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了1000斤炸彈，弄死1名殺手，隻為給戰友報仇
身邊有幾個喜歡跑步的朋友，每天早晚都能在朋友圈裏刷到他們打卡簽到曬的公裏數、路線圖。最近降溫了，也絲毫沒有影響這哥幾個打卡的熱情。
今天的故事裏，也有個喜歡跑步的人，但他有點特別，他在戰事休憩時跑，在那些被絕望和傷痛籠罩的城市裏跑。
戴斯特·費爾金斯是一名戰地記者，從1998年起一直在持續報道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事。他用汽車電池給電腦充電，喝陸戰隊員們剩下的速溶咖啡，行軍途中，也在別人家的地板上上過廁所。他們一同出任務，也一同麵對死亡。
一次，為拍攝叛亂分子的照片，有人在他身前倒下，熱乎的液體濺在他的臉上，他伸手，接過了那杆帶血的槍。
他將跑步的習慣帶到了戰地，即便是在那些最絕望的時刻，他和身邊的戰士們也沒有停下腳步。
故事名稱：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
故事編號：天才精選019
故事來源：《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
事件時間：2003年3月
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
戴斯特·費爾金斯/文
費盧傑的黃昏，一張黃色的麵紗慢慢降落在廢墟之上。清真寺的穹頂躺在廢墟之中，公寓牆體碎裂，內部一片狼藉，尖塔折斷了，垂在牆邊。
一群海軍陸戰隊員站在三層樓房的屋頂上，透過煙霧與叛亂分子交火。
一顆子彈嗖的一聲從一名下士身邊飛過，他背後的玻璃窗碎了。
“我恨透了這地方，太陽就這麽下山了。”他一邊說一邊擦掉嘴邊的血跡，又開始朝街上開槍。
我看到他身後出現了一麵黑色的旗幟，毫無預兆，旗幟就那麽出現在半英裏外，在水塔上翻飛。
又一麵黑旗從居民樓裏升起來。
“那是什麽?”下士問。
黑色旗幟在寂靜中翻飛，海軍陸戰隊員對視一眼，什麽也沒說，走下樓梯。他們排成一列，靜靜地走進一條小巷．朝著黑旗的方向走去。
這是費盧傑戰役的第三天。費盧傑位於巴格達西部，是吉哈德士兵的避難所。6000名官兵朝這裏進發。
我跟著勇士連，這個連由150人組成，他們處於進攻地帶，一些在前麵，一些在中間。他們的目標是從費盧傑北部邊緣攻打至南部盡頭——直至沙漠，途中看見任何叛亂分子都可射殺。
到目前為止，遊擊隊的行蹤非常詭秘：射擊後逃跑，消失後出現，步步撤退，把我們引入深淵。
海軍陸戰隊員靜靜地在小巷裏走著，隻聽得到他們背著的槍支在叮叮作響。
無線電裏傳來一個聲音：“敵軍車輛正在逼近你們所在位置，白色。”
走了幾步，無線電又響了：“第二輛車在逼近，準備!”
現在我們知道黑色的旗幟是怎麽回事了，叛亂分子發現了我們，他們在召喚戰友：快來戰鬥!
過了一會兒，小巷內開始交火，我們跳到一邊，緊貼著路邊的牆。無線電第三次響起：“叛亂分子約40人，正朝你們逼近。”
拿著無線電的是亨德羅上尉，他34歲，家在得克薩斯州，是勇士連的指揮官。頭兩天，他巧妙地帶領著士兵在費盧傑擁擠的街區和小巷裏穿行，雖然他的技巧高超，但還是有兩名士兵陣亡。
亨德羅上尉在一排房屋前轉彎，士兵跟他轉了進去。街道幾乎被黑色的汽油浸沒，我們看見一輛著火的汽車，車裏的座位彈出車外，嘶嘶地燒著。
“快要進攻了。”亨德羅對一個中尉說。
他指指一棟房子，說了幾句，聲音很低但語速很快。房門無法打開，他指揮士兵用火箭炮將其炸開，我們擁進去，等待著。
戰役剛開始的幾天裏，我隻有跟在亨德羅上尉的身邊才能感到平靜，然而在漆黑的夜裏，我看不見他，光線不足，我無法辨認出他矮壯的身影。
關於領導力，人們不斷地討論，企業主管就此發表長篇大論，但除非麵對死亡，你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體會。
亨德羅好像戴著麵具，那張麵具為所有人注入更多勇氣。
“我並不是不害怕，”他曾對我說，“我隻是不表現出來，如果我也顯得害怕，所有人都會垮掉。”
我們走上一條好似山洞的街道，槍聲和尖叫同時響起。隊伍僵在原地，又傳來幾聲槍響，緊接著一個人尖叫起來。亨德羅跑到前麵去，他的身影消失了。
很快我們就得知，一個在前麵探路的士兵右腿被炸傷，骨頭露出來，他尖叫著被人抬走。
安德森下士陣亡，他是一個高瘦的青年，家在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上，他總是把朋友的零錢湊起來，攢錢給妹妹交大學學費。
幾天前在四十街交火時，安德森曾英勇地在炮火中拯救戰友，現在輪到他的戰友拯救他，他在他們的懷中停止了呼吸。
隊列兩頭的槍戰都很激烈，子彈橫飛，我跪在地上緊緊地貼著一堵牆，前麵的士兵把我擠走了，我蹲得低一些，像是想鑽到地下。
一團白光朝我們飄來，槍聲從四麵八方傳出。是叛亂分子，士兵們戴著夜視鏡，看見他們借著光朝我們射擊。光把小巷照得如同白晝，一個小降落傘馱著那團光在空中飄，正在慢慢降落。子彈不斷把我們頭頂上的磚牆打出缺口，天空暗下去後，士兵們繼續射擊。
亨德羅焦頭爛額，一排的中尉艾克特也亂了陣腳。艾克特23歲，強硬，聰明，但個子還不到他部下的肩膀那麽高。他背著70磅重的武器時，身體的寬度和高度幾乎持平。
艾克特慌張地站在兩棟房子之間，不知是進是退。
“這邊!”艾克特喊道，“跟我來。”士兵跟著他走了。
“不，這邊!”整排士兵又走進了黑暗。
“不，這邊這邊!”我看不見艾克特，不過能感覺到他的不知所措，他的部下在一條小巷中吵起來。
“我們他媽的在千什麽?”一個人問道。
“閉嘴!”一個人回答。
“我們像雞仔似的兜來兜去。”一個人說。
我說了兩句。“你——閉嘴，你不是我們的人。”一個士兵對我說。
亨德羅終於回來了，混亂和爭吵瞬間停止。
在漆黑的小巷裏，亨德羅把艾克特單獨叫到一邊，艾克特精疲力盡，氣喘籲籲。亨德羅低聲，幾乎是耳語一般地問他：“需要我接手嗎?”
艾克特沒有答話。
“要我來接手嗎?”亨德羅又問。
“不，長官，我能處理。”艾克特說。
幾輛坦克來支援我們。M-l坦克很寬，大多數費盧傑的街道它都無法通過，我們所在的街道寬度卻正好。我們爬上去，坦克一邊發出叮當聲一邊前進。榴彈在我們麵前的黑暗中爆炸，但坦克不受影響。
咻——砰，咻——砰，像煙火似的。
最怪異的東西是在天上，雖然看不見，但乒乒乓乓的聲音響徹夜空。那是AC-130空中炮艇機，它的螺旋槳發出轟鳴聲，讓我感到安全。不過更奇怪的是飛機上的格林式機關槍發出的聲音：長而低沉，像打嗝一樣，音量使得這聲音聽上去很和諧。105毫米大炮的聲音好像是網球從機器中彈出的聲音。
噗一聲，接著嘣一聲，噗——嘣。
然後是無人機的嗡嗡聲。它在對戰鬥現場進行勘測，把圖片發回基地。
我們好像是見證著整個生態係統的慘烈戰鬥，一群看不見的夜行野獸在天上飛。
第三排轉進一塊空地，四周有圍牆。那是一棟二層樓房，前麵有個院子。在安德森的悲劇過後，我們要找個地方睡覺。
探路士兵踢開門，確保內部沒有危險。我從窗口看見手電筒的燈光，他們爬上了二樓，然後傳來巨大的爆炸聲和一聲尖叫，是手榴彈。
“我的臉!我的臉!”一個士兵大叫道。
“天啊!天啊!”
士兵把傷員背出來，我站在院子裏看著，當時很暗，我隻能模模糊糊看出輪廓。那個士兵是整個排的DJ，床邊總放著一個大喇叭。現在他很安靜，像是死了一樣。在營房裏，他就睡在我邊上。
清晨總是最難熬的，在交火的話會好一些。沒有電，除了背在身上的水，也沒有其他水源，所以洗澡和衝咖啡都是天方夜譚。
我在水泥地上睡了兩個小時，接下去是一天的戰役。
我很想喝咖啡，我的助手也是。不過孩子們（指勇士連的士兵）不需要，他們不喝精力就很旺盛。所以他們很樂意滿足我們，每天我們一醒來，他們就把配給的雀巢速溶咖啡拿出來給我們。
在費盧傑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睡在屋頂上，清晨我們從睡袋裏鑽出來，把咖啡粉末、糖和奶精倒在手心裏送進嘴巴，然後倒一點水，猛地搖晃幾下腦袋。
寫作很難——我是說“寫”這個動作很難進行。
手提電腦的亮光會暴露我們的位置，所以我隻能鑽到睡袋裏，把拉鏈拉得嚴嚴實實，才能打開電腦，但我的助手不能鑽在睡袋裏工作。
費盧傑許多房屋的屋頂上都有個廁所，他就坐在裏麵，坐在一堆糞便中間，把照片發回紐約。我坐在屋頂上時能聽到他口中念念有詞，大罵廁所太臭了。
我總是在想電的問題，或者說總是為沒電這個問題惶惶不安。我的衛星電話和手提電腦都要用電，我的助手則擔心數碼相機。
我帶了很多小裝置，看見電源就插上去，最常見的是汽車電池。
海軍陸戰隊攻占穆罕瑪迪亞清真寺後，我拿著蓄電池線夾頭和轉換器跑上街——街上隻有我一個人。我掀開一輛滿是彈孔的汽車引擎蓋，有點害怕被狙擊手盯上。
汽車電池不能用，我又跑回去。
上廁所也是問題，對於6000名海軍陸戰隊員來說，這絕對是個大問題。你很難隨心所欲地解決這個問題，即便在晚上也不行，因為叛亂分子的狙擊手槍法很準。
水源被切斷了，抽水馬桶全部不能用。
我們在大清真寺停留過一天，海軍陸戰隊員利用了一個專門收藏《古蘭經》的房間，不是因為他們要褻瀆《古蘭經》，而是那個房間比較私密。
他們在裏麵放了幾個大紙板箱當馬桶，每當一個滿出來時就搬出去。大紙板箱裏裝滿了排泄物，滴著水。
行軍時我們通常到別人家裏解決，我們闖進房子，擠進他們的廁所，如果馬桶被堵死，就直接用地板。等到我們走時．這些東西就堆滿了房間。
我從來沒見過房子的主人。雖然每天都有更可怕的事發生，不過我依然覺得這樣不太好。
在戰鬥間隙，有一兩次我用衛星電話下載電子郵件，大多數是讀者對我的祝福。“你在伊拉克，你真是膽大如鬥。”我喜歡這句話。最令人心酸的是士兵的父母寫來的信，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
我們有許多休整時間。不用工作的時候，通常我和我的助手會跟士兵聊天。一開始他們懷疑我們會礙事，但和他們在槍林彈雨裏滾了幾天後，這種懷疑就消失了。我成了他們中的一員，我想如果我遇上麻煩，他們會救我。
“你是記者嗎?”其中一個問道，然後我們坐下交談。我的助手和他們更親熱一些。他們喜歡他的澳大利亞口音，喜歡他的香煙和相機。
我自知我的年紀、職業和所受的教育都會讓他們覺得我是個冒牌貨，連槍口和槍托都分不清。有一次，在一個士兵的請求下，我用衛星電話打回辦公室，成功問到了一場賽車比賽的最新賽況。這讓他們對我另眼相看。
費盧傑的戰役進行了一星期，勇士連中已有四分之一的士兵受傷或陣亡。
我們依然在向前推進：我們在街上飛跑，被子彈打中，穿越火線。他們朝我們射擊——海軍陸戰隊、我的助手還有我。
現在我們到了費盧傑的邊緣，街道通向一片巨大的平原，那裏長著星星點點的矮灌木，堆滿了垃圾……像是電影中的場景。忽然之間，費盧傑到此為止了。叛亂分子去哪了？
“被2000磅的炸彈炸了以後還剩什麽？”一個美國軍官曾這樣問我，他並不想炫耀什麽，因為這是他的士兵所受的遭遇。
“阿富汗，誤傷，五人陣亡。我們把骨灰裝在一個三明治袋子裏。”他說。
但是，我們依然對為何屍體的數量這麽少感到好奇。長官在無線電裏報告，幾百死者，幾千死者，但我們沒看見那麽多屍體。我以為我們會看見一條手臂，一個腦袋，好像在巴格達汽車爆炸現場那樣。
我想過一些原因：穆斯林很快就把屍體埋葬了，這是出於宗教原因；叛亂分子絕不會把死者丟下，是第二種原因。
我們站在費盧傑邊緣一棟房子的屋頂上，看著從城市南部延伸出去的那一望無際的平原。
一個一等兵走過來給我的助手看照片，他舉起一個小小的傻瓜相機給我們看，他知道我們需要叛亂分子死傷的照片。
一張黑色的臉，被薄薄的灰塵覆蓋著，嘴唇微微張開，沒有血色。他可能是阿拉伯人，腦袋四周都是碎瓦片。
這是海軍陸戰隊員在費盧傑南部一座清真寺尖塔內發現的，照片中的人頭被擺在螺旋樓梯的最上麵一格。一等兵拍了張照，夜色給這張臉染上了一層黑藍色。
尖塔是遊擊隊的主要據點，他們在裏麵射擊、盯梢、傳遞信息。海軍陸戰隊剛到時，要經過允許才能在清真寺裏拍照，不過幾個小時後就沒人理睬這規定了。
“我有兩個戰友死了。”一等兵開口說。他的眼鏡碎了，用幾塊創可貼粘起來，他似乎隻剩下這張照片了。
海軍陸戰隊是幾天前殺死這個叛亂分子的。
當時，我們來到一個不設防的區域，有點像是費盧傑中央公園，地上到處是垃圾，街的另一邊有一排建築物，裏麵全是叛亂分子。
他們出動了掃描鷹無人機在空中拍照，飛機像巨大的蒼蠅那樣嗡嗡叫著。他們派來坦克，不是把房子炸平，就是在牆上炸出大窟窿，這樣我們才能在街上暢行無阻。他們炸毀尖塔，兩枚大炮彈，在尖塔上鑿出兩個大洞，然後世界安靜了。
海軍陸戰隊是後來才上樓的，他們沿著螺旋樓梯爬上去，發現了這個家夥，他被埋在廢墟裏。
戰鬥結束，有事做了。我的助手要給報社發一張死人照片，所以他請亨德羅派幾個人陪我們去。
我們沿著幾天前來時的路走了回去。那時，我們幾乎沒怎麽注意廢墟，因為實在太多，一堆堆白色的石塊，扯斷的電線和散架的汽車，一些汽車還在冒煙。
這是被毀棄的世界，它和我們來時大不一樣，那時，費盧傑看上去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海軍陸戰隊炸毀了一切：每棟房子，每輛車——包括沒人的車，每個人——包括躲在陰影中的人。
現在，如同一場狂歡剛剛結束，城市又安靜了。沒人多說什麽，有很多天我連我自己的腳步聲都聽得到，隻有在那時，我才感覺有什麽事不對勁了。
我們到了尖塔門前，我的助手要進去。他要拍照時什麽也不怕，他會為了拍照去任何地方，死也在所不惜，幾天前他在機關槍子彈中飛跑時，我正躲在一堵牆壁下麵。
我不太想跟他進尖塔，畢竟隻是拍照而已，但我還是跟在他後麵。
我們正要踏進門時，兩個海軍陸戰隊員出現在我們前麵。“我們先走。”他們說。
第一個人伸出手擋住我們，我們沒看清他的臉。他們上了樓，我的助手拿著相機跟在他們後麵，我跟在我的助手後麵。
樓梯螺旋向上，很窄，隻有一個人那麽寬，在我們腳下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它好像是一隻幾百尺高的鸚鵡螺，不是很穩。
樓梯很暗，不過借著被子彈打出的孔，有光束從下麵射上來。
我放慢了腳步，樓梯上傳來一聲巨大的射擊聲，我看不清楚，第二個海軍陸戰隊員摔下來，他摔在我的助手身上，我的助手摔在我身上。溫熱的液體灑在我臉上，我們滾到了走廊裏。
第一個陸戰隊員走到樓梯四分之三的地方時遭到攻擊，射擊聲從樓梯更高處傳來，很響，緊接著一聲尖叫，瞬時安靜了。發動攻擊的人在尖塔裏麵，他一直坐在樓梯頂部。
“米勒！”士兵大叫道。
“米勒！”
沒有回應。
我想象著樓梯上的米勒，他的腳被卡住，沒能像我們一樣滾下來，因為某種理由沒有說話。
我的助手坐在尖塔入口處的門廊上，背朝裏，臉朝外，他的頭盔歪了，使他看起來很脆弱。
他聳著肩喃喃自語：“是我的錯。”他的臉上、衣服上和照相機鏡頭上都粘著血和白色的人肉，“是我的錯。”
“米勒！”海軍陸戰隊員又叫起來。
援兵來了，當時很亂，但他們排著隊有序地跑上尖塔，就好像一個機關槍陣勢。他們都很年輕，神情堅定，跑上彎彎曲曲的樓梯。
上麵傳來更多槍響和尖叫，我分不清是誰開的槍，誰在尖叫。
第一個陸戰隊員空手出來了，他活著，但沒有救出他的戰友。
“操！”他叫道。他的臉被塵土覆蓋——就像照片中那樣的塵土，看上去像個鬼魂。
“我夠不到他。”說著，他和其他人又一次跑上樓，帶來越來越大的槍聲、越來越多的塵土和越來越響的叫罵。
我在想多少人會為挽救米勒而死，而米勒是為一張照片而死。叛亂分子不會把死者扔下，海軍陸戰隊員也不會。
米勒被卡在樓梯上，有一個叛亂分子就在上麵，那是一個絕佳的防守位置。我能從海軍陸戰隊員的眼中看出這一點，他們的眼睛裏都像要噴出火來。
也許整個排都會死，我想。
“米勒！”
沒有回應。
“米勒！”
指揮行動的軍士長指了指尖塔頂部，示意士兵開火。子彈和手榴彈同時響起。砰砰砰砰，響得令人難以忍受。
米勒還活著嗎？我想。
槍戰如此激烈，子彈、彈片和瓦片四處飛散。兩個陸戰隊員掃射尖塔，其中一個忽然扔下槍，捂住右臉：“我被打中了。”他的眼中充滿驚恐，好像就快死了。他很年輕，看上去就像那些在操場上玩耍不小心受傷的小孩。四天後，他再也沒有醒過來。
交火停止了，槍在冒煙，又有兩個陸戰隊員爬了上去，尖塔快倒了。磚頭和石塊一塊塊掉下來，尖塔搖搖欲墜。尖塔旁邊的房子裏飛出子彈，叛亂分子發現我們了。
我的助手還坐在門廊上，歪戴著頭盔，喃喃自語：“是我的錯……”他看上去像一個犯錯的小孩。
米勒出現了，兩個陸戰隊員把他拉了出來，他們被煙嗆到了，一邊把米勒背出來，一邊在拚命咳嗽。
米勒的頭先露出來，他的臉成了一個Ｖ字形，像魚肉一樣裂成兩半，兩半都在微微地抖動。
“他還沒死吧，他還沒死吧？”我的助手撲過來問。
“他死了。”我說。
記者總是在講別人的故事。
你的攝影師需要給死人拍照，你和海軍陸戰隊員就去了，忽然，一切離得那麽近。你臉上沾滿了溫熱的液體，你如此懼怕的死亡，在微笑著注視你，好像它早已知曉謎底。
這是你的錯。
一輛老式運兵車開來搬運米勒的屍體，車停下時有幾粒子彈滾了出來。車要直接開往醫院，就好像米勒還有生還的可能。士兵把米勒搬上輪床，放平他的手和頭。
掩護撤退的任務落到同行的另一個中士身上，我的助手終於站起來，我們走進尖塔邊的清真寺主樓。到處都是槍聲，叛亂分子越來越近了。
一個士兵拿著一支槍看了我的助手一眼，我想他也許是覺得最好不要把槍交給我的助手，於是把這支M-16步槍塞給我。槍管很熱，很黏，是米勒的那支。
海軍陸戰隊員也不會把他們的槍丟下。
上高中時，我用朋友的槍打死過一隻鴨子，是坐在他父母的汽車裏朝外瞄準的。鴨子在水塘裏繞了幾圈就死了。
“笨蛋，拿著這個。”我並沒有聽到他說這句話，外麵太吵了。
中士舉起三個手指開始倒數，三、二、一。
我們跑出門，跑上街，我背著沾有米勒鮮血的槍。我們東麵的幾挺機關槍開火了。雙腿是那麽沉重，又是那麽輕盈，我們好像一起飛了起來。子彈擦過我們耳邊，打中牆壁。
“我想死。”我聽到我的助手說，“我希望他們打中我。”
我們跳過最後一棵倒在地上的樹，轉進一條小巷，我們安全了。
“我知道你們在想是你們害死了米勒。”回到房子裏，中士這樣說道。他叼著煙，背靠二樓的一堵牆坐著，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充滿智慧的老人，臉上卻沒有一絲歲月的痕跡，而我們反倒成了小孩。“這是戰爭。”他慢慢地說，語氣也像老人，“戰爭就是這樣的。”
艾克特中尉走進來，他沒和我們一起去。
“我們要為這些負責。”我的助手對艾克特說，我跟著他這麽說道。
“是的，是你們的錯。”他回答。
後來一架噴氣式飛機投下兩顆500磅的炸彈，看上去是在示威：兩顆炸彈對付一個殺手。
第二天，海軍陸戰隊又回去了，去檢查所有人是否都死了，這次他們沒帶我們。
他們找到兩具屍體。
有時我會想起，那個活著的叛亂分子和那個我們想為之拍照的叛亂分子。
那個活著的，他在樓上幹什麽？在安撫他的同伴嗎？在為他哭泣嗎？他們是一起從沙特阿拉伯來這裏為吉哈德而戰的嗎？是坐著同一輛破舊的汽車到達敘利亞邊境的嗎？或者那個活著的隻是奉上級的命令來取回屍體，而米勒上樓驚動了他？
威廉·米勒，一等兵，22歲，家在得克薩斯州皮爾蘭，這個名字讓我想到珍珠，或項鏈。
遺像中的米勒有一張瘦長而孩子氣的軍校學生的臉，神情無憂無慮。我在我的助手的照片集裏翻到另外一張，是在費盧傑市中心的大清真寺拍的。
勇士連的士兵們為攻下這座清真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照片中米勒和他的戰友正在休息，當時很安靜，他們排成一行，不遠處窗戶裏射進來的光照亮了他們的臉。米勒的仰起的臉向右歪著，他睡著了。
幾個月後在北卡羅萊納州的一個體育館舉行紀念悼念活動時，我看見了米勒的父母。
米勒的槍、頭盔、靴子和名牌以墓碑的形狀被擺放在地上，其他陣亡士兵的遺物也被這樣擺成墓碑形，地板上的眾多墓碑形成一個大大Ｖ字。
我不知我是否可以麵對米勒一家人，但我想對他們說點什麽。他們無疑讀過了事後回顧報道，裏麵詳細描述了那天發生的事。“第一排奉命陪同兩位記者前往清真寺，為尖塔內的身亡敵軍拍照。”
我猶豫地走向米勒夫婦，他們看見了我，我帶著筆記本。我想他們會說些充滿絕望的話壓迫我的神經，或者忽然朝我撲來。
我在佛羅裏達棕櫚灣時，一個被害者的父親在醫院的大廳裏朝我撲來。“你這混賬！”他衝我吼。我什麽都沒問，也沒有殺死他女兒。
儀式結束後，我們站在體育場中間，米勒的父親對我說：“非常感謝你。如果不是你，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兒子是怎麽死的。”
我看著他們的眼睛，他們的眼神疲憊，幾乎是精疲力竭。我小時候有個朋友開槍自殺了，他父母的眼神也是這樣精疲力盡——哭泣耗盡了他們的體力。他死後，他的家人把他的高中畢業照片放在起居室的壁爐架上，我想米勒家的壁爐架上也會有這麽一張照片。
我向他們問起皮爾蘭，那個讓我想起珍珠項鏈的地方，那是米勒的出生地。
“梨子（pear）-園（land），”米勒的父親說，“梨子園，顧名思義，我們那兒的梨很有名。”
▲
米勒喪生的時候，作者幾乎是在一瞬間發出這樣的感慨：記者總是在講別人的故事。那意思像是在說，我們一直在做的都無濟於事——已發生的無法改變，要發生的無法阻止。
有人因你而死，這確實是一件殘酷的事，但正如那個同行的中士所說，“戰爭就是這樣”。它能帶來的，從來就是傷害和剝奪。而記者的職責，是如實記錄下這一切。
戰爭中的人需要信念，戰爭之外的人同樣需要勇氣。直麵戰爭，是為了了解它的殘酷性，讓之後因它而死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當你看到一張戰地照片，或是聽到一個戰場上的故事時，不妨多停留一會。
它們得以被記錄，是因為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本文選自《跑步在最絕望的城市》（美）戴斯特·費爾金斯著，黃緹縈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03月版，出品方磨鐵圖書授權發布，有刪節。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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