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願軍戰俘回國後:
"英雄"變成"審查對象" 戰士間互相揭發
張澤石
2011年08月04日14:42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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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霄節過後，連裏要我們抓緊寫出自我交代材料，指導員給我們談了話， 明確我們“交待”的內容是從被俘到交換回國的全部過程。 我開始明白我們這些人原來並非有功於國的“鬥爭英雄”而是“審查對象”。 我看著入朝慰問團送給我的茶缸上那“送給最可愛的人”幾個大紅字，感到非常刺眼。 |
朝鮮戰爭雖已過去60年，親曆者已逐漸老去，許多曆史真相卻尚未揭開。
作者親曆朝鮮戰爭並受傷被俘、堅決回國，他遭遇了曆次政治鬥爭的歧視和折磨，
直到80歲高齡仍然在為6000名歸國難友上訴鳴冤、落實政策。
本文摘自《我的朝鮮戰爭》(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張澤石。
祖國，您的兒子回來了
1954年1月3日清晨，在朝鮮平壤火車站，一列坐滿了換防回國的誌願軍專車在長鳴一聲汽笛後正滾滾起動。
站台上不少朝鮮婦女兒童揮舞著手中的紙花、彩旗佇立在寒風中熱情地呼喊：“急文滾東母，多滿那不西達！”
(再見，誌願軍同誌!)一位蒼白消瘦的年輕軍人上身擠出窗口，向歡送人群默默地搖動著手中的棉軍帽，
顧不上抹去自己滿眼熱淚。那位年輕軍人就是24歲的我，那情景至今仍曆曆在目。
似乎那時我揮手告別的不是剛剛結束了戰爭災難的朝鮮人民，而是告別我自己那段剛剛結束了的戰俘營的苦難歲月!
列車正好沿著我們三年前入朝時那條路線北去，我望著掠過窗外的那寧靜的山穀，
一路上對往事的回憶又引起了我的萬千思緒。
我想起：被俘後，使我和我的難友們最為痛苦的是那種嚴重的恥辱感!
大鐵橋那邊就是丹東市，河岸上佇立著那麽多骨肉同胞在等著迎接我們歸來呢!我閉上眼睛將額頭緊壓在窗玻璃上，
從我心底深處升起一聲劇烈顫抖著的撕裂長空的呼喊:“祖國，您的滿身創傷的兒子回來了!”
“歸管處”對我們的“20字方針”
到了昌圖，見到城裏到處張燈結彩，“慶勝利”、“迎新春”的大紅標語貼在新刷白的牆上十分醒目，
才想起春節即將來臨，而且這是朝鮮戰爭停戰後的第一個春節呢!我們在“歸管處”的招待所住了好幾天，主要任務是“補課”。
原來在我們留用開城的4個來月中間，難友們在昌圖的“學習”內容都完成了一大半。我們必須跟上學習進度。
“歸管處”的領導郭鐵主任親自給我們“上課”，做報告。他在致以慰問之後，
先傳達了中央對待我們的20字方針:“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
然後進一步解釋了這個方針的內容和“歸管處”執行方針的措施與情況。
郭主任還說:“現在各團都已進入自我交待和互相幫助階段。由於大多數同誌都能虛心學習，端正態度，學習進行得比較順利，
有可能提前完成預定的計劃，讓大家早日走上工作崗位，參加祖國建設。”
他表示：“相信你們會很好地按照組織上的要求，認真完成學習任務。因為大家都是集中營的核心領導和鬥爭骨幹。”
郭主任的講話使我們很受鼓舞，惟一使我們有些不安的是在昌圖聽到了我們十分尊敬的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同誌的情況，
據說他的個人交代一再通不過，他的神經受到很大刺激，已經有些精神失常。這使我們心上蒙上了一層陰影!
“嚴格審查”開始了
元霄節過後，連裏要我們抓緊寫出自我交代材料，指導員給我們談了話，明確我們“交待”的內容是從被俘到交換回國的全部過程。並提醒我們：“是否能交待好的關鍵是要端正態度!即端正對黨的態度，也就是要對黨絕對忠誠老實，特別是絕不隱瞞自己犯過的錯誤，那怕隻是由於一時的糊塗而做錯的事也不要放過!因此，能否交待好，也考驗你們對黨是否忠誠老實。”
這些話我是完全同意的，隻是感到有些多餘。我們靠什麽去堅持鬥爭回歸祖國，不就是依靠我們對黨和祖國的忠誠麽？
還需要再考驗麽？我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對頭，但還是抓緊詳盡地寫完了自己的“交待材料”。
我先請班長過目，他拿著我寫的厚厚的材料，在手裏掂了掂含笑說:“還是按規定先在班裏讀一遍，聽聽大家的意見吧!”等我在班裏念完，得到總的意見是，比較詳細，具體，但要大改：
第一敘述過程太多；第二，強調客觀太多，挖掘主觀思想不夠；第三，分析認識差。
開完會，我找班長講理:“被俘後咱們倆長期在一起，我的情況你最清楚，幹嘛不在會上講幾句公道話!？”
“老弟，你別埋怨，我們都是這麽過來的!誰都得過五關!”“那我該咋辦？”
“要想通得過你必須隻寫缺點錯誤，不說優點成績；隻寫事實本身，不說過程；隻寫主觀想法，不說客觀原因；
最後認識還必須深刻！”“你幹嘛不早告訴我，讓我白費功夫？!”
“這又不是上級明文規定，這是我自己總結出來的道道，怎麽敢隨便泄露天機!要不是你，我還不想吭氣呢!”
“可我想不通：不讓說優點成績還怎麽正確評價我們在戰俘營的表現？”
“現在上麵要的是你的交待材料，不是總結材料，你別忘了20字方針裏講的是嚴格審查，不是全麵鑒定!”
我回到宿舍，爬在小炕桌上改寫交待材料，卻好久拿著筆發呆。
我開始明白我們這些人原來並非有功於國的“鬥爭英雄”而是“審查對象”。
我看著入朝慰問團送給我的茶缸上那“送給最可愛的人”幾個大紅字，感到非常刺眼，禁不住將杯子轉過身去。
那天晚上我翻來複去睡不著，後來我責備自己這個黨員的黨性太差：“你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來考慮問題。集中營情況那麽複雜，你能保證回來的六千人都沒有問題？不嚴格審查行麽？你應該相信黨組織，有思想問題應找黨組織談。”這樣的自責反倒使自己內心稍為安定下來，進入了夢鄉。
我在“想通”之後，較快地改寫了交待材料。就這樣我在群眾的幫助和領導的啟發下，檢查出我在被俘時是帶有一個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彈的。我寫上了：“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又想我由於當“翻譯官”確實有時比一般難友吃得多點，便寫上了:“被俘後怕餓肚子同意給敵人當翻譯為敵服務。”並自己將這些行為定性成“嚴重右傾保命、喪失氣節行為”。我的交代終於在班裏得到通過，並為連裏接受。
緊接著開始了背靠背的相互揭發。重點是揭發別人的戰場主動投敵、參加反動組織、出賣黨員幹部、有意泄露鬥爭機密。還宣布了在此期間不許任意相互串連，不許訂立攻守同盟等紀律。這一下更加重了大家心中的陰影，相互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
決定命運的時刻
1954年6月的一天終於召開了全團軍人大會，由團政委宣布：上級已批下來對我們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意見。
團政委在大會上反複強調了要相信黨，要嚴格要求自己，要正確對待個人和國家的關係，要愉快接受上級對自己所做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決定。他後麵說些什麽我已經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了!
緊接著大家回到連裏聽宣布個人結論和處理決定。我們低頭坐在連部大院裏，每個人的臉上都籠罩著一層烏雲，氣氛既緊張又沉重。連長拿著一疊檔案，指導員逐個打開宣讀結論。聲音幹澀而呆板。我聽到一個個戰友們的處理大都是承認軍籍，開除黨籍或團籍。有幾個恢複軍籍的，黨籍也被開除了。更有兩個軍籍、黨籍都被開除了。我的心下沉了。忽然我聽到念我的名字，心又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
“張澤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後曾向敵人供出部隊番號，又因怕吃苦去當翻譯為敵服務但能參與領導對敵鬥爭……承認被俘前軍籍，開除黨籍。”我感到腦子一下脹大了，耳邊反複轟鳴著：“開除黨籍、開除黨籍、開除黨籍。”今天大家受了委屈，你應該再次站出來申辨一下啊!
我轉身去到連部，我又去到營部找到營教導員,表示了同樣的意見。但教導員卻很不耐煩地說:“你對別人的具體情況並不很清楚,最好隻管你自己。”我也不客氣地說:“我認為對我的結論也是誇大了缺點,縮小了成績。”教導員說:“你結論上的話基本上都摘自你本人交待材料,又不是我們隨便給你定性。”一種被欺騙的感覺使我血往上湧,忍不住說:“你在全營大會上宣布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政策還算不算話？”
“當然算話!”營長的聲音從我背後傳來,他不知什麽時候進了營部。見我轉過身來,他陰沉著臉繼續說:“你認為自己是什麽大功臣？一個革命戰士在戰場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算什麽問題,沒開除你軍籍還不算寬大處理？”
我張了幾次嘴卻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了，腦子一片空白,我扶著桌子停了一會兒,低頭撞出門去,背後傳來幾聲恥笑,我感到脊梁骨突發一陣顫栗。
三十年後落實政策
自中央下達“對右派分子給予改正”的文件後，我不止一次到北京九中黨支部去要求複查改正我的右派問題，得到的回答總是“請稍候”，“已報上去了，請再等幾天！”
我去九中找到新來的劉書記，希望確知是什麽原因我的改正問題落實不了！劉書記是從“文革”中艱難地熬過來的正直的共產黨員，他建議我再寫一個申請書，承認自己有錯誤觀點，但那隻是在黨支部向組織上匯報思想時提出的，並未在群眾中散布過，按照中央政策規定不能算作右派言論，要求落實改正右派政策。
我一邊寫這個“申請書”一邊想：所謂左和右完全是相對而言，就看你把標杆定位在哪裏！若將標尺定在極左的位置上，一切正常的都必然要成為“右”的了。
“一定要他們承認自己完全做錯了，也太為難他們了！”這樣想，我也就諒解那些堅持不肯給我改正的當權者。
1980年3月15日我得到石景山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正式通知！改正我的右派問題。
1981年底，根據北京衛戍區的正式批文，恢複我從1947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員的黨齡，恢複我從1949年參軍時起的全部軍齡。石景山區武裝部換發了我的複員軍人證書，補發了380元複員補助及醫療補助金。中共石景山區委組織部給我校黨支部下達文件，宣布恢複我的中斷了整整30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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