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渝線上的血色青春
－－作者：文濤
襄渝鐵路施工現場
1970年，陝西省革委會決定選調初中生支援2107工程（襄渝鐵路）的修建，先後兩次動員69、70屆初中生，一共25800人參加秦巴大山裏的秘密建設。他們多為十六七歲的少年，甚至還有十二三歲的兒童。
K1032在襄渝鐵路線上，沉默地奔馳著。
這條東起湖北襄樊，經陝西南部至重慶的主幹線，曾彌補了中國版圖上唯一大塊空白處僅以長江三峽維係交通的狀況。但K1032上的乘客們，沒幾人知道這條鐵路的曆史，更不知道，就在這趟列車上，有一群當年的三線學生兵用他們的青春和生命澆築了這條鐵路。
59歲的張世和就是其中之一。
已是9月5日深夜，K1032停靠陝西境內的紫陽站。短暫的幾分鍾，張世和和他的戰友們，還是決定下車看看。
紫陽長杉木，出生北方的張世和，頭回見識杉木，是17歲隨軍修路（襄渝鐵路）那年。
“你們是來三線懷舊的吧。”站台的工作人員已經習慣了。在這裏，不時會有五六十歲的老人，站在這裏，拍照留念。
“42年前，我們打隧道的地方就在紫陽的芭蕉溝。”張世和回應說。
曆史曾給過張世和和他的戰友們一個稱號：三線學生兵。
1970年，中美、中蘇，政事戰事頻仍。他們放下學業，寫血書、提申請、大會小會表決心，最終這些身份皆為紅色的男女學生，來到貫通川陝鄂的秦巴山區，修建備戰用鐵路—襄渝線，當時命名為2107工程。
42年過去，張世和再踏足紫陽，這位紀錄片導演，此行，準備用兩年的時間，拍一部名叫《在曆史這邊》的紀錄片，揭開那段塵封的曆史。
“為了讓主席睡好覺”
襄渝鐵路陝西段總長264公裏，穿越陝西省南部5個縣。由於地形險峻，基本是在大山的“肚子”裏穿行。當時全國鐵道兵有15個師，光襄渝線就出兵13個師，是當年援越抗美回國部隊總兵力的幾乎全部。建設總指揮是彭德懷—這成為彭大將軍的最後一戰。
襄渝線橋隧相連，光鐵道兵遠遠滿足不了需要，勞力相對缺乏的陝西省，決定征召當時還沒上山下鄉的69、70級初中畢業生。1970年8月、1971年3月，一共25800人參加秦巴大山裏的秘密建設，多為十六七歲的少年，還有個別十二三歲的兒童，其中女學生5129名。
張世和說，為上三線，關中地區的很多初中生都寫了血書。
征召時稱學生們的身份是“沒有領章帽徽的軍人”，待遇同鐵道兵，在革委會的動員文件裏，把“去修鐵路，把骨灰盒帶上”這樣的思想定性為“活命哲學”的流毒，要求學生把一生交給黨。
學生們被編排到“2107工程指揮部學生民兵第1連”到“2107工程指揮部學生民兵第141連”。其中：男子連隊115個，女子連隊26個。
學生沒有師團營的建製，直接編成連隊接受鐵道兵管理。襄渝線建設史研究專家袁培力解釋說，革委會非常明白使用未成年人幹危險工作的嚴重後果，所以把監管的責任交給了部隊。
張世和還記得上工時喊的口號：“為了讓主席睡好覺，進洞！”
“童子軍”進山
張世和隨手撿起一塊石頭，輕輕一搓，散了。“陝南山區基本都是風化石，打隧道時特別容易造成塌方。”
襄渝線建設的機械化程度非常低，在技術和設備短缺的情況下，人力資源，無疑要在其建設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最初學兵沒有任何勞動保護配置，包括手套、工作服、口罩（用於隧道內防塵）等。張世和回憶說，施工條件極其之差，全憑人工以鋤地用三齒犁耙和竹編簸箕運送渣石。鋼釺和炸藥成為主力，唯一現代的工具也僅有空氣壓縮機、風槍、風鎬。
學生兵的工作基本是打幹風槍，但他們沒有有效的防塵口罩。發的海棉口罩防塵效果很差，使用一會很快就堵塞了，這讓他們的肺功能受損嚴重。
打風槍、風鎬時，需要操作人員用身體支撐，顫抖厲害，男生基本上都落下了遺精的毛病。女生來月經時照樣幹活，血順褲腿流下來，有些人就用報紙墊上。
由於衛生條件差，傳染病一來就倒一片。張世和所在的學9連共174人，其中140多人患痢疾，有個學生副排長拉得實在受不了，拿榔頭往頭上砸，想自殺。
而更致命的是，有次，張所在的連隊在打芭蕉口隧道時突然停工，給每人發了口罩，不準喝洞裏的水。後來才聽說是發現了放射性鈾。
學生兵之一的袁培力說，安康山區裏還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氡。“有個叫劉方的，就是被石頭砸了一下，怎麽都治不好，去世了，現在想來，那塊石頭肯定有放射性物質。”
由於從事超重負重和強迫體位作業，這些學生兵普遍有腰部疾病，而隧道作業陰濕的環境也造成了他們普遍患上了關節病。
“腰上沒問題的，那不是三線學生。”張世和說。他從三線回來分到陝西鋼廠，工段組織開會，二十多個學生連小板凳都坐不住，最後隻能趴著開會。
而更致命的是，據張世和統計，2.58萬學生兵中，死亡的就達119人，448名致殘。截至今年，已有超過5千人不到60歲就去世，死亡率畸高，或與當年從事高強度、低保護作業有關。
“一直處於饑餓狀態”
重回紫陽，尋訪當年的工作地，腰不好的張世和似乎找回了青春時期不知疲倦的感覺，他扛著沉重的攝像器材跋山涉水，貪婪地尋找熟悉的植物，嘴裏嘟噥著：“這叫救命糧（一種灌木，結黃豆大的紅色小果），吃起來麵麵的。”
“這是桐子，好多學生把它認成柿子甚至番茄，吃中毒了。”
同行的寶雞學生兵郝寶成說，吸引他去三線的一個原因是，軍代表說“紅燒肉大米飯管夠”，“進場後才發現被忽悠了。”
學生與老鐵（學生對鐵道兵的稱呼）是分灶的，雖有定量糧，但由於運輸不便，經常斷頓，《南都周刊》走訪的幾十位三線學生中，無一例外稱在2年8個月裏，“一直處於饑餓狀態”。
饑餓中，張世和收到一位“黑五類”同學從西安來信：“世和，我工作了，分在紅光廠。你們一定要注意鍛煉身體啊。我每天早上都跑步，然後去老孫家吃碗羊肉泡。”
“我們一屋子紅五類隻能號啕大哭。”張回憶說。
饑餓也考驗著人性。在學生兵中，有個約定，誰家寄來包裹大家分著吃。有一次，張世和在河邊發現一位姓滑的同學在吃家裏寄來的食品，他喊了一嗓子，對方跑了。這事兒給兩個人都造成了心理陰影，盡管回來後兩人分配到同一個單位，但42年再沒說過一句話。
“也吃過一次飽飯。”張世和對此印象深刻。
同學李新意外身亡後，其父奔喪，團長陪著吃飯，李父就叫上他一起用餐，在桌子底下踢他的腿：“張世和，趕緊吃，不夠再要。”
女學生兵黃軍潔回憶說，幾乎所有犧牲戰友的棺木裏都放滿了食品，大家對遭受的饑餓刻骨銘心。
饑餓還逼迫出了個別極端的行為。炊事班少了饅頭，一位同學為自證清白，抓起菜刀，就把手指頭剁了下來。
一位學生受過傷，但不是工傷而是自殘。他羨慕病號能多吃一碗麵條，就把自己的手指放在軌道上讓礦鬥車壓過去。
與學生吃緊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幹部緊吃。
學生連的指導員、連長、司務長等，絕大部分是城裏的年輕幹部，不少學生反映他們不重視施工安全，造成大量傷亡慘劇，中飽私囊的情況也很多，這也為退場後，學生和幹部關係持續交惡埋下了伏筆。
荒誕的鬥私批修
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發生過很多荒誕的事。
學生4連有位同學，說了句牢騷話，“我們進洞是亞洲人，出洞是非洲人”，幹部組織學生晚上點著油燈對其進行批鬥大會。
1971年冬，西安市組織了若幹個服務小隊，其中有縫衣服和理發的。四十多歲的裁縫對學生們的境況很吃驚，說了句：你們像是勞改犯。
當時的學生兵王農，頭發很長很亂，餓得精瘦，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著一件沒有扣子的工作棉襖，一根導火索作皮帶紮在腰間。
“這人在汙蔑光榮的三線學兵。”王農等幾個同學告到了連部，並且要求連部將此情況層層匯報，最終傳達到了裁縫的單位。
“我們當年的無知和愚昧給他造成了傷害。”王農說。
張世和出身幹部家庭，父親“文革”平反後擔任過林業部副部長。在襄渝線時，張有一部唱機，有空就躲進樹林裏，聽《紅色娘子軍》，那是唯一能聽到的西洋舞曲，“感受到一絲自由的氣息。”
半大小子們對文藝有天生的熱愛，這批學生裏也出了像郭達這樣的名演員，在襄渝線四川段，作為民工的劉曉慶也在工地上幹過8個月。
在“文革”的氛圍下，三線學生兵的文藝生活處處是雷區。
張世和的連隊有一次丟了東西，要求大夥兒把箱子都打開檢查，結果發現了張收藏的《唐宋傳奇選》殘本，被全連批鬥。
死亡
“李新！李新！快回家吧，離開這山溝吧！我們一起回西安！”幾位花甲老人把一瓶西鳳酒灑在紫陽向陽鎮的陵園裏，老淚縱橫。每次回紫陽，張世和和戰友們都不會忘了來陵園看望李新。
張世和的同學李新為了評五好戰士，向同學借了5根香煙，約軍代表晚上在山坡上談心。
“黃代表，再抽一支。”李新說。
軍代表正等火呢，回頭看，人摔崖下去了。
學生的命，有時甚至還不值一根木頭、一個篩子。
駐大竹園的陳西北和司國勤就是為了搶救一塊木頭被淹死的。此前的一次洪水，連長在大會上表揚了下水搶救柴火的同學，為這起事故埋下了伏筆。
當發現木頭被洪水衝下來時，有人高喊：“立三等功的時候到了”！學生們衝進水裏才發現自身難保。
陳西北和司國勤被蒿坪河吞沒。兩個星期後，一條狗在流水店河灘上把陳西北的屍體刨了出來。他是上海娃，支援大西北來到西安。故後，同學們給其起了個外號叫“沉西北”。
女生20連，兩名來自寶雞的花季少女丁萍和馬洪燕，也是因為搶救洪水中的木頭身亡。
同連的肖梅英死於隧道塌方，該連的副指導員軒暉回憶說，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出事的地方在羅向崖隧道。為趕工程進度，放炮後未完成排煙程序，營長就喊大家趕緊進洞扒渣，正好遭遇塌方，包括鐵道兵、民兵和學生，當場死亡7人。
王農說，因為埋過太多戰友，同學們每埋完一個人，連鐵鍬都不往回拿，直接砸了燒掉。大家心照不宣，“難道下次還要用它埋人？”
“後來我做花圈的本事可高了，連紙瓶子都疊得惟妙惟肖，當時想，將來如果沒飯吃，我就開個紙花店。”王農說。
5806部隊學生一連薑為民的自殺，至今讓同學們無法釋懷。他一心想入團，卻一直未能如願。
薑對某排長即將入黨非常不平衡，因為對方出身是資本家而上報的是貧農。他多次越級告狀，等來的是對他政治表現汙點的報告，包括偷聽敵台，散布“知青下鄉是變相勞改”等反動言論。
薑被隔離審查。看守他的同學對其毒打，燒煙頭，逼其念《敦促杜聿明投降書》。薑在關押期間承受不了酷刑，多次逃跑，都被同學抓回，後他喝敵敵畏自殺，草草掩埋，沒有墳頭和墓碑，後來衣服和棺木都被當地老鄉盜走。
薑的父母多次上訪，終於在1980年等來了解放軍某部解除“畏罪自殺”的決定，“我們認為薑為民同誌是服毒身亡，應做正常死亡對待，按規定發給撫恤費一百二十元”。
袁培力說，三線學生中精神出問題的人很多，有學生拿雷管綁在自己身上在隧道裏自殺了。
相比死亡，傷殘更是人數眾多。身高不到1米6的苗雪枝因在三線落下的風濕病根，手腳變形，雙目失明多年。她曾當選為安康地區三八紅旗手，2107工程指揮部授予過她“鐵姑娘”稱號。因在“水簾洞”裏長期打風槍、扒渣，她患上了內風濕關節炎。
苗告訴《南都周刊》，她最害怕的是幾個小姑娘到深山裏去砍隧道的支撐木，住帳篷裏，吃饅頭，喝涼水，“晚上狼叫喚，害怕啊，我們就圍在一起唱烽煙滾滾唱英雄。”
苗後來分配到漢中地委，但由於兩地分居，她離開漢中回到陝西機床廠。現在她的退休工資隻能拿一千多元。她很後悔，現在落下一身病沒人管。
烈士吳南
三線學生119名死難者中唯一被官方授予烈士稱號的，是5851部隊17連的學生排長吳南，他在1972年楓樹埡隧道的施工中不幸遇難。
1973年的《陝西日報》曾以頭版頭條報道過他的事跡，多年以來，吳南犧牲的原因都被說成是為保護戰友。
40年後，吳南所在連隊的戰友向《南都周刊》講述了他們所了解的吳南犧牲真相，他並不是為了搶救戰友，而是在當時片麵追求工程進度的情況下出了施工事故。
1972年6月17日下午，吳南帶著二排在隧道施工，正常的任務是派一個班把上一排的渣滓清掉，放炮走人。結果連長給吳南的指示是：你把上一排清了，打一炮，然後把你的渣清了再打一炮，走人。
吳南特別著急，在煙沒排除的情況下，組織了兩個鬥車往裏推。平時兩個人推一車，因為剛震下的碎石落到軌道上，鬥車往裏推碰到石頭，所以他組織三個人推一輛車，其中一個人負責在前麵清理碎石。
就在那時，隧道塌方了。
“塌方就是一瞬間的事兒，誰救誰？”王農問。
吳南是最後一個被扒出來了，“腿一扒就軟了，我一看完了，人沒了，”王農說。
有一塊大石頭正好砸中吳南，頭盔都爛了，頭上有一個大洞。
在官方的事跡報道中稱，就在吳南被埋在隧道裏時，“17連黨支部的委員們正在楓樹埡隧道對麵的山坡上開會，討論吳南要求入黨的申請。”而據戰友回憶，那天下午根本沒有黨支部開會的事兒。
吳南84歲的母親也讚同從人性的角度去還原他，她認為吳南當得起烈士的稱號，但不應把他弄成“高大全”，尊重曆史才是對吳南最好的祭奠。
退場前後的瘋狂
1973年7月前後，三線學生兵陸續被安排退場。
在此前，為了躲避勞動，很多人跟家裏串通好，讓拍電報到連隊，比如“母病重，速回”，以求回家休息。類似的“電報”太多後，結果是基本上不準假。
請假不成，學生中又流行裝精神病。有學生在別人的床鋪上小便，在單杠上做上吊狀，有人被送進師部醫院，用電擊、藥物、敲打等方法進行鑒別和治療，但還是堅持了下來，為的就是回家。
更多的是直接偷跑回西安，即使明知將會麵對嚴厲的處分。但絕大多數跑回西安的，後來又主動回到三線，因為被戶口限製住了。
“所有的工作都由國家控製，不可能自謀職業，偷跑回家就是能多吃幾頓飽飯。”張世和苦笑。
一開始跑的人給了處分，如果處分放進檔案，今後工作生活將受到很大影響。後來越跑越多，法不責眾。在退場的時候，連長指導員當著大家麵，把處分都撕了。
在退場前，近三年的超負荷作業，戰友的傷亡，加上分配的壓力等，學生們對組織—更直接說，對連隊領導鬱積的怨氣爆發了。
學生們把夥房裏的麵和油都找出來，你捏個羊，他捏個豬，放在鍋裏炸。炸完後，不知道是誰拿塊大石頭往鍋裏一砸，火光衝天。
郝寶成回憶說，他們在返城時弄了一路的“打砸搶”。
回寶雞的悶罐車中途停車時，有農民賣黃瓜呀，洋柿子啥的，餓了幾年了，學生們抓了就跑。哄搶的消息傳到寶雞，當地派出200多個便衣警察到車站維持秩序。
而運學生回西安的火車都沒讓進站，停在站外讓各單位派卡車來接人。
張世和笑稱，去三線時，大夥兒還想著衣錦還鄉，現在一個個蓬頭垢麵，都窩著火呢，下車就跟維持秩序的警察打起來了。
這些接受了解放軍和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三線學生成了西安城的禍害，沒人敢惹。“出去吃飯、理發，一聽是三線的，有些人都不敢收錢。”
但是，很快，三線鬱結的戾氣就揮發殆盡。他們成年了。麵對的新坎坷，一點不比秦巴大山輕鬆。
古滿堂是鹹陽人，三線時被稱為“古鐵人”，回來分配到鹹陽焦化廠，篤信“文革”的意識形態教育，幹活不惜力，非常聽話。
他沒逃過下崗的命運。古妻有精神病，同樣下崗在家。生活困難，家裏五年沒有燒過蜂窩煤。兒子當兵回來也沒工作，在鹹陽開出租，買不起房，談不到女朋友，經常抱怨老爹沒出息。
十幾年前的一天，古滿堂帶妻子進城逛了逛，向朋友借10塊錢吃了碗麵，就在焦化廠拉焦炭的鐵軌上臥軌自殺了。
同學歎息，古的一生的榮譽就跟那2年零8個月的國防工程聯係在一起。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人，當發現自己被國家邊緣化後，他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意義。
無悔的和滴血的
三線學生退場時，死亡的學生家屬一次性可以得到120塊到300多塊的撫恤金，傷殘的則一次性補貼20-50元。
從去年開始，這些三線學生兵就開始給有關部門“上書”，首先要求確定“未成年人”身份。但陝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口頭答複稱，《未成年人保護法》1990年代後出台，屬於“不朔及既往”。
去年底，陝西省出台了參加襄渝鐵路建設民兵發放養老補貼的通知，但這些學生兵仍在“被遺忘的角落”。
為拍紀錄片，張世和重新與當年的戰友建立了聯係。他“試圖從人性的角度講述當年的故事和現在的生活狀況”，這一思路得到了部分同學的呼應，也引起了一些同學的反感。
9月中旬，《南都周刊》記者在西安觀摩三線戰友藝術團的排練，年近六旬的三線學生們身著軍裝，集體演唱《鐵道兵之歌》，他們在追憶激情燃燒的歲月。而就在前一天，張世和帶著記者探望了一位姓校的同學，他已經癱瘓在床多年，“我也為襄渝鐵路做了貢獻，到現在沒人管，沒人管啊！”
觀念衝突不可避免。開機宴上，張世和邀請了陝西作家狄馬等朋友，正唱著陝北“酸曲兒”，一位三線女學生過來自調音響，要演唱展現青春無悔的自編民謠。
西安交大教授，原5852部隊學6連的談民憲說，曆史事實無法改變，“讓無悔者無悔，滴血者滴血吧。”
他認為那是一個黑白顛倒的荒唐年代，但三線學生在最荒唐的年代裏做了最正經的事情。40年來，這條鐵路造福了無數的人，這樣的青春不應該被貶低和否定。
烈士吳南的母親說，“你們畢竟搞的是建設，不是政治鬥爭，修出來的是一條用藥的鐵路啊，為什麽不肯定自己？”
不過，談民憲也有過犀利的點評：稚氣未脫就上三線，失去了健康成長的權利，小學未竟中學半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封閉管理遠離親人，失去了愛與被愛的權利，言行被禁錮，失去了獨立思考的權利。
談曾在一次講座中將這個觀點提出來，在座的陝西省的某領導給談遞上去一個紙條，敦請他“正麵評價三線學兵的曆史功績”。
王農三線回來後，一直在體製內工作，當過團支書、黨校老師，現在是西安高新區管委會的副巡視員，算是三線學生中的“成功人士”。
他坦言，三線學生大多隻有小學文化程度，還不如老三屆受的教育多，人生走得很艱難，尤其是後來國企改製，造成大量的工人失業下崗，絕大多數人的人生是失敗的，唯一可以自豪的，閃光的就那2年8個月，沉浸在“用稚嫩的肩膀承擔起了共和國的重擔”的光環中。其實，他們當年就是出苦力的，所謂“青春無悔”是自我安慰。
今年9月，陝西省出台了一個文件—《關於解決我省參加襄渝鐵路建設學生傷亡待遇問題的通知》，給予傷殘學生每月200多元的補助。
有維權學生兵認為，這個文件是一大進步，但遠遠不夠。這個群體涉及2萬5千多人，但能夠得上該文件的僅幾百人。很多三線傷殘的學生，當時怕分配受影響，拒領過傷殘證明。
張世和認為，金錢的補償固然必須，但他們還缺一個道歉。“政府應該真心地對我們說一聲：對不起，我錯了。”
轉自《老衲讀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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