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馬桶堵住的中產精英,活該被人罵!
功夫財經
中產階級的標準是什麽?近期,上海作家張曉晗小姐,給我們描繪了一副大都市體麵中產的生活圖卷:
受過高等教育,通曉人情世故,從事精英工作,住在上海市值兩千萬的房子裏,擁有一定的藝術品味,起碼,看過最近風頭正勁的韓國電影《寄生蟲》。
這樣的生活,放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值得大多人豔羨,妥妥稱得上優越,沒有什麽太大的煩惱。
就像張曉晗小姐一樣,身為一個體麵中產,過著自己口中TOP5的生活,卻在一個突如其來的台風天裏,崩潰了。
崩潰的原因並不複雜。張曉晗小姐家中的馬桶堵了,自己通不了,物業又因極端天氣無法及時上門。於是張曉晗小姐對著阻塞的馬桶,對自己的中產人生發出了疑問:為什麽我上過大學,幹著精英工作,擁有卓絕的藝術品味,買得起八位數的房產,還要遭這樣的罪?為什麽?這是為什麽?
中產階級容易崩潰,不是近來才有的新鮮事。自從社會誕生了“中產階級”這一個群體以後,他們就是以脆弱、焦慮、保守和易崩潰而著稱的。
中產階級誕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期。因為工業的發展,城市居民越來越龐大,整個社會的分工和結構呈現出與農耕社會截然不同的麵貌出來。除了擁有大量資產的資本家,和完全靠出賣體力勞動維生的工人以外,還出現了一個為城市生活服務、依靠專業技能謀生的群體,這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這個群體包括:律師、作家、醫生、公務員、藝術家等等。因為技能的專業性較強,和工人群體相比,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和資本家手裏握著真金白銀不同,中產階級們並不掌握機器、地產、資金一類的生產資料,他們給人提供的,大多是看不見摸不著,虛無縹緲的“服務”。
律師給人法律方麵的服務,醫生給人健康方麵的服務,作家給人娛樂消遣方麵的服務……這些服務,都是建立在社會分工高度發達,居民們手中或多或少地掌握著一些財富的基礎上的。中產階級們的生活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是不是安定,經濟是不是發達,文化是不是繁榮。
隻有在經濟向好的安定社會裏,大家才會考慮牙齒健康,形體優美,業餘時間消遣等問題,才能給中產階級們一條活路。在戰爭年代,大多人的考慮都是能不能保住一條性命,不會把多餘的時間和金錢花費在減肥、看戲、離婚官司身上。但凡有些風吹草動,最先遭殃的,必定是中產階級。
資本家手中的資金是跨國界流動的,這裏遭了什麽難,資本可以流動到安全的地方去,就像李嘉誠一樣。人人都譴責他沒有道德,沒有情懷,內地經濟蒸蒸日上時,就大肆投資;一旦出現了下跌苗頭,就舉家遷移到了歐洲——罵歸罵,妨礙不了他發大財。
底層工人階級也並不太害怕社會變動。因為他們本已一窮二白,無論怎麽折騰,他們能出賣的也不過一雙手和一身汗水罷了。相反,少部分亡命之徒是歡迎變動的,因為社會的劇烈變動,有時反而能給他們提供來之不易的上升通道。
唯有中產階級,最最害怕的便是“意外”二字。他們看似光鮮的生活,其實高度依賴於社會的穩定與繁榮,與個人的奮鬥關係不大。
著名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便是一個典型的工業社會中產階級。在世道太平時,他的作品萬人簇擁,財源滾滾。去薩爾茨堡度假時,因為喜歡當地的人文風光,隨手便能買下一棟房子。
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逼近時,他也隻能隨著流亡者群體,從歐洲漂泊到美國,再漂泊到巴西,最後因為對世道的深深絕望,於1940年選擇服毒自盡。
和張曉晗小姐相比,不,和當代的大多作家編劇相比,茨威格絕對算得上極有天賦、極有才華的那一類人——可這又如何呢?他依然抵擋不了社會的劇烈變動。
且不說戰爭一類的問題,一個資本寒冬,就讓多少碼農中年下崗;一個演藝圈查稅,就讓多少演員、編劇、製片人血本無歸。再回到張曉晗小姐身上,一個並不算稀罕的台風天,就讓她遭遇了一場人生大型崩潰,在互聯網上被人扒得底褲不剩。
中產階級易恐慌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於他們的階層和財富,都是不可遺傳的。
因為中產階級不擁有生產資料,他們的收入來源於專業技能。但專業技能不同於土地、機器、資本,不會自然而然地傳承到未來和下一代。
這意味著什麽呢?這意味著在十多二十年後的未來,或者在中產階級的子女身上,就很難複製他們今天擁有的,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生活品質。
律師、醫生、演員、作家……這些中產階級賴以謀生的專業技能,不能像王健林給王思聰的投資一樣,天然地從一個人傳承到另一個人身上。同時,這些專業技能,也難保在十年、二十年以後,依然具有職場競爭力。畢竟,就連郭敬明這樣曾經的頂級商業作家,時至今日也麵臨著過氣的風險,別的作家,又怎麽不會產生對未來的恐慌呢?
是的,這個群體裏也包含張曉晗小姐。她在一篇京東金融的采訪中就說過,她非常“愛錢”,也非常沉迷於“賺錢”之道。這在中產階級中十分普遍。許多中產階級都以勞動賺錢為榮,不事生產、不會賺錢,在中產階級群體中是一件非常恥辱的事情,甚至可以看作是道德的敗壞與墮落——隻有在能賺錢的當下拚命賺錢,才能抵消一點對未來失去職場競爭力的恐慌。
映射到下一代,便是當今中產階級裏層出不窮的“虎媽虎爸”。為了讓下一代也能過上水準以上的生活,他們對教育一事十分上心。如今一個中產家的兒女,動輒便要學上兩三種技藝,報名四五樣補習班,除了對所謂“綜合素質”的追求外,更大的原因是對未來的不確定——多學些技藝傍身,未來總有一樣能派上用場。
和從前的貴族們為了“修養”學習無用的拉丁文不同,中產階級們的學習,從來就抱著很強的功利目的。從前“小升初”“初升高”有鋼琴加分時,幾乎所有的中產家庭都會讓子女去學鋼琴,巴赫、肖邦一類的琴譜都賣到脫銷。如今鋼琴不值錢了,這風氣便淡下來了,國畫、書法一類的新興培訓班,又開始走俏了。
別看中產爸媽嘴上說得好聽,“孩子喜歡什麽便讓他學什麽”。到哪座山唱哪首歌的道理,他們比誰都懂。名校招收時看什麽,他們便去學什麽,孩子的天性與發展?那不是中產階級們考慮的東西。
中產階級易崩潰的品行,反應到表麵上,便是一種極端的功利與虛偽。
一方麵,因為是憑借專業能力賺取生活費,中產階級非常迷信“勤勞”“個人奮鬥”的神話,完全忽視了自己憑以上位的根本——工業革命鑄造的社會分工,經濟發展來帶的市民生活繁榮,所以特別喜歡發表“窮是因為不努力,帶著地鐵味的底層活該受窮”之類的言論。
在張曉晗事件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樣的意見。張曉晗小姐的老公周魚先生,就直接將買不起兩千萬房產的人定義為“屌絲”,更讚同人就是天生分為上等和下等之類的說辭,卻根本忘記了自己發家立身的根本。畢竟,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繁榮,市民們有了消遣娛樂的需求,張曉晗小姐之類的編劇才有了立足之地。要不,憑借張曉晗小姐拙劣的文筆,抄襲的劣跡,要換了別的地方,還真能有買得起千萬豪宅的資本?
另一方麵,由於階層的不穩固,隨時都有著從現有生活品質中掉落下去的風險,中產階層們非常容易惶恐,非常容易杞人憂天。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和資本家們,他們是不能仇視和鄙視的——那是他們討飯吃的根本,於是隻能將一腔憤怒發泄到底層民眾身上。他們既看不起民眾,又害怕有朝一日被民眾搶了飯碗,因為他們自己就脫胎於民眾,脫貧的日子未久,他們知道一旦煥發了民眾了智慧與良知,自己就很容易滾回貧窮的泥潭。
張曉晗小姐的丈夫周魚先生正是這樣的人。憑借在微博冒充王朔發家,靠著前些年資本的春風騙取投資人的熱錢——這些手段並不算高明,很容易被人複製了去。他有成功的今天,保不齊別人也有成功的明天。所以現在逮著機會,能踩則踩,最好能把那些他看不起的底層屌絲一輩子踩在泥潭中才好,這樣便沒有威脅自己的可能了。
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中產階級還不必太過擔心自己的處境,尚能裝腔作勢地對底層民眾表示一些“共情”。往大了說,就是歐洲歌舞升平之時,一眾人民都在歡迎難民,歡迎亞非拉人民來到自由世界;往小了說,在台風初來乍到時,張曉晗小姐不也因為對著快遞小哥的“同情”,忍著饑餓不叫外賣麽?
但當形勢急轉直下時,歐洲民眾就要遊行示威,叫囂著把難民們全部趕出去了;彼時被民意脅迫開放邊境的默克爾之流,如今也成千古罪人了。張曉晗小姐同理,看著越發凶猛的台風,她崩潰了,對著物業工人一通叫喊,不即刻上門服務便要雇凶殺人,糾纏到底——看看,中產階級的“共情”,其實也就這麽一丁點罷了。但凡自己的利益稍稍受損,虛偽的假麵具則說撕就撕。
保羅·福塞爾在《格調》一書中即指出:“中產階級因為是為他人而生存,因此是全社會中最勢利的一群人”。他們最容易為地位恐慌,對實力和成就抱有一種狂熱的錯覺,總是把自己和金錢、權力和品味的擁有聯係起來,用來克製下沉的傾向。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會後,他們也要寫一紙正式的感謝函,這就是所謂的“儀式感”。
同理,躋身中產階級的張曉晗小姐,哪怕在台風天這樣的自然氣象麵前,也忍不住要炫耀一番自己的高學曆、體麵工作和千萬豪宅,生怕失了難得的良機。
但其實他們什麽都沒有。張曉晗小姐引以為傲的大學學曆、體麵工作和千萬豪宅,如今在北京上海都算不得什麽稀罕事。正因為不稀罕,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越把自己和那些帶著“地鐵味”的民眾區分開來,越不能掩飾自己和他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些聯係,並不是因為多讀了幾本書,多在微博上說了兩句無傷大雅的俏皮話,就可以隔斷的。
當馬桶堵塞的時候,資本家會呼叫管家仆人解決,無產階級會二話不說自行解決。唯有中產階級,不放過任何一個顯擺和炫耀的機會——生怕人家不知他手裏有幾個錢似的,雖然這呐喊在大多時候,換來的隻有冷嘲熱諷。
喬治·奧威爾在《為舒暢而來》裏說,貧民階層的痛苦是身體上的,可他不勞動的時候是個自由人……但總有那麽些可憐蟲,從不知道自由是什麽滋味。
這說的大抵便是張曉晗小姐和周魚先生一類的中產階級。在不寫作的同時,他們仍然熱衷於在微博上頭表演,滿足一點可憐的虛榮與安全感。他們可能永遠分不清,真實與幻想之間的區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