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12年的陣亡通知
－－口述：陳永泰 采寫：海倫
紅旗獵獵，戰馬嘶鳴。
這是在新疆於田縣一個叫普魯村的麥場，正在舉行的 “進軍西藏誓師大會”。明亮的陽光下，戰馬的影子投射在坑窪不平的空地上。
看到這段1950年7月31日的視頻，已經是66年後的2016年，在一部名叫《雪殤》的紀錄片中。
這段黑白模糊的影像，讓我淚流滿麵，我依然能感受到父輩們的熱血和高漲的士氣。整齊排列的隊伍裏麵，一定有我的爸爸。那也是爸爸留在世上最後的影像。
1
我的整個童年，都在等爸爸回家。我甚至因此而失去了一個孩子應有的無憂和快樂。
我對兒時最早的印象，是一天傍晚，和夥伴們一起玩耍結束時，他們的爸爸都來抱著他們回家了。我就去問媽媽，我為什麽沒有爸爸？媽媽很認真地告訴我，爸爸去當兵了，他一定會回來的。
我一直期待著，某一天的傍晚，爸爸能突然出現在我的麵前，抱著我回家。
直到1950年初的一天，媽媽終於收到了爸爸的來信，信是從新疆寄來的，信裏有一張照片，爸爸一身戎裝，英姿颯爽。他說，他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3年前，我的爸爸被國民黨抓了壯丁。
到了這一年年末，我們收到爸爸的來信， “部隊即將開往西藏，解放那裏的窮苦老百姓，家裏暫時不要給我寫回信，寫了也收不到的，等勝利後我會給家裏來信。”
這封早已發黃的家書，我至今保存著，上麵清楚寫著爸爸部隊的番號：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騎八師二十三團一連。
信末落款是1950年8月1日。多年以來，我一直以為這一天是爸爸出征的日子。後來才知道，在前一天，爸爸已經出發了。這封信，是後方部隊統一寫給家屬的。如果不是這封信，這個部隊所有的經曆，對於他們的後代來說，可能永遠成為一個謎。
信裏有一張證明書，爸爸說拿著這份證明，政府會給分田地。縣政府據此給我家掛了一麵“光榮軍屬”的牌子。那是一塊黃底紅字的大牌匾，高高地懸掛在黑色的門楣上，很是耀眼。
但沒多久，村幹部取走了“光榮軍屬”的牌匾。有傳言說，我的爸爸叛逃，去了印度，也有說去了台灣。直到多年之後，當我了解了爸爸的部隊所經曆的困厄與悲壯後，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
爸爸再也沒有寫信回來。媽媽依然對我說：你爸還活著，很快就會回來了。她的這種堅定信念，源於她從未收到過爸爸的死訊。
2
我的家在甘肅省甘穀縣，土地貧瘠。對於我們孤兒寡母來說，生活更為艱難。
媽媽是纏足的小腳，家裏僅有幾畝山地，辛苦勞作一年，糧食還不夠吃半年。但不論生活多麽困難，每年麥收後，媽媽總是第一時間去交足公糧。我問媽媽，我們都不夠吃，為什麽要去交公糧？
媽媽說，那個糧食交到糧站，是給你爸爸打仗吃的。媽媽的話，也讓我對交公糧顯得更為積極。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媽媽就帶我出去討飯，去很遠的村子。我不解，問媽媽為啥要舍近求遠。
媽媽含著眼淚說：“你的爸爸是軍人，我們不能給他丟臉。”
童年的日子實在太艱難，斷炊時，媽媽竟然用采來的樹葉、樹皮，讓我們母子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不僅如此，她還堅持讓我讀書識字。她說，等有一天爸爸回信了，我可以幫她念信。
多年以後，我真的給媽媽念信了。
每到晚上，媽媽會點燃香火，用6根筷子頂出的形狀，求神靈預示爸爸回來的時間。每次求告的結果都令人充滿期待，爸爸不久就會回來的。
可從來沒有靈驗過。
盡管如此，媽媽依然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這樣求告。
1955年7月，村裏有位軍人回家探親，聽說我家的情況後，自己出郵資替我們給國防部寄寫了一封信，請求查找我爸爸的下落。
不久後，國防部回信，“已通知有關單位設法尋找，找到後會及時給你們通知。”
雖然一直沒有接到通知，但是我牢牢記住了，可以通過國防部去找爸爸。
3
記得1962年的一天深夜，媽媽又拿出爸爸的信，一邊撫摸一邊流淚。那年我15歲，剛上初二，這個場景讓我好心疼媽媽，我決心去找爸爸。
我背著媽媽給國防部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我的爸爸名叫陳忠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騎兵師二十三團一連的一位戰士，我希望找到我的爸爸。
沒錢買郵票，我將自家木櫃上的一隻銅拉環拆下來，賣給了供銷社。
一年多後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來信，寄信人是南疆軍區政治部。我無比緊張，猶豫再三，才顫抖著將信打開。
沒有想到，那是一封遲到12年的陣亡通知書：
你尋找爸爸下落的信，由總政治部轉給我們，經查，你父陳忠義同誌係新疆部隊進軍西藏先遣連戰士，於1950年8月1日進藏後犧牲於紮麻芒堡地區。該連被西北軍區授予‘進藏英雄先遣連’光榮稱號，所有官兵每人記大功一次，你父生前在修築新藏公路時，還多次立功受獎。希望你們引榮節哀，做光榮的革命烈屬。
我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媽媽。思考再三，我請了一個鄉村醫生陪我一起回家。見到媽媽，我舉著手中的信，有些不安地說：“媽媽，爸爸有消息了。”
正在忙家務的媽媽愣住了，那時，爸爸失去消息已經13年了。媽媽從我的表情中感覺到了異樣，但她依然非常平靜地說：“你念給我聽。”
聽完信，媽媽沒有哭。她的平靜，出乎我的意料。她問我，“共產黨最後把他定成好人還是壞人？”
“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我說。陪我回家的醫生也說，“是的，是好人。”
媽媽聽了，喃喃地說：“是好人就好，是好人就好。”
我的母親和孫子們
不久，媽媽賣掉了家門口的一棵椿樹，用換來的錢，按照家鄉的風俗，給爸爸操辦了招靈儀式。並請人寫了一篇祭文，在那篇祭文裏，我第一次聽到媽媽，一個窮鄉僻壤的村婦，對爸爸說出她的愛和思念。
在儀式上，媽媽嚎啕大哭。
那封陣亡通知，讓“先遣連”三個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裏。我沒想到的是，在後來尋找爸爸的過程中，一段被埋於雪域高原的曆史，如慢慢升高的雪跡線一樣，露出難以言說的蒼涼與悲壯。
4
爸爸的陣亡通知書，竟然讓我有些釋然。我再也不用等爸爸回家了，媽媽也停止了堅持多年的求告。
這也讓我一夜之間長大，我必須承擔起養家的責任。我休學回家，做了農村生產隊會計。工作近十年後，我被錄用為國家正式幹部。
這期間，文革爆發，父親唯一的照片被毀。
到了1973年10月，政府給我家補發了《革命軍人犧牲證明書》。家裏的日子也慢慢好起來，終於不用餓肚子了。
1980年8月，65歲的媽媽因病去世。臨終時，她拉著我的手，一字一句地對我說：“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到你爸爸的墳地去祭拜。”
這一年，農村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到了第二年，我家的糧食堆滿糧倉。而辛勞一生的媽媽，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這麽多的糧食。
媽媽的囑托，我一直不敢忘記。1990年，我任甘穀縣經濟委員會主任，隨縣慰問團到新疆考察。我異常興奮，我帶上家鄉的水果，還有水和土，準備借機去祭拜爸爸。
到了之後才知道，爸爸犧牲的阿裏紮麻芒堡，還很遙遠，而大雪封山，根本無法前行。在烏魯木齊的郊外，我焚燒了祭品，對著西藏的方向告訴爸爸：“我一定再找機會去看您。”
5
紮麻芒堡，一個我會永遠銘記的地方。
1998年，我輾轉聯係到先遣連副連長彭青雲。彭叔叔知道我是陳忠義的兒子後，給我寄來幾張阿裏的風光明信片，其中有一張就是紮麻芒堡，一望無際的荒涼中所透露出的淒美，讓人窒息。
彭叔叔說，我的爸爸是犧牲在哨崗上的，當時懷裏還緊緊抱著槍。
看望爸爸的老戰友彭叔叔
1950年1月，黨中央作出進軍西藏的決定。同年5月，彭德懷用紅色鉛筆圈定地圖上的一個黑點，他下令，把紅旗插在這裏。
那個黑點，就是西藏阿裏首府噶大克。
接到命令，新疆軍區司令員王震決定，派一個先遣連進藏偵察，在隻有起點和終點的行軍圖上，找出一條大軍行進的路線。橫亙在眼前的，隻有巍峨險峻的昆侖山和千裏無人的阿裏荒原。
新疆獨立騎兵師迅速成立進藏先遣連，共136人，骨幹為起義改編的原國民黨騎兵第4旅8團。這支隊伍少數民族居多，有高原生存經驗，還能騎善射。
考慮到進藏後抵禦嚴寒，軍區下令，收回幹部們的翻毛皮鞋，配給先遣連。
7月31日，先遣連在新疆和田縣普魯村召開誓師大會。紅旗獵獵，戰馬嘶鳴。
這支最先到達西藏的解放軍部隊，所承擔的任務，比戰場更為艱險。
一路上，很多官兵出現嚴重的高原反應，連馬也開始流鼻血，非戰鬥減員陸續發生。
1950年10月下旬，先遣連在阿裏改則縣西北的紮麻芒堡駐紮休整。沒想到，大雪封山，後援補給斷絕，先遣連成了一支困守的孤軍。
王震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接通運輸線。和田民眾組織大批犛牛翻山送糧，但多次嚐試都未成功，還造成3名維族民工犧牲，大量牲畜死亡。
隻有一名年輕維族男孩趕著兩頭犛牛到達先遣連的據點，馱來半麻袋信、5斤鹽、7個饢。
行軍路上
更大的死亡逼近陷入絕境的官兵們。最多的一天，有11人犧牲。有的戰士剛剛安葬完犧牲的戰友，自己又倒在回哨所的路上。
1951年2月5日一早，又有兩名戰士沒有了呼吸。當天中午，軍區發來電報，先遣連被授予“進藏英雄先遣連”稱號，每人記一等功一次。
這是解放軍曆史上，唯一一支每個人都被記一等功的建製連隊。
爸爸沒能等到這個嘉獎令。
彭叔叔告訴我，有一天早上巡崗時，發現爸爸犧牲在了哨位上，懷裏還緊緊抱著槍。
6
2009年11月，我赴山東參加“紀念孔繁森殉職十五周年全國書畫展”開幕式，作為獲獎代表發言時，我說，我之所以參加這個書法比賽，是因為我爸爸犧牲的地方，和孔繁森工作的地方一樣，都在阿裏。
我向他們講述了先遣連的故事，以及尋找爸爸下落的經曆。
會後，一位幹部問我：“其他先遣連烈士的家屬，是否知道親人犧牲的情況？”這句話擊中了我，我突然覺得，有責任去找到那些烈士的後代，告訴他們父輩的消息。
我收集的先遣連資料
從一位離休的軍區首長那裏，我找來先遣連犧牲人員花名冊，總共63位。
首長告訴我，花名冊是1972年根據幾位幸存的先遣連戰士回憶整理的，由於年代久遠，並不完全準確。其中有的戰士，直到犧牲，連準確的姓名都沒有留下。
而原有的檔案資料，包括先遣連犧牲人員花名冊，由當時進入阿裏的後續部隊報送新疆軍區時，在途中被山洪連駱駝一起衝走了。
以烈士劉好學為例，資料上顯示籍貫為甘肅慶縣伏家鎮劉家莊。而甘肅沒有一個叫慶縣的，後來反複查找，發現徽縣有3個劉家莊。我托人四處打聽，終於找到了劉好學烈士的侄子。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聯係到陝西戶縣烈士張永吉的兒子張懷軍，當他接到我的電話時，年逾古稀的他根本不敢相信，他在電話中喃喃自語說：“如能早上幾年，讓我的媽媽在去世前知道該多好啊！”
遲到了60年的烈士證書
我更能理解，沒有爸爸的張懷軍，他的童年是如何度過的。
張永吉烈士是1940年被國民黨抓壯丁的，半年後兒子才出生。她的媽媽取名懷軍，意為懷念當兵的爸爸。
張懷軍告訴我，他和我一起，從小就在等爸爸回家。到了後來，有人傳言他的爸爸去了台灣，全家人過得提心吊膽。到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時，他們還托人在台灣的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
“我的爸爸當兵時，媽媽隻有18歲，她一生再未改嫁，後來患了精神分裂症。去世時，口裏一直大喊著爸爸的名字。”張懷軍告訴我，“我的媽媽去世好幾年了，如果這個消息能讓媽媽知道，該多好啊。”
7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這段曆史，2010年5月，我赴山西拜訪原先遣連指導員李子祥。我和他握手時，才發現，他伸出來的手掌，手指殘缺不全。
在阿裏高原運輸物資時，他的5根指頭被活生生凍掉，剩餘的也已凍殘。
李叔叔抱著我，哽咽著叫我的名字“永泰”。這聲“永泰”，竟讓我感到了濃濃的父愛，眼淚忍不住流出來。
李叔叔講述的另一段曆史，更讓人糾結。
上世紀50年代中，他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開除出黨，押送原籍，接受管製和勞動改造。他說，當年押送他回家時，還帶著手銬。
“我求押送人員，不要給我戴手銬，當年我是戴著大紅花參加八路軍的，怎麽能帶著手銬回家。”李叔叔告訴我。
直到1979年，在王震副主席的親自過問下，李叔叔才得以平反，並按原級別離休。
李叔叔的講述，讓我知道了關於先遣連更為困厄的一段曆史。
由於條件所限，進入西藏的先遣連和上級的聯係經常中斷。而碰巧那時，境外電台播放消息說，“中國軍隊駐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壓迫，近日多次派員與某國駐軍接觸，有請求受降之意。”
適逢國內“三反運動”，有人開始懷疑這支以國民黨起義部隊為骨幹組成的連隊。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先遣連，經過審訊，認定先遣連係“叛國集團”，收繳了所有官兵的武器，並建議中央批準就地正法七八名骨幹。
第一支進藏的解放軍隊伍
在王震等人的堅持下，“叛國集團”被押回新疆再審。
經過一年多審查，“叛國集團”被平反。但先遣連還是被遣散。連隊官兵大都被發往原籍，或進入新疆兵團農場勞動。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全麵落實政策。
我也終於明白，當年村幹部為什麽取走了我家的“光榮軍屬”的牌匾。
談起為先遣連烈士尋親的事，李叔叔有些激動地說，當時有一位山西的烈士名叫張長福，犧牲時44歲，彌留之際，他告訴李叔叔，希望能找到他的媽媽，告訴他，孩兒不孝。
自身難保的李叔叔，一直未能送達這份遺囑。“永泰，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了卻我60多年的心願。”李叔叔對我說。他鼓勵我把為烈士尋親這件事情堅持做下去，“給烈士一個交代，給烈士親屬一個交代，給曆史一個交代！”
直到2016年，在媒體的幫助下，我終於找到了張長福的親人。當我把這個好消息準備告訴李叔叔時，卻得知他已經在3年前去世了。
幾年來，在媒體的幫助下，我已經幫38位烈士找到了親人。其中僅有兩位，在1954年獲得了病故革命軍人通知書，落款署名為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習仲勳。
而令人激動的一件事情是，2010年年末，我在甘肅秦安縣尋找到李懷珍烈士的家屬時，意外見到了他家保留的一張照片，我一眼就認出了5位戰友合影中的父親。那張照片，和爸爸當年寄回來的照片一樣。
照片中的爸爸，一身戎裝，英姿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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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在阿裏軍分區的幫助下，我終於來到了爸爸安葬的地方，西藏阿裏獅泉河烈士陵園，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園。
獅泉河烈士陵園是先遣連烈士集中安葬地，1972年建成。此前，阿裏軍分區派出一個班的戰士，前往藏北紮麻芒堡、兩水泉、多孟等地，將當年草草埋葬的烈士遺骨迎回獅泉河。
遺憾的是，尋找烈士遺骨時，僅有總指揮李狄三的墓地有標記，其他的墓地，已無法對應上烈士的姓名，最後隻好把戰士們的遺骨合葬在一起，並逐一立了墓碑。
我把媽媽的遺像擺放在爸爸的墓碑前，我仿佛看到，爸爸正在張開雙臂，把我和媽媽緊緊地抱在一起。那是兒時，我最大的心願。
“爸爸，我來看您了。”我跪在藏北高原荒涼的大地上，哭喊到。這是年逾花甲的我，人生第一次呼喊爸爸。這也是喊給所有進藏先遣連的烈士們，他們還沒有找到孩子，我就是他們的孩子。
在陵園紀念碑的碑文中，記述到：
先遣連以大無畏的革命主義氣概和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情懷，越過海拔6000多米的界山，行程千餘公裏，曆時3個月，到達阿裏改則縣紮麻芒堡，在雪域孤島堅守了9個月，期間獸皮製衣、燧石取火，其艱難的程度不亞於紅軍長征。
在經曆了困厄之後，他們的榮耀更為耀眼。
2017年9月，先遣連最後一位幸存老兵王興財去世。而在這幾年裏，政府已經為尋找到的烈士親屬們，辦理了烈士證書。
陝西戶縣的張懷軍告訴我，今年清明節，當地政府敲鑼打鼓，將一塊嶄新的“光榮烈屬”牌匾，懸掛在了他家的大門上方。
聽到這個好消息，我的眼前突然浮現出1950年7月31日普魯村麥場上父輩們出征時的場景。
紅旗獵獵，戰馬嘶鳴。
轉自《龍哥的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