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曾經這樣評價張愛玲：“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聖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
我看後感到有點詫異。張愛玲盡管寫的是人情世故愛恨情仇，但都以小見大，論見人性。她寫的不是理想的山河家國，而是每個人在生命的局限中所表現出來的惡、冷、虛偽和恐懼。姑且不論“性饑渴者”這種帶有蕩婦羞辱式的言辭，畢竟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會帶有自己生活的時代意識局限。但即使如此，她似乎也並不至於得到這樣刻薄的評價，客觀而言甚至有了點人身攻擊的意味。
但我仔細想了想二者的人生，也能理解了。
楊絳的父親楊萌杭是知名大律師，上進、正直、有理想；母親唐須嫈則是大家閨秀，溫雅聰慧。楊絳的父母相敬如賓，舉案齊眉，又尊重孩子的個性，從不打罵。加上楊絳是家中的小女兒，自小備受疼愛，讀大學後更是追求者甚多，她沒有過過一天缺愛的日子。學業也完成得順風順水。
可張愛玲呢？
張愛玲的老爸張誌沂是舊式遺少，好逸惡勞、思想陳舊，靠著日漸衰敗的家底天天抽鴉片。張愛玲的母親盡管出身貴族，但卻是姨太太的遺腹子，因為童年不幸而對親情淡漠。張愛玲的父母不合，自小便身邊母親缺席。加上後來有了個狠毒的後媽，老爸又糊塗，要不是有個好心的傭人護著，說不定早被就死在了父親的拳腳之下。
“姐姐和後母發生衝突，後母罵了她，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擋，後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打姐姐時父親嘴裏一直說著：‘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幹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父親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之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裏。”
這是張愛玲的弟弟多年後寫下的姐姐悲慘的青春期往事。
張愛玲逃出原生家庭後投奔母親，因為母親不愛她，幾乎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靠著從母親那裏乞討來的錢讀的書。
她已經是相當獨立強大的女性了。每次問母親要錢，都要麵對母親的陰陽怪氣與謾罵，但當母親問她是要選擇讀書還是嫁人時，張愛玲毅然選擇了學業，對於那個年代的女性，尤其是被母親視為累贅的張愛玲而言，是極具遠見和勇氣的抉擇。
然而這樣強大獨立的張愛玲，麵對四處拈花惹草的胡蘭成，還是將數額達百萬以上的稿酬悉數寄給他救急。這種塵土般的卑微，是荒蕪的童年與青春期所養成的習慣性討好，是麵對她生命中乏善可陳的溫暖時，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渴望。父母給她造成的心理缺陷，由此可見一斑。
張愛玲冰冷陰鬱的童年，以及成長求學的窘迫，完全就是楊絳的反麵人生。
楊絳的人生充滿了愛。父母的愛、追求者的愛、丈夫的愛，她的童年不缺錢也不缺尊重，沒有動蕩與不安。
所以她怎麽能理解張愛玲的不幸呢？她怎麽能明白張愛玲的缺憾、貧乏、瑟縮和陰霾？
張愛玲奇裝異服渴望關注，她鄙夷，因為她沒有缺過關注；她嘲笑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是“性饑渴者”，因為“性饑渴”不過是缺愛的一種形式，而楊絳的婚姻家庭皆美滿。
吃得飽的人，自然能在餐桌上更加優雅從容，嘲諷起因為吃不起飯而狼吞虎咽的人，更是沒有輕重。很多看客都容易犯一個毛病，認為大學問家都品行超人，其實是錯的。偏見廣泛存在於人性，人性不會因為才華而改變。
有位網友在我的知乎評論區裏寫過這樣一段話，我非常喜歡，貼出來給大家看看吧。
“……過了很多年之後才發現很多事情其實都不是理所應當的，因為這些理所應當的付出才給了孩子理直氣壯地勇氣，才會勇往直前，確信自己不光有眼前路，還有身後身。
年輕的人總會總結一套道德楷模的模板，看著一個人就往上套一套，真人也好文學作品也罷，大致符合的便把這個人當作人看。一旦遇到一個人和你心裏那套模板格格不入，就是罪大惡極，不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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