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衛江：剩女 一一 順從主義的產物
每年三八婦女節之際，媒體總會提及中國的“剩女”話題，想要彰顯多多的社會關懷，卻不怎麽討好，
一部分剩女認為，媒體似乎在嘲諷未婚女、蔑視“三高女”、歧視“白骨精”。
聚焦於眾人視野下，這些評頭品足與街頭巷議交匯在一起，隱私感陡減，令剩女們好不尷尬。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剩女的湧現恰是中國特色順從主義的內在必然邏輯。
順從主義，乃馴服之舉也。
（一）
“順從主義”的話題首先出現在西方，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指出：
同現存社會秩序相調和的社會服從，就是“順從主義”，它缺乏批判維度和超越維度，
從而缺失人性高尚的維度。
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政府調控的福利製度被強化，社會貧富差異不再顯著，
物質報酬的提升使工人們普遍免除了生活的貧困；憲政民主體製的充分調節起了作用，
使得階級的分化和對立予以稀疏而淡化，激烈的社會衝突已稀見。
現代工業社會中的技術理性轉變為奴役工人而不是服務自由······
於是人們趨於原子化和同質化而成“單麵人”異化，人們的個體性、批判性、
否定性和超越性喪失在大眾文化的娛樂、消費、感受和輕鬆之中。
可是西方畢竟有曆史悠久的基督教，以《聖經》為代表的父係製神論，在男女兩性關係上分開等級層次來，
當然不是平等、公正的對待。現代西方的哲學人類學在繼承了生命哲學、唯心主義及基督教的基礎上，
舍勒運用現象學原理推出“否定性人倫”：“人的本質即在於對於周遭環境吐出一個強力的‘否’字”，
這種人倫極力張揚超拔的人的主體性，顯然是剛健有為的雄性表達，但其缺陷是沒有顯明男女之別，
隻是籠統描述人類整體。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爾諾創立《否定辯證法》，
極力要對於“同一性”進行徹底瓦解，對於任何現實的確定性都要進行一番否定，
從而走上激進的批判主義路線。總之，都是持鮮明的二元對立之分。
（二）
與雄性剛健和充滿活力的二元論相反，中國人自古以來信仰女性化的“天人合一”，
她的原始意象就是與大地母親未脫落的臍帶，且無勇氣去剪斷。先天的秉性使然，
中國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得自覺規訓成“適應環境”的性情，
，那麽困境就凸現了。
今天中國的實情是，孩子們出門第一步，要好好做學生，從小學一年級起，若讀書用功逐級進步到大學高年級，務須執行無數遍次的軍事化操練：“稍息，立正，向左看齊，向前看，齊步走”。當成年累月的規訓達成了目的，習慣便成自然，規訓的程序和指令漸漸內化為學生們心中堅定的信念和生活方式，於是看待世界也養成了單一側麵的“向左看齊”——豈不知世界上尚有更多更好更美更精彩的圖像有待於學生從右方、上方、下方、前方、後方等各個方位去觀察、了解、欣賞和判斷，這樣才稱得上是一個全麵的合格教育。
聽話，馴順，服從，遵命，乖乖囡，去勢化，乃好學生是也。德智體三者，德育為首要。萬事均講德，德的評判標準僅在於師、長一端，順從主義實際操作上就是順從師、長，其本身又是一個德育的目標。待學生畢業後走上社會，還不表明順從主義已經結束，一張更為寬廣深喉而大道無形的網絡——“無物之陣”（魯迅）它大道無形，撲麵而來，法網恢恢，網罩心身，欲罷不能。
有形一麵的如，當代中國的許多私營企業，如華為、巨人、健特、富士康等等，其老總們嗜好軍事化管理模式，過一把土皇帝癮，搞起“訓政”、“團體操”、“大合唱”、“床墊文化”之類強求順從，以操控下屬，至於官營企事業單位的政務甭說了。
中國的順從主義就是盡力建構“一元化”的製高點，隻要顯現為“二元”，“順從”就遭顛覆，於是乎，一句頂一萬句，一元化領導，說一不二，千變一律，保持一致，高度統一，一致通過，齊聲高呼，山呼萬歲······
規訓合格即為良民，這該是怎樣的性情呢？試想：當男男女女都說著相似的話語，操著統一的調子，思索相同的人生，從事著類似的事情，個性自由蕩然無存，被榮格用來精神分析而描述為人格原型中“陰影”的東西也就無所依靠，“陰影”的缺失則使得人們的生活流弊於淺薄和缺乏生氣，那麽這個世界就呈現為單色調的圖景，單色調就難以為豐富多彩的婚姻人生添加多少燃料供燃燒。婚姻的燃料既然缺乏，於是剩女多多，剩男也多多，並且離婚率高企。
易中天在《中國的男人與女人》中論道，“長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則可能是造成無性化和女性化傾向的另一個原因。我們知道，這種製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最終隻承認一個人是男人。這個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綱獨斷’，是絕對的和唯一的陽剛。其他人相對皇帝而言，都必須多多少少具有陰柔的性質，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時也將自己‘臣妾化’。
事實上，當‘乾綱獨斷’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的同時，他自己是否還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實也成了一個問題。” 這種陰性特質之一元化打造於紅色皇朝時代繼續上演並深化，造就了中國人紛紛要“逃避自由”（弗洛姆），以求得安穩。有多少雄性豪傑以犯上作亂得罪為此結局。
劇作家沙葉新論道：“解放以來以整人（而且越是有才華，越是有思想、越是有見解、越是有骨氣的人越是被整）為最終目的的某些運動，聲勢浩大，鋪天蓋地，形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心理壓力；這樣一種使人顫栗的社會政治環境，隻能造就奴才和庸才。”（《天下幾人是男兒？》）在《尋找男子漢》劇中，女主人公舒歡有一段台詞：“男人的懦弱，也許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義發動的、過幾年又來的一次運動，把男人們都整怕了，整軟了。從兩性的比例來看，曆次運動中受迫害的總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瘧疾，長久的壓抑、扭曲，男人們的脊梁骨缺鈣，棱角給磨平了，陽剛之氣消失了。”留給中國人以足夠的警示：明哲保身，知雄守雌！
（三）
人世間的美感和愛情可不是從天而降的甘露，而是需要人們主動去尋覓、去爭取、去開拓、去創新。主動性的激發有賴於人們自身生命力強健的個性自由，這可難倒了順從主義已經積澱為集體無意識的中國人。
健康的夫婦之道，乃基於生命的自然律法：互補互助、相吸相引。即如陰陽之道、磁鐵之理，各自的“陰”和“陽”極性以強盛為上佳，若是，則男女兩性間吸引強烈，雙方便甜甜蜜蜜，如膠如漆，兩相取悅，互為生化。
設想一下：但若有某政令“順從”為綱要的磁性棒從外部強行插入一磁場中，使得該磁場原有的兩極間發生偏差，減弱了陰陽兩端的極性，進而外加的強製磁場使得原有的兩個極性發生了偏轉，陽性之極特別受影響，使之陽極磁性大大退化，而陰性也有所退化，使得兩極之間極性差減弱，從而磁性吸引力減弱。
在美學上，男女相愛是看成一場兩性相悅的情感遊戲，兩性相悅須有“審美間距”，即以審美活動的主客體要維持適當的間距從而產生出最佳審美效果。男女雙方唯有達成優美感的審美效果，才會孵化出深深之愛和情來。可見：男女兩性相悅就必須是二元而絕不能是一元。廣而言之，包括審美在內，人類的任何有效實踐活動，都需要主客體鮮明的二元之分。
可是以“順從主義”為要義而生活著的男男女女，紛紛以強化自身“陰性”特質來適應“乾綱獨斷”的生存環境。與傳統皇朝時代有所不同的是，毛時代“性政治”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它以“階級性”的名義來強行掩蓋“男女兩性”關係。
在去掉男性陽性（去勢化）的同時，女性又得搞中性化、陽性化，美其名曰：“半邊天”、“男女平等”、“女強人”、“鐵姑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美國華裔Chin, Ai-li的資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寫進《有關中國女性》一書，她敏銳地指出，在1962~1966年間，中國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處理父母、男女關係的情景。這些作品描述了，在當時極左形勢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倫常情，通常不是兒子，總是由女兒帶動起對父親發起攻擊，以強化並鞏固中國文化的陰性特質。
當中國人的陰性特質被普遍強化了起來，兩性間性特質差異性也就大大減弱。社會學家鄭也夫論道：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將男子打回家庭，成為主婦，將女子趕向社會，成為強人，從而最終失去了男子的氣概與女子的溫情，淪落到一種‘中性’或曰‘無性’的狀況中。此種‘無性’又將使這個社會變得無色—色彩單一，無情—情感貧乏，無味—趣味枯燥。”（鄭也夫《代價論·男女平等之困惑》）
進入了後毛時代，從表麵上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男女兩性間“極性偏轉”漸漸舒緩了下來，轉為重點搞市場經濟建設，上班族婦女“回家論”一時風起，然而在處理男女兩性間對抗性關係上“極性偏轉”更甚，“性政治”在加劇，以強化“獅子型社會”的建構：“做女人真好”。（施衛江《論“獅子型”社會的男女平等問題》）。如鼓吹什麽“圍裙丈夫”、“私房錢丈夫”、“床頭跪”、“妻管嚴”之類的家庭模型導向（徐安琪），當“嚴打”一波又一波地襲來之時，男人們紛紛落馬獲重刑，罪行隻是侵犯了女人的小小權益，甚至有男人鬧離婚者，就須判刑得過（蘇曉康《陰陽大裂變》）。
反之，若有女人侵犯男人權益而得罪獲刑的，待挨到了“三八節”這天即可紛紛獲釋或減刑。如此等等則發生了更加明顯的“磁場偏轉效應”——在男人呈現陰性的同時，女人卻在某種程度上呈現陽性化。文學大師感歎道：“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麵，中國的男人，似乎有點不大像男人；中國的女人，也有點不大像女人······如果中國的男人都很像男人，為什麽會有‘尋找男子漢’的呼聲？中國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為什麽會有‘中國的女人都到哪裏去了’這種說法？”（易中天《中國的男人和女人·男人之（一）奶油小生》）
寫於美國紐約市2019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