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嘉健：人與人講道理難於上青天
人類是一種會講述理由，而不能理智思考的動物。
—— 漢密爾頓人性法則，《彼得原理》，P6
1.每個人“看到”的事、理是不一樣的
正在熱播的家庭倫理劇《都挺好》，有這樣一個情節：
蘇明玉在眾誠公司擔任江南分公司總經理。總公司內部派係鬥爭趨於白熱化，分裂派孫副總等趁蒙總重病（蒙總設的一個局）之時，要進行財務審計，借此尋找各分公司和各部門的問題，製造混亂，瓜分天下。蘇明玉是蒙總的徒弟和忠誠者，為了阻止這場陰謀的審計行動，她不得不站出來揭示一個事實：正誠審計事務所派來的審計組之負責人朱麗是自己的二嫂。基於審計關係嫌疑法規，此次審計無效，須重新尋找審計方。
蘇明玉這個行動導致朱麗受到上級申斥並停職，麵臨失業。朱麗失魂落魄，回去對老公蘇明成和父母訴說道：“在審計會上，蘇明玉捅了我一刀！”
蘇明成怒不可遏，去到蘇明玉家暴打了明玉一頓，致其全身重傷和骨裂。蘇明玉報警，蘇明成被拘留。
對上述事件，各方站在自己立場上暴露了各自的認知無意識（道理）：
朱麗這次得到上司重用，擔任大型項目的負責人，卻意想不到小姑子的舉報壞了自己的前程，甚至麵臨失業。基於中國人的人情觀，她認為明玉故意要陷害自己，以向其二哥蘇明成報複。蘇明成一直以來總是向她宣稱明玉心腸歹毒，對他懷恨在心。所以朱麗對丈夫陳述的“事理”就是：她捅了我一刀。
蘇明成的道理就是他灌輸給朱麗的說法：媽在世的時候就說過：明玉就是一個心如蛇蠍、歹毒的女人，她的心比誰都狠，她是一個壞女人!
他們的父親蘇大強和大哥蘇明哲說的是同樣的意思：他們兩兄妹從來就是打打鬧鬧長大的，這一次還是打鬧而已。
蘇明玉為什麽要報案？因為她親身感受到蘇明成對她惡狠狠的毒打，這是帶著憎恨和仇恨感情往死裏打的暴力發泄。
從小到大他們之間不是打打鬧鬧，而是明成仗勢欺人。蘇明成仗著母親趙美蘭對他的溺愛和偏心，逼著明玉為他服務，肆無忌憚地剝奪欺詐明玉的生活資源，明玉不服和反抗，他就動手打人，每次母親都是責罵明玉，逼著明玉為明成做事。母親總是宣稱明玉心腸歹毒，是個狠女人。來自母親的惡意定論完全影響了蘇明成對妹妹的認知。母親去世後，明玉督促父親展示賬本，顯示明成揮霍了家裏二十萬元多，於是朱麗逼著明成每月給家裏還賬，因此明成對明玉的憎恨更深一層，更堅信明玉對他妒忌、對母親不滿、對蘇家叛逆，仗著自己有錢而蔑視自己。
蘇明成被警方拘留，除了大嫂吳非理解明玉外，蘇家父親、大哥、朱麗和朱麗父母都認為兄妹打架，不應訴諸法律。大家認為：明玉讓自己的哥哥去坐牢，做得太狠了。他們都看不到明成對明玉暴打時的凶狠和殘暴，隻看到明玉和家人打官司的無情。
在各方壓力下，蘇明玉放棄訴訟，要求明成照著她擬的懺悔書宣讀，錄下視頻。蘇明玉讓師父蒙董事長替朱麗說情，保留了朱麗的工作，讓她升了職。朱麗知道了真相，明白明玉並非報複她，更不是心腸歹毒的人。但明成的看法卻是：她是在一個一個的拉攏，孤立我，這是一個圈套！這是另一種報複的手段，她就是心腸歹毒、狠辣的壞女人！
對同一件事的看法分歧如此懸殊，當事人和旁觀者之間的區別是一個因素。但旁觀者多數缺乏旁觀的清醒頭腦和認真關懷的心性，不要輕易相信“旁觀者清”的道理。父親和大哥是足夠自私和糊塗的，他們長期對身邊親人發生的事情置若罔聞，連共同生活背景的本質都無法看清楚。
大嫂吳非對丈夫和明成的評價甚為準確：
“你們家三個男人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明玉！你就是糊塗，什麽都不明白！明成就是一個始終沒有斷奶的媽寶男！”
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克裏斯托弗?查布裏斯和丹尼爾?西蒙斯做過一個實驗：讓兩組女生互相傳接籃球，一組穿黑色T恤衫，一組穿白色T恤衫，把整個過程拍了視頻。在視頻中間發生了奇怪的事情：一名裝扮成大猩猩的學生走到運動場中間，猛拍自己的胸脯，然後溜之大吉。讓參加實驗的人觀看錄像，要求他們看著視頻數出穿白色T恤衫的女生接了多少次球。
之後詢問參加實驗者是否看到有大猩猩出現在球場，結果有一半人驚訝地搖頭：什麽大猩猩？根本沒有大猩猩！
這就是心理學上最著名的實驗之一：“看不見的大猩猩”，它驗證了“注意力錯覺”：我們認為沒有錯過任何在視野範圍之內發生的事情，但實際上我們隻看到了自身所關注的部分，而我們沒有關注的內容可能就在我們眼皮底下溜走了。
所以我們不要輕言“旁觀者清”，旁觀者往往是懵懵懂懂糊裏糊塗的，他們隻看到他們所想看的。有心的、善於觀察和事事留心的旁觀者才是可以講道理的對象。
2.我們的大腦隻製造屬於自己的道理
人無論是自己和自己講道理還是與別人講道理，都涉及兩個最重要的心智因素：一個是道義信念，一個是理由解釋。理由解釋主要是因果關係的分析和尋找事實依據的理由。
上述兩個心智因素一個不可溝通，一個靠不住。
其一，道不同不相為謀，立場決定信念，道義都是習得和被洗腦建構的；道義總是帶著強烈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覺和自我高尚化的感情。世間沒有平台讓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族群講一個共同的道義。說到信仰無可爭辯。
其二，人們平常獲得因果關係的方式絕大多數都不靠譜，不同的人所解釋的理由人殊理異，往往無法溝通。下文再說。
我們的大腦有三種突出的功能：
1.記憶受教育的教條，它們一部分會成為自己的信念；
2.以進化發展出來的直覺反應係統來處理經驗熟悉的行為；
3.用左腦的“詮釋模塊”對自己的行為編造理由。
所以我們反應很發達，我們善於找到理由為自己說理，我們的信念隻是公共教育、傳統社會習得和經驗敎訓融合下的複雜產物。但我們一般不會耽於係統和周密的思考，尤其不喜歡思考道理。
我們隻在很少情況下才有清晰的思路。世界是複雜的，我們的大腦要思考很多內容才能理解世界的某一方麵。（羅爾夫?多貝爾《明智行動的藝術》）
思考是一種相當費神的控製化處理過程。高度專注於唯一的目標，冷靜、耐心、執著。一切得按步驟來，要嚴格確認事實因素，甚至需要運用數學分析工具來認知無數細節，還要證偽。它很快會耗掉你的能量，使你的大腦精疲力盡，自動自覺地跟著感覺走。隻要你有意識、有邏輯、按程序和高度精確地分析複雜的問題，僅僅是幾分鍾，你就會在內心產生抵觸和紊亂的情緒，你寧願放任給自動化直覺係統來做出自然的反應。除非你是一個受過很好的專業訓練的、現在又同時在處理你熟悉的慣例程式的項目，而且沒有進入壓力狀況，也沒有複雜情境的糾結，你才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著常規的控製行為。其實這時候也是自動化係統和控製化係統在互相配合工作而已。
這個世界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很少，而且隻有在專業範疇才會有按部就班的專業控製化行為，和借助種種高級電腦程序的幫助你才能從事控製化係統的操作。一旦進入到家庭雜事、社會事務和政治形勢，我們所有人都會還原為一個“兒童心性”狀態。
結果多數人學會的隻是跟著感覺走，根據狹窄的經驗以及對事情、事物的直覺反應做出判斷。
我們之所以說理，為的不是找出真理，而是想找到理由來支持我們直覺所認定的想法。（喬納森?海特《象與騎象人》）
於是這樣的“說理”，不過是以滔滔不絕來掩飾自己的無知和不經大腦思考的愚笨、固執和糊塗。隻要你說得多，善於表達，信念夠堅定，那麽就顯得你很有理。
認知治療師德亞娜?庫恩曾深入研究過人們平常是如何思考推理的，發現人們常會拿出“我的阿姨”這種身邊實例的“假證據”。大部分人對自己的立場都提不出真實的證據。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大衛?帕金斯曾致力於研究如何改善人們的思考推理，他指出：
“一般人都采用‘先選定自己的立場，再來找支持自己立場的證據’的思考方式。如此便足以證明自己的立場是“有道理的”，之後所有思考便戛然而止。”
而立場是怎麽來的？
在我們的頭腦中隱藏著一些假設、偏好和偏見，它們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現實，留意什麽事實和怎樣判斷它們的重要性和價值。（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
人們對待道理的心態是一樣的：每個人都隻關注對自己有利的道理，而不會關心其他道理。
因此，我們的權益衝突者或對手，在這樣互相隻獲得自我所想要看到的事理背景下，互相想對對方把道理講通，那真是難於上青天。首先對事實的認知就已經人言人殊。
人們講道理是指循公理而尋求獲得共識與分別是非。要獲得共識，雙方都需要妥協而放棄自己的一些觀點信念；分別是非涉及到誰對誰錯，偏偏人們之間的殘酷鬥爭至少有一半的性質是“氣概之爭”，為了“獲得承認”和“好勝的意氣”。這是尊嚴和麵子問題。要承認對方是正確的而我是錯誤的，打死TA也不能接受。因此潛意識裏隻會不斷堅信我是對的。
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們所謂的“循公理”不過是各人眼中和心中的“自我認定的公理”，或叫做“自定義公理”。人們總是將自我的利益、偏好理解為公理。
本來世間的很多公理互相之間並不和諧兼容，每一種公理都有它自身的對頭公理。即二律背反。
之所以人與人沒法講道理，就是因為人們或者將公理歪曲，或者在悖論的公理之間較量，更多的時候連公理都懶得用，TA隻堅持我相信的自定義公理道。“公說公理，婆說婆理”，道理係統無法溝通。
《都挺好》裏麵，蘇明成享受著母親的溺愛偏心待遇，他所說的孝順和愛就是順從母親，母親說的一定是正確的，要他承認母親的錯誤，不但他沒有這樣的認知能力，而出於私心，他不可能犧牲自我權益，有稍微公正一點的立場。
還在大學二年級的明玉，聽到父親說母親又賣了一間房，給明成結婚用，於是回家與母親論理：
為什麽賣了家裏的房子不跟我商量？大哥去美國讀書的時候賣了我住的房，現在明成結婚又把另外一間房賣掉。我高考要買一本參考資料你說沒有錢，明成去旅遊你就給了2千塊。我要考清華你不準考，隻讓我上免費的師範，明成考大學不到分數線，你花錢找關係讓他上了二本。從小吃早餐大哥和明成可以吃雞蛋火腿，我就天天吃泡飯。明成在家從來不做家務，我卻要做掃地、洗碗、洗衣服這些家務。我要高考，明成放假回家，卻要我幫他洗衣服！這是為什麽！
母親答道：你是女孩，我們隻負責養你到18歲，以後你要嫁人，你不是蘇家的人，蘇家的事跟你沒有關係！我們將來也不要你養老。
這就是趙美蘭秉持且堅信的“重男輕女”的道理信念與蘇明玉秉持的“公平公正的父母之愛”之道理衝突。
其實，趙美蘭最看重的實際是“我在蘇家的絕對權威”，這更是她所堅信的道理。蘇大強被她管得服服貼貼，稍不如其意就要下跪，被打耳光，聽到她的聲音都要發顫，一聽到她怒罵或責打明玉，他就往廁所裏躲。他後來對大兒子說：“你媽根本就沒拿我當人。”趙美蘭就是家裏的女王，但偏偏明玉天生也是好強不屈的女子，不但和二哥對抗，而且敢於和母親抗爭。明玉18歲離家出走獨立謀生，不再用家裏一分資源，趙美蘭還要給明玉加上歹毒、狠辣和壞女人的罪名。趙美蘭有她自我信念的道理。
心理學家指出：我們並不是針對別人的行為來做出反應，而是依據自己心中認為的別人的行為來做出反應。（喬納森?海特）
3.世間沒有講道理的“平台”
人與人講道理必須有幾個前提：
1.大家都誠實，謙虛，冷靜，並尊重對方，承認自己可能有錯，承認自己存有不自知的自私的偏見，承認自己可能沒有充分認知事實和沒有充分聽取對方的陳述；
2.大家都遵守邏輯規則，討論時要遵守辯論的規則；
3.雙方都要有反思精神、能力和習慣，放棄自以為是的意氣；
4.如果秉持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則努力尋求之作為大前提；如果雙方不具備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則尋求上一位的價值觀作為達成重疊共識的前提；
5.雙方共同遵守公平和互惠原則。
這幾個前提能不能遵守？難，難於上青天。
世界上極難為人人和事事創設一個講理的平台，讓雙方根據講理的規則和有裁判約束去冷靜地溝通。幾乎所有講理的場域都存在著“勢”和“關係”，隱藏著知識道理的權力影響力，即隻有有權勢的一方才有資格滔滔不絕地對另一方講道理。
發生在2012年1月天津衛視“非你莫屬”求職節目中主持人與求職嘉賓劉俐俐之間的衝突，是一個典型的不講理而以權、勢壓人的情境。
劉俐俐敘述自己在新西蘭讀完高中時考慮回國的心理活動，說，“中國變化好大，我再在新西蘭這邊待，我會傻掉的。”然後張紹剛就居高臨下地質問劉俐俐說“為什麽我和你溝通的時候，我渾身一陣一陣地犯冷呢…”，“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待在自己的家裏麵，還需要用大寫來稱呼嗎？”他是在冷嘲熱諷劉俐俐用了“中國”的說法。當劉俐俐用類比和他說尊稱時，張紹剛卻敎訓劉俐俐：“放鬆，放鬆！第一，放鬆；第二，正常聊天。”
張紹剛沒有意識到自己冒起來的權力傲慢意識正在壓迫著一個被動的角色，而且他產生了蔑視沒有傲人教育背景之劉俐俐的心態。然而正是這個來求職的小女子，居然不畏陣勢地在他麵前大談莎士比亞的“英雄雙行體”，講“無事生非”和“麥克白”，而張居然不懂，還頻頻出錯，要請教這個黃毛丫頭，而且這個女孩在話語裏不斷夾雜著英文。你來求職就應該夾著尾巴，為什麽那麽瀟灑自信？何況你的本科還是自考的！於是張紹剛下意識地動用了他的愛國主義大道理和主持人優勢來壓製劉俐俐。這讓劉俐俐倍感委屈，有理也說不清。是你要問我有什麽專長，問我學的是什麽，忽然就變成我在炫耀我的英文和英國精英文化了，潛台詞我是崇洋媚外的危險分子。
這個道理要分析一下可以解釋清楚：劉俐俐以在新西蘭的國土遠望中國的視角來敘述，用“中國”稱呼自己的國家，這是話語視角對應性的語境需要。但有一個背景是：在長時間裏，批評中國已經成為很多國人的習慣，一些人會用“中國”這個集合概念指稱中國的事情和問題，議論中國事情的都有好論大局的整體思維方式，開口就會講“中國”怎麽怎麽樣。所以如果你在中國人中間要談論中國事情，你用“中國”這個稱謂，很多人會覺得你有“假洋鬼子”心理。張紹剛是否感受到了這個刺激不得而知，但他聰明地利用了這個敏感點占據了道德高地向劉俐俐發難。
世事那樣複雜，道理是那樣的曲折，尤其在間不容停的場合，所有人都循著自己的直覺反應發聲，什麽道理都無法理清。
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於劉俐俐。張紹剛無中生有地指認劉俐俐具有“攻擊性”，並利用主持人的優勢煽動幾個評審老板來壓製、批評、嘲諷劉俐俐，異口同聲，七嘴八舌。有人主觀臆斷劉俐俐在國外無法融入那裏的社會，產生了任性的逆反心理，以說明她現在有攻擊性的動機；有人要探問她的家庭背景，懷疑她生長在有缺失的家庭，所以充滿挑釁性；有人直接批評她的表情虛張聲勢，心理素質太差；大家都說她凶狠，蔑視，目露凶光，站姿很假。眾口雜遝，簡直是語言群毆。張紹剛甚至違反職業道德囂張地宣稱：“我很少對一個求職者徹底失去興趣！”其實劉俐俐是在受到主持人和評審老板團的攻擊和權勢壓迫。
為什麽劉俐俐無法與張紹剛和老板們講道理呢？像“非你莫屬”那樣的場合是典型的壓迫場域，劉俐俐是弱勢對象，她無法與整個場域的權勢去說理，完全不具備平等的互相交換意見和道理的可能性。主持人是話語主導者，他的目的就是挑剔，質問，為難，煽動，宣布選擇淘汰，還具有評論和批評來訪者的權力。
一幫評審者明明一直在看著張紹剛在無理壓迫劉俐俐，但這個環境默認了居高臨下為難來訪者的遊戲規則，除了你優秀到可以壓倒主場權勢方。這個場文化形成了一個“勢”，給人的心理暗示是，讓求職者帶著謙恭和順從去表現出老板們需要的才能。隻要你們帶著腳鐐跳出高難度的舞，在我們的嚴厲挑剔下仍然表現出令人讚賞的才能，我們就達到了目的。這樣的目的設置創造的“勢”和“關係”製約著所有人。做表演以敎訓求職者，也是標示社會精英地位和滿足他們虛榮心的最佳機會。隻要不合己意，就可以蔑視性地敎訓之，根本不想給來者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帶著否決權在審視評判，他們把在自己公司頤指氣使的氣概帶來了現場，又以作為上帝賜給你機會的物色者之意識挑剔地考察你，更以過來人和閱人無數的權威資格“禮貌地”告誡你。你沒有說理的資格和能力。
像這類場域，在家庭、公司、學校、公共部門，甚至在虛擬的媒體領域，等等，到處都是權力和勢利的影響力。道理基本上沒有現身的資格。
人們在意氣之爭中很容易產生“強加於人”的權勢心理，而且爭執帶來的是衝動、憤激心態，恨不得滅了對方而後快，所以不僅僅是各說各話，完全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麽，而且充滿了蔑視，對方的道理再怎麽好和無懈可擊，TA也不會承認有理。
結果講理之爭漸漸就成了權勢之爭。民主製裏的“否決製”和集權製裏的“一言堂”就是最好的證據。否決製以不管一切的否決來證明我的立場堅定和道義正確，寧肯什麽事都辦不成，為的是顯示反對黨的權勢。一言堂即我是道統的代表，我的意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其他人隻需要按照我說的去做就行了，道統權力融合和代表著政治組織權力。
4.以“偽因果關係”為理由的講理
“因果關係”是安裝在我們大腦裏的一個理由合理性的自動反應神經元。人們在語言解釋中用得最多的是“因為…所以”。然而事實上因果關係極難追究和需要嚴格的邏輯建構。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在人們排隊等候複印時，某人想要先複印，去對最前麵的人提出請求，如果你不說出任何理由，則沒有人會答應你，但是隻要你用上“因為”，你說因為我趕時間，因為我要複印這些文件去開會，因為我想複印，都可以，幾乎所有被問到的人都會同意讓你先複印。
人天生就遺傳了一個渴望得到“因果關係解釋”的大腦機製，這是產生行動動機和獲得自我認可價值的必要心理，隻是這個“因果關係解釋”是一個寬容無邊地泛濫和無法嚴謹執行的心性，其真實目的隻是希望得到一種理由作為自我安慰的反應。
佛說：“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為什麽這麽說呢？
一種解釋是佛具廣大智慧，任何“因”一啟動就知道結果了，因裏麵含著果，故菩薩不輕易種因，謹身護持，戒慎於初。
我的看法是：佛不但知道因果互動，更明白種種因一旦生成，則無法追究。因為“因”是神秘的、悠遠的，隱藏的、複雜的和糾結的…
曆史的因和現實的因融合在一起
情感和理智纏夾著
不同的性格衝突著而都為了各自的“氣概”而意氣用事著
不同的道理係統各自陳述著…
菩薩深知“因無確解”，且“因無製導”。對於不可控製的因素，寧願敬畏之，不要強不知以為知，更不要對上帝範圍的事自以為是。修為你自己才是可拯救之途。
“因為…所以”包含著寬泛而無邏輯的種種內涵，它隻是一個幌子。不僅僅人人都懶得用高級心智去分析因果，更重要的是，人們都不知道在種種“果”前麵究竟有多麽複雜的“因”才凝聚成這樣的“果”，人無法對此探究清楚，隻要隨便找個理由就罷了。隻要一個“解釋”，不要真理。所以菩薩才“畏因”。
《都挺好》裏明玉質問母親為什麽對自己這麽不公平，母親用重男輕女的理由來解釋，其實這不是真正的原因。在傳統文化裏，重男輕女的理由和因果關係是成立的，且符合道義。真實原因另有隱衷：
趙美蘭當初嫁給蘇大強是為了獲得一個蘇州市的戶口。結婚後她就嫌棄蘇大強窩囊無用，即使在生了兩個兒子之後，仍然想放棄這段婚姻。不久她重遇在上海當醫生的舊相好，便想拋棄已有家庭，跟舊相好到上海去。可是當時她已經懷有明玉4個月，不能立即出走，舊相好就消失了。她不得已在家生下明玉。因違反計生政策，她和蘇大強都被降職減薪，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從此她將一切怨恨都發泄到明玉身上，恨及丈夫，逐漸變本加厲地憎恨明玉，因為明玉不肯屈服於母親的權威和壓迫。
趙美蘭對明成說：明玉她的心比誰都狠，她就是一個白眼狼，一隻毒水母！
所有人都需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理由，作為自己認同的因果關係，來解釋自己行為的動機和道義，以獲得任何極端行動的正當性。
這段母親憎恨女兒的孽緣之因果關係包含著重男輕女的慣例，期望滿足舊情、攀登高枝因懷著女兒而失敗，家庭經濟困境，以及明玉的抗爭觸犯了母親的絕對權威等等複雜的原因。有些原因可以擺得上台麵，有些則是忌諱，有些屬於潛意識，連自己都說不清楚。於是真正的因果關係永遠沉沒在人事糾葛之中。
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們隻善於編造理由，但人們的理由都是帶著強烈主觀色彩的“偽因果關係”的道理：
心理學家邁克爾?加紮尼加研究人的兩個大腦之關係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左腦的語言中樞是大腦的“詮釋模塊”，它的作用是針對自我所做的一切，馬上做出評論，即使他根本無從得知“自我行為”的真正原因或動機，也還是會作出反應。總之，左腦的語言中樞非常擅於編出各種解釋，但卻不知道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
所以，人所做出的各種行為，都是遺傳、積澱的人格心性、所受教育、文化環境和當時情境製約因素等等綜合推動下發生的直覺反應（丹尼爾?卡尼曼的概念：係統1）。約翰?巴奇的心理實驗顯示：人大部分的心理曆程都是自動發生，根本無須我們有意識地去注意或控製它。大部分的自動化處理過程均屬無意識狀態。
隻要你按著自動化係統的大腦在行事說話，你的語言中樞就依據你的文化積澱自動編造出一番道理，二者並沒有必然的邏輯聯係和道理動力關係。換言之，你極難依據普適公理的推導來做出恰當的動機：或者因為懦弱的性格，或者考量個人利益得失，或者出於權力博弈的權衡，或者出於羨慕嫉妒恨的情緒，或者出於好勝心，或者出於舊恨新仇，或者執著於深刻的信念，總之你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背後的複雜動機，左腦中樞就自動給你編造了冠冕堂皇的“道理理由”。何況你並非一個善於反思的人，事後又必須維護自己表裏如一、前後一致的名譽，要為自己臨時編造的“道理理由”圓場，即使是錯誤的理由，也要用新的“道理理由”去掩蓋已經撒出去的表態。
休謨精辟地指出：“理性，應該隻是激情的奴隸，除了服從之外，沒有其他可能。”我們的心，包括我們的感覺、本能反應、情緒和直覺，這些就是自動化係統的組成要件。我們所受教育的“理性”，好像天生就是為了我們的心即自動化係統做辯護律師的角色而存在的。
根據上述原理，我們可以知道，知識分子和文人因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物，他們的左腦中樞貯存了一個道義論和大道理的知識庫和語言模塊，所以他們擅長於根據這些積累，從事詮釋道理的工作，但是他們的心未必相信這些道理，或者說，他們在自己的行為和權益沒有與這些大道理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們會在表態時相信自己滔滔宏論的道理，一旦遇到事情了，他們的道理係統就通通土崩瓦解，既無知，又無能，也沒有信念。
沒有經驗過的知識不是真知識。
人一旦自以為得到了結論，就足以為找到了真正的“理由”，之後的思考便戛然而止。（喬納森?海特）就是說：人們隻要得到一個理由的解釋之後，TA就滿足了“道義心理”，其實TA對於道理不認真，卻對理由很認真。隻要我得到一個理由，我就有了理直氣壯的動機（氣概），足以支撐我去完成我的心的期望，那個理由隻是一個幌子而已。
由此可知，反思自我動機的正當性和認真探究“理由的邏輯性”是非常關鍵的。人們的“理由”往往隻表達了一些相關性。
情緒的活躍和直覺的模糊不清是人最愉快又最任性的時候，這時候浮想聯翩，感覺敏銳，自動化係統很有靈感，所以對於種種相關性都會隨手抓來，隻要感覺上通順，就是恰當的理由，因果關係就建立起來了。
根據模糊不清的感覺做出反應，隻聚焦在自我感覺和自己對事情的解釋結論上，於是常常不能就事論事，也不能注意他者的事實，更不會重視對方對事情的解釋，因此也就不願意聽對方陳述。這時候雙方的積極陳述都是各說各話，其實不是講道理，隻是在吵架。學會冷靜的降溫和各自退後反思，延緩做出判斷，再找機會，按照規則對話，或許會有溝通的可能性。
結語
“講道理”作為一種社會政治行為，它經常是人們在行動之後在尋找合法性動機而組織出來的理由。人們並非是完全想好了才去做，總是一邊想一邊去做，很多時候是迅疾反應之後，大腦再給出解釋。情感、認知無意識和直覺（係統1）才是我們的主子。
講道理並不可全信。“講”有幾層意思：
1、一種為了表態或者是給自己一種理由的講述，為了告訴外界自己如何選擇、判斷和行動，其道理是人為建構和尋找出來的“偽因果關係”；
2、為了說服他人的爭論、或者對他人的敎訓和洗腦之講述；
3、麵向自己內心講究良知、道義和理性的講道理，經過深思熟慮反思得到既要符合普適公理，也基於現實和事實分析，就事論事的合宜的道理。
嚴謹的因果思維是指質疑假設、衡量證據、分析各種說辭，以及辨別我們無法得知事情發生原因的情況。（薩曼莎?克萊因伯格《別拿相關當因果》）
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隻有通過我們自己對事件的詮釋才能影響到我們，所以隻要我們能控製自己對事件的詮釋，就能控製自己的世界。（喬納森?海特《象與騎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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