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裏的年輕人
蒙勇鵬
1968年冬，當我返回村裏上村辦初中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消息，我們村要有一批北京知識青年來村裏插隊落戶了，這對於我們這些從小沒出過門的小孩子來說，可是個令人喜出望外的稀罕事，以後就要跟他們打交道了，從他們那裏，或許可以得到好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或許可以獲得很多很多知識。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偏僻山鄉，無疑是一道亮麗的風景。
那時候，村裏還沒通公路，他們是村裏派人趕著騾子馱著行李接回村的，數了一下，其中有4個男的，7個女的，男的都是高中畢業，女的隻有一個高中，其餘6個都是初中。男的在20多歲以上，女的最小的隻有16歲。村裏的人說，大人們把這樣的小孩子打發到我們這偏僻山窩，真夠狠心的。轉過頭想想，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命令，有哪個大人扛得過呀？
那天下午，我照例要給父親攬的那群羊擔土墊圈，一位女知青蹲在一邊好像是在調整情緒，好奇地問我說：“你在幹什麽呀？”
我回答說：“鏟土墊羊圈。”
“墊羊圈幹啥呀？”嘿，這都不懂。羊在圈裏拉屎撒尿，能不墊土嗎？
我回答了她的問題，估計她還是不懂。她們真的沒見過農村，尤其是晉西北的農村。
這是一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時代。村裏的幹部們早已給他們打了預防針，介紹了村裏的階級鬥爭情況，讓他們擦亮眼睛，跟貧下中農站到一起，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站到革命鬥爭最前列，絕不能跟四類分子站到一起。
那時候，剛剛被批判了好久的我父親，戴了一頂投機倒把分子的帽子，屬於管製對象。我家披了黑皮，雖然就住在大隊部旁邊，這些警惕性高的北京知青自然是不會主動上我家來的。倒是那個本家叔叔的前家兒，正是二十多歲年紀，為了紅火，去找這幫女知青打了幾回撲克，這就引起大隊幹部的高度警惕，因為他的繼父正是那年剛剛批判過的壞分子，倘若打撲克久了，生出情感來，如何收拾？大隊幹部立馬嚴正警告這小子的繼父，誰再敢去飛蛾撲火？
交道自然是斷不了的，隻不過要等他們鬆開了那根弦之後。我爺爺那時已有六十多歲，在大隊林業隊勞動。漸漸地，他們跟我爺爺熟了，這群人直呼其名：老滿仁。十幾二十歲的娃娃，一口一聲“老滿仁”，這就是來自北京大城市大人們傳授的禮貌？聽了老大不舒服。可是，轉念一想，他們之所以對我爺爺直呼其名，是因為有人提前給他們打過預防針，因為他兒子是黑幫，站在貧下中農的階級立場上，不能對這樣的老漢表示尊敬，必須劃清階級陣線。
要過年了，好多知青要回北京與父母團聚，但是，那4個男的就不回去，為啥？因為其中一位早已在文革造反初期就與自己的父親宣布斷絕關係，不能來往了，因為他父親是一位受批判的黑幫、走資派。況且，回家還得一筆不小的路費，他還承受不了。為了讓這幾位留下來的知青有過年的感覺，大隊就動員社員們挨門逐戶請他們來家吃飯。當然，為了不受流毒影響，我家被排除在外。鄉親們準備了燴菜油糕，請他們吃飯，我隻在大舅家中與他們共吃了一頓飯。
崩緊的那根弦漸漸鬆了。我家緊挨大隊部，與他們越混越熟。在那個書籍極為匱乏的年代，他們手中有好多你找不到的書，諸如《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林海雪原》、《我們播種愛情》、《暴風驟雨》、《聊齋誌異》、《水滸傳》等等。他們還有文革前的高中課本，他們還有文革中全國各地造反兵團的傳單。正是從這些傳單裏，我才知道，原來文革竟這麽腥風血雨，四川樂山發生過激烈的武裝衝突。我是個自小嗜書如命的孩子，與他們很能談得來，能找到共同的興奮點。比如中國曆史，中國文學，世界地理，等等。
我發現，北京的學生確實比我們山區的學生知識麵要寬得多，好多東西他們能說得頭頭是道，而我們隻知道一點皮毛。比如說起中國的海防，軍艦，防衛能力，攻擊能力，軍事裝備與美國和蘇聯的差距，解放台灣沒有航空母艦壓根就不行，而我們那時卻根本造不出航空母艦來。比如中國與日本的教育差距，原來當時的日本就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而我們連小學都沒有普及。一位男知青對我說：“你能隨意畫出一張中國地圖來嗎？你能不用看圖就標出中國各個地形的名稱來？”我回答當然是不行的。他說，這個功夫他早已在初中階段上地理課的時候就練出來了。漸漸地，我發現，這群北京知青是一群有激情、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
當然，在那個荒唐年代，被組織洗過腦的年輕人總能做出一些衝動的事。為了表現積極，在批判階級敵人各個場合，他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做了一些很不適合的事。最倒黴的是我的二舅。他因為文革中被控有貪汙行為，村裏組織了一次次的批判。在勒令他退出的那幾孔窯洞裏，大隊幹部威逼我二舅交代問題，特意找了一位階級鬥爭覺悟較高的北京男知青，授意他狠狠打。這位男知青拿起我二舅的旱煙鍋，猛勁砸在我二舅的腦袋上，就這一頓打，我二舅當晚回家絮絮叨叨沒完，就此成了精神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後來，他因為精神病，說過一些不大合適的話，被判現行反革命，刑期五年，直到三中全會才被平反。他隻活了50歲。
那個時候，上級高度強調知識青年要站穩階級立場，站隊太重要了。我堂舅是文革造反派，文革主任，又長了一付好嘴，自然成為知青們擁戴的對象，關係親密得不得了。此後很多年，他們之間的來往很是密切。我的那位委瑣無比的堂姥爺，因為擔任貧協主任，又是大隊的林業隊長，居然也是他們的好朋友。
北京來的知青一個個能歌善舞，他們中，有的會拉二胡，有的會吹笛子，有的會唱整段整段的京劇樣板戲，還會唱阿爾巴尼亞語的《地拉那——北京》。“耶巴塞，歐米叟哎蘇嘎，胡內隆都裏，埃塞那喔呆塞，西伯利亞喲尼……”，“抬頭仰望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黑夜裏想您有方向，迷路時想您心裏明……”，“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裏煉紅心，毛澤東思想武裝了我，橫掃一切害人蟲！”激昂悠揚的歌聲唱起來，你能聽出澎湃的激情，你會想象出，文革的鼓聲一起，這些人是如何踏著領袖的鼓點奮勇衝向前線的。
這樣的文化基因，正好適於造反，適於撕碎一切。我們七年製學校的校長恰恰是個很善於點燃激情的角色。那年夏天，學校組織我們表演節目，總得有點戲裝吧，校長想出點子了，他跑到大隊部，從一個櫃子中翻出我們大隊過去積存的一大堆錦旗，都是幾年前從中央、省級、地區、縣裏獲得的，因為文革前我們大隊曾是晉西北水土保持的一杆旗，獲得的獎勵太多了。
文革一來，所有這些榮譽一風吹，這些在劉鄧路線領導下獲得的錦旗還有什麽用？幹脆改成學生表演節目的兜肚吧！命令一下，幾位女知青拿起剪刀和縫紉針，一個中午，摘掉錦旗上的紅穗穗，三下五除二，幾十個表演用的紅兜肚做成了。以後，縣委書記來我們村抓典型，追問當年獲得的錦旗到底哪裏去了，人們才說了實話，都改成小娃娃們的紅兜肚了。
現在看來，這些北京知青當時真的太單純了。
因為急於在知青群中冒尖，一位個子最矮的女知青主動挑起了在大隊部磨豆腐喂豬的角色，在全縣出名了，還上縣廣播站講過一回。此舉得到了縣裏知青辦的重視，首先安排她到縣機械廠上了班。
一位女知青被推選為村裏的赤腳醫生，經過短期培訓後，回村背起醫診箱，給人們紮針看病，贏得了人們的誇讚，不多久就入了黨，成為這一批北京插隊知青中最早也是唯一一個入黨者。
一位女知青被選為公社廣播站的播音員，音色甜潤，播得很不錯。可是，因為被公社秘書瞄上了，她成為他的情人。過不多久，被這位公社秘書的妻子發現了，大吵大鬧了一趟，這下子，成為公社機關內公開的秘密。兩年後，中央來了文件，嚴查侵害女知青的事件，公社秘書被判刑，一個家庭毀了。
僅僅4年，這批插隊知青都走了，招為本地企業的員工。4年時間，他們似乎原來就不準備紮根農村鬧革命的，當我們這些年輕人長大之後，他們都遠走高飛了。我們這些回鄉知青，估計原來就給我們安排了道路，真的要紮根山區鬧革命。要離開農村，隻有走升學參軍這兩條路。他們後來鬧騰著回北京，結果都回去了。那麽，原來鍍金又為了啥？真的是為了改變農村貧窮落後麵貌？麵貌還沒改變，他們倒先走了。
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發現，當年轟轟烈烈的知青插隊下鄉不過是一場荒唐的鬧劇。
很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正是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如火如荼的日子裏，1972年5月5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旗境內的寶日格斯台牧場，在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四十三團發生了一起驚動黨中央、國務院的大火。此次火災的起因是，兩個戰士將頭天燒剩的爐灰倒出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內，引起草原大火。在救火過程的半小時內，當即有66名知青戰士壯烈犧牲，負重傷的16名，輕傷的11名。後又有三名重傷員在搶救過程中身亡。這場大火共有69個年輕的知青戰士在烈火中犧牲，年齡最大的27歲，最小的15歲。
很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當年的知青回城潮是由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西雙版納的一群熱血戰友們推動成功的。當然，不能忘記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麵對形勢明智的妥協和退讓。
很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在我們國家發動了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將數千萬知識青年送往廣闊天地煉紅心的時候，我們鄰居那個嚴重傷害過我們的島國日本卻實行教育領先的重大國策，將他們國家的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和科技素質大大提升了。
黃安年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當代世界五十年》一書中有一章《日本島超級大國的崛起》，其中披露了這樣一些情況：
※1956-1973年的18年間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和工業現代化的時期。1955-1970年間, 日本經濟的年增長率為10.3％, 其中1966-1970年間為年增12.2％。日本的GNP1950年在西方國家中占第7位, 1960年超過加拿大, 1966年超過法國, 1967年超過英國, 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 一個僅占世界陸地麵積0.3％的島國一躍而成為西方國家第二、世界第三經濟大國。
※18年間, 日本工業增長8.6倍, 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3.6％。六十年代的最後四年, 平均每年增長為16.5％, 這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發展速度是最快的。
※教育優先, 大力追加教育經費, 加強基礎教育,、技術教育和繼續教育。1950年日本的教育經費共1599億日元, 到1972年增加到40244億日元, 占當年政府行政費的20％。戰後30年間,日本的高等學校由48所增加到998所, 增加了近21倍, 大學生從82900人增加到213.58萬人, 增加了26倍。1976年起普及了高中。日本的科研人員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西方大國中僅次於美國, 就工程師的人口比例來說, 居世界第一位, 大學中工學院和工業大學的比例也最大。日本認為“經濟競爭是技術競爭, 而技術競爭又變成了教育競爭”, “教育是最好的投資”。
※實現了農業技術四個現代化, 即:農業機械化、裁培化學化、農田水利化、品種良種化。 從1950年到1967年, 日本實現了水田農業的機械化。日本農田配備的每公頃馬力為10, 居全球之冠。水稻的機耕麵積、收割麵積和脫粒麵積分別達到96％、80％、98％。1955-1975年農業人口從總人口的40％減少到20％, 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33％至12.6％。
※科技立國和興國, 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發展本國的工業技術體係。 40年代末, 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60年代後期, 日本的技術水平還不如美國、聯邦德國和法國。而到70年代初, 已僅次於美國和聯邦德國。提高技術水平采取的是吸收性戰略, 即把世界的先進水平,作為本國的起跑點。從1950年至1973年日本共引進國外先進技術21863項, 到1979年,共引進31000多項世界先進技術, 其中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 有一半來自美國。由於日本具有世界第一流的技術水平, 其結果是，縮短了趕超時間, 在50年代, 日本落後於美國20-30年, 在70年代基本上消除了落後局麵,並且在鋼鐵、家用電器等方麵,超趕了美國, 也就是說, 用15年時間集中了世界上50年的開發成就。
看了這些，我們難道就不感到慚愧嗎？我們還應該再喋喋不休地再重複那句“青春無悔”的空話嗎？我們不應該把這數千萬的知識青年送入大學掌握科學技術讓他們成為振興中華的有用之才嗎？我們不應該深刻反思那段曆史嗎？
很多年之後，那些當年曾在我們老家插過隊的北京知青陸陸續續返回那塊土地追尋往日的光陰。兩年前的國慶節後，一位白發蒼蒼的女同誌在幾個人的陪同下走進我家那座院落，這是誰呀？隻見她一把拉住老媽的手說：“我是當年插隊的王永平！”噢，王永平，就是那位漂亮的北京插隊知青，就是那位背著藥鬥的赤腳醫生，她回來了，帶著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的弟弟，跟老鄉親們拉了家常，合了影，鏟了一塊黃土，裝了一瓶這裏的水。她深情地對我們說，在這塊土地盡管生活的時間不長，卻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魂牽夢繞，要回來看一看，看看這裏的變化，看看當年的老鄉親。她說她現在退休生活在保定，早有一個心願，要回當年插隊的老家看看，這回終於圓夢了。
聽王永平說，曾在我們插過隊的11位年輕人，後來陸續回了北京，因為沒有高學曆，大都被邊緣化，無緣進入上流社會，平平淡淡。有一位因病已經去世，其餘的都已退休。他們早已沒了夢，侍弄孫子和外孫。按月領退休金，安頓柴米油鹽，遛遛家裏養的狗。
回不去了，回不去激情燃燒的歲月，回不去綁定在祖國戰車上的豪邁，曾經的激情不再，隻有莫名的失落和惆悵。
祖國，你缺對這些千千萬萬個揮灑過青春的知青們一聲鄭重的道歉！
常回家看看，我們村的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