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為什麽寫民國史要一味貶低？

 

文|資中筠（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

曆史都是史官寫的，每一個朝代裏都有史官。所以顧準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也許就是從齊太史之後立下的規矩（我沒有考證），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記載他的言行，這樣，史官就可以無顧慮地如實記載，為後世提供真實的史料。這個傳統在皇權專製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

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的就逐漸多起來。不過總的說來，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

影視劇裏的唐太宗

另外，除了官史之外，還有許多野史、私家編撰的見聞錄。例如宋周密撰《齊東野語》的序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唯我家曆史不可易”，因為官史受當時的政治鬥爭影響，有私心、有黨爭，常是以得勢者的是非為是非，隻有他們家祖輩傳下來的實錄是可靠的。當然這也隻是一家之言。

在明清以降大興文字獄之前，這種民間野史的刻寫、流傳還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寫前朝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觀一些。其所依據的史料也包括廣為搜羅的野史，甚至民間傳說。而且史官們特別希望當朝皇帝能吸取經驗教訓，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寫真實的動力。讚揚前朝的開國皇帝，揭露過去亡國之君的弊政，都不會冒犯當今的在位者。所以，為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還有相當可信度。

現在寫前朝“民國”，一味貶之，不能有褒有貶公正對待，為什麽？有幾點原因：

1.過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統，是非標準不變，基本製度不變，主要看誰更符合這一標準。而1949年的鼎革，是從理論到製度全盤顛覆。必須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開國者與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經共事，奉同一正朔（孫中山三民主義），也曾互相殺戮，是現世的仇敵。被打倒的既是立國者也是亡國者，而且還未全亡，偏安一隅，還不能完全算作“前朝”。這樣，兩邊的“筆底春秋”完全相反：這邊是“革命”，那邊是“叛亂”；這邊是英雄，那邊稱“匪首”。更重要是史實的敘述也大相徑庭。

3.古人治史不是為了對民眾做宣傳。一般改朝換代之前總有一個亂世，人心思定，誰能實現安定，統一天下，就是“奉天承運”，老百姓就擁護。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績與現實的民心歸附無關，反而能為當前的當政者樹立榜樣。（但也有例外，就是異族入侵，如元、清，對前朝的說法就諸多忌諱。元朝太短，清朝統治者特別怕漢人不服，懷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獄最發達。）

而現在的曆史與當代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息息相關。加之教育普及，關心國事的民眾越來越廣，曆史的敘述與政治宣傳合二為一，不僅對近代史，連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運動就修改一次曆史，連對孔子也“是非凡幾易”。不僅是筆底褒貶問題，連事實的陳述都須服從當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須遮蔽。

事實上，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官史對晚清的說法以及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前各政治派別的褒貶，也有類似的出發點，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史實的敘述和對人物、事件的評價都有偏頗。

4.古代皇朝興替，成王敗寇，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是公認的，合法的，無須掩飾。而辛亥革命以後，君主製被否定，名義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認江山私有。理論與實踐脫節，“道統”與“法統”在邏輯上難以理順，對相關的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蓋。

5.現代史官的相對獨立性弱於古代。

所以近現代史的官史可信度還不如古代史。

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史學有很大進步。真相逐漸透露出來。比如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學術界非常活躍，成果累累，出現繁榮景象。這兩年民國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從檔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對史實以及曆史人物重新評價，推翻了不少以訛傳訛的舊說，澄清謊言，振聾發聵。有許多佳作可以說是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中的優良部分。

本文節選自《革新中國傳統曆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