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澀慘痛的婚戀
六十年代初，我連續兩年參加高考，兩次的答卷，都自我感覺良好，卻都名落孫山，而那些平時比我學習差的同學，卻個個登上高等學府的殿堂。這樣的結果，是我一直琢磨不透的迷團。事隔二十年之後我才解開，原來當時地富反壞右子女考生的錄取率隻有百分之五，畢竟我的學習成績不在出類拔萃之列。
我曾經反複讀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文學巨著，為真理、正義而殉道的英雄情結充斥著我的心靈。我家一門三右派（父兄），我自然地擁有出身原罪感，並伴生出一種背叛本階級利益、改造思想、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殉道者衝動。1963年10月，我偷走戶口本，瞞著母親，報名去北大荒屯墾戌邊。
1966年底我到佳木斯搞串聯時認識了杜崇婭，我們一見鍾情。她是北大荒852農場三分場的氣象員，苗條又漂亮，曾是總場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小杜出生在香港，1964年初中畢業。父親是中國鐵路建設的先驅杜振遠，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畢業。舉家從香港歸國，任鐵道部部長顧問工程師，1958年初被打成極右派。誠惶誠恐在家三年，寫了不計其數的思想檢查。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三個月後逝世。小杜的母親出身大家閨秀，書香門第，相夫教子。文革初起，紅衛兵抄了小杜在北京的家，母親慘遭揪鬥。
杜崇婭與我相近，受共產黨洗腦教育，有一種家庭出身的原罪感，思想上追求進步，與右派父親和出身地主的母親劃清界線，力爭脫胎換骨。1969年初，小杜從70多公裏外的三分場到一分場六隊來看我。我獨住一棟茅屋，外間是過道和爐灶，裏間是土坑和簡單的陳設。我很愛她，她內心也愛我，可她脫口而出的多是公式化、概念化、革命化的語言。我覺得她的身心與語言有著激烈的矛盾和衝撞。在她的影響下，我原本正常的欲望和衝動也受到了抑製。我精心招待她，在老職工家為她燉了一隻大母雞。我鄭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她則以當時的標準答案回答我：“結婚成家太早不好。應趁大好年華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改造思想，要求進步。”我無言以對。她當時21歲，我25歲。
冬天的夜晚，村內出奇地安靜，我們在茅屋內無人打擾。接近子夜，杜崇婭蹲在外間灶口最後一次添柴燒炕取暖，火苗映照著她那俊美的臉寵。她有八分之一意大利血統，大眼晴楚楚動人，通天鼻線條優美。我情不自禁地彎腰輕吻了她的烏發。她沒有反應，繼續向灶眼添柴。過了一會兒，她站起來，呼吸有急促，說：“我累了，我想睡覺。”
我已把坑上的被褥為她鋪好，輕攬著她的腰身，扶她坐在炕沿上。我蹲下為她脫鞋脫襪，然後又為她寬衣。她穿著秋衣秋褲鑽進了被窩。我坐在炕沿上，撫摸著她纖細的手背，仔細端詳著她，愛情之火在我胸中升騰。杜崇婭突然雙手輕拽我的胳膊，我敏感地接收到了這一信號。正待我準備摟抱親吻她時，她卻又把我推開，發出了近似無助地哀求：“你別糟蹋我，你別糟蹋我！”
我像被電擊一樣驚愕，滿懷熱烈真摯的愛情猶如被潑了汙水，瞬間聯想起當時的一個時髦詞匯——奸汙。在那個年代，婚前性行為被認為是不軌行為，是大恥辱。我真心愛她，本能的肉欲並不強烈，理性的愛情主導著我。我站起來溫存地說：“崇婭，你好好睡吧，扣好門。我到男生宿舍去，明早八點我再來。”我至今懊悔我的放棄。如果我不放棄，門當戶對的我們或許會很幸福美滿，而後的災難或許也會避免。
不久，小杜的特殊身份和經曆，以及與我的親密關係，使她成為派係鬥爭的犧牲品。革命群眾專政指揮部掛牌遊鬥她，大辮子被剪掉，大木牌上寫著“地主右派的狗崽子、壞頭頭杜崇婭”，名字上麵還打著叉。我開始對掛牌、戴高帽遊街示眾的暴行產生咬牙切齒的憎惡。這種醜化人格、踐踏尊嚴、玷汙靈魂的行徑遠比法西斯惡毒和下作！杜崇婭是那樣的美麗、純真和自尊，麵對被扭曲、醜化、踐踏的她，我倍感內疚和自責。
幾個月後，我接到杜崇婭的來信，說她已“解放”，在三分場五隊勞動，很想我。我利用休息日，騎著從修配所借來的摩托車，風風火火地趕到了三分場五隊。那時已是深秋，天氣很涼。杜崇婭身穿褪色發白的藍棉衣，腰間紮著繩子，明眸皓齒，風采依舊。我的到來顯然給她帶來了快樂。雖然她很克製，我仍能感受到她對我的深情依戀。我們的時間不多，中午一點還要出工，我們相互噓寒問暖，在宿舍交談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去打飯。食堂很大，牆壁貼滿大字報，其中有幾張是批判杜崇婭的，而那張杜崇婭自己批判自己的大字報吸引了我的眼球。
這張自我批判的大字報，字裏行間寫滿與反動家庭決裂、與父母劃清思想界限、立誌脫胎換骨改造自己、走革命化道路的誓言和決心，甚至罵大地主出身的媽媽是老母狗。為此，我異常嚴肅地批評了她。杜崇婭懊悔地說：“那一陣子（半個月前）把我鬥暈了，好像天要坍了似的。如果沒有你，我可能就自殺了！”吃完午飯，她要出工去場院幹活，我們戀戀不舍地分開了。從此一別四十二年。
分開不到一星期，我接到了杜崇婭寄來的一封信。她鄭重其事地提出與我分手，並要我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毫無疑問，這封信是迫於壓力違心寫的。
我又開始戀愛了。新的戀人劉某，出身高幹家庭，六六屆高中畢業，六八年八月下鄉，雖能歌善舞，但不張揚。她愛看書，熟讀雨果、巴爾紮克、大小仲馬、司湯達、海明威等大家的名著。她有一副好嗓子，1960年精神度荒時出版的《外國民歌二百首》幾乎全都會唱。她思想活躍，對極左那一套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不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家庭出身，她與杜崇婭都有著明顯的反差。俄羅斯、蘇聯名著她看的不多，但她讚賞並理解那種殉道般的獻身精神和傷感深沉的情調。我們情趣相投，彌補了我與杜崇婭分手後的空虛與孤寂。幾個月後，我們便從知音、朋友發展成戀人。麥收過後，我向指導員馬吉海申請回京探親結婚。馬表示祝賀和支持。
在北京家裏，媽媽得知劉懷孕了，眉開眼笑，一口承諾將來負責帶孫子。兩個月後，我們回到農場，意想不到的噩夢開始了！我們的結婚申請被工作組扣壓。馬指導無奈地說：“團政委有指示，不經他同意不準王譽虎和劉某結婚登記！”我怒火中燒，去找工作組常駐副組長陳紹儀理論。陳是現役軍人，小個子，黃麵皮鼠眼，陰陽怪氣地說：“別著急嘛，先把問題搞清，態度要端正，拖三五個月怕啥呀！”我判斷工作組已經知道劉懷孕的消息。在工作組策動下，對我的揭發批判開始了。
內心無愧加上性格因素，我堅決不肯違心檢查，更不肯低頭認罪。僵持一個多月，工作組仍不批準我們結婚。我與劉商定：請事假回京做人工流產，或分娩後在京滯留不歸，我獨自在這裏與他們周旋到底。
一星期後，劉收到一封電報：“奶奶病危，速歸！”劉找到工作組，副組長陳紹儀說研究一下再答複。晚上開大會，陳紹儀代表工作組宣布：“劉的電報有問題，不予批準。從今天起，劉某離開一分場必須請假，若到總場必須要有人陪同！”工作組一方麵限製了劉的人身自由，一方麵找劉多次談話，做思想工作，大談階級鬥爭，讓劉不要辜負革命先輩的期許，不要被階級敵人拉下水、站錯隊，並許諾，如果揭發檢舉王譽虎的反動言行，殺他的回馬槍，工作組會安排劉去醫院做人工流產，調到團部中學教書。
一直都沉默不語的劉，在陳紹儀攤牌後，終於一反常態地光火了：“我用不著你來教育！我父母參加革命時還沒有你呢！你們憑什麽限製我人身自由？難道我是黑五類？你們憑什麽違反婚姻法不讓我們結婚？你們違法，違背黨的政策！小心我去告你們！我和王譽虎兩相情願，我們結婚結定了！”
陳紹儀顯然已掌握了劉的身世，知道劉的父母隻不過是三七年參加革命的中高級幹部，對他陳紹儀構不成製約，便陰險而強硬地說：“毛主席說重在表現，出身再好，表現不好，站錯隊，也一樣犯錯誤！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們既不能結婚登記，劉也無法做人工流產。工作組的惡毒和卑劣昭然若揭。我顯然即將成為階級鬥爭的祭品，老婆孩子也將麵臨終生的不幸！
憤恨、恐懼、焦慮襲擾著我。未婚生育在當時是讓人無地自容的醜事，孩子成為私生子更是滅頂之災。前思後想沒有出路，我的精神接近崩潰。為了妻子，為了即將降生的孩子，為了避免家庭悲劇，我屈服了，我走進了工作組預設的圈套。我瞞著未婚妻劉某，主動找陳紹儀低頭認錯，狠批自己的資產階級人生觀，甚至主動坦白曾與有夫之婦有過曖昧關係。我一時的脆弱、膽怯讓我悔恨終生，至今都不能原諒自己！
我太天真了，我誤以為我的屈服能換來工作組的赦免。工作組不隻需要屈服，更需要的是揪出階級敵人！我的屈服正好給工作組提供了炮彈。他們乘勝追擊，擴大戰果，要置我於死地。懊悔悲憤之下，我狂飲了半斤多70度的北大荒白酒，躺在茅屋土炕上爛醉如泥，大罵工作組，並狂言要拿衝鋒槍嘟嘟了陳紹儀！
工作組威脅利誘劉未果，便在與我接近的北京知青中安插眼線。1968年來場的六六屆北京知青王某某出賣了我。第二天晚上開全體職工大會，我被當場揪鬥羈押，罪名是企圖槍殺解放軍。我因此被看管強製勞動8個月，白天8名六九屆的女知青輪流看管，夜間一名老職工和一名男知青徹夜監視。監管期間，我斷斷續續了解到外麵的一些情況。團政委王學禮在大會上親自宣布：“王譽虎與劉某現在不能結婚，將來也永遠不許結婚！我們要對革命幹部的後代負責，時刻不忘階級和階級鬥爭！”
一個雨夜，負責監管我的天津知青趙子玉，帶我偷偷摸摸地來到了妻子獨住的茅屋。第一次看到沉睡在繈褓中的兒子，我心如刀絞。前途未卜、凶多吉少的我若真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將淪為比印度賤民、比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還不如的專政對象，我的妻、我的兒也將淪為紅色中國的賤民。妻子劉很平靜，沒有半句怨言，隻是說孩子剛降生半個月，她父母還不知道。工作組威脅要與她父母聯係，逼她與我決裂。妻子還說，孩子快出生時，她準備把孩子送人。但當兒子呱呱墜地，看到粉紅的濕漉漉的兒子時，她覺得不能失去兒子，即使再艱難也要把兒子撫養成人。
我極其痛苦地告訴他：“我要是真定為反革命，你就離開我，最好托你爸爸或你在成都軍區的叔叔，走後門參軍。孩子的歸宿你決定，反正不能讓兒子知道有我這樣一個反革命爸爸。”我吻了妻子，又輕吻了熟睡的兒子，便悄然回到“牛棚”。趙子玉，這位天津知青，我和前妻至今都還感激他。
而後，在工作組和她父母的壓力下，在無依無靠的惡劣環境中，劉忍痛把已滿三個月的兒子送給了團部中學的一位教員。幾天之後，在劉送給我的棉被裏發現一張卷緊的紙條，上麵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筆跡抄錄了一首聞一多的詩：
花兒開過了，果子結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驕陽炙幹了，
一夏底榮華被一秋的底饞風掃盡了。
如今敗葉枯枝，便是你的剩餘了。
天寒風緊，凍啞了我的心琴；
我慣唱的頌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傷心，我的愛，
琴弦雖不鳴了，音樂依然在。
隻要靈魂不滅，記憶不死，縱使
你的榮華永逝（這原是沒有的事）
我敢說那已消的春夢餘痕，
還永遠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況且永繼的榮華，頓刻的雕落——
兩兩相形，又算得了些什麽？
今冬底假眠，也不過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殘，果爛，葉敗，枝空，
那縝密的愛底根網總沒一刻放鬆；
他總是絆著，抓著，咬著我的心，
他要抽盡我的生命供給你的生命！
愛啊！上帝不曾因青春的暫退，
就要將這個世界一齊搗毀，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兒暫謝，
就敢失望，想另種一朵來代他！
妻離子散的痛苦像毒蛇一樣齧噬著我的心，工作組的惡毒卑劣殘忍讓我仇恨滿腔，複仇雪恥的念頭逐漸成熟。當時正值中蘇邊境暴發武裝衝突，每個連隊都抽調幾個知青去武裝連集訓。武裝連有幾個哈爾濱知識青年與我關係不錯，有時假借與看管我的知青聊天來看我，給我好煙抽。他們背著衝鋒槍，有時就把槍放在炕上或靠在牆邊。我決定鋌而走險，舍命相拚。工作組辦公室與我相隔一棟房，晚上陳紹儀就睡在那裏。我以寫檢查之名寫了絕命書，準備看準時機，搶槍幹掉陳紹儀，巧遇王學禮政委更好，然後飲彈自盡。
有一天晚上，副指導員突然來“牛棚”查崗，看到兩個武裝連的知識青年把衝鋒槍靠在牆邊，申斥道：“槍不離身，身不離槍，你們怎麽這麽隨意！”副指導員剛從部隊轉業，左得出奇，知青反感他，不買他的帳。兩個知青異口同聲地說：“彈夾是空的，沒子彈怕什麽。”真是天不絕我！如今想起來還有些後怕——那時哪怕我搶的隻是一支空槍，我也死定了。
兩個月後峰回路轉，我的監管解除了。在此十天前，我已從小道消息得知未婚妻劉已經走後門參軍（縣團級及以上的幹部子女享有這一特權）。幾個月後，我接到劉的一封短信。“老虎：你被解除看管，讓我驚喜！那個流氓、惡棍政委早晚要遭報應！我沒經受住考驗，為了離散的兒子，我向你請罪！工作組恫嚇欺騙我，說你是破壞解放軍支左的反革命，政治上己宣判死刑，為了不斷送我和孩子的前途，為了不做黑五類的親屬，也為了維係與父母的關係，必須讓我與你當機立斷。
我太輕信了，也太脆弱了——實在無法忍受那屈辱而又艱難困苦的處境，實在忍受不了看不到希望的煎熬！工作組還與我父母串通，不明真相的父親勒令我要麽走後門參軍，要麽斷絕父女關係！參軍，猶如從地獄直奔天堂，自私的本能占勝了羅漫諦克！我再次向你請罪，為了我們的兒子，也為我對你的背離！這封信是進城投遞的，你可以回信，但要注意分寸。我愛你，一如既往——如果你還能原諒。”
我沒有責怪她，還為劉跳出火坑而欣慰。幾經打探，半年後我查到了兒子的下落。我去看望離散的兒子，領養人感到錯愕、驚慌。他們曾被告知，孩子的父親王譽虎是反革命，沒有出頭之日的可能。已滿周歲的兒子顯然營養不良，大腦袋與身子不成比例。兒子似乎認識我，喜歡我的愛撫，依偎在我的懷裏不願分離。我想要回孩子，年逾花甲的老母親也特意從北京趕來與養父母協商。兒子的養母胖胖的，慈眉善目，是學校的炊事員，看來很疼愛孩子。借口是組織安排，她拒絕了我們母子倆的要求。此後半年，我幾乎每個星期都去看孩子，給他帶糖果和玩具，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花得所剰無幾。
孩子開始叫我爸爸了，悲喜交集的我再次與收養人進行交涉。養父是一位麵目陰沉不苟言笑的轉業軍人，與養母性情迥異，說話不講情理：“你想要回去可以，但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必須征求生母的同意，第二是要付撫養費。這孩子身體不好，看病、營養沒少花錢，快兩年了，最少要兩千元，包括我們的精神損失費！”
兩千塊錢對於當時月薪38元6角的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我的媽媽盡管想孫子心切，可她也沒什麽積蓄，愛莫能助。為此，我與團政治部交涉，說這妻離子散的悲劇事出有因，上級組織應承擔責任，幫助解決，遭到他們婉拒。
三個月後，兒子的養父母舉家搬遷，地址不詳，相關領導聲稱負責為他們保密。兒子的失蹤給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對兒子的思念齧噬我的心，最終化成對造成這種家庭悲劇的製度的仇恨。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五期，2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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