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因心髒病臥床 期間，我曾跑遍全市各大醫院進行考察。三十多年前，也存在看病難的問題。病人住院，頭幾天住的不是病房而是走廊，要等有人出院了,走廓裏的病人才能按先來後到的順序轉入病房。病人24小時的護理也全由家人完成。其實，那時的醫院並不少，各大廠礦、學校都有自己的醫院，而且規模不小，可還是人滿為患。相比市醫院，各大單位職工醫院的條件要好得多。
職工醫院隻收治本單位的職工和家屬，職工免費，家屬半費。三十多年前也存在醫患矛盾。但矛盾的焦點不是錢。既然醫院是工廠、學校自己的，就不存在掙工人、學生錢的問題。但與現在醫生想留住病人相反，醫生普遍不願意給人看病,更不願開藥,巴不得沒人來。我在工廠和學校時找醫生看病，十有八次不給開藥。我一個同學就曾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醫生這種作風，是我拿著糨糊幫她貼在醫院大門口的。
十八九歲時，我熱愛科學，推崇西醫，且血氣方剛，對母親有很強的責任感。那時沒有貧富差距，可我還是認為社會不公，因為母親沒有工作，住不進醫療條件比較好的“職工醫院”。雖然我把責任歸咎於她自己不該丟了工作，但還是接受不了母親得不到現代治療的現實。於是，鋌而走險，我借了一本《家屬證》，冒充家屬，不容母親分說，強行將她送進我市最好的醫院——鐵路醫院。
如願以償地，我讓母親作心電圖、拍X光片、打強心劑……享受了現代醫療。時值文革末期，我的身份還是“黑五類”子女。看我在醫院裏招搖撞騙，理直氣壯地討醫要藥，如同吃了豹子膽，母親嚇得不敢作聲，閉上眼任我擺布。住了二十多天院，出院時結賬，總共花了十元錢。那時普通工人的工資是三十幾元，看來當年的醫療費確實不貴。
當地醫院的措施用盡了，治不了母親的病。母親的心髒病是器質性的，非藥物能治，唯有做人工心髒瓣膜更換手術。那時做這種手術的，比現做換心術的還少。可依我看來，為了生命，為了科學，便是技術不成熟、風險很大的手術也應當做。一旦尋找到機會，我會毫不猶豫，不惜任何代價送母親上手術台。
我的想法和做法給母親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看到為了給她治病我不擇手段，膽大妄為，這令她非常擔心；看到我又忙工作，又忙照顧她，每天就睡三個小時，她十分心疼；看到我為照顧她要放棄上大學的機會………這些在我看來無所謂的問題，在母親看來卻是不能繼續下去的生活。母親無法說服我。治病，用盡方法給母親治病，難道不是做兒女應做的事嗎？生命，用盡所有辦法保住親人的生命不是最值得做的事麽？對於母親采取的自一殺性反抗，我很久不能釋懷。
關於生命價值的問題在今天是如此地受重視，不僅被世界人權組織提出，被《拯救大兵瑞恩》這樣的美國文化提出，被涉及死刑的法律提出，也被醫學提出。生命的價值在學者的討論中變得越來越至高無上。變得一個與八個不能相比；罪犯與工程師不能相比；母親與孩子不能相比。至於金錢，就更不能與生命相比了。
我一位生病的同學為了治病，把房子賣了，把兒子的結婚錢花光了，還欠了十幾萬元的外債。
他認為，為了挽救生命，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勸他為兒子考慮一下。他說，難道有錢人的命是命，我因為錢少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了嗎？
我知道他說的對，便是在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中法律也要求“必須是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為親屬、國家、社會利益而實施”。為了活著的人的利益犧牲他人的生命是不人道的。我這位同學活下去了，每天找朋友打麻將。而他的兒子三十好幾，連女朋友也沒有，整天悶悶不樂。
如果沒有母親的做法在先，如果不是身為母親，如果不是上了年紀，我會完全同意關於生命價值的主流說法。可如今，我能否傾家蕩產做心髒手術連女兒上學錢也花光呢？便是我真有幾百萬，我能否用來治病讓我女兒由富人變成窮人呢？
有人說我把錢看得太重了，錢是什麽東西？是符號，千金散盡還複來，而生命卻隻有一次，不能複來。我認為這不是錢的問題，是生活方式問題。
現在的心髒手術技術很成熟了，但是，問題仍然很多。價格高昂不說，換人工心髒瓣膜，容易造成血栓，需終生服用抗血栓藥；使用生物心髒瓣膜，容易老化，需要一再進行開胸手術更換新的瓣膜。我能否為了生命，為了科學，接受這種延續生命的方式呢？
錢，對我來說不是符號。無論人們折騰錢把人們的觀念折騰得怎樣亂，可我還是看得見錢所代表的資源。看病貴，看病難的實質還是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錢，做為符號可以崩盤，它所代表的資源不會危機？當我們以金錢的形式占有資源的時候，我們可以視資源如糞土？
在為患白血病朋友籌集捐款時，我知道這病是個無底洞，三十萬是最低手術費用。我對她說：“隻捐三十萬，就用這些錢賭一下，如果手術後出現並發症，就不治了，請你死時閉上眼睛”。這種破釜沉舟的治療方針居然產生了奇跡。
在學者們還在探討生命的價值問題時，許多母親卻在用犧牲解決這一問題。看一部日本影片。講的是古時候，，一個兒子按村裏的規矩把上了年紀的母親背到山上拋棄。與母親告別時，兒子把身上帶的飯一團一 給母親留下，母親又給他塞了回來。資源是寶貴的，那怕是一個飯一團一 也要給兒子留下；生命可以複來，兒子就是母親生命的再現。地球上的資源沒有多到把犧牲這個詞從人類字典中抹去。
我之主張中西醫結合，正是主張資源互補。西醫可以是飯團 ，中醫是青菜，如果飯菜搭配可以填飽肚子，為什麽隻為飯團 太少分配不均而吵架，就不許搭配點青菜？
我試探地問女兒，將來她怎樣處置病入膏肓的我？她說，如果我得了需要一再開胸手術的病就不治了。如果成植物人了，她會給我實施安樂死。我聽了頓感輕鬆，同時自責地想，如果當年我有女兒這態度，母親又何必急於自我了斷呢？
朋友向我哭訴兒子學習 不好，不肯用功,“什麽道理都講了，什麽方法都用盡了，毫無效果……”。我說男孩子開竅較晚，很可能後發製人，勸她沉住氣不要絕望。她問其中的道理。我說可能與男孩的腎氣是否蓄足有關。在腎氣不足時，他們懵懵憧憧的，別說媽媽哭勸，便是抹脖子死諫，也不為所動。可忽然有一天，你發現他開始懂事了，聽得進大人話，學習 也開竅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男孩子有後勁。
近幾年，高考成績一公布，多是女生當狀元。幾位當老師的朋友感到困惑，這男生怎麽了,後勁哪去了？有的說是女孩子變聰明了,有的說是現在的課程不適合男孩子學習 ，還有的說是陰盛陽衰。我說這是打小逼男孩子用功學習 的結果。腎氣不足時逼孩子學習 如同水庫有點水就用，水蓄不到量，怎會有學習 上的勢如破竹？男孩子用神多而養神不足，精氣神無法達到天然儲量，其結果是讓我們得到了人才，失去了天才。
不僅當中醫的母親強調讓孩子養精蓄銳，便是我奶奶也常說：“人有精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給子孫”。生長期用神太過，不僅使許多神童長大後江 郞才盡，也使後代遺傳不足。都說現代人的精子質量在大幅下滑，可別三五十年後研究出是因為早期教育過度造成的。
我為朋友的兒子說情, 爭取孩子能出去踢會球。擺了半天道理，朋友說體能與智能沒什麽直接關係, 舉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例子就把我的請求給否了。我奇怪他不僅沒有中醫的養生觀念，竟連西方的健康觀念也沒樹立起來。這種隻承認一對一的直接關係的認識方法如果導致21世紀中國人又成了“東亞病夫”，我們還會怪罪誰呢？
一對一的思維有如多米諾骨牌，不管是傳統的還是科學的，一味推倒沒商量。科學衛士還以為不尊重科學的現象是傳統文化作怪，時常錯拿中醫這類傳統文化開刀懲戒群下，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間接作用，恰恰能夠有效阻斷多米諾效應。
例如科學沒有揭示出同性戀的機理，但不妨礙人們開明地表示理解, 不僅影視文學追捧同性戀題材，各國也爭先以頒布同性婚姻法來標榜文明和進步。這種多米諾效應先是把愛情弄得沒了性別之分，接著又把友誼徹底摧毀，繼而促人產生自我懷疑，最後還要改寫曆史。大學裏追求時尚的女孩子摟脖抱腰，三五成群地招搖過市，得意地向男孩子們宣稱她們是同性戀者，看到男孩們嫉恨的目光，，她們感到酷極了；
研究人員審查曆史人物,一個個套用，連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友誼也遭到質疑；一個朋友認定我是同性戀，證據是我不和女人計較。我讓她正視我結婚生子這一事實，她說，那你就是雙性戀。我反問：“那你呢？”她那表情，一望就知陷入自我懷疑有些日子了；一個年輕人想當然地同情文革時期的同性戀者，說他們受到了迫害。
我說那時我家附近就有一對女護一士 生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她倆“不結婚，永遠在一起”的誓言，沒人去管她們的事。男同性戀之所以受到了打擾，是因為他們搞到了家外頭。相對於通奸、婚外戀等，同性戀在當時所受到的懲罰是最輕的。而同一時期的外國並不見得比我們寬容。如果說我們對同性戀確曾存在過所謂的偏見和誤解，那也是從西方舶來的。
李銀河抱怨人們曲解了她的意思，可她怎麽也說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說人們怎麽也不理解她的意思。人們認定她提倡同性戀、一夜 情、婚外戀等，而她卻極力否認，在多米諾的世界裏她一再伸辯自己隻推倒了一塊骨牌。
人本是一個天然定位係統，不僅時時需要知道自己所處的時間和方位，也需要了解自己在曆史、社會中的位置。而身不由己的現代人難以定位。都說現代人浮燥，飄浮不定的人想不焦燥也難。所以，在科學發達的今天，儒學、宗教還有信徒，不是由於愚昧，而是人的定位要求使然。
如果手頭沒有高精度的定位儀，我不會拒絕使用指南針；科學不能解釋同性戀，我不會拒絕使用陰陽圖解釋。
總之，我不能任由自己隨風倒伏。母親曾用陰陽圖解釋男女的存在狀態。
代表女人和男人的陰陽魚，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母親說，靠近魚尾的顏色應該是漸灰，
表示陰陽強弱程度的變化。在這幅圖中，不僅男女相戀，便是同性相求也無不符合陰陽理論。
從陰陽圖上看,李銀河所爭取的主要是魚眼睛這部分人的權益，並不是要改變陰陽魚的顏色。
在這幅圖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我給自己的定位是黑魚的腹部，
這個位置與其它各部位的陰陽電差都很平均，排斥性小，所以友誼成分重，但愛情火花小，
不是能扛得起愛情大戲的角。
基於圖中所顯示的多種陰陽組合方式,我在處理婚姻家庭問題時會避開是非評價，而力促各種家庭模式的形成。
在婦聯工作時，有一次一個男人來求助：“老婆打我，你管管吧”。
我笑了。且不說他的要求是否在我職權範圍，單就他找婦聯求助這點就說明他在心理上已把自己定位為女人了。
這時幫這男人振興陽剛之氣就不如促成陰陽互補的家庭模式形成來得實際。
我們理解的夫妻性格互補，何嚐不是陰陽互補？
出於對陰陽圖的理解，2000年修改婚姻法時，
我曾上書國務院要求不要把成年男女從家庭責任的擔子下“解放”出來。
因為在國家還沒有能力負擔老人和孩子時，不能輕易放棄婚姻家庭的社會功用。
這次上書雖然失敗了，但我也坦然接受性關係從社會束縛下解放出來，
因為我知道曆史的卡尺正從陰陽圖上黑白分明的一端移向灰色地帶。
正因這一移動，一夜 情、婚外戀、同性戀開始走出冬季，而婚姻進入冬季。
這裏沒有什麽進步與落後之別，隻有此一時與彼一時之分。
因此，當聽到李銀河為同性戀爭取同性婚姻時，我覺得她的做法不是與時俱進，而是反季節行事。
因為婚姻本是社會性的，在社會性正從婚姻中退出之時，爭取同性婚姻的意義何在呢？
豈不是光了一冬天膀子的流浪漢在春天來到後堅決要求穿上棉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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