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統戴老板：江湖有兒女，山河無故人
2018年還沒過去，但似乎已成為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大年。
前有徐崢的《我不是藥神》，席卷30億人民幣票房，打破了此類電影有口碑無票房的怪圈；後有賈樟柯的《江湖兒女》，知名影評網站爛番茄(Rotten Tomatoes)上評分高達7.9，被寄予厚望。
這些年把商業片拍的爐火純青的徐崢，走出自己固有的領地，端上一盤現實主義題材的大菜，跟常年在該領域艱難耕耘的賈樟柯一前一後呼應，頗有一種中央紅軍陝北會師劉誌丹的感覺。
不過電影《我不是藥神》火了之後，徐崢麵對粉絲和媒體，解釋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導演不是我。
導演真的不是他，也不是監製寧浩，而是一個2011年剛碩士畢業的小青年，叫做文牧野。這個長春人在媒體的通稿中經曆簡單：1985年生人，從小喜歡電影，考研考了三年，才擠進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師從田壯壯。
大多數年輕的觀眾，尤其是娛樂市場消費主力的95後，在看到這種通稿時大都會疑惑：“田壯壯是誰？”
田壯壯是誰？這個是好問題。作為斜杠中年，他是張藝謀的同學，陳凱歌的班長，是徐帆的前男友，是北電導演係主任，帶過三個有名的研究生，一個是文牧野，一個是《繡春刀》導演路陽，還有個是趙薇。
而他的家庭背景，則並不那麽廣為人知：他的表兄是李雪健，母親是著名演員於藍，主演過《在烈火中永生》裏的江姐；父親是藝術家田方，在1942年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時，就坐在毛澤東的左邊。
但這些履曆和背景，並不是田壯壯的全部，他最重要的身份，是電影《藍風箏》的導演。
這部在國人記憶裏逐漸消失的影片，誕生於中國電影巔峰的1993~1994年。在那兩年，中國第五代導演集體交出答卷，《活著》、《藍風箏》和《霸王別姬》這三部電影，是中國電影的三座高峰。
幾十年過去了，國內電影導演們的集體形象早已崩塌，能夠獲得觀眾認可的如同鳳毛麟角。而大多數的觀眾，對那些中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高光時刻，早已忘卻。
01
1977年，北京電視台美工負責人張德生覺得《全國電視新聞節目聯播》名字太長，打在屏幕上很不協調，建議把名字改成《新聞聯播》。
於是從1978年1月1日起，沒有結局的《新聞聯播》開始占據億萬家庭的黃金時段。4個月後北京電視台經“華主席、黨中央批準”正式改名為“中國中央電視台”，對外簡稱“CCTV”。
但當時的人們還來不及關注《新聞聯播》，1977年底恢複的高考才是全國青年的心頭大事。
在西雙版納砍了幾年樹的陳凱歌，不顧大導演父親陳懷皚的極力反對，跟田壯壯一起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因為電影學院不用考數理化。
導演係要考影片分析，放的是《英雄兒女》，裏麵飾演政委王文清的，就是田壯壯他爸田方，因此他30分鍾就交了卷，出去買了冰棍和煙蹲在樹底下等陳凱歌，一口冰棍一口煙。
攝影係要考繪畫，教師子女顧長衛從小就在少年宮幫著畫海報，輕鬆過關。父親是茅以升弟子的張黎不會畫畫，斜眼瞄著前麵安徽考生的落筆照葫蘆畫瓢，結果張黎考上了，安徽那哥們反而沒考上。
陝西國棉八廠決定把唯一的高考名額，交給每月做4個新襪子圖案的張藝謀。興高采烈的張藝謀，帶著作品殺奔北京電影學院，結果被潑了一盆冷水：28歲的他已經超齡了，沒資格參加高考。
倔強的張藝謀在北京和西安跑了幾個來回，最後通過第一任妻子肖華的姐夫把作品遞到了文化部部長黃鎮手裏，黃鎮愛才，親自給電影學院批示——“成績優異，特殊處理”。
北京電影學院這一年的招生，後來被法國權威雜誌《電影手冊》評為“世界電影史上100個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原本計劃隻錄取100人的電影學院，最終招了159個。
來自北國和南疆的學子們，聚在到處是果園和奶牛的朱辛莊，開始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電影和藝術知識，比如攝影係的張藝謀和顧長衛為了以後能順利上崗，弄了個生鐵攝影機放宿舍裏鍛煉臂力。
這批從全國脫穎而出的年輕人，被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他們目睹並親曆了國家十年浩劫的苦難，他們從骨子裏就帶著精英知識分子對於民族的深刻反思，使命感推動著他們前行。
多年後，人們用“第五代”來統稱這一批電影人，十年憂憤，四載攻讀，才華一瀉而出。
後來導演了《大宅門》的同仁堂後人郭寶昌是張藝謀、陳凱歌的伯樂，他多年後還清楚記得第一次看到第五代們的校園作品《紅象》時的感受：“我操，看到那畫麵我就傻了，中國他媽的要出大師了。”
大師畢業了也要找工作，當時北影的三個階層“高幹子弟、藝術世家、平民家庭”命運完全不同，出身藝術世家的田壯壯、陳凱歌留在了北京，平民子弟張藝謀和張軍釗，則去了廣西電影製片廠。
當時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韋必達求賢若渴，到北影點名要了12個各係畢業生，不過隻帶回了四個平民子弟：張藝謀、何群、肖風、張軍釗。
四個人到了廣西廠後，馬上立下軍令狀，剃了光頭要拍好電影。一夥光頭坐火車去拍攝地時，還被警察誤認為是流氓團夥給抓了。
這四個電影學院畢業生，拍出了電影《一個和八個》，導演是張軍釗，攝影是張藝謀和肖風，美術是何群，這部電影奏響了第五代們的衝鋒號。
《一個和八個》，張軍釗，1984年
可惜衝鋒號聲和當時的“主旋律”產生了背離：劉心武、馮驥才們的傷痕文學帶來的人道主義思潮，引起了高層的重視，胡喬木、鄧力群發起了著名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風雨欲來之下，還在用鉛字印刷的《人民日報》排字房裏“精神汙染”四個字都不夠用了，《一個和八個》和《被告後麵》兩部片子在當時被做為“精神汙染”的典型來重點批判。
在一片非議中，廠長韋必達站出來力挺手下的兵，“對青年人要關心愛護，如有錯誤我廠長負責”。所幸的是，這場“清汙運動”，隻維持了28天就被胡耀邦給叫停了。
韋必達不愧是豪邁人物，不僅敢頂住壓力保護稚嫩的第五代們，在《一個和八個》開拍後，他更是毅然用四倍工資從北京挖來了大才子陳凱歌拍《空穀回聲》，也就是後來的《黃土地》。
《黃土地》是中國電影雙峰的“會師”之作，導演陳凱歌賦予了故事深沉的思想和遼遠的意境，而攝影張藝謀則賦予了畫麵強烈的衝擊感：不規則的構圖下人物永遠擠在畫麵的邊緣，淹沒一切的是蒼天和黃土地。
《黃土地》，陳凱歌，1985年
而命運多舛的《一個和八個》在曆時十一個月，修改了107次後，終於在1984年10月獲準上映，這部電影裏啟用了一個不苟言笑的瘦高個青年演員，叫陳道明。
兩部影片先後在國內外贏得大獎，1984年也成為了廣西電影製片廠曆史上最輝煌的一年——全年利潤250萬元，是廠裏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但廠長韋必達此時已被一擼到底了。
陳凱歌有一手好文筆，1985年寫了一篇《秦國人》，講述他和張藝謀拍《黃土地》的故事。這兩人都打了一手好籃球，當年北影籃球隊稱霸全國藝術學校聯賽，他們還有個隊友叫做吳子牛。
吳子牛畢業後被分配到瀟湘電影製片廠，處女作《候補隊員》就拿下了第4屆金雞獎特別獎，第二部作品《喋血黑穀》驚險刺激，力壓《黃土地》拿下1984年票房冠軍，為瀟湘廠賺了180萬。
知識分子在贏得市場的某種讚譽後，總是容易飄飄然，擺不正位置。吳子牛在1985年掏出了“高於狹義戰爭的高度去理解戰爭”的《鴿子樹》，對自衛反擊戰流露出“消極思想”，掀起軒然大波。
那是李寧、郎平在國際體壇馳騁的年代，是民族自豪感騰飛的年代，這種批評的結局可想而知。如果不是總設計師強調意識形態領域要寬鬆、寬容、融洽、和諧，吳子牛的導演生涯恐怕早就結束了。
這部在小範圍內放映過6場的電影，僅有的一部膠片至今仍在陝西臨潼的國家影片倉庫裏放著，據說隻能保存20年，也就是說現在早已變成一堆廢塑料了。吳子牛一直想給《鴿子樹》留個拷貝，可惜未果。
第五代導演們最怕聽到的就是“這片子不錯，但是……”，輕描淡寫的肯定，緊跟著斬釘截鐵的否定。一部電影，從選劇本到選演員到最後送審，要經過層層審查、討論、決定、修改，與觀眾見麵並不容易。
但這些大風大浪年代裏淬煉出來的導演，什麽惡劣的環境沒見過，他們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十分強悍，剛剛改革開放的那些年，尤其是90年代初期，對他們來說是金子般的歲月。
02
改革春風吹滿地，影廠虧得要倒閉。
雖然《少林寺》、《芙蓉鎮》等片子的觀影人次數以億計，但十幾年如一日的票價讓老派電影製片廠陷入了困境。1989年，有廠長抱怨：“原來一個雞蛋可看一場電影，現在一個雞蛋可看二十多場電影。”
1993年，《關於深化當前電影行業機製改革的若幹意見》出台，國家統銷統購的局麵被打破，代之以經濟上“政府資助、引進外資、開發和利用外資”的三軌製。逐漸成名的大導演們，幾乎在同一年迎來了藝術巔峰。
1992年，42歲的張藝謀偶然看到了年輕作家餘華的中篇小說《河邊的錯誤》，覺得這是一個好故事，於是他讓餘華把所有的作品都拿出來看看，餘華就把一部還沒改完錯別字的初稿交給了張藝謀。
這部初稿名字叫《活著》，就這樣，張藝謀人生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人生中唯一的禁片誕生了。
結果《活著》的小說出版了，但電影卻被禁了，這引起了輿論喧嘩。要知道，張藝謀這時候已經是拿過金熊、金獅的國際名導，投資方還有港台背景，電影拍攝前也通過了審核，既然小說能出版，為什麽電影不允許上映？
對此，張藝謀總結說：“我個人在製度麵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覺得無能為力。”
盡管沒上映，但《活著》的曆史地位無法撼動，它被廣泛認為是張藝謀最好的片子。不過倘若要選一個中國影史最佳，《霸王別姬》的支持者要更多一些，畢竟當太多人像牲口一樣的活著的時候，少數人抗爭著死去，就顯得尤為震撼。
1988年，陳凱歌帶著《孩子王》出席戛納電影節，台灣人徐楓揣著小說《霸王別姬》，專程從香港飛過來找到陳凱歌。為了說服陳凱歌接下這部“三流故事”，徐楓足足花了兩年半時間。
徐楓本人也是一個傳奇，她不僅是《霸王別姬》的製片人，還是兩屆金馬獎影後，飾演過胡金銓的《龍門客棧》和《俠女》。她的另外一個身份，是湯臣集團的老板娘，陸家嘴佇立的湯臣一品，就是她家給上海留下的地標。
《霸王別姬》劇組領獎，戛納，1993年
左為徐楓，中為陳凱歌，右有張國榮
演員選的也是頗費心思。陳凱歌拒絕了成龍出演段小樓的提議，找了“台上是霸王，台下吃喝嫖賭”的張豐毅，他又說服張國榮接下了程蝶衣一角，不過坊間一直有傳聞，演過大太監李蓮英的薑文很想演程蝶衣。
張麻子版本的程蝶衣，抱著滿身肌肉的張豐毅，想想都刺激。
這部戲真是天時地利人和，無論是演員還是導演，個頂個的都是最佳狀態。張豐毅和張國榮同年同月，處得跟親兄弟似的，葛優聽說張國榮比他還小一歲，嚇了一跳，“他那是怎麽長得？”最後張國榮走進戲裏了，再也沒出來。
陳凱歌當時是擔了風險的，為了能立項成功，他夥同《活著》的編劇蘆葦，先交了一份假劇本上去。最後這片子在拿到戛納的金棕櫚獎後上映了，但不允許宣傳，大陸說它是港台的，港台說它是大陸的。
陳凱歌拍少年總是特別出彩，《梅蘭芳》的前半段就比後麵有神的多。批評陳凱歌隻有一部戲，這是不懂陳凱歌，沒有《霸王別姬》，他也是中國最好的導演之一。陳凱歌有個叫陳赫的外甥，才是一部戲吃一輩子。
《霸王別姬》資金充裕，占了北京電影廠大部分地方，同期開拍的《藍風箏》劇組沒地方搭景。導演田壯壯在《霸王別姬》主場景後麵，硬擠著搭出了一條胡同，《藍風箏》中的不少戲，就是在這條胡同中拍的。
藍風箏劇照，田壯壯，1993年
《藍風箏》是一部以兒童視角，將反右、大躍進、文格等政治運動娓娓道來的電影。這部電影風格樸實、場景簡單、節奏溫吞、敘述平淡，整部電影最驚悸的地方在於：一個家庭經曆那多次折騰，時間才剛到1966年。
這部視角過於尖銳的戲，給田壯壯招來了禍事，在拿下東京影展最佳影片金櫻花獎後，據說被封殺整整十年。
田壯壯作為世家子弟，在第五代導演裏很有威望，而他也總有一種傲氣，常說：“我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觀眾看的。”現在聽這話很精確，他的電影這個世紀不好說，上個世紀的觀眾是肯定沒看到。
作家阿城的父親，是著名電影評論家鍾惦斐，阿城曾向父親請教：為什麽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而書就相對好點？鍾老答道：電影是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唯其能進，所以麻煩。[9]
03
馮小剛和第五代導演是同齡人，但沒上過大學，是野路子出身。不過他也遇到過麻煩，1996年4月1日，馮小剛和王朔被叫到北影廠的廠長辦公室，韓三平念了一份電影局的急件：
《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劇本對於挑逗、追逐、強奸女性津津樂道，反複咀嚼玩味男女之間的性欲及不當情感，暴露醜惡而不鞭撻醜惡，有違社會公認道德標準。建議另選拍攝選題，或者進行根本性改寫，否則即使攝製完成，電影局也將難以通過。
北影廠這一年的二十多部片子，被槍斃了八部，馮小剛、王朔的好夢公司兩部作品《我是你爸爸》、《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都打了水漂，一下子五六百萬沒了，那年北京三環的房價才四千一平。
編劇王剛給危難中的馮小剛又遞了個劇本《月亮背麵》，馮小剛給拍成了十集電視劇，還是被禁了。不過考慮到裏麵有馮遠征打女人的情節，想想這種會給全國人民造成陰影的鏡頭，還是不放出來好。
摸爬滾打才混到影視核心圈的馮小剛這時候被視為票房毒藥。當時馮小剛甚至想過走賈樟柯、張元的路，專門拍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揭露社會假醜惡，但馮小剛畢竟向往美好生活，不能跟人民幣過不去啊。
馮小剛妥協了，在韓三平表示要把自己撈上來後，他拿出了積極的、充滿誠意的劇本《甲方乙方》。在劇本通過後，馮小剛激動的要請朋友幹一杯，誰再說電影局不好他跟誰急。
聽說承包了門頭溝的牟其中要給他投資，馮小剛直言您真是有一顆比火還熱的心。後來牟其中的投資最後沒到位，馮小剛把他要炸喜馬拉雅山的計劃寫進了《不見不散》。
賀歲片的創意是《甄嬛傳》導演鄭曉龍的，《甲方乙方》的劇本是王朔的，成功是馮小剛的。對此，馮導開心地編了首歌：
“1997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個導演在中國拍了一部賀歲片，神話般地傳遍座座城市，奇跡般堆起了票房的金山……”[8]
馮小剛早年的喜劇風格脫胎自王朔，像生猛海鮮配地道爆肚，有天馬行空的胡扯淡，也有市井人家的煙火氣，講的是老百姓的事。就像劉震雲說的，馮小剛是個向生活討藝術的導演。
陳凱歌善於拍少年，馮小剛善於拍婚外情。比如《手機》這片子，男主角嚴守一的人物設計，雖然參考了崔永元，但其實講的是馮小剛自己的故事，理由也很簡單：崔永元跟方舟子有孽緣，但跟女人沒有啊！
誰也不曾料到，《手機》這部中年男人出軌片，引發了馮導和崔永元的大戰，還把範冰冰給拖了下水，比電影本身還狗血精彩。
《天下無賊》裏借著葛優的嘴，馮小剛調侃了張黎，“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張黎是張藝謀同班同學，攝影係科班出身，對技術倚重而苛求，最後攝而優則導的張黎，反而成了中國最成功的曆史正劇導演。
豆瓣用戶是互聯網最難搞的群體，張黎的兩部神劇《走向共和》和《大明王朝1566》，豆瓣評分都在9.6以上。這是一個神一樣的男人。
張黎拍戲功夫在兩頭：開機前，他和編劇、主演會做很長時間的案頭準備；關機後，他會花上至少半年的時間做剪輯。
這種紮實的態度，在《走向共和》的拍攝過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演員提前45天進劇組，演袁世凱的孫淳一天吃四海碗麵條增肥30斤，劇組上至七十高齡的王冰，下至剛走出校園的李光潔，都在日夜討論曆史人物的性格。
《走向共和》的主創人員，是《雍正王朝》的原班人馬，張黎在裏麵擔任藝術總監。1999年上映的這部電視劇，由第五代導演胡玫執導，據說演出了大國領導的當家難，什麽懲治貪腐和稅製改革，都能在裏麵找到影子。
張黎不避諱談曆史劇的史鑒作用，“不注重當下意義，還拍什麽曆史正劇呢？”《走向共和》的主題是找出路，《大明王朝1566》講君臣共製。前者在經過數度修改後，還是被404了，但這不妨礙它在觀眾心中的地位。
叫好不等於叫座，《大明王朝1566》首映的收視率都沒破過0.5%。張黎出現在大眾視野時，更多是因為跟小宋佳的緋聞。而曾經抱怨明星片酬離譜的他，最近一部戲是《武動乾坤》，主演有楊洋、張天愛、吳尊，都是流量小生。
而當年搶下《大明王朝1566》版權的湖南電視台，最近翻拍了《流星花園》，由於不準炫富，新版道明寺隻能給女朋友送遊戲幣了。
04
第五代導演是北影78級畢業的這批人，第六代一般指北影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畢業生。
1989年初，北影85級全體署名發表了著名的《中國電影的後黃土地現象——關於中國電影的一次談話》，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一種鄉土語言，已經成為中國人的負擔。第六代導演貌似要玩點不一樣的。
張元是北影攝影係85級的學生，張藝謀、張黎、顧長衛們的師弟。張元畢業後沒有去分配單位報道，而是投身到一部叫《太陽樹》的電影的拍攝。這部片子因為種種原因，被兒童製片廠和八一製片廠給先後放棄。
張元覺得這部片子挺有意思，舍不得放棄，決定自己找錢來把他拍完。於是他跟同學王小帥一道，在沒有廠標、劇本未經審查的情況下，身兼製片、導演、攝影數職將片子拍完了，並把片名改為《媽媽》。
這部講述離異母親獨立撫養癡呆兒童故事的電影，殘酷而真實，母親自慰的鏡頭和癡呆兒童可能被拋棄的開放式結尾，都太不正能量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扮演癡呆兒童的小男孩，叫做黃海波。
那會兒誰也不會想到，日後張元因為吸毒進去了，黃海波因為嫖娼進去了。
當時在北京的王家衛把這片子的電影拷貝塞在行李箱，帶到法國南特電影節參展。未經任何審批手續出國的《媽媽》，在南特電影節獲得了評委會大獎與觀眾大獎，後來陸續參加了一百多個電影節，幾個拷貝幾乎要放爛了。
後果也很嚴重。1994年3月12日，廣電部下發《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吳文光、何建軍、寧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參加國外影展予以懲罰。
這是中國電影曆史上第一次對一個導演群體進行集體封殺，被稱為中國電影的“七君子事件”。[3]
張元被官方封殺，他籌備已久的《一地雞毛》被停機，妻子寧岱將被迫停機的前前後後拍了下來，就命名為《停機》，並“頂風作案”， 將這部影片走私出境，參加了20多個電影節，對抗意味明顯。
張元的反叛精神給第六代導演樹立了榜樣。王小帥用《極度寒冷》拍了特立獨行的行為藝術家，何建軍的《郵差》講了社會疏離者偷窺人。自知無法被體製接納的第六代導演，自發的成為反抗體製的不軌者。
第六代導演帶著他們離經叛道的電影，在北京的胡同流竄播放，他們是苦悶的。王小帥在牆上寫下“鎮靜”兩個大字，體製內的婁燁贏得了出手必是禁片的“美名”。但其實，這些人並非都想徹底遠離體製。
因《小武》蜚聲海外的賈樟柯，寫了自認非常幹淨的劇本《站台》，主角都是正麵人物，但他等了整整兩年，最終還是沒能逃過無法公映的結局，接下來拍《任逍遙》時，他就幹脆放棄了幻想。
電影被禁的原因也愈加五花八門：《十七歲的單車》“反映了北京部分雜亂無章的胡同，將影響我國申奧。”《愛情麻辣燙》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刪掉了片中兩個高中生天黑後站在學校自行車棚的鏡頭；《鬼子來了》違規拍攝，格調低俗……
禁片不一定都是禁忌、色情、反動的，《大鴻米店》的盜版碟大肆宣揚自己是毒草禁片，不少人買回家看完後大罵：我那啥都脫了，你就給我看這個？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票房這個陣地，你不去占領，別人就會占領。當第六代導演在和監管做博弈的時候，中國電影成為好萊塢和流量小生的天下，不少年輕人在被國產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擊後，從此再也不支持電影國貨。
但還是有人能殺出來。北影攝影係的寧浩用處女作《綠草地》征服了劉德華，在華仔的支持下，用350萬的成本拍出了《瘋狂的石頭》。這部借鑒了蓋裏奇《兩杆大煙槍》的小成本電影，打開了國產喜劇電影的天花板。
客串了《瘋狂的石頭》的徐崢後來監製了一部《夜店》，這部成本都不夠開一家夜店的喜劇片贏得了一片好評。
上海人徐崢邁上了擺脫“豬哥哥”形象的路，2011年在劉儀偉的引薦下，徐崢坐在光線傳媒老板王長田麵前，繪聲繪色的講了兩個小時故事，最後光線決定投資這部名叫《泰囧》的電影。
從此，徐崢在商業片的征程上獲得了一個又一個地成功，無論是《泰囧》《港囧》還是《心花路放》，他們精彩，有趣，娛樂，但跟廣袤的中國正在發生的故事，好像並不相關，直到《藥神》的出現。
雖然徐崢不是導演，但這部電影其實是三個人的作品：寧浩摘菜，文牧野掌勺，徐崢放佐料。尤其在電影過審方麵，徐崢和寧浩功不可沒，兩人合作的《無人區》，2009年送審，2013年才上映，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不少人將之視為現實主義影視的回暖，倒回到2012年12月14日，中央六台放了《V字仇殺隊》，當時人們也很激動的認為影視審查將吹響春風。
05
2001年，導演杜海濱拍攝了反映流浪人員的紀錄片《鐵路沿線》，在北京廣播學院開會時放了一些片段，某地方電視台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同誌表達疑惑和反對：有那麽多生活得好好的人，幹嗎非拍流浪少年？
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製片人：“根據統計數據，這樣的流浪未成年人有400萬，總不能認為他們都不是中國人，甚至不是人吧？”說的真好。
但中國的複雜之處遠不止於此，作家王蒙曾說過：“大衣兩個口袋裏放著兩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幫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資派的。寫難不住我，我不是不會寫。你形勢怎麽發展，我有什麽辦法？”
受製於種種限製的導演們，麵對無窮無盡的現實題材，大都選擇了放棄和漠視，但你無法去苛責他們，正如在賈樟柯的電影《山河故人》裏的那段台詞：“每個人隻能陪你走一段路，遲早是要分開的。”
他們昔日的大眾形象，也慢慢走下神壇：有因為計劃生育被罰款的，有被網絡短片無情調侃的，有睡女粉睡出10w+的，有娶了漂亮老婆還去嫖娼的，有吸毒屢教不改被抓的，也有卷入陰陽合同，跑到美國避風頭的。
而對於年輕的觀眾來說，中國電影過往的輝煌，大都發生在他們出生之前，捧著Pad看電影，拿起手機刷抖音，這是一個更短平快的時代，現實主義的沉重內容，到底有多少生存的土壤，是個未知數。
2018年對於中國現實主義電影，是轉折，還是返照，似乎不難找到答案。江湖尚有兒女，山河已無故人。
參考資料
[1]. 體製變革中的中國電影經濟，唐榕，2008年
[2]. 九十年代中國禁片成因探析，齊偉，2009年
[3]. 第六代導演與“七君子事件”，李正光，2009年
[4]. 與吳子牛談吳子牛，劉偉宏
[5]. 田壯壯，幽人獨往來，盧美慧，2018
[6]. 張黎：願做佛跳牆不願做豆漿，楊雯，2016
[7]. 影像的中國，陳旭光，2006
[8]. 我把青春獻給你，馮小剛，2003
[9]. 文革後禁片的政治問題，韌霧，2013年
[10]. 看不見的影像，張獻民，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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