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滬上遺痕 金橋晚霜——格珍給我講的故事
引言：
2007年5月的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個長周末，我們在家請了一些朋友吃烤肉，聚會上陳棣大哥講了他們家結交了近二十年的丹麥老人格珍的經曆。陳大哥問我：“怎麽樣，能不能寫成個故事？”我說：“絕對值得寫，特別是上海那段。不過我不行，從來沒寫過別人的事兒。”他說：“我這個人的聰明就是知道找什麽人能做成什麽事。這事就得你來。”陳大哥“趕鴨子上架”的手段實在太高，受了這麽不露痕跡的“吹捧”，看來是非得當一回“勇夫”了。我答應試試。大概陳大哥怕我變卦，很快和老人聯係了，約好日子，他和妻子沈捷一同陪著我和丈夫悌忠在6月16日這天拜訪了這位八十八歲的丹麥老人。
拜訪格珍
格珍牽著她的小狗給我們開了門。老人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藍白條布裙，胸前掛著一串長長的玉項鏈，項鏈深淺相間的綠色與T恤衫上微含墨色的圖案相配，隨意中顯出待客的鄭重。在陳大哥的介紹下，老人握了握我的手。第一次見麵，本來就多少有些拘謹，注意到老人沒有給我一個美國式的擁抱，更讓我不知道如何與她拉得近些。
老人住的是那種連體的、美國叫做condo 的很小的複式公寓房。一進門的左手是個敞開的小廚房， 走過短短的通道就是起居室，臥室和書房都在樓上。起居室內擺著飯桌、沙發、書架和鋼琴，還有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可供活動的空間很小，我們一行就站定在起居室的中間。陳大哥大概看出了我一下找不到切入點，說：“格珍，你幹嘛不先領著他們看看你的照片？”
“對，對。”老人似乎也很感謝這個提醒，讓小狗在前麵跳著，領著我們瀏覽起一樓陳設的那些相片，將她的三個兒女一一指給我和丈夫悌忠。老人的大女兒很多年以前就坐在輪椅裏了，住在離她不算太遠的另一個城市；唯一的兒子是個骨科醫生，家離她也很近；隻有小女兒生活在大洋的那一頭——老人的祖國丹麥。從照片上看去，他們都有著典型北歐人那種淺色的、軟軟的頭發，麵龐也是北歐人的那種細膩的俊美。老人輕輕撫摸著鏡框對我說：“我的孩子們都是中國上海人。”
從陳大哥口中，我已經知道她的三個孩子都出生在中國抗戰時期的上海，隻是沒有想到這個丹麥老人會把她的孩子稱作中國上海人，因此聽了這話，一下子沒轉過彎兒。老人一定是看出了我臉上寫著的疑惑，或許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她眨著閃爍著一些狡黠的綠色眼睛說：“按照美國人的習慣，生在美國的孩子就是美國人，我的孩子難道不應該算是中國上海人嗎？”語調很有些得意。我一下理解了：“那當然，那當然！”拘束感頓時煙消雲散，覺得與老人之間沒有了距離。
格珍在圓飯桌上鋪上潔淨的桌布，拿出一套細細的淡綠色的瓷器，端出一盤顯然是自製的果餅，又擺上一個沏著滿滿茶水的中國紫砂壺。格珍忙忙地張羅著，讓人感到一種暖暖的情誼：“坐吧，坐下吧！”老人招呼著，又將杯子、盤子、紙巾逐一放在每個座位前，一種嫻熟於心的順序，手不抖、不顫。我和悌忠讚歎：“她哪像個八十八歲的人呐，看上去不過六十多歲！”
待格珍布置完畢，我選了她左側的位置坐下，其他人也都自就各位。格珍讓我們自己隨意倒茶、取食果餅。趁悌忠架設錄像機的空當，我給自己切了塊果餅，不急倒茶，就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我想從頭聽你講講你的故事。說說你出生的城市、你的家庭，說說那個年代怎麽會有人跑到中國做生意？你的父母怎麽會放心你一個人‘千裏尋夫’到那麽遙遠的上海去結婚？中國那時候對於你們難道不是一個‘遠在天邊’、‘天方夜譚’的國度嗎？”
格珍笑了，有些“少見多怪”的意思在裏麵，雙手擺弄著我放在她麵前的袖珍錄音機，款款地拉開了她八十八年人生的幕布。
七十年前的往事
丹麥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航海探險的國度之一。格珍出生的城市埃斯堡（Esbjerg）是丹麥西部一個港口小鎮，那裏的人們對遠洋航海一點都不陌生。到格珍出生的時候，遠洋航海對於小鎮居民已經不是一項冒險的事業，而是一個令人興奮和神往的職業，威德曼的名字因此早早地就進入了小格珍的心扉。在親戚朋友的聚會中，她總是聽到大人們充滿讚賞地議論著小鎮裏那個名叫威德曼的少年。威德曼的父母住在丹麥的南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屬於德國領地，因此父親被征入德軍參戰，死在前線。威德曼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母親在憂傷和貧困中得了肺結核，很快死去，祖父母將小威德曼接回到埃斯堡和他們同住。十六歲那年，威德曼隻身橫跨丹麥，到位於東岸的首都哥本哈根去投考寶隆洋行。寶隆洋行是一家具有皇室血統的環球貿易公司，她的旗幟是以丹麥國旗為基調的，這在丹麥是絕無僅有的榮譽。公司創建於1897年，擁有自己的船隊，1900年進入中國。當中國的商業詞典上還沒有“物流”一詞時，她就在中國創造了一連串的第一：最早在中國鋪設了業務網絡，最早為客戶提供了“門到門”的送貨服務，最早提供物資存儲的增值服務，最早建立生意人才培訓製度。寶隆的輪船從哥本哈根出發向遠東航行的路上不斷地裝載從途經國家購得的物產，然後在航行中一站站地卸下、賣出一些貨物，再裝上另一些特產，再向前行駛，直到到達中國的上海。在黃浦江碼頭卸下咖啡、麵粉、酒、生活品等等物資，之後裝上中國的絲綢、茶葉、大米、古董……再一路卸貨、裝貨……駛回丹麥。在每一個裝卸港口的所在城市，寶隆都設有自己的機構，負責當地的清關、采購和銷售業務，因此她需要大批的商務雇員。但是能夠入選寶隆絕非易事，隻有精明和充滿膽識的人才會被該公司看中。尚未受到高等教育的威德曼敢於去叩寶隆的大門已經令小鎮上的人匪夷所思，非但如此且一舉中第，此事當年在小鎮上的轟動不難想象，大概就跟我們現在哪個縣裏出了個高考狀元差不多。公司看上了這個聰穎、刻苦的少年，哥本哈根總部對他說：你不要再上學了，我們會將你訓練成一名出色的商人。就這樣，一年後，十七歲的、意氣勃發的威德曼被派往中國的上海，遠離家鄉，在寶隆公司設在那裏的商務機構當上了一名業務員。那時從北歐到中國沒有空中航線，人員的往返隻能靠海輪或鐵路，公司派往遠東的職員每四年允許回丹麥休假一次，一次假期是半年。1933年格珍14歲，在家庭聚會上見到了第一次回鄉探親，已經長成為翩翩君子的21歲的威德曼。因為威德曼的母親是格珍的嬸嬸的妹妹，有了這一份親緣，格珍家得已邀請到這個小鎮上人人誇讚的、前程無量的小夥子到家做客。
我問格珍：“你第一眼看到這個人人議論的、了不得的青年的印象是什麽？”格珍“噢！”了一聲，雙手合在一起，揚起了下顎，眼睛神往地向天花板望去，似乎從那裏可以望到天空：“你知道我們丹麥有一個風俗，姑娘會對著天上隕落的星星許願。我那時候天天晚上在海邊看著黑黑的夜空，等待著看到流星。我對每一顆落下的星星說：‘哦！讓我嫁給那個小夥子吧！’”
沒有料到老人會如此美國式地，毫無遮攔地對我們吐露了她少女時的秘密，我們四個人一起看著格珍那閃耀著幸福，因那幸福而變得年輕的臉龐，拍著手哈哈大笑起來，格珍也和我們一起朗聲咯咯地笑了。此時的我，完全鬆弛了下來。
我問格珍：“那威德曼注意到你了嗎？”
“怎麽會呢？我還隻是個毛丫頭。”格珍隨意地說。
可是擺在我眼前的格珍十四歲時的照片是那麽的美麗。兩條鬆鬆編織的長辮的尾梢優雅地散在胸前，清澈的眼睛純純地凝視著右前方的一個什麽地方，線條柔軟的雙唇斜斜地向左邊挑去，一頂沒有任何裝飾的草帽軟軟地壓在頭上，彎曲的帽沿好看地微微遮住一點點前額，在左眉的上方造出一塊小小的朦朧的陰影，將格珍清潤的臉龐襯托出一種超出十四歲少女的成熟的婀娜。我想威德曼一定是注意到了，否則怎麽會在第二次休假時堅定地鎖住了追求的目標。
眨眼間四年過去了，1937年的夏天，年滿十八歲的格珍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姑娘。她剪去了雙辮，露出修長的脖頸，短短的劉海向上吹起，象牙般潔淨的前額一覽無餘，鼻梁也長得俏麗筆直，雙唇更薄了些，恰到好處地映飾著珍珠般的牙齒，雙眸深深藏入眉窩，那裏流溢出的漣漪，足以令任何年輕人心醉。而且此時的格珍人也成熟了，她已經離開了丹麥，在英國的一所大學讀家政專業。
格珍在暑假裏回到家鄉小鎮，恰恰威德曼也從上海回來探親。格珍不再需要在家庭聚會中偷偷窺測那翩翩少年，兩個年輕人頻頻在這裏、那裏的晚會中相見。威德曼與其他青年不同的是總是開著一輛租來的汽車，經濟的獨立給了他與眾不同的自信。晚會上他似乎沒有顯露出對格珍的特殊興趣，格珍也矜持地抑製著那份夢寐以求的期盼。直到一天晚上威德曼徑直走到格珍麵前：“我可以用車送你回家嗎？”
我毫無顧忌地瞪大了眼球直朝格珍臉上盯去，格珍含笑看著我說：“我沒有任何猶豫地坐進了他的汽車。”
兩個人似乎一路都沒有找到太多的話題，快到家時，格珍問威德曼：“中國的上海是個什麽樣子？”威德曼笑了：“你幹嘛不嫁給我，自己去看看？”
格珍衝口而出：“我願意嫁給你。”似乎害怕自己遲疑一秒鍾，這個機會就永遠不會再來，渾身戰栗得像被電擊中了一樣。
格珍看著我瞪得更大的眼睛說：“我是不是太傻了？我當時就是那麽傻。說完了，我就跳下車，跑進家門。”
“回到家裏我把自己關到屋子裏哭啊，哭啊。”
“為什麽要哭呢？這不正是你日夜向往的事情嗎？”看來我也不聰明，問出這麽個傻問題。
“我不知道，就是不相信，就是覺得幸福來得太突然。”
“你告訴你的爸爸媽媽了嗎？他們怎麽說？”我立刻想到30年代的歐洲還是保守的，很想知道格珍父母對這個會將女兒遠遠帶離自己身邊的請求的反應。
“他們說我太年輕了。”有些不出我的意料，“所以我就告訴威德曼：‘我答應嫁給你，但是要等到你下次回來，我22歲的時候再結婚。’”格珍像個好女兒那樣靜靜地說：“然後我就回英國上學去了。”
威德曼哪裏肯得寸而止，立即展開了“進尺”的攻勢。他不斷地給格珍寫信，不斷地訴說他的思念，訴說他急切要娶格珍的心情。最後幹脆追到了英國，在學校附近找了一個旅館住下，開始了耐心、堅韌的說服工作：“你既然已經答應做我的妻子，幹嘛還非要上完大學呢？寶隆公司不允許自己駐外雇員的妻子在異國他鄉工作，你繼續學業不過是浪費時間。別上學了，讓我們在一起吧，讓我們快些在一起吧！”
在半年假期屆滿返回上海之前，威德曼終於如願以償：格珍答應了他的求婚，願意這就嫁給他。威德曼立即安排了未婚妻去哥本哈根公司總部麵試的日期。
我不解地問：“怎麽你們結婚還要公司批準？”
格珍回答說：“當然了。寶隆公司對自己雇員的婚姻要求十分嚴格，絕對不允許他們和品行不好的姑娘結婚。公司認為她派駐國外的雇員和他們的眷屬代表了公司的形象，他們的行為不能給公司名譽造成任何傷害。”格珍接著問我：“棣（按：格珍隻稱呼陳棣的名）難道沒有告訴你我給他講的故事嗎？”
我一下不知道老太太指的是陳大哥給我講過的哪件事情。看著我似點頭非點頭的樣子，格珍說：“我在上海的時候，寶隆公司的一個丹麥船員認識了一個從蘇聯跑到上海的猶太人的女兒，那個船員愛上了這個俄羅斯姑娘結婚，想和她結婚，公司就是不批準。這對有情人想繞過公司，結果丹麥領事也拒絕發給他們結婚證書。”聽了此言，我想寶隆公司那時大概不僅僅是對“品行”有要求吧？
格珍這樣標準的丹麥好姑娘當然順利通過了公司的審查，公司告訴她：我們會為你安排好去上海結婚的一切事宜，公司保證將你安全送抵上海。
我問：“你一個人去上海不害怕嗎？”
格珍說：“不，一點也不，我心中充滿的隻有興奮！全家人也都為我高興。隻有我的鋼琴老師有些擔心，說：‘中國人吃大米，所以他們的眼睛都是細長、細長的，你在中國生出的孩子，眼睛也一定會是細眯眯的。’”
我們哈哈地笑了，格珍也笑了：“後來知道，當然不是那麽回事了。”
我想起了1990年，我和女兒曾在一個德國朋友家住過將近一年，每當我們做米飯時，朋友的父親也總會說：“你們吃米飯，所以眼睛是細長的。”看來這個說法不是那個鋼琴老師的一家之言。
我又問格珍：“那你爸爸媽媽為你準備了些什麽嫁妝呢？”
“丹麥沒有送豐厚嫁妝的傳統，不過我的父母確實送了我一些東西，你手裏拿的就是嗬。”格珍指了指我手中的茶杯。
我有些不相信地看了看眼前擺著的茶杯和托盤，又看了看桌旁其他人麵前的茶具，我們正在使用的這套瓷器完整齊全、看不到一絲裂痕、一小點兒缺口，它們竟然會是格珍父母送給她的嫁妝？！那可是70年的歲月、萬裏的飄零嗬！在大家的驚呼、讚歎聲中，悌忠急忙左左右右地拍下一堆照片。我們不知道是應該讚美丹麥瓷器的精良質品，還是應該讚美女兒對父母所贈嫁妝的這份珍愛和嗬護。我久久地、輕輕地轉動著手中散發著幽幽淡淡綠色的小茶杯，似乎看到了格珍父母慈祥的麵容。心中對自己說：不知道我的女兒將來是否會這樣珍藏我們送給她的嫁妝。
待我們的情緒複歸平靜，格珍又開始了她的敘述。
遠航上海
1938年的4 月21日，還差兩個月19歲的格珍從鹿特丹港上了寶隆公司旗下一艘叫做“拉蘭第亞”（Lalandia）的可搭少量旅客的貨船。格珍說母親病了，哥哥、妹妹都留在家中，隻有爸爸和她任英語家庭教師那家的一對老夫妻在港口為她送行。她跳著腳，朝著岸上的人們頻頻揮手。
拉蘭第亞號駛離了港口，岸上的身影漸漸模糊不清，最終和陸地一起消失在天際。那一刻格珍的心就像猛然拔去了軟木塞的香檳酒，興奮的滾珠泡沫一下衝出了胸膛：她將像丹麥的男人們一樣去遠航了，她將要去尋找那個她曾對著流星悄悄祈禱願終身相許的青年……！
格珍如果知道兩年後德國軍隊的鐵蹄將踏上她祖國的土地，再一年之後1941年的12月會爆發太平洋戰爭，寶隆公司的中國雇員因此完全失去了與本土的聯絡，整整八年之後，在中國生育了三個“上海孩子”的她才得以重返故鄉，她還會那麽歡樂嗎？我沒有問格珍，但是直覺告訴我，威德曼一定沒有告訴她一年前7月7日發生在北京的“盧溝橋事變”，也沒有說同年的8月，中國軍隊就在他工作的城市上海與日本軍隊打了一場“鬆滬戰役”。急切要娶到格珍的威德曼，實在沒有必要用中國和日本正在發生的戰爭去嚇唬自己的未婚妻。不是嗎？寶隆公司的輪船照樣往返於鹿特丹和黃埔港，寶隆的中國分公司照樣可以從中國采購到大量貨物，她的貨物也可以暢通無阻地在中國銷售。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正在進行的戰爭與丹麥人能有多大的關係呢？
寶隆公司一路細心嗬護著自己雇員的未婚妻，拉蘭第亞號停靠的每一個港口，都會有當地寶隆公司的人上船接格珍，陪她到岸上玩個痛快。她覺得未婚夫供職的公司真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自己的未婚夫也一定十分優秀，公司才會對他如此地垂青。她什麽也不憂，什麽也不愁，盡情地享受著神奇的、色彩斑斕的航程。在北非的地中海小港司法克斯（Sfax），——古羅馬帝國的“麵包籃”，她在沙漠中參觀了一個古羅馬鬥獸場遺址，遺址旁邊隻有一些窮困的阿拉伯人的村莊，完全沒有了往日的繁榮，但那巍然聳立的廢墟依然引發人懷古的幽思。穿過蘇彝士運河進入紅海後，蒼穹間綴嵌著的億萬顆星鬥，將海麵映得如晨曦般明亮；歐洲的星星從來沒有這樣的大，歐洲的星星也從來也沒有這樣的亮過。船在阿登港（Aden）加油時, 格珍還上岸看了場露天電影《王國的鑰匙》。夜空黑得沒有一絲雜色，象一塊巨大的緞子籠罩著天宇，四周是無邊無際的沙漠，萬萬千千的沙粒靜悄悄地睡著，無聲無息沒有一點聲響，空氣清新的讓格珍幾乎醉去。進入印度洋之後, 格珍天天在甲板上觀看飛魚和海豚在船尾從深藍色的海水裏一躍而起、嬉戲歡鬧，緊緊追趕著拉蘭第亞，不肯落後一步。在錫蘭，格珍覺得自己終於走進了古老東方的大門，她從未見過的棕櫚樹和那些說不出名字的奇異、絢麗的熱帶植物將海岸邊的山丘覆蓋得嚴嚴實實。
在海上航行了一個多月之後，格珍第一次踏上了真正意義上另一種國度的土地，拉蘭第亞號靠上了馬來西亞的吉隆波港。寶隆公司的當地經理到碼頭迎接船長，將格珍和船長一起作為貴客邀到自己家中。格珍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房子，如果可以稱作房子的話：屋體是用草編成的薕子搭成的，沒有窗戶，隻有一處的草薕是活動的，可以向上掀起形成一個通風口，屋頂房脊上吊著一個用棕櫚葉編的蒲扇，仆人用繩子拉動使屋中的空氣得到流動。第二天，經理的夫人帶格珍出去遊覽，乘的是人力車，格珍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交通工具。車夫把扶手放在地上，格珍小心地邁上去，剛剛坐穩，車夫就端起扶手飛跑起來。猝不及防的格珍嚇壞了，一個勁兒地喊：“不要跑呀，不要跑呀。”她越喊，車夫跑得越歡。格珍看著車夫的汗水如涓涓細流順著古銅色的脊梁流淌，心中十分地不忍：“我不著急，不要跑，不要跑！你慢慢走，慢慢走！”
“那個車夫一定以為我特別可笑，一定以為我是個瘋子。”格珍仍為七十年前自己不知所措的那一幕笑了：“後來到了上海看見滿街跑的黃包車，才知道就是要跑，哪裏有走著拉車的。”
我問：“到上海以後再坐這種車就不害怕了吧？”
“不，不。在上海我一般都騎自行車，不坐黃包車。”格珍認真地說。
我理解格珍這個獸醫家的女兒是不會習慣坐這種本應用馬拉，而實際卻由人在拉的車的。
拉蘭第亞號到達新加坡後要掉頭去曼穀，格珍隨寶隆公司航行的旅程到此結束了。船長告訴她，她將換乘一艘日本輪船，先到香港，然後就到達目的地上海了：“你就要看見日本猴兒（Japanese Monkey）了。”船長的口氣裏含有明顯的鄙夷。
拉蘭第亞號的司務長親自領著格珍上了日本船馬羅號（Maru），將她送到居住的船艙，認真察看了艙裏的陳設，拍了拍睡床，嘟囔著：“太硬、太硬。”十分不滿意而又無可奈何地走了。他走後格珍才發現，司務長給她留下了大包的巧克力、丹麥火腿和其他食物，這些食品一直到格珍結婚後很久才消耗完。
“我已經是公司的孩子了。”格珍開始漸漸地明白了一些寶隆的文化。
格珍隻說日本船果然很不舒適，雖然比拉蘭第亞大很多。對在日本船上的生活，她沒有一句評論。
馬羅號在香港停泊的那幾天，格珍被接到寶隆分公司經理的家中。香港丘陵起伏、鬱鬱蔥蔥，黃昏中，坐在分公司經理位於半山的宅第陽台上，一邊喝茶，一邊欣賞著維多利亞港灣的夜景，港口裏飄泊著許許多多的小帆船，船上人家正在做飯，一縷縷炊煙嫋嫋地從船尾散向空中。“真是美啊！”格珍用手在胸前作著波浪起伏的手勢，令我記起了在香港仔灣有過和她同樣的感受。不過想來，七十年前從半山俯瞰下去，沒有摩天大樓的遮攔，那景色一定是更美的。
最讓格珍心儀的是香港的商店。她在那裏為自己挑選了結婚的禮服，是一條粉色帶著美麗的花邊的拖地長裙，細小的紐扣從領口一直係到下擺，領口是方的，不高不低，留出一條項鏈的位置，短短鬆鬆的袖子，恰到好處地襯托出她光澤豐滿的胳膊。她還為自己買了兩條做客穿的裙子，後來在上海穿著它們，格珍引來多少羨美的眼光！
心滿意足的格珍再次返回馬羅號。1938年6月5日這一天，在一片興奮嘈雜的人聲中，格珍隨著突然激情洋溢的旅客們一起湧上甲板，她看到了深藍色的海麵上湧動著一條棕黃色的泥流，順著泥流的方向看去，那裏的海麵上一條、兩條、三條……出現了越來越多、張揚著橘色風帆的中國船。格珍意識到：上海近在咫尺了。在一條日本駁船的拖曳下，馬羅號緩緩駛入黃浦江，格珍看到兩岸平坦的三角洲蒸騰著淼淼的暑煙，白色霧氣後的景色徐徐嫋嫋看不清楚，一陣無以名狀的恐懼突然襲來，懾住了她的心：“我在做什麽？我怎麽會跑到這裏來？我不認識這個國家，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國家嗬！”與她比肩站著的是一個德國小夥子，可能感受到了她的異樣，問她：“你一個人跑到上海來做什麽？”“我要在這裏結婚！我要使我未來的丈夫快樂！”格珍立刻鎮靜下來，不假思索地回答。小夥子默默看了她一眼，掏出紙筆，寫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說：“一旦你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請和我聯係。”格珍已經顧不上再和他多說什麽了，她看見了高大英俊的威德曼。
說到這裏，老太太用雙手緊緊地捂住雙頰：“我那個時候真正地害怕了。我覺得自己真是個瘋子，一個地地道道的瘋子，做了一個愚蠢莫比的決定。再過兩天，船下這個人就要成為我的丈夫，可是我根本就不了解他呀！”
我們齊聲笑了，真切地感受到格珍當年的天真、不諳世事。我問：“你後悔過嗎？認為自己找錯了丈夫？”
“不，不。威德曼是一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丈夫。”格珍忙說。
“你還記得那個德國小夥子叫什麽名字，長的什麽樣兒嗎？他一定是愛上你了。”在大家的笑聲中我又問。
“記不得了，一點記不得了。他一定長得不大好看，否則我會有印象的。”格珍不禁也笑了，“但是以後我確實常常想起到他。我想他一定會被征招回國的，可能死在希特勒發動的戰爭中了。……”我們的情緒一下黯然了。
我對德國小夥子的發問，打斷了格珍連貫的敘述，待我要再撿起來，她的思緒已經到了坐進威德曼黑色的雙人座福特牌汽車，駛入了上海的大街。我失去了她對兩人相見的描述。不過格珍後來領我上樓，指給我看威德曼結婚那年的照片，一個太太帥氣的男人！柔軟的淺發是精心梳理的，向後背著，發蠟定住了它天生的卷曲，卻並不讓人覺得做作和不自然。寬寬的額頭依稀現出幾條淺淺的抬頭紋，顯出一種隻有成年男子才有的魅力。左眼睜得略略比右眼大些，左眉微微揚著，還是年輕人的俏皮，深含進眼窩的右眼飽含著深邃的柔情。鼻子不是那種棱角分明的挺拔，與向上翹起的寬厚雙唇相得益彰，給人一種篤厚和擔待的感覺。照片中的威德曼身上的西裝是深色的，看上去十分沉穩。格珍以前告訴過陳大哥，那天威德曼接她的時候穿的是一襲白色西服，手裏捧著一束鮮花，跳板還沒放穩，他就衝了上去，轉瞬間就出現在甲板上，一下把她緊緊地擁到懷裏，深深地吻了她。她第一次那麽近地看見了他的眼睛，是棕綠色的。她後來常常奇怪，兩個綠色眼睛的人生出的兒女，怎麽會都有藍色的瞳仁？
我能夠想象出這一對散發著熱烈青春氣息的西方青年，一定是吸足了甲板上的眼球。威德曼的那一吻，也許讓那個德國小夥子當場心碎，但必定抹去了格珍對未知前途的所有疑慮。
這就是上海
“你對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什麽呢？”
“我看到了戰爭。沿途街道被炮火轟炸得殘破不堪，人們衣衫襤褸，孩子們麵黃肌瘦。街道旁的窗戶裏衝出一股股噪音：嘰裏呱啦打架一樣男人、女人的聲音；一種西方人的耳朵聽起來像被踩了尾巴的貓叫般的歌唱；小販的叫賣、黃包車夫喝斥擋了路的人的吆喝；鏗鏘的鍋鏟和鐵鍋的撞擊聲……；格珍覺得全世界的聲音都湧到了上海大街。空氣中彌漫著說不清楚的混合著垃圾、腐臭和做飯油煙的令人難受的氣味，身體被一層潮乎乎、粘糊糊的濕氣緊緊地包著。一次威德曼的汽車被擁擠的亂七八糟的人、車堵住，無可奈何地慢下來，一個老婦人趴到了車窗上，敲著玻璃：“Wantee small girlie?”格珍看到她背後遠遠的地方立著一個瘦小的姑娘。“總的來說，感覺糟糕透了。”格珍說。
後來，在馬路上格珍看到了更多的苦難。四肢殘缺的老人和孩子比比皆是，人們住在硬紙板搭成的窩棚裏。生活穩定後，格珍與上海西方人中基督教的救世軍有了聯係，那裏的人告誡她千萬不能在大街上施舍，因為很可能那些乞丐們是被丐幫的頭頭們控製的。格珍又參加了丹麥婦女的慈善組織，幫助一些精神有問題的孤兒，這些孩子中的大多數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與中國女人生下的混血兒。孩子的母親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生下來就把他/她像一隻小貓一樣扔掉了，這些孩子在上海是不被當作人看待的。格珍痛恨有錢人對這些苦難的置若罔聞。她認識一對常年在船上生活的丹麥夫婦，他們沿著揚子江的口岸做生意。為了讓自己的女兒在船上的生活不寂寞，竟然花了兩個大洋買了一個中國女孩兒給她做玩伴。這個女孩子的腳是纏著的，雖然買來後就放了腳，但是腳趾已經變形，走不好路。那對夫婦給這個女孩子起名麗莎，一直像待小狗一樣給她睡覺的地方，給她足夠的食物，卻從不教她讀書寫字。
到了上海格珍才知道，外國人是生活在租界裏的，威德曼的丹麥同事和朋友們都住在法租界。法租界有為數不多的法國警察維持交通和治安，但更多的是越南籍警察，那時的越南是法國殖民地。上海早就被日本人占領了，西方公司的女眷都已經離開了上海，隻有男人們在這裏堅持工作。威德曼安慰她：“你慢慢會喜歡上這個城市的。”格珍說，她非常理解威德曼喜愛上海的原因：一個孤兒，得到公司的關愛，寶隆的上海商行就是他的家。在上海他有很好的工作，還交了很多好朋友，自然對上海有感情。可是從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出來的她，經曆的是一個漫漫的“釀造”過程，一直到離開上海以後，回憶起在那裏八年的生活，才讓她逐漸醒悟到自己是多麽地懷念那座城市，離開的時間愈久，這種思念就愈淳厚。
因為還沒有舉行婚禮，威德曼將格珍安排在一對丹麥夫婦家暫住。格珍記得那家的屋頂上掛著個大大的吊扇，呼呼轉動的扇葉，絲毫吹不去空氣中的濕氣，汗悶在身子裏發不出來，將人熏蒸得實在難受。
那晚，格珍睡在友人家一張大大的木床裏。木床四周有四根高高支起的柱子，柱子間橫架著細棍，撐起一張薄薄的帳子。透過帳子頂部可以看到那個呼呼晝夜不停地旋轉的吊扇。格珍畢竟是累了，近兩個月的旅行終於到了“家”，再不舒服，也早早地進入了夢鄉。
清晨，格珍被輕輕的響動驚醒。睜開了眼，赫然看見一位身著挺括長袍，衣領一直係到下巴的中國男子侍立在門首。在格珍眼裏，這個中國男人可以稱得上英俊，兩頰刮得光光的，頭發梳理得十分整齊，彬彬有禮，十分有尊嚴的樣子。那男人托著一張巨大的銀盤，看到格珍醒來，輕輕地走進屋內，將盤子放到桌子上，又同樣輕聲地說：“夫人，這是你的早點，請慢慢用。”
盡管父親是丹麥有名的獸醫，格珍家的生活並不奢華，如此精美的餐具她在家鄉從未見過。銀盤內除去瓷製的碗和碟子，整齊地、按著嚴格的次序依次擺著銀製的刀、叉、勺子，盤中間銀製的小托杯上端放著一枚雞蛋，旁邊立著小巧的、也是銀製的鹽罐、胡椒罐，放牛奶的容器、放糖的小缽和顯然裝滿咖啡的壺也都是銀製的。這真是一個與昨天格珍從港口到租界一路上看到的那個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西方人的世界。
後來，格珍知道了那個送食品的男子叫“領班”，一般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家中除了雇用這麽個領班，還會再用一個做粗工的男人，叫“苦力”，洗洗涮涮的家務活或者帶孩子，另有叫“阿媽”的女傭作。這些人不是上海的城裏人，都來自附近的鄉下，他們是沒有假期的，從早到晚不停地幹活，毫無怨言。偶爾會有家裏人從鄉下來探望，或者有妻子較長期地住在城裏，但是不會在主人家過夜。他們唯一可以請假的理由就是家裏有人病了或者死了人。格珍說她家的阿媽每次請假都會說祖母病故了，格珍笑著說：“我不知道她有幾個祖母，反正她的祖母死了很多回。”條件好的家庭還會另雇廚子，否則領班兼司廚師。領班不但負責采買、統領一班傭人的工作，主人還將所有仆人的工資交給領班，由他分發。傭人們的分工是精細明確的，領班一般幹的是伺候主人和主人的客人那些“上台麵”的工作，他絕對不會去幹打掃衛生、清理垃圾、搬動家具等等那些苦力幹的粗活，如此就失去了領班的尊嚴。有那麽一天，格珍的阿媽晾在平台鐵絲上的衣服被風吹到了地上，領班和格珍恰好都在那裏，衣服就掉在了領班的腳下。領班瞥了一眼轉身下樓，叫來了苦力，苦力將衣服撿起重新掛在鐵絲上。領班紮紮實實地給格珍上了一課：“等級的尊貴”。她真是慶幸自己沒有彎腰去撿那幾件衣服，否則自己在傭人麵前將丟盡臉麵。而苦力也決不會去幫阿媽幹那些縫縫連連、洗涮漿熨的女人活，那樣就丟了男人的體麵。西方人家的傭人無一不是由別家或自家已經雇傭的仆人介紹而來的。格珍說，無論你家裏需要個什麽樣的人，他們都會說：“太太不用著急，我去給你找。”登廣告找人的事情是沒有的。苦力如果幹得好是可以升成領班的。格珍後來的領班王先生，就是在他們家從苦力幹起，後來成了領班。格珍說：那些中國人真神奇，如果你們家突然來了不速之客，主婦慌了手腳，這麽多人可如何來得及準備晚宴招待？領班就會跟你說：“不必著急夫人，一切都會安排好的。”他會立即動員主人居住公寓裏的其他家的領班和廚子，各色食品會魔術般轉眼之間進到你家的廚房，一頓豐盛可口的晚宴在不慌不忙，不動聲色之中按時擺上了飯桌。
第二天，這家朋友的主婦帶格珍逛了大上海。她們第一天逛的是亞提路（Yates），格珍記得那裏有許多可愛的小商店，她零零碎碎地買了些結婚用的小東西。
“你哪裏來的錢呢？是你父母親給你的，還是威德曼給你的零花錢？你怎麽知道中國錢的麵值呢？”我好奇地問。
“威德曼告訴我買東西時隻需告訴店主他公司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店家就會把我買的東西記下來，每月底店家將帳單送到寶隆公司辦公室，由威德曼負責結帳。”格珍又補充說：“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都很少用錢，買東西都是用的這種賒賬方式。店家從未記過濫帳。威德曼後來總說：‘與中國人做生意不需要合同，有了口頭承諾就有了一切。我在中國做了那麽多生意，沒有寫過一紙合同，從未有人賴過賬。我的第一紙合同是在美國簽的，也就是那一次對方沒有照單付貨。’”
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個“天方夜譚”！
格珍認真地說：“我丈夫離開中國後一直念念不忘中國人的誠信：‘我一輩子最相信的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從不騙人。哪怕隻剩下一個銅板，我都會交給中國人。’”
我苦笑了，心中的慨歎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
格珍結婚一年以後搬到了一個較大的公寓，是一幢公寓樓三樓的兩層亭子間。格珍清楚地記著它的地址：Joffre街1218號。房主是個法國人。不過格珍從來沒有見到過他，房租都是丈夫打點，仆人們的工資也是丈夫打點，丈夫那個時候的工資有多少，她都說不太清楚，總之，威德曼讓她過的是一種萬事不操心的日子。領班替她管家，苦力包下了家裏一應俱等的雜務，有廚師做飯，有阿媽洗涮。格珍也懂得了用這些人的規矩：自己不能直接指揮苦力，要他做事，需通過領班安排，阿媽則可任由她使喚。
格珍和丈夫住在前邊的房間，那裏有起居室，客廳、飯廳、書房、睡房、浴室和衛生間，這些房間的盡頭有一個小過道通公寓的後側，傭人們住在後邊。他們隻在幹活的時候過到前邊，從不打擾主人的生活。主人在飯桌上聊天，或者家中有客人來聊天，或者主人夫婦發生了口角，他們從不插嘴，從不事後發表意見。他們和主人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卻嚴格守護著兩個不同世界的邊界。
我不禁好奇地問：“你和傭人們是如何交流的呢？用英文還是用上海話。”
格珍說：“他們都會說英文，但是他們的英文很奇怪，比方說，一切都是有歸屬的，什麽名詞的前邊都要加上一個belong。譬如：我的女兒，他們會說girl belong Missie.；我的丈夫，他們會說man belong Missie.；廚房的刀子，他們會說knife belong kitchen。”我想，大概這些傭人把belong當作of 用，在他們看來誰“的”什麽人，哪裏“的”什麽東西，不如用belong——屬於誰，屬於哪裏來的更明確和毋庸置疑。
“再比方，什麽詞後邊都會加一個side。譬如：topside，downside，homeside，下雨叫too much water come downside。”我想，如果格珍懂中文就不會奇怪了，因為中國人會說“上邊”，“下邊”，“家裏”，至於下雨，當然最形象的說法就是“太多的水從上邊掉下來了”。
上海人將這種自創英語稱為Pigeon English（洋涇浜英語），可我卻真是佩服這些沒有文化的鄉下人的聰明才智，能將中英文合璧簡化到如此自己易記、主人能解的程度。了不起的創造！
格珍說這些鄉下人聰明得不可思議。他們不識字，可是不管多麽長的西餐食譜，你隻要教廚子一次，他就記住了，下次再做保證一絲不差。領班上街采購，不管你讓他買東西的單子有多長，他都會一件不漏地給你買回來，並且一樣樣地將帳報給你。格珍說有這些中國人比著，覺得自己不能顯得太笨了，就也下功夫訓練自己的記憶力，上街買東西決不開單子，一定要把每樣東西的價錢用心記下來。她後來到了美國，美國朋友總是驚訝於她記憶力之強。格珍說，他們如果見了那些不會寫字的中國人，不知要詫異到什麽程度。
在威德曼和格珍布置新居的時候，格珍對中國人的聰穎和智慧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給領班介紹來的木匠看了一張意大利複興時期雕花書桌的照片，這個木匠不但照圖用中國的茶木做了一張幾可亂真的書桌，還憑感覺配了一張椅子。哇！
我對這些在西方人家工作的“鄉下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問格珍：“除了幹活，他們不和你說說家裏的事情？”
“不，從來不。隻有我家的阿媽跟我的孩子們嘮叨她的故事，但那是唯一的故事。每次她給孩子在浴缸裏洗澡，孩子不聽話，在缸裏玩水，阿媽就會說：‘阿媽有一個胖兒子，阿媽的胖兒子在船上玩水，一下掉到水裏就淹死了。’”
“‘阿媽有一個胖兒子，阿媽的胖兒子在船上玩水，一下掉到水裏就淹死了。’下次她還會這樣講，這個故事反反複複地講，我不知道她為什麽老講這個故事。”格珍說。
我心中黯然：萬事不愁的格珍嗬，你如何能理解阿媽心中的苦。我想起我們家的老阿姨。日本鬼子占領了武漢，在逃難中她的丈夫過了橋，橋被炸了，把她和兒子留在了日本占領區。阿姨領著兒子給人幫工，兒子四歲病了，沒錢治，就死了。格珍的阿媽看著格珍健康愉快地生活著的孩子，怎麽能不時時想起自己死去的孩子呢？她一定是漁民的老婆，大人們在船上忙於活計，將孩子一個人丟在甲板上玩，一不留神孩子就掉進水裏了。
格珍說她的阿媽對孩子們很好，她請她和孩子們睡在一個房間裏，阿媽很惶惑地說：“夫人這可不行，我身上不幹淨的，有臭蟲。”格珍同她一起走進她的房間查看，阿媽使勁地拍拍床板，就有臭蟲劈劈啪啪地掉到地上。
我問：“你為什麽不幫她打打臭蟲呢？”
“那是她的生活，我怎麽能夠幹涉？”格珍說：“我家原來有一個廚子患了眼疾，他老是去看中國醫生，脖子上常常被掐出一塊塊的紫色，也不見好。我就告訴他應該去看西醫，我會替他出錢的。我說了一次又一次，他就是不肯去，後來他突然不辭而別了，從此我再也不幹這種幹涉傭人生活的蠢事。如果阿媽不小心割破了手，我會關心她，讓她不要幹活了。如果我不小心劃破了手指，她也會拿起我的手察看，心痛地說：‘夫人好可憐啊！’男傭若生了病，他們會對我說：‘夫人，給我一點阿司匹林好了。’我就給他阿司匹林，僅此而已。”格珍大笑著說：“德國貝爾公司一定在中國贏利不菲，因為不管得了什麽病，他們隻要阿司匹林，在他們看來阿司匹林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難道你和他們就沒有更多的交流嗎？”我追問，總有些不甘心，想更多地知道點兒故事。
格珍不高興了：“年青人，我發現你和我生活在兩個時代，你根本不理解我們那個時代的事情。要知道殖民地時期的文化是：‘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方決不能混到一起’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我們不會像現在的美國人一樣，對什麽人都勾肩搭背，熱熱乎乎。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我們如果對他們過於親近，他們會覺得自己失了操守；他們要是過於熱心於我們的難處，我們會覺得侵犯了我們的生活天地。個人的問題自己去解決。”
我立刻意識到了自己的粗心，全然忘記了格珍骨子裏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但是老太太的一句：“年青人” ，還是讓年過半百的我感到十分的受用，似乎也就抵消了問錯話的尷尬。隻是告誡自己：下邊要掌握好問題的分寸，不可太過造次。
日本人來了，好日子沒了
1939年的7月4日，格珍的大女兒出生了，替她接生的美國醫生說：“夫人，祝賀你，孩子生在這麽個好日子裏。”格珍不知道為什麽那天會是個好日子，以後到了美國才知道7月4日是美國的獨立節。
初秋全家人第一次離開上海度假，去了日本。格珍對日本城市的印象不錯，戰爭之中，保持得仍很幹淨，到處裝飾得像花園一樣美麗。女人們都身著色彩鮮豔的和服，彬彬有禮。男人們多著黑色和服，遠不如日本女人們讓人喜歡，一個個露出一副自以為是，粗魯無禮的表情。格珍一家人住在長崎附近一個叫雲仙嶽的山上溫泉旅館，房間的地板上鋪著竹席，收拾得清清爽爽。他們去山上玩，漫山的楓樹，紅葉遍野，在上海困了一年多的格珍在這樣的環境裏自然感到豁然開朗。她毫不猶豫地決定，下次休假還來這裏。
冬天的時候，他們全家又去了日本。時隔僅幾個月，在長崎過夜，旅館裏竟然沒有熱水供應了，也沒有取暖的火，吃飯的時候，他們凍得連刀叉都拿不住。離開日本的時候，人人要查大便，說是預防霍亂。威德曼聰明地將女兒的大便分成三份，蒙混過關。但是行李的檢查可沒有這麽容易，他們所有的箱子都被日本人底兒朝天地翻了過去，孩子的用物，大人的衣服，被那些髒手一件件地抖落開察看。這還不算，海關官員竟然要求他們交出身上所帶的一切首飾。當那個日本人示意威德曼和格珍摘下手指上的結婚戒指時，威德曼終於忍無可忍，大聲抗議起來。那個日本人對他的態度根本不屑一顧。格珍隻好施展了女人的柔術，懇求那個日本人放過他們：“這是我一生中隻能擁有一次的信物，求求你讓我留著她吧。我們是丹麥人，不是你的敵人嗬。”結婚戒指保留了下來，但是其他首飾被悉數收繳。看來日本人發動的這場戰爭，已經將自己的國家拖住了，能源短缺、物資短缺到了不顧臉麵地開始勒索外國遊客。
這次他們把阿媽也帶去了。回到中國，阿媽一臉得勝者的笑容：“日本人以為他們的房子比我們中國人幹淨。哼，幹淨什麽！說我們中國人有臭蟲，他們日本到處是跳蚤！”
轉過年，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格珍的生活。1940年4月9日德國人占領了丹麥，這是自公元985年丹麥形成統一王國後，第一次被侵略者踏上了她自由獨立的國土。丹麥國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旗，丹麥人稱她為“丹麥人的力量”。傳說中，公元1219年丹麥國王瓦爾德瑪率軍對愛沙尼亞異教徒征戰，在隆達尼斯戰鬥中，丹軍陷入困境。突然，一麵帶有白十字的紅色旗幟從天而降，天宇中轟鳴著一個聲音：“抓住這麵旗幟！抓住她就是勝利！”在這麵旗幟的鼓舞下，丹軍奮勇作戰，轉敗為勝。從此白色十字紅色襯底的旗幟便成為丹麥王國的國旗。而此時，丹麥的國旗被侵略者踩在了腳下。寶隆公司總部立即通知她麾下的所有船隻停止返回任何丹麥港口，各自為戰，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能力，繼續運營於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丹麥通過歐洲大陸與中國相連的鐵路運輸也中斷了，這意味著陸路郵遞也不通了，威德曼所在的上海分公司失去了與總部聯絡的一切途徑，全體雇員的薪金來源斷了，陷在了上海這座孤島裏。由於丹麥政府沒有組織武裝力量抗擊德國侵略者，日本人將在中國的丹麥人定義為“友好的敵人”。威德曼自此每當看到格珍無憂無慮的笑臉，就會說：“你根本不知道情況有多麽糟糕！”格珍說：“我怎麽不知道呢？我再也沒有接到過家人的來信，我是多麽惦念著他們在德國人統治下的生死。難道必須因此而每天愁眉苦臉嗎？日子總要過下去嗬。”
這年的夏天，他們一家還是出去度了假，當然不會再去日本，他們從上海乘船去了青島。這次旅行的經曆令格珍終身不忘。在青島下船之前，上來了日本醫生，又是要預防霍亂，檢查大便。這次再沒有蒙混過關的機會，日本人把所有西方旅客趕到一個大船艙，不論男女老少，一律當場脫下褲子，轉過身去，蹶起臀部，一個日本人拿著根細管子挨個兒插進肛門取樣。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侮辱！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野蠻！！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卑鄙！！！
老太太說：“1988年我去中國旅遊，看見很多中國人和日本人做生意。我問他們：‘日本人當年那樣對待你們，你們怎麽可以和他們做生意？’”
“那些中國人說：‘可是，和他們做生意可以賺錢。”老太太看著我們，搖了搖頭，又搖了搖頭，歎了口氣，又歎了口氣。
我什麽也答不上來。我原來在中國使用的家用電器都是日本貨，盡管我對日本政府深惡痛絕，可我還是使用它們。可慶幸的是，現在中國的電器從電視機、電冰箱到洗衣機，全比日本的便宜、比日本的適用，大家都在使用國產貨了。我想格珍如果再去中國，是會看到這些的。
1941年12月8日淩晨5點，格珍和丈夫被一聲巨響驚醒，旋即一切轉歸靜寂，他們以為隻是個炸雷。8點鍾起來打開收音機聽無線電新聞，才知道日本人把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英國軍艦給炸沉了，並且衝上了美國軍艦威克號，威克號的船長不及發令還擊，已經成了日本人的俘虜。隨後又從廣播中知道，前一天日本人突襲了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日本人進入了法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西方人的汽車收走，砸扁了運回日本造炮彈。威德曼早已不能開車上班了，因為根本沒有汽油的供應，他索性把車賣了，因此躲過了這一劫。但是，他們終未逃過更徹底的劫掠。有一天日本人衝進他們的家，拆去公寓內所有的暖氣片，也拉回日本造炮彈了。格珍終於明白，戰爭這回是真地到了自己頭上。
寶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經理決定將公司庫存的貨物全部出手換成現金，分給公司的雇員們，讓大家各自設法生存下去。威德曼堅決反對這一做法，他對經理說，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很快就會有可怕的通貨膨脹，錢將迅速貶值。我們應該保存下這些貨物，量需而出，每月賣出一些貨物，隻要得到的錢夠用了就行。有這些庫存的麵粉、棉籽餅、絲綢，我們一定能夠熬下去。威德曼堅信這場戰爭不會拖得太久了：德國軍隊深入蘇聯腹地，日本人在太平洋向美國人宣戰，軸心國的戰線已經拉長到快繃斷的地步，他們的末日不會太遠了。威德曼的頭腦顯然超出了他的頂頭上司，經理全盤接受了威德曼的意見。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多麽英明的決定！格珍保存完好的舊帳本上記著：1938年36個雞蛋，2元； 1944年一個番茄醬罐頭，17000元。
一天威德曼抱了滿滿一箱威士忌回家，格珍驚叫起來：“你瘋了！花這麽多錢買這樣一箱沒用的東西回來！”
威德曼說：“酒是戰時最好的投資，你等著看吧。”
格珍後來對威德曼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他們有了第二個寶寶、第三個寶寶之後，就是靠了這些酒，給孩子換回了奶粉。到了1945年要用小車推著紙幣上街買東西的時候，威士忌也一直沒有貶值。
我不禁好奇地問：“什麽人在那個時候還有錢買酒喝？”
“日本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嗬，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威士忌可以$50賣給他們。”
威德曼每天騎著自行車到設在英租界廣東路上的辦公室去上班。上班的內容就是如何銷售和銷售哪些庫存的物資，如何將銷售所得收入和庫存的食物分配給公司雇員。相對來說，他們的日子比英國、美國和荷蘭籍的朋友們要好多了，他們的一些在英美煙草公司工作的朋友被日本人抓進蘇州的監獄，威德曼他們的工作因此又包括進給這些朋友籌措食品衣物，設法給他們送到蘇州去。
格珍的生活也變了，她每天一早起來就要到處打探消息，看看哪裏有黑市（black market），哪裏能買到什麽東西，然後就騎了自行車去找。格珍不為自己的安全擔心，她說：“盡管大街上到處都是乞丐，很多人就橫臥在街頭，可是我從來沒有遭遇過搶劫，所以不害怕一個人出門。威德曼對我說，寶隆公司在南美洲工作的人會經常被搶，其實那裏人們的生活比中國人好多了。”
格珍這樣出門尋找食品，有時一騎就是一個多小時，運氣不好還會撲空。為了怕自行車被人拿走，每天回來，格珍要將自行車抬到三樓的家中，她清楚地記得上下一次一共要走85級台階，而那以前她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的家在多少台階以上。
我問：“黑市是什麽樣的呢？”
格珍說：“好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他們怎麽也理解不了什麽叫黑市。其實黑市根本就不是一個市場，什麽也不存在的。黑市是個無形的概念。他也許是一個人，也許是一個什麽地方，反正凡是能夠用高價買到食品的去處，都叫黑市。”
我想了想國內三年困難時期，偷偷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在馬路旁賣雞蛋的農民，提著籃子悄悄叩一樓住戶的窗戶問要不要田雞的孩子，我們在三線工廠時到老鄉家用糧票換雞蛋，在那時，這些統統都叫“黑市”，它們不是個什麽固定的地方，更不是個什麽市場。格珍對黑市的解釋實在確切。
“有一次，我買到了一小小包花生米”，格珍將雙手捧在一起，我看出就是兩掌合在一起的那麽大點小包，“我那天回家後高興極了，因為聖誕節可以用這一小包花生給孩子們做花生餅了。”
傭人的尊嚴
此時，格珍已經在中國呆了三年多，早就了解了與傭人們相處的文化。還是在她剛到上海不久的時候，主持她和威德曼結婚晚宴的大北方電信公司的經理威爾遜先生就曾教過她：“如果你發現替你買東西的領班從中揩了油，你一定不能說穿，因為每家主人都應該容許這種‘揩油’，這是個不成文的規定。但是如果領班過於貪心，不是‘揩油’而是‘倒油’了，你就要告誡他，但是切不可說他中飽私囊，一定要給他留麵子。有一次我的領班一個月報了七十磅的糖錢，這可是太過份了，我就拿出一塊錢對他說：‘咱們家廚房一定是有了耗子，請去買一個耗子夾來。’以後我們再沒有一個月吃去那麽多的糖了。”可是到了需要格珍親自千辛萬苦地去尋找食品，每一個月的所得都要精打細算的時候，麵子就實在有些顧不得了。
格珍先是想到公司分配和黑市上買到的食物必須要鎖起來，使用多少拿出多少，不能由著廚子取。可是那時的上海已經沒有地方去買櫃子，想來想去，想到了徐家匯教堂辦的孤兒院，那裏的男性孤兒是學做木工的。她和威德曼跑了去，果然買到了一個大而堅固的櫃子，配了把鎖。吃烤肉那天陳大哥跟我們講過這個櫃子，進到老太太家，我第一眼就認出了它，隻是不好意思剛進人家，就直衝過去細看。這個櫃子就在我坐的地方的後邊。這時我推開椅子站了起來，走到櫃子旁問：“就是這個櫃子？”格珍說：“就是它。”
我又問：“你把它從上海帶回丹麥，又從丹麥帶到美國？”
“是啊。”格珍說。
悌忠也湊過來好奇地細看這個古董。《三國演義》的連環畫他小時候是爛熟於心的，一下就說出了下邊兩扇門上畫的故事：左邊是“長阪坡趙雲救阿鬥”，右邊是“虎牢關三英戰呂布”。
老太太將兩手一拍：“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上邊的故事，你是第一個人，太有意思了。你一定要用英文替我寫下這兩個故事。”
臨走告別時，悌忠給老太太遞過去一張紙：“故事都寫在這上麵了，我的英文書寫不大好，希望你能看懂。”這個認真的悌忠，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寫的。
我們又回到圓桌旁，我說：“櫃子上的鎖沒有讓你的傭人們感到難堪嗎？你這明顯是不信任他們。”
“這有什麽，在那種時候，主人鎖上自己的東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噢，”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麽：“有一次我取出兩磅麵粉、一磅黃油、半磅糖，請廚子做餅幹。過了一些時候，我去廚房察看，看見桌子上隻放著一小桶餅幹，這令我十分地生氣，但是我什麽也沒有說就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我又轉回去，看見那一小桶旁邊隻又增加了另一小桶餅幹。這下我忍不住了，對廚子說：‘兩磅麵粉，一磅黃油，半磅糖，怎麽隻做出這麽一點點餅幹？’廚子對我做了個手勢：‘其餘的從煙囪裏蒸發了。’我氣壞了，顧不上什麽麵子不麵子了，直看著他的眼睛說：‘我不認為會是這樣。你說呢？’”
我看著格珍，想不出廚子會再怎麽回答。
格珍說：“他緩緩地回答：‘夫人，我想我是應該走了。’他脫下了圍胸。我想他很好地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因為他不能讓我說出那個‘偷’字。他知道以前遇到這種情況我不會說的，可是那一天，我會說出那個難堪的字眼兒。”
“他走的時候跟你再見了嗎？你後來又另雇了一個廚子？”我問。
“沒有，”格珍想了想說，“我想我沒有再見到過他。我不知道他什麽時候走的。以後我也沒有再雇廚子，從那時起開始自己做飯，我已經不能夠承受任何人再來楷我的油。”
實際上即使這個廚子不犯錯誤，不久後格珍也必須解雇他了。因為冬天來臨，被日本人拆去了暖氣的公寓冷得不行，其實有暖氣也早就沒有了燃煤供應，格珍放棄了使用其他房間，全家人搬進了一間屋子，在那裏生了一個帶煙囪的爐子。威德曼從公司的倉庫裏領出一些棉籽餅充當燃料，格珍就在這個爐子上做飯，兼顧取暖。後來格珍在公寓後側的平台上，自己用木盒種上西紅柿、萵筍和土豆，還學會了用黃豆磨豆漿，給孩子們補充營養。
“你的傭人們在那時候表現得怎樣呢？越來越顯得窮困？衣裳也越來越破爛？”我又問。
“不，他們一直與以前一樣。領班的臉永遠刮得光光的，長衫熨得十分挺括，苦力和阿媽的衣服也總是幹幹淨淨。他們總是神態安詳，似乎戰爭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一直細心地保護著自己的尊嚴。”格珍突然又想起了什麽：“對了，為我丈夫公司看守倉庫的都是中國人，他們知道倉庫裏存的都是市場緊缺的麵粉、咖啡、綢緞，但是倉庫裏的東西從來沒有失竊過。我和威德曼永遠忘不了他們的誠實和忠厚。”
五味俱全的孤島生活
那時日本人每月給他們一人供應一鬥米，悌忠後來拍下了那隻格珍珍藏的，她稱作“鬥”的量器，我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鬥”，我們所知道的“鬥”根本不是那個樣子。就是用那個鬥，格珍領來每月的供應，將米分給傭人們。因為他們一家隻吃麵粉不吃大米。她送給傭人大米的時候說：“你一定不能光吃大米，一定要吃蔬菜，否則要生病的。”格珍說：“他們就是不聽我的話，結果後來都生了口瘡，牙齦流血。然後就跑來向我要那靈丹仙藥阿司匹林，我真拿他們沒有辦法。”
我心裏說：格珍嗬，他們在那時候有大米吃已經上了天堂，“營養”這個詞在戰時中國老百姓的字典中是沒有的。
1941年的聖誕節後，格珍一家詞典中的“衛生”、“文明”也不得不改變了詮釋方法。解完小手，馬桶不再衝刷，隻有大便之後，才衝。洗澡水是孩子先用，格珍再用，然後阿媽用，最後是威德曼用。錯了，最後是馬桶用！哈！晚上沒有了舞會、聚餐，全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裏，被窩裏放一個熱水煲，不脫襪子，帶著手套早早入睡。耗子也成了家裏的常客，而且是耗子精，威德曼和格珍用盡了誘惑、堵截，窮追猛打等各種戰術奈何它不得，它能叼走老鼠夾裏的那粒花生而毫發無損。一天，一個猶太人叩開格珍的門，向她兜售白糖，突然張大了眼睛從格珍的肩膀向室內看去，輕聲說：“夫人，你房間裏有一隻大耗子。”格珍毫不在意地說：“沒錯，我知道。”猶太人直直地看著格珍的臉，不能相信：這年頭會有人在家把耗子當寵物養。
格珍一家是幸運的，他們的一家丹麥朋友的男孩子死於狂犬病。大人們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了一隻半死的老鼠，顯然孩子是讓老鼠咬了。
1944年上海的日本軍營開始時時遭到美國飛機的襲擊，日本人在租借區也用沙袋壘起了工事，戰爭近得伸手可觸。炸彈是不長眼睛的，誰敢保證不會有一顆被誤投到租界呢？留在上海的丹麥女眷們開始了戰場急救訓練，學習如何包紮傷口，如何用擔架運送傷員。因為格珍此時懷上了第三個孩子，訓練班就設在她的家裏。
1945年的1月4日這一天，格珍感到不舒服，請求威德曼不要上班去了。威德曼說不行，他們要開會研究打井的事情。因為那時上海的供電、供水係統已經是一片混亂，公司計劃挖一口井，存一些水，以防一旦斷水、斷電，大家還可以活命。格珍說，她一直無法習慣寶隆文化的這一麵，覺得寶隆公司給她的雇員統統洗了腦，讓他們永遠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把自己的家庭放到第二。到了晚上，格珍感到情況不妙，趕緊叫領班出去找車。待車找到，威德曼也恰恰進了家門。黃包車夫拉著格珍和威德曼往德國醫院跑。英國醫生和美國醫生早就離開了上海，格珍第三次懷孕後一直在一位德國醫生那裏做產前檢查，這個醫生是因為憎恨納粹而逃出來的，醫術好，人也善良。入暮的上海一片漆黑，到處是炮火轟炸的破磚爛瓦，一派死寂，車夫在路上飛跑著。到德國醫院還要過一座橋，格珍在心裏默默祈禱：“千萬不要碰到轟炸，千萬不要碰到轟炸！橋可一定要在，橋可一定要在！”她想著那橋要是已經被炸了，她就到不了醫院了，就要死在路上了。幸好一路沒有發生任何故障，到了醫院門口，威德曼和黃包車夫開始“哇啦，哇啦”，格珍等不及了，說：“你在這裏‘哇啦’，我自己進去了。”她走到電梯門口，開電梯的中國工人一看她的樣子大驚失色，說：“夫人，你的情況可不好。”格珍說：“我是不好了，趕快。”工人挽扶著格珍進了電梯，到樓上開了門，迎上來的兩位護士一個抱起格珍的雙腿，一個架起她的胳膊朝產房衝去。五分鍾後，一個健康的女嬰呱呱落地。護士、醫生不知道格珍懂德文，用德文生氣地說：“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個什麽東西，能夠讓太太這個樣子自己走到醫院！”格珍說：“不是的，丈夫和我一起來的，他正在樓下和車夫‘哇啦、哇啦’。”
“什麽叫‘哇啦、哇啦’嗬？”我有點猜不出來了。
“就是討價還價嗬！”
“嗬，都什麽時候了，威德曼不趕緊照顧你，還有心思討價還價？！”我有點像那兩個醫生、護士一樣氣不忿兒了。
“當然要討價還價了，哪能不講價錢呢？”格珍沒有一絲責怪丈夫的意思。“你不知道，那個時候在上海你要是不討價還價，人家會以為你神經不正常，不會做生意。不管買什麽東西，作什麽事情都要‘哇啦、哇啦’，直到那個人說：‘賠了、賠了，這個價錢我賠了’，你就知道這個價錢差不多了。”
“你那邊在樓上都生了孩子，他那邊還要在樓底下‘哇啦、哇啦’？”我還是有些難以置信。
“就是要這樣的，就是要‘哇啦、哇啦的’。”格珍極其認真地回答我。
我可實在佩服商人妻子對丈夫的理解和耐性了。
“你不知道威德曼多有意思，”格珍又說，“後來我們回到丹麥，後來又到了美國，在像Macy's這樣的大商店，他也跟人家‘哇啦、哇啦’，以為全世界都要遵守上海的規矩‘哇啦、哇啦’。”
我們不可抑製地哈哈地笑出眼淚。
“威德曼是用洋涇浜英文‘哇啦、哇啦’，還是用上海話‘哇啦、哇啦’？”
“當然是上海話了!”格珍不無驕傲地說。
“對了，我的大女兒也學會了‘哇啦、哇啦’。”格珍談興來了：“那天我和阿媽兩人搞錯了，她以為我接，我以為她接，結果我的大女兒從學校出來，左右等不來人，就自己攔了一輛黃包車回家。我正在家裏著急，不知怎麽辦好，忽聽樓下一陣‘哇啦、哇啦’。打開窗戶一看，女兒正站在樓門口的台階上，用一口流利的上海‘哇啦’一本正經地和黃包車夫討價還價。我第一次知道女兒原來已經可以說上海話了。”
我們又是一陣“哈哈哈哈……！”
“我的小女兒可完全不行。”格珍對這個話題意猶未盡：“一次我回丹麥看她，路過一個中東人開的商店，她看上一個非常好看的茶幾，人家開價1100元。她身上沒有那麽多錢，我說：‘沒關係，我來幫你‘哇啦、哇啦’。她著急了：‘你哇啦、哇啦，要是來了別人買走了怎辦？我得去銀行取錢。’我就趁她走了的時候，開始跟店主‘哇啦’，心中打算討到800元時，就買下來。好不容易談到了900元錢，店主說要問一下老板。正在打電話的當口，我的女兒衝了進來，聽到那人對著話筒說：‘我說要1000元，’下邊接著的其實就是‘這個買主要出900元，您看行不行？’可我的小女兒一聽到1000元，立即將錢遞了上去：‘我這裏有1000元’。待我們買了茶幾出來，我這個生氣啊，我說：‘我已經講好了900元，就讓你給攪和了。’女兒倒隻顧得喜不自勝。我說：‘要個車回家吧。’她說：‘太貴了，我們坐地鐵回去。’”
“你看，多花100元她都不在乎，現在又要省錢了。”
“我們兩人像傻瓜一樣抬著個茶幾在大街上走，一路上人們直看我們。我隻好放下茶幾，坐在上邊對那些人說：‘我腿腳不好，買了個條凳，走一會兒，歇一會兒’。”
這一下爆發的笑聲一發不可收拾，直到肚皮疼。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進行了嚴格的新聞管製，格珍和朋友們能夠看到隻是日本人印刷的一種僅有一張紙的英文報紙，裏麵的內容總是軸心國節節勝利之類。威德曼從公寓的後窗偷偷將一條電線接到後街上一個更高一些的建築上，充當天線，因此家裏的收音機可以聽到德裏的廣播，得到些同盟國的消息。1945年8月的一天，威德曼讀著日本人印的小報，一目十行地看過正麵就翻到背麵，眼睛突然死死地盯在了隻有短短四行的一條小消息上：“一顆原子彈落在了日本！”威德曼一下跳了起來，瘋了似地搖著手中的報紙：“戰爭到頭了！”他們迫不及待地將收音機調到德裏的播音波段，消息被證實了！但是不是一顆，而是兩顆：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後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美國對上海的空襲旋即停止，8月15日日本人在投降書上簽字。
第一組美國人的吉普車出現在格珍所住的Joffre路的那一天，整條街的西方人全瘋了，女士們、先生們全擠到沿街公寓的屋頂上，從那裏把花、胡蘿卜，所有能夠找到的東西沒頭沒腦地向美國人扔下去。
大批的美軍很快登陸上海灘，大街上充斥著嘻嘻哈哈、無所顧忌、恣意歡樂的美國水兵。這些身穿白色軍服，披著藍條風肩的大男孩兒們開著吉普車滿大街橫衝直撞。格珍說，那些男人一定是快一個世紀沒有看見白種女人了，看到她們那些歐洲女眷的時候，脖子伸得像烏龜，嘴巴張得像鱷魚：“holy, golly...”。
上海灘又成了十裏洋場、不夜城。飯店開了，俱樂部開了，舞場上第一次響起美國戰爭歌曲“當我和你吻別時，祝我好運”，“聖誕節我會回家”。美國大兵們摟著西方人的女眷們瘋狂地舞著，有的人索性在舞場當中翻跟頭，演雜耍，丈夫們樂得忘了嫉妒。飯店的老板抱怨，美國兵根本不會欣賞中國美食，他們就認牛排和蘋果餅。
寶隆公司駐在中國別的城市的雇員和家屬們陸陸續續來到上海，公司要派船來接他們回家了。上海的房子越來越緊張，這些人根本找不到住處，格珍的家成了“旅店”，每一間屋子都住進了一個家庭。幾十口子人住在一起，孩子們在準備包捆家具的稻草袋子上打鬧，大人們互訴各自家庭在戰爭中的經曆，連貓嗬、狗嗬都跟著一起從這間屋子跑到那間屋子，瘋得沒了邊。戰爭結束了，要回家了，還有什麽可以澆去大家心頭燃燒的歡樂呢？格珍說那幾個月的等待似乎沒有盡頭，比八年戰爭還長。
終於回家了
1946年的4月，寶隆公司的蒙古號終於進港了。格珍離開丹麥已經整整八年，公司說：“把你們所有的家具，所有想帶的東西都裝上，回家！”一個英國人，為了得到格珍他們騰出的公寓，按當時上海實行起來的作法給了威德曼“拿鑰匙費”——兩根金條。雖然格珍可以把所有的家具都帶回國，可是威德曼不過意，說人家給了我們太多的錢，我們還是多給他們留下一些東西吧。否則我們在老太太家看到的大概會是滿屋的中國家具。
那一天終於到了。格珍望眼欲穿、提心吊膽地等待著，生怕永遠不會到來的那一天終於到了——蒙古號要啟程了，格珍真地要回家了。隻有阿媽和威德曼到碼頭上給格珍和孩子們送行。威德曼還有些公司的善後事情要處理，要等下趟船回國。阿媽對格珍千叮嚀萬囑咐：“寶寶太小了，要抱在手上，時時刻刻要抱好，不要掉到海裏。老大沒有關係的，男孩子要鎖在船艙裏，不要上甲板，他太淘氣了，在甲板上跑會掉到水裏的。”說了一遍又一遍。格珍說：“放心了，阿媽，我都記住了。”“你沒有帶過他們，你不知道，我知道的。”阿媽怎麽也放心不下格珍，以為三個孩子必定有一個會死在路上。到了第一個停泊的港口，格珍接到了威德曼的信，信中說：“阿媽一定要我寫給你：‘寶寶太小了，要抱在手上，時時刻刻要抱好，不要掉到海裏。老大沒有關係的，男孩子要鎖在船艙裏，不要上甲板，他太淘氣了，在甲板上跑會掉到水裏的。’”格珍的阿媽多像我家的老阿姨嗬！一樣的善良，一樣的忠誠！
跳板收攏了，蒙古號緩緩地離開了碼頭，格珍和朋友們站在甲板上向留在岸上的威德曼和阿媽招手。再見了上海，再見了這座留下太多記憶的城市！
渾濁的揚子江水漸漸地匯入了大海，蒙古號上路了。聞到了清新的、帶著鹹味的海水氣，戰爭結束了，回家了，多麽美好嗬！
這次又是差不多整整走了兩個月，與八年前來時沿途看到的迷人風光，各個分公司盛情的款待相比，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在香港，他們遇見了一個剛剛從日本返回寶隆分公司的同事，他是因為參加香港的抗日活動而被日本人抓到日本本土做苦工的。他們那一批被抓去的人，都被日本人塞進了一個貨船的底艙，每天隻給一小桶水，一桶米飯。很多人沒能熬住，死了。有的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割斷腕上的血管，讓同伴吮吸，希望他們能夠活下去。那個同事說他之所以能夠活下來，是他的朋友把他抱下了船。
吉隆坡已經沒有了城市的模樣。格珍一家和另一個同事的一大家人想到海員俱樂部去玩，找不到車，滿大街跑的隻有美國水兵的吉普車。他們想出了一個主意，成年人們隱藏在斷牆的後邊，讓同事的兩個正值豆蔻年華的女兒在外麵攔車。果然，一下子就有幾輛吉普同時“嘎”地停在了姑娘們的麵前，車上蹦跳下幾點歡樂的白色，打著口哨：“Hello! Hello!”女孩兒們問是否可以搭他們的車，美國水兵一連串兒的“Yes, yes!”， 女孩兒們又說：“我們還有一些同伴，……”話音未落，格珍他們就一起從斷牆後湧了出來，大家嘻嘻哈哈，歡樂無比地乘著吉普車到了俱樂部。說是俱樂部，其實也就是一個破屋子裏的一個酒吧，屋內完全不是八年前的樣子了，牆紙斑駁，門窗不全，地麵凹陷，桌椅晃晃悠悠站立不穩。但是戰爭的結束，還是令大家喧嚷著，亂舞亂唱，樂成一團。
可是當他們聽到當地寶隆公司同事的故事時，悲傷地無法再歡樂下去。
北歐人一般都長得高大。一天日本人碰到了這樣一個高大的寶隆公司雇員，喝住了他：“你怎麽這麽高，我幫助你矮一頭！”一刀揮過去，就隻剩下一個空空的頸項。
終於回到了丹麥，見到了家人。格珍的一家雖然在戰爭中飽受苦難，可是大家都活下來了，現在女兒又從中國安然返回，還帶回三個可愛的上海寶寶，還有什麽能比這更好呢？寶隆公司給威德曼補發了幾年未付的薪水，他們用這筆錢在丹麥買了房子，一切似乎都開始納入正軌，一切都好起來了。
飄落舊金山
在公司總部工作三年之後，總部實踐了當年雇傭十六歲的少年威德曼時的允諾：“我們會將你訓練成一名出色的商人。”威德曼被派到美國舊金山，擔任那裏的分公司經理，獨當一麵。但是好日子隻過了六年，剛剛進入不惑之年的威德曼不幸患上了多發性硬化症，公司將他調回丹麥總部。可是當過了“雞首”的威德曼，做不得“牛尾”了，決定離開寶隆公司，自己回舊金山創業。這是一個多麽明顯的荒唐決定。看著這個少年長大的寶隆公司的頭頭真誠地勸告他：你不願意幹就退休吧，公司會承擔起你的一切醫療費用，會照樣每月給你發薪。朋友和家人這時才感受到少年即失去雙親的威德曼性格中怪癖的一麵。他從小遇事無人可以商量，因此自強自立，沒有聽從別人意見的習慣，再加又得了如此的絕症，就更是聽不進一切勸告。格珍則習慣了家中的一切都由丈夫做主，盡管心中十二萬分的不願意，也還是順從丈夫的安排回到了舊金山。
失去了寶隆公司的依托，威德曼才知道自己當自己的老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嚐試過幾次極不成功甚至完全失敗的交易之後（這其中包括那第一次的一紙合約被對方毀約），他不得不認輸了，選擇了去做別人的“牛尾”，給一家美國公司打工。商人們中午是要出去吃工作餐的，每餐又必喝馬提尼酒。那酒雖然不屬烈性，卻也足以給病中的威德曼帶來傷害。但是倔強的威德曼不肯說出自己有病的實情，不肯推開客人們遞上的酒杯。終於一次午飯後，走出飯店，他步履踉蹌。老板說他飲酒不知節製，將他開除了。
格珍早已感到事情的不妙，憑著在英國家政專業學習的一點功底，進了一所護士學校學習。護士的收入是不錯的，她想盡快幫助威德曼撐起這個家。
但是威德曼的病情迅速惡化，神經對肌肉的控製越來越差，從腿部開始，他一天天地喪失了活動能力，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寶隆公司威德曼原來的頂頭上司其實從來沒有因他當年的執意出走而嗔怒，這個一次大戰的孤兒，17歲就被公司送到遙遠的東方替公司做事的“少年”，始終沒有走出過寶隆公司慈父般關愛的視野。如今他走投無路了，老板立即將他又招回了公司，送他進了療養院，擔負起他的一切醫療費用，還給他一些生活補貼。
不知道此時的格珍感情是否有了微妙的變化，她說因為她還沒有從護士學校畢業，孩子們也已經習慣了美國的教育，她選擇了帶著三個孩子留在美國，讓威德曼隻身返回了丹麥。在威德曼去世前的那些年裏，她在丹麥和美國之間往往返返。
我看著威德曼去世前不久的照片，六十歲的人，顯得比實際年齡老很多，但是依然風度翩翩。左眼還是那樣睜得大些，左眉微微挑起，晶瑩的瞳仁閃著詼諧、愉悅的光彩，左眼更深地埋入眼窩，存著柔情的溫暖。鼻梁已是棱角分明，但依然挺直，嘴微微張著，唇角還是那樣向上翹著，流露出寬容、和善，沒有一絲因為得了絕症的悲戚。他沒有再回過中國，但是告訴妻子：“中國人是最可以信任的，你遇到難處要找中國人幫忙。”
格珍這樣做了，十八年前，她在美國的超級市場遇到了正在陪著從上海來探親的父母購物的沈捷，立即激動地走上前去，唐突地攔住了他們：“你們是從上海來的吧？”從此，格珍得到了陳大哥夫婦一家對她真心的關愛，格珍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依靠，連和兒媳婦有了矛盾也找陳大哥商量如何是好。
神奇的鮑爾
就在格珍一家在中國的上海靠著公司的庫存，苦撐著等待戰爭結束的那個時候，在歐洲的戰場上，有一個叫鮑爾的青年，正在威名歐洲戰場的英國敢死隊與德國人作戰。
鮑爾出身於荷蘭一個叫Knottenbelt的望族。這個家族有名望到什麽程度？格珍說，她認識鮑爾以後，一次去歐洲旅行，鮑爾讓她在英國的某一家旅館訂房等他。格珍到了那裏，人家說早就沒有了空房，她隻好打電話給鮑爾：“人家說沒有空房了。”鮑爾說：“你告訴他們，你是這個家族的一員，”隨即拚出“Knottenbelt。”格珍這是第一次知道鮑爾的家姓。格珍按他所說報出了鮑爾的族姓，櫃台侍應生的眼睛立即瞪得有銅鈴那麽大，連忙叫來了飯店經理。經理在前引路，把她領進了飯店最好的房間。
對鮑爾的家族格珍知道不多，這倒是可以留給中國到荷蘭旅遊的人們去試一試，了解一下Knottenbelt家族如今是否依然顯赫。我們這裏隻說鮑爾自己的故事。
鮑爾的父母一共生了七個孩子，他是最小的，自然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寵愛。父親望他成龍，把他送進英國管理嚴格的寄宿學校。在那個學校，他學會了英文、德文。可是將來要幹什麽，鮑爾卻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打算。到了上大學的時候，父親把他送到德國的海德堡讀書。德國的古城堡世界聞名，萊茵河美麗如畫，這個家夥拿著父親給的錢一天書也沒讀，一年中逛遍了德國的每一個角落。此一劣行終於讓父親發現了，把他薅回了荷蘭。父親問他：“你今後到底打算幹什麽？就這麽閑逛一輩子？”
鮑爾想了想，說：“我想學做小提琴。”
父親哪裏還會信他。幸好有一位十分喜愛他的叔叔替他在父親麵前說情，父親這才讓他進了一家德國琴行學做小提琴。沒多久他厭了，又跑到法國去學做琴弓子，不過那也是“遊學”，遊逛的時候多於學藝的時候。渾渾沌沌的鮑爾此時卻顯示出了非凡的語言天才，就這麽遊著遊著，他無師自通了法語，西班牙話，波蘭話和意第緒語[ 東歐猶太人使用的語言。]也混得能聽能說。歐洲的親戚多得很，鮑爾走到哪裏都不愁吃喝，至於什麽時候學成手藝，學成了又幹些什麽，從來都不在他該操心的範圍內。父親對這個憑著興趣走，靠著感覺過的小兒子毫無辦法，失望以極。在鮑爾20歲那年，終於痛下決心，給他買了一張去南非的單程船票，親自將這個自己最疼愛的小兒子“遞解”到港口，告訴他：“兒子，你好自為之，自己去闖前程吧。”北歐有一句諺語：“世界上最有效的水泵就是一個拿著水桶站在漏了個窟窿的船裏的男人。”鮑爾失去了父親的資助和家族的蔭護，異地他鄉，四顧茫茫，除了自己沒有了任何指望，隻好拚力謀生。他的語言奇能在南非派上了用場，找到了一份給人當鑽石經紀人的差事。這一行業正符合他滿世界遊逛的性格，藉生意之便，他走遍了非洲和中東，因此又學會了阿拉伯語。
1940年5月戰火燒到了鮑爾的祖國，荷蘭被德國人占領，政府逃到了英吉利海峽另一邊的英國，在那裏組織抵抗運動。鮑爾在南非收到了流亡政府發來的征兵通知。那時他家的家產已被德國人征用，家人被德國人趕出家門。鮑爾什麽也沒想，拿到通知就趕到了英國。
到了新兵報到的地方，人家問他：你願意參加哪個兵種？聽到介紹特種部隊的待遇：工資最高、吃的最好，鮑爾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參加特種兵。”此時的鮑爾身體強壯，通曉多國語言，遊曆廣、見識多，特種部隊自然願意接納他。但是人家說：“你再想想，特種部隊執行的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務，隻有百分之五的人有希望活到戰後。”鮑爾沒有被嚇退，這個父親眼中的混小子覺得：上了戰場在哪個部隊打仗都會有一死，能在活的時候活得好些最最重要。
特種部隊的訓練還是超出了鮑爾所能有的一切想象，因為那不是“異常艱苦”四個字可以概括的。鮑爾後來對格珍說，他進了一所殺人學校。訓練的目標首先要每一個特種兵學會非人的殘酷。進了特種部隊，“對不起”這三個字就不能存於心中，除了絕對服從命令，完成任務，你心中不能有任何別的意念，你的心從此就要成為石頭。需要殺人的時候，不能眨一下眼睛，包括不出聲地在瞬息之間徒手弄死對方。眼淚更是大忌，見到流血的傷口，看到同伴的死亡，絕對不允許哭泣、不允許悲傷。作戰技能的訓練包括負重遊泳，攜帶重武器在海浪中登陸，徒手格鬥真打真摔，至於跳傘、滑雪那都是小菜了。鮑爾每次拿到薪水就立即花光，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活過今天，不一定還有明天。對於家人來說，鮑爾像是從地球上蒸發了一樣，是死是活全然不知，因為特種部隊的一切都是絕對保密的。
鮑爾執行了多少任務，他沒有對人提起過，朋友們隻知道他最後的一個任務、也是他執行過的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被空投到挪威去摧毀德國的重水生產基地。但是鮑爾他們那次突擊失敗了，他們被駐守在那裏的德國人發現，突擊隊的成員大部戰死，鮑爾身負重傷，被他的戰友拚死救出，拖上了海灘上接應的小船，鮑爾活著回到了英國。第二次突擊派出的是特種部隊裏挪威籍的戰士，他們的滑雪技術與生俱來，遠遠比德國人高超，又對家鄉的地形極為熟悉，成功地炸毀了那座重水工廠。
格珍說：“我一直以為那六個挪威人改變了整個世界。天曉得，如果德國人首先製造出原子彈，這個世界是否還會存在。”
鮑爾住進了醫院。在他養傷的這一段時間，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登陸人數達一百萬，陣亡人數12.2萬，是人類戰爭史上最為慘烈、最為殘酷的一次戰役。隨後盟軍勢如破竹地向歐洲大陸腹地推進，而德軍在萊茵河邊突破了英美聯軍的連線, 使盟軍的整條戰線變成了一個碗形。兩軍在荷蘭展開了一場“碗型戰役”，此役由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指揮。蒙哥馬利決定把特種部隊空投到德軍凸進碗底後邊的一個叫Anuhem的橋頭小鎮，去打德國人的屁股，與正麵突進的大部隊裏應外合。因為戰場在荷蘭，特種部隊裏的荷蘭籍隊員被悉數編進了空投小分隊。一位荷蘭將領指出這種做法相當危險，因為小分隊深入敵後太遠，空投下去後的彈藥沒有辦法補充，萬一該鎮有德國的精銳部隊防守，突擊行動不順利，將無法從該區撤出，後果不堪設想。但此時的蒙哥馬利已經是屢建戰功的名將，主觀武斷，哪裏能聽進不同意見。結果這支空降小分隊被德國軍隊圍在Anuhem鎮，全軍覆沒。整個“碗型戰役”以盟軍被迫撤出戰鬥而告終。有一部叫《太遠的橋》 (A Bridge Too Far)的電影就是講的這一戰役。
鮑爾因為受傷，錯過了這次行動，他出院時二戰已經結束。退伍前, 鮑爾去墓地探望特種部隊的戰友們，他在墓前長跪不起，淚流滿麵。作為荷蘭籍的士兵，他本來會和他們一起長眠於此的。第二次大戰後盤點, 當年參加英國特種部隊的一百二十五個荷蘭人, 隻有二十五人活了下來。
作為英雄回到荷蘭的鮑爾，接受了為表彰他在二戰中的犧牲精神和所作貢獻由荷蘭女王親自頒發的獎章。那天女王給他掛上獎章，握著他的手慈祥地問：“小夥子，當年你為什麽要參加特種部隊嗬？”鮑爾脫口答道：“尊敬的陛下，我是為了鍛煉身體。”
下來後人們問他，“你怎麽可以這樣回答女王？”鮑爾紅著臉說：“我不知道該對女王說什麽好。”
此時荷蘭政府給了英雄鮑爾兩個選擇：接受一份按月終身受取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險，或者接受一筆數目極大的一次性酬金。已經習慣於“今天活著，明天不知死於何方”的鮑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二個方案。
經曆過九死一生的鮑爾，荷蘭再也不是一個可以留住他的國度，他嫌那裏的環境太狹小，生活太憋屈，拿著那一大筆錢，帶著自己跳芭蕾舞的英國妻子，鮑爾來到了美國。因此，我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格珍的人生軌跡與這個荷蘭英雄有了交會的機緣。
晚霞多彩
根據格珍的敘述，她遇到鮑爾時應該是在60年代中期，還沒從護士學校畢業的時候，在一個共同朋友家舉行的聖誕晚會上，他們碰麵了。那時鮑爾的妻子還健在，隻是已患癡呆症多年。曲終人散之際，鮑爾走到格珍麵前：“我可以請你吃飯嗎？”格珍說：“有什麽不可以的？”之後，格珍總能聽到鮑爾邀請她的電話留言，但是她從未回過電話。格珍不是不喜歡鮑爾，隻是她太忙了，要學習，要工作，三個孩子都在上學，騰不出空來赴男人的約會。直到半年以後的一個晚上，格珍回家比平時早了一點，剛進門，電話鈴響了，她拿起了話筒，是鮑爾。這是半年裏鮑爾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格珍接受了這個男人的邀請。
陳大哥給了我一張鮑爾穿著呢子軍服的照片。悌忠看了一眼就說：“怎麽像個姑娘。”那是男人的評價。確實，從這張照片上，看不出這是一個特種部隊訓練出來的鐵石心腸的士兵，但是從女人的角度來看，這張臉絕對是吸引人的，清秀、俊逸。陳大哥又給了我一張格珍與鮑爾相識時鮑爾的照片。鮑爾在照片中手持煙鬥，臉部輪廓棱角分明，光采四射，活脫一個好萊塢電影巨星。格珍說鮑爾七十多歲的時候，一天晚上走到舊金山一條偏僻的街角，突然被一個劫匪從後邊撲上來死死抱住，鮑爾本能地一個倒背，將那個家夥從自己的頭頂摔翻在地。鮑爾告訴格珍：“這個家夥弄破了我的鼻子。”格珍問：“那個人呢？”鮑爾漫不經心地說：“我摔斷了他的胳膊。”
你還能找到比這更有魅力的老頭兒嗎？
格珍從護士學校畢業的那天，在家裏請了朋友開派對，大家正在歡暢地聊天，鮑爾推門而入，手裏抱著一大捧玫瑰。格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送玫瑰的。鮑爾說：“車裏還有。”拉著格珍的手把她拖到自己的汽車旁，車座上堆滿了玫瑰。格珍說：“你一共買了多少啊！”鮑爾說：“不知道，反正我讓那小子把他店裏的玫瑰花全裝上了。”
格珍被感動了，他們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交往。鮑爾平時在舊金山照顧妻子，周末就到舊金山北郊的波德魯馬鎮和格珍共度周末。鮑爾帶著格珍到處出遊。格珍說鮑爾會想出各種各樣的“妖訛子”讓她快樂。一次他們住在一個旅店，格珍獨自一人在旅店的泳池裏遊泳，突然從泳池邊的灌木叢後蹦出了一朵山茶花，須臾間，從另一處灌木後又鑽出了一朵山茶花；就這麽一朵、一朵、又一朵，沿著池邊的一圈灌木叢上不一會兒就“長”滿了山茶花。最後老鮑爾自己嬉戲地從灌木叢後跳出來，一猛子紮進了泳池。
格珍描述得惟妙惟肖，雖然沒有一個“愛”字，但兩個步入暮年老人間無限的真情令人溫暖。
格珍說還有一件事讓她更了解了鮑爾的為人。有一天鮑爾問她：“你願意跟我一起去墨西哥從監獄裏救一個朋友嗎？”
格珍覺得奇怪：從監獄裏怎麽救人，莫非你個老頭子還能去劫獄？
鮑爾告訴他這個墨西哥朋友是個土著人，祖上留下了一片土地，當地一個富人買通了政府官員，要征收這片土地建個什麽工廠之類。這個朋友說：“你敢在我的土地上動一動，我就殺了你。”那個富人當然不信，沒過多久帶著施工隊來了。鮑爾的朋友二話不說，一槍打死了那個富人。他當然被抓了起來。
鮑爾對格珍說：“他殺人的理由至少比我當年殺人的理由要有道理得多，我不能不救他。”
格珍跟著他到了墨西哥的監獄。墨西哥的監獄實在奇怪，就像一個村子，犯人們穿著自己的家常便衣，在村子裏自由活動，自由工作。除了圍住村子的高牆上有持槍的哨兵看守，與監獄外邊真是沒有多少區別。沒有錢的人住在一個又小又破的單間裏，有錢的人可以在監獄裏任開個什麽買賣，住在自己的買賣店裏。鮑爾的朋友就開了一個小飯館，生意頗不錯，掙到的錢送出去幫助家裏人的生活，他的老婆每個星期還能來和他團聚一天。那個朋友說：“我除了沒有自由，比在外邊過得都自在。”那個朋友請鮑爾和格珍在他的小飯館吃了頓飯。鮑爾了解到監獄長的女兒正在學唱歌，恰好鮑爾開著自己的樂器行，他不知怎麽三通融、兩通融，就從當地的一家鋼琴店裏搞到了一架三角鋼琴送到了監獄長家，他的朋友立即就被放了。不過多少還是要尊重些法律，依法，那個朋友永遠不能再回到犯罪的家鄉。
我問格珍：“你認識鮑爾的時候，知道他二戰中的經曆，知道他曾經是英國敢死隊的隊員嗎？”
格珍說：“他從來不說他的過去，我也沒有問過。”直到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有一天他來看我，就坐在棣坐的那個位置，突然問我：“你這一生作過什麽對不起人，讓你非常非常後悔的事情嗎？”格珍說：“當然了，誰又沒有作過對不起人的事情呢？”
鮑爾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然後沉默了，很久、很久，兩行清淚從深陷的眼窩裏緩緩地淌落下來。鮑爾第一次向格珍述說了自己二戰中的經曆，說完之後，他長歎一口氣：“我曾經殺死過那麽多人，都是為了什麽呢？有什麽理由可以讓我們如此地去殺人呢？”在這以後他就常常提起全體荷蘭籍敢死隊員犧牲的那次突擊，反反複複地叨嘮：“我要不是在醫院裏，是一定和他們一起死去了。可是我活了，他們死了，他們都死了……！”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自然而然地視鮑爾為英雄，自然而然地將他二戰中的行為看得無比偉大而崇高。但是那段令像我一樣的中國人稱頌的“英雄事跡”卻恰恰是鮑爾，這位二戰英雄深埋心底的最痛和最悔。這是多麽不同的文化，多麽不同的人性……！我覺得自己觸摸到了鮑爾的心，她就像那張照片上他的相貌一樣，纖細柔美，從來就沒有變成過石頭嗬！
1997年，81歲的鮑爾完成了他作為一名士兵的最後一個壯舉。
一個在墨西哥設有一個大倉庫的美國公司找到了這位膽識過人，精通數國語言的老人，說他們在墨西哥的倉庫總有大批的貨物丟失，想請他幫助去偵破那個盜竊集團，允諾了數目不菲的賞金。鮑爾一口應承下來。到了那家公司的旁邊找了一個地方住了下來，天天到附近的酒吧喝酒，一泡就是一晚上。鮑爾迷迷糊糊，老態龍鍾，沒有人注意他，可是他的兩隻耳朵像獵犬一樣警惕地支著，從各種語言中捕捉著信息。他終於摸清了那個盜竊集團的來龍去脈。美國公司隨即向墨西哥當地的警察局報案，抓獲了這個盜竊團夥。鮑爾歡天喜地地回到舊金山，直奔格珍的家：“我的一萬元獎金送給你，存到你的賬戶，幫助你付清房款。”鮑爾知道格珍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真心地想幫幫她。過了很久，格珍也沒有在自己的賬號上見到那筆錢，禁不住去問鮑爾：“你說的那一萬元錢呢?”
鮑爾“哎呀！”了一聲，一下抱住了自己的腦袋：“我不小心花掉了。”
我們哄堂大笑。格珍忙說：“你千萬不要把這個寫進文章裏邊，鮑爾確實是想把那筆錢給我的，我的心已經領下了他的那份情意。隻是他是一個口袋裏根本裝不住錢的人，他自己說：‘錢裝在我的口袋裏，會把口袋燒出一個窟窿。’”
當然又是一輪哄堂大笑！
我問：“鮑爾對你這麽好，你們為什麽不結婚呢？”這個問題我來前就想好了一定要問，因為鮑爾的妻子早在1990年她73 歲的時候就去世了，現在好像是個順理成章提這個問題的機會。可是一出口又覺太唐突了，擔心地看看格珍，生怕這個問題冒犯了她。
沒想到老太太爽快地說：“他和威德曼太不一樣了，威德曼是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丈夫，對孩子，對妻子，對家庭，認真地履行做丈夫的職責。鮑爾是個好朋友，可是他太沒有家庭的責任心了，他什麽都不擔心，什麽都不計劃，他死的時候一分錢都沒有留下。”格珍沉默了一會兒：“再說，我們都那麽大的年紀了，又不想要孩子，為什麽一定要結婚呢？就那樣做個好朋友不是很好嗎？”
鮑爾是2004年去世的。他跌了一跤，摔斷了胯骨，隻能艱難地一步步地挪動，腰彎了，老態龍鍾。格珍說那天她去醫院看鮑爾，待離去時，鮑爾執意要送她。她在前邊走，鮑爾跟在後邊步履蹣跚地蹭著。突然，鮑爾的雙臂從後邊緊緊地擁住了她，格珍說：“那是我和鮑爾在一起的最後一刻，他那樣抱著我，那樣熱烈、那樣忘情，像個十八歲的小夥子。鮑爾是那樣向我‘永別’的……”
熱淚一下衝進我的眼眶，我拚命抑製著自己，不讓它落下來。我看著格珍，她的表情是那麽安詳、那麽平靜，沒有痛苦，隻有無限的懷戀。
格珍的朋友在寫給她的電子信件中引用了羅斯福的一句話：
Many people will walk in and out of your life, but only true friends will leave footprints in your heart。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人走進你的生活，又離你而去。隻有真正的朋友才會在你的心中留下抹不去的印記。
我想鮑爾一定是深深地留在格珍的心裏了，她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玫瑰、那些山茶花，那三十五年間她和鮑爾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
格珍指給我看靠著通向後院門旁的大座鍾下靜靜地立著的一個金色紙袋，那裏麵裝著鮑爾的骨灰，它陪伴格珍整整三年了。陳大哥聯係了他的俠膽柔腸的朋友Buddy的船，要和格珍一起將鮑爾的骨灰撒到大海裏。
我問：“這是鮑爾的意願嗎？”
“不是，他對我說：‘我的那些戰死的夥伴，多少都不知屍骨何在，我無所謂，無所謂，你就把我的骨灰隨便倒在哪棵樹下就是了。’可是我覺得鮑爾喜歡大海，大海也連著他的故鄉，我想把他的骨灰撒到海裏，讓他快快活活、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裏。”格珍緩緩地、靜靜地對我說。
那天采訪的最後我問格珍：“鮑爾走了，你也要回丹麥了吧？”因為在格珍的敘述中我感覺到她對家鄉的思念，她並不喜歡美國。
格珍回答我：“我有一個生病的女兒還在這裏，作為母親如何割舍得下呢？”我黯然了。天下父母同此心啊……！
人的一生，來了又去了，能留下些什麽呢？隻有一個“愛”字，父母的愛、夫妻的愛、兒女的愛、情人的愛、朋友的愛……，寫不盡，道不完；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時代，像永不枯竭的清泉潺潺涓涓，滋潤著人們的心田……！
後記：
1988年，格珍曾隨一個美國旅行團去過中國。那次她在上海隻待了兩天，憑著記憶，找到了那幢自己生育了三個上海孩子的公寓。她看到了窗簾後綽綽的人影，聽到了裏麵傳出的昵儂“鄉音”，自己也沒有想到，眼淚會一下子嘩嘩地淌落下來。但是她沒有敢按門鈴，害怕一個外國人的造訪，會給住戶帶來麻煩。
格珍說她在上海沒有親人，但是不知道為什麽，這些年她越來越想念那座城市，越來越想走進那幢公寓看看，想靠在門框上，閉上眼睛聽聽三個上海寶寶們從這個房間跑到那個房間小腳在地板上跺出的“咚咚”聲和伴隨的“咯咯”笑語。
我希望老人的一生能有個圓滿的結局，我更希望現代上海人能親耳聽聽老人講述那遭受日本法西斯占領的上海的八年艱難歲月，親眼看到老人講述那些忠誠、善良、自尊自愛的中國人時眼中流露出的真誠讚美。老人的回憶難道不是今天上海人的一筆財富嗎？
2007年6月20日夜11點初稿
2007年7月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