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歲月——知青的真實記憶
作者：徐小棣
我說不清的是，規則一旦紊亂，人們是該選擇利益還是操守？是動蕩的社會和無常的秩序造就了我們，還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線的我們敗壞了風氣？
誠實曾經是我們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從哪一天起，我們開始選擇造假和欺騙。
1969年我去內蒙古邊疆時，“組織”承諾的是“每年有12天探親假”，不過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是：“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每年有12天探親假”在1970年的某天忽然變為“3年後每年有12天探親假”。加強戰備、反修防修需要那樣，誰都無話可說。改變規定的文件宣布後，“父病危，速回”、“母病危，速回”的電報就與日俱增，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大家心知肚明卻都大言不慚起來。
“紅色公主”肖力一張“大字報”強加給趙易亞將軍莫須有的罪名，將軍溫馨的家便在1968年某天頃刻坍塌。1972年夏天，已家徒四壁的將軍之女小冬從插隊的地方－－遙遠的呼倫貝爾回到北京，被專案組告之母親在一年前由於精神分裂死於北京半步橋獄中，衣物都撕毀，什麽遺物也沒有。將軍仍關押在秦城監獄。
小冬為食宿四處遊擊，有時就住在我家。聊天時她給我講了使用假火車票的事。在生活異常艱苦的呼倫貝爾，知青收入太低，又不享受探親假，落難的幹部子女斷絕了經濟後盾，使用假火車票乘車就被默認為是正當的行為。
假火車票是經過塗改的過期車票或改變了到站地點的車票。小冬推薦了一位叫王XX的造假技術高手，住在和平裏一區，母親是“文革”初著名的“赤幫分子”。王X有些自製工具和藥水，能做各種巧妙的塗改，他無償滿足朋友改票造假的需求，也為別人塗改的假票把關，王X看不出破綻的假票就一定不會有麻煩了。
小冬在京處理完她的事就弄了張假票回呼倫貝爾，王X過目把關讓她放心。在齊齊哈爾，小冬給我們來了電文“平安”的電報，到達後又來信細說了乘警驗票那一刻她心驚膽戰的感受。使用假票回去不久，她被提拔為莫裏達瓦旗的共青團團委書記。我們認為假電報、假車票順理成章，哪怕是堂堂的團委書記，說起這些都非常公開，誰也不覺得羞恥。
1974年開始，軍隊幹部子女陸續參軍，改變了知青身份，掌握實權的幹部也紛紛把孩子調離農村、邊疆。在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工作中，也悄悄滲進了私下的交易，沒有門路的人忽然意識到得為自己的權益抗爭，造假一時間成為更加天經地義的事。
我所在的團有一位“大俠”，他自己早就辦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續，卻樂意留守在8連馬號那狗窩似的宿舍裏，遲遲不回北京，專門幫助搞不到診斷書的倒黴蛋兒。我當時不開竅兒，明知同學們得的五花八門的病是假的，可站在大夫麵前仍然“主訴”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經“病退”回北京的一個好友就寫信把我托付給了大俠。
那一天我去拜見大俠。宿舍裏光線昏暗，他披著破棉衣蜷縮在床鋪的一角，我捏著好友的“介紹信”吃力地說明來意，他瞟了我一眼，信都不看就答應次日陪我去烏拉特前旗師部醫院看病。我說著“謝謝”諾諾告退，大俠就倒下繼續睡覺了。
次日我才看清大俠，他是個清瘦的大高個兒，長發遮住半邊臉，表情冷漠，臉色蒼白，帶點痞氣，和與我常常來往的同學氣質很不同。去烏拉特前旗我們一路坐車一路沉默，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到了烏拉特前旗，他帶我直奔一片家屬住宅區。“記著，你不理虧，這也不是求人。”在敲門前他這麽教導了我一下。
他輕車熟路地叫門，稱開門的中年婦女“雲大夫”。雲大夫開門後還在分辯來人，大俠已經盤腿坐在了鋪著毛氈的熱炕上。雲大夫臉色很難看，不像和大俠有什麽交情。我尷尬地站在一旁。
大俠自己點了支煙悠悠地吸起來。吐了幾口煙霧，他臉色陰沉沉地開門見山：“雲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壓，腎性的，您給看看。”不穿白大衣的雲大夫看上去像是河套的農村婦女，但是她確實是大夫，拉開小抽屜就有蓋好章的診斷書。她厭惡地看了大俠一眼，沒有二話，問了我的姓名，提筆就開了“腎性高血壓”的診斷書。我發愁一年多的事瞬間有了進展。
拿到診斷書，大俠馬上告退。我拙笨地把15斤粉塵（極細的河套白麵粉）放在雲大夫的桌子上。粉塵裝在一個我用舊衣服拚的小口袋裏，像個可憐巴巴的小枕頭。雲大夫隻當沒有看見它，又給了我一張空白化驗單，對我說，診斷書必須與一個當天的化驗結果匹配才有意義。大俠聽見了就諷刺：“您不幫人幫到底了？”雲大夫正要解釋，大俠卻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小院。
當日的化驗結果到哪去弄？大俠帶我在家屬轉了兩圈，一時沒有辦法。我們隻好來到醫院化驗室前，在長椅上坐著。我想和大俠聊天消愁，他昏昏欲睡不給我機會。我問：“我留尿嗎？”他翻了翻眼皮簡練地說：“真病？”兩個字讓我無地自容，隻好又老實坐著。
化驗室不斷有人進進出出，在我們麵前經過。有個穿白大衣的知青衣袂飄飄地經過時，大俠忽然睜開半閉的眼睛起身攔住他，陰陽怪氣地問：“哥們兒，你過得還滋潤吧？”那化驗員愣住了，不知道怎麽回答。大俠把我的化驗單遞過去：“你看，她得的腎性高血壓。”化驗員看了大俠一眼說：“留尿！”大俠冷笑：“是嗎？我怎麽聽說沒這規矩！”化驗員遲疑著不接化驗單，身材高大的大俠逼近他嚴厲地壓低聲音說：“哥位兒幫忙！”
不附尿樣的化驗單進了化驗室，遞出來時，各項指標都高得可怕，一個假的化驗單原來是這樣來的。我不禁問：“你怎麽都辦者成？”大俠冷冷地說：“我不理虧。”
大俠的臉色、語氣、目光確實不一般，我覺得他看透了什麽，他俯瞰著我難以斷然拋棄的正派和斯文。我又問：“我怎麽謝你？”他回答：“別傻，別把下麵的事（手續）辦砸。”這是在鼓勵我設法偽造日期為1969年9月以前的病史材料，寫好不適應內蒙古高原生活的“病退”申請報告。
我“病退”的所有假材料終於一應俱全。報送北京方麵等待批準時，竟遇到了意外的障礙。我媽媽去世幾年了，北京知青辦公室知道我在京沒有法定撫養人的事。批準我回京就意味著街道辦事處要多一個社會救濟的對象。他們向我辦理“病退”的代理人——我的好朋友說明，將會由於這一點拒絕批準我回北京。
我的好朋友一聽就急了：“你們這樣可沒有道理，她也是北京知青！”她忽然急中生智：“她是我未來的嫂子，我哥哥的未婚妻，她回來就結婚，不用救濟！”知青辦公室的幹部笑了：“空口無憑不行，你哥哥的單位得出證明，你哥哥也得寫保證書”。
好朋友的哥哥是工藝美院畢業的玩具設計師，當時確實還沒有未婚妻。好朋友把事情和她家裏說了，當即口授保證書，讓玩具設計師筆錄。她的爸爸媽媽麵麵相覷，問：“是真的未婚妻不是”，好朋友幹脆地回答：“假的，不必你們真管！”玩具設計師在任性的妹妹麵前無可奈何地寫好保證書，保證在“未婚妻”被安排工作前，生活和醫療他有能力負責。次日他的工會主席簽署了“情況屬實”的字樣，又加蓋了工作單位的公章。有了這份材料備案，我才在1977年底以患“腎性高血壓”和“高度近視1300度”的名義“病退”回到北京。
製造和使用過假電報、假車票、假診斷書、假材料的小冬，王X、大俠、雲大夫、化驗員、好友、玩具設計師和我不計其數，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們已經從滿頭青絲變得兩鬢蒼蒼。那個時代塑了我們，就像我們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樣。我們帶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
我們是受益了還是受害了？
社會已經由於失去誠信而烏煙瘴氣，讓人追悔莫及。當我看見過街地道肮髒的牆壁上製造假證件的聯係電話，當兜售假發票的販子迎麵而來，有時我會刻薄地問自己，造假行為之間有沒有本質的區別；當我教育為逃避責罰而偽造家長簽字的學生，當我為自己的孩子塗改分數而疾言厲色，有時我會由於突然懷疑自己的資格而黯然神傷；當我躊躇不決地在櫃台前艱難地分辨真偽，或為買了假貨而痛心疾首時，有時我又明白造假的國民隻配生活在假貨充斥的國度。
世間萬事萬物的運動自有法則，人類社會更是如此。道德或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我說不清是，規則一旦紊亂，人們是該選擇利益還是操守？是動蕩的社會和無常的秩序造就了我們，還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線的我們敗壞了風氣？
轉自《經濟文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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