沉默。
從北京回到縣裏，對我心靈上的衝擊其實沒那麽大。康德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他們家鄉小鎮，通過看書去了解世界各地的細節。當然這個例子有點極端，這也隻是一種安慰，我還是挺想出去走走看看。我自己的理想狀態是一年能翻譯一本書，寫一本書，如果不行，就兩年寫一本書。每年都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我不在縣裏，而在別的地方走著看著。但是這幾年估計實現不了。
我說得太多了，我應該寫作。遠子是高中時候起的筆名，海子的一首詩，我特別喜歡那一句，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
* 本文來源公眾號GQ報道（ID：GQREPORT），更多獨家報道請關注GQ報道。
- END -
編輯 | 靳錦
配圖 | 遠子提供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