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罪犯，懸崖飆車，槍口曾指向昔日戰友
突然有一天，昔日的朋友變成敵人，你會怎樣選擇？
對邊境緝毒警來說，這是極可能遇到的問題。
田浩在緝毒部隊服役5年，遊走於中緬邊境，遇到過五花八門的犯罪分子。他們可能將毒品藏在客車底盤；女士化妝包；裝著化屍水的瓷壇；甚至死於剖腹產的孕婦體內。
曾經有個邊防女兵，坐在隨手拉過來的蛇皮袋上休息，就在袋子裏發現3塊海洛因。這可能帶來一個三等功，也沒準兒是生命危險。
田浩能夠在百米外狙殺持槍的毒販；也曾駕著摩托，在不足兩米寬的山路上追捕嫌疑人。而最令他感到糾結，卻是退伍後，轉而去販毒的前戰友，他要時刻監控對方的行蹤，甚至要做好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殺死對方。
田浩說：“每次擊斃敵人，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殺了他，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更好地活。”
本文由田浩口述，GQ主筆何瑫記錄下這個故事。
故事名稱：邊境緝毒者自述
故事編號：天才精選008
故事來源：GQ報道（ID：GQREPORT）
事件時間：2005年-2010年
邊境緝毒者
口述 / 田浩 撰文 / 何瑫
談起雲南，我腦海中的色彩與其他人相比，或許多出了兩種顏色：血液的紅、海洛因的白。
我叫田浩，2006-2010年，作為一名緝毒武警，我遊走於中緬邊境。
淩晨四五點鍾，天剛蒙蒙亮，睡意未消的我第一次看到吸毒者的屍體。
那個時候，我16歲，剛剛來到雲南一個多月，參加為期3個月的新兵訓練營。訓練營旁邊有一座拘留審查所，那天淩晨我路過門口，看到裏麵抬出一具屍體，臉上已幾乎沒有皮膚，額骨、顴骨、牙齒全部露了出來，整個身體萎縮成一團，手腳顏色死灰。
從那一刻起，我對毒品模糊地抵觸乃至仇恨，一下子具體起來。
我的家鄉在安徽滁州一個小山村裏。16歲那年，我初中畢業，報名參軍。2005年12月，我來到雲南公安邊防部隊，進行為期一年的特訓。
訓練分為3個階段，強度逐步增加，地點也由新兵訓練營移到怒江峽穀，再移到我至今都不知是何地的荒漠和高原。
每次更換訓練地，至少有一半的人被調離。後來我得知，一年的特訓中進行了六七輪淘汰，但我無法分辨這一次次的淘汰是在什麽時間、以什麽方式進行的。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能留下來，與周圍的人相比，我體格瘦弱，沒有好勝心，似乎對一切都缺乏欲望。
在我真正穿上緝毒製服後，陸續有人告訴我，我之所以通過重重考核，是因為我在新兵特訓時所表現出的出眾的射擊能力。
我用過的第一支槍是81-1自動步槍。我和戰友們趴在半山腰上，麵對100米外對麵山腰上的胸環靶練習了5天空槍瞄準後，大隊長為我換上了彈匣。
下達射擊命令前，他在我耳旁念叨：有意瞄準，無心擊發，感受風速，注意虛光。
我扣動板機，“啪”的一聲，槍托向後重重地頂了一下我鎖骨下方的肌肉。
10環。這是我射出的第一發子彈。
一個星期之後，新兵連射擊考核，我5槍打出了49環。從此以後，槍成了我緝毒生涯中從不離身的夥伴，大隊長所說的那4句話在我射出每一發子彈之前都會在耳旁響起。
第一次去叢林中參加實戰抓捕，我就險些被毒販掃射致死，這讓我意識到，槍支，對於一個緝毒者而言意味著什麽。
吸毒者萎縮幹枯的屍體、毒販突如其來的掃射，這兩個畫麵在此後5年裏總是不時浮現在我的麵前，它們促使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構建起了正邪對立的價值框架。
回頭看來，入伍頭一年的特訓，就是通過各種方式，把我的這種觀念不斷鞏固和強化。說得誇張一點兒，我在心理層麵上幾乎成了另一個人。
回到雲南之前，我的排長告訴我，回去後請到駐地的豬圈走一走。我一頭霧水，但還是按照他說的去做了。
我離豬圈還有好幾米的距離，就看到它們亂跑亂蹦，發出嘶叫聲。排長後來告訴我，這是因為我已經練出了滿身殺氣。
2006年的初冬，訓練營正式解散。收到這條消息的士兵們，通過了所謂的終極特訓。穿上軍裝的那一天，300多人和我一同迎受新的人生。
而在一年之後，和我一起回到雲南加入邊境緝毒部隊的，隻有3個人。
回到雲南之後，我們被安排在邊防檢查站進行3個月的實習，之後才能正式進入特勤大隊。
在檢查站的日子相對枯燥，但見識到了五花八門的藏毒方式，掌握了部分搜捕技術。這在後來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場，也讓我感慨，在邊境，毒品實在太多了。
若不是親眼所見，我不可能想到，會有人將十幾千克的海洛因縫入因剖腹產失敗而死亡的孕婦屍體裏。
不久之後，我在一場葬禮上，發現成捆的海洛因沉在裝有化屍水的瓷壇底部。
拋開這類特殊案例，在日常執勤中，我需要一次次提醒長途客車司機或是內地來的漂亮女遊客：看看你的客車底盤，或是化妝包裏，是不是被人悄悄藏上了毒品。
對於內地的軍人而言，獲得一個三等功或二等功，將是無上光榮，但對我們來說，遍地都是立功的機會。
曾有一個女兵在邊防站檢查一輛大巴車時，隨手拉過一個蛇皮袋坐在上麵休息，感覺裏麵有塊狀物，打開一看，是3塊菱形的海洛因。就因為這隨意的一坐，她獲了三等功。
當然，機會同時也意味著危險。與毒販的正麵對抗自不必說，更多的時候，危險以誘惑的麵目出現。
我曾經一次次麵對這樣的場景：在一個賓館房間裏，或是一片茂密的叢林中，交貨的毒販打開裝滿現金的箱子向我請求：錢全部歸你，讓我們走吧。
我當時的月工資隻有三百多元，而毒販用來央求我的金額常常是6位數，甚至更多。
我逐漸開始理解，為什麽在入伍頭一年要經曆那樣嚴酷的特訓，不僅是重塑我們的軀體，還重塑我們的整個價值體係。
因為我們被灌輸正邪兩立的思維框架的同時，卻時常要在二者的交界地帶遊走。如果沒有強大的外力規束內心，也許我們的確會滑向蹺蹺板的另一端。
大多數時候，邊境緝毒工作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殺機四伏。我們需要麵對的首要困難是心理博弈，而非肉體搏鬥。很多情況下，毒販以一種弱勢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麵前。
有一次，我在一輛奇瑞QQ的備胎裏查獲了6塊350克的海洛因，車裏是一對年輕情侶，男方聲稱自己是昆明一所中學的老師，女方是幼兒園教師。
男方把責任全部攬在了自己身上，說自己第一次運毒，為了賺10萬元購買婚房。男嫌疑人反複向我們表示，願意配合做一切事情，隻要能夠放過他的女友。
我們決定開他們的車去昆明抓捕接貨人，但他說接貨的人認識他，而且路上有人盯梢。最終我和另外一個戰友跟他們一起開車去了昆明，我們坐在車的後排座，男嫌疑人開車，他的女友坐副駕駛，我們把兩人的腳鎖在了一起。
對於我和戰友來說，這是一場押上性命的賭注。男嫌疑人不出意外會判死刑，一路上幾乎都是山路，他隻要輕輕轉動方向盤，我們就會同歸於盡。之所以敢這樣冒險，是因為我們判斷，他對女友的極力袒護，應當是真情流露。
最終，我們賭對了。在昆明五華區，我們抓獲了接貨人。
少數情況下，我們也會和毒販交火。電影裏的槍戰往往曠日持久，但我沒有碰到過超過10分鍾的交火，毒販的首要目標是順利交貨，自然會低調行事，人數也很少。
我們的主要困難是掌控對方行蹤，在交貨時準時出現，人贓俱獲。
有一年在西雙版納，為了抓捕一名重要毒販，我們5 個人開著一輛金杯車跟蹤對方。吃飯、休息、甚至排便都在車上完成，中途沒有下過一次車。
終於在第28 天，對方和下家在國境線附近開始交貨。我的隊長將子彈上膛，由於過度疲勞，他沒有控製好動作，發出了聲響。
毒販聽到後馬上向國境線方向狂奔，我和隊長衝下車去，幾聲槍響，對方應聲倒地。
後來有人告訴我，其中一名毒販被射中了大腿，那一槍是我打的。我隻記得自己當時跟著隊長衝了下去，至於有沒有開槍，子彈射向了何處，已經沒有印象。
在車上生活28天後，我覺得自己幾乎喪失了一切感知能力和欲望，如果胸口懷有一枚光榮彈，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拉響。如果說我當時開槍射傷了對方，那肯定是出於本能。
這就是我當時的生活狀態。日子在一起起抓捕中推進，在抓捕成功的那一刻，我內心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得以滿足和釋放，但馬上又被下一起案件引發的緊張和焦慮所取代。
5年裏，我沒有放過一天假，槍械從不離身，隨時需要做好5分鍾內出發執行任務的準備。
我進入特勤大隊3個月後，小栓死了。
小栓死在了山路上。那一天，他開著摩托去抓捕一名開車的毒販，一路追到了盤山公路上，對方一個急刹車，小栓撞了上去，墜下了山崖。
小栓是我進入特勤大隊後第一個死去的同伴。他的家人從遠方趕來趴在他屍體上痛哭，我站在一旁默不作聲，從未覺得死亡離我如此之近。
不久之後，我在特勤大隊榮譽室的牆上看到了小栓的照片。
定期開放榮譽室讓我們參觀，是特勤大隊的一項傳統。牆上的照片分為左右兩列，左邊是功臣譜，右邊是烈士譜，並會定期更新。
看到小栓的照片掛在右邊的那一刻起，我總會忍不住問自己：將來我的照片也會掛上去嗎？左邊還是右邊？
進入特勤大隊大約半年後，我逐漸開始理解，為何我體格如此瘦弱卻依舊入選。
事實上，當時的團隊裏基本沒有所謂的“大塊頭”。在近身狀態下，毒販通常不會進行激烈的反抗，而在遠距離時，我們往往用槍械來解決問題。這個時候，我的射擊特長就派上了用場。
特勤大隊通常隻負責抓捕和初步審訊，然而在舉槍瞄準的那一瞬間，我們會直接判定對方的生死。
而我作為隊中數一數二的槍手，總是被下達完成致命一擊的指令。
我必須承認，盡管當時的我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正邪對立的價值體係，但當我扣動扳機射向毒販的頭顱時，依然感受複雜。
這種感覺會伴隨著射擊距離的增長而增強，因為近距離射擊時的自我防衛心理會蓋過其他感受。
我第一次射殺毒販，是因為他開槍拒捕並打傷了我的戰友，當他在我麵前倒下時，我內心的憤怒壓倒了一切。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遠距離射殺，是在盤山公路上擊斃一個曾經開槍拒捕的毒販。
當時我們埋伏在半山腰上，在望遠鏡裏看到他出現在山腳，身上還背著一支步槍。這時候，開槍將他擊斃幾乎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進一步靠近我們，以那支步槍的威力，肯定會造成人員傷亡。
槍聲響起，一百多米外的對方搖擺了一下身體，緩緩倒了下去。戰友們下山清理現場，我默不作聲站在原地。
每次擊斃敵人，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殺了他，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更好地活。
更多的時候，我坐在審訊室裏，送嫌疑人走向最後一程。按照刑法規定，運輸海洛因50克以上，就可能被判處死刑，接受我們審訊的人，大多難逃一死。
麵對他們，我最初會產生條件反射式的鄙視和憤怒，但後來我漸漸開始保持平靜，甚至開始和他們交談。
我開始嚐試著理解毒品如何進入他們的生活，又如何主宰他們的命運。我常常忍不住想站起身來解下一些人的鐐銬，但理性一次次把我按在自己的椅子上。
冬天的時候，審訊室中的被子很薄，我已記不清自己給嫌疑人送出過多少件大衣了。
麵對注定的結局，一些人會選擇自行了斷。為了防止自殺，審訊室的牆壁上都包裹著牛皮，下麵還有大約10 公分厚的海綿。但我們仍然在一個清晨發現，一個20 多歲的女子坐在審訊椅上，側身將頭伸入扶手和坐墊間的空隙裏，卡斷了自己的頸椎。
在特勤大隊裏，並沒有明確的紀律規定，不得討論嫌疑人死亡的話題，但這一直是心照不宣的禁忌。
每當我和戰友一同抬起毒販的屍體，或是送走審訊完畢的嫌犯，彼此眼神交接的時候，相互能夠讀懂對方內心的起伏，但不會有人說出來。
在特勤大隊的那幾年，我犯上了嚴重的煙癮。
那幾年間，我們被無數次規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要克製各種欲望。從這個角度出發，煙草絕對是緝毒者的天敵，因為它在毀壞身體的同時，也消解意誌。
不過，理論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距離，特勤大隊中沒有人不吸煙，因為沒有其他外物能幫助我們有效抵禦身心的疲乏。
在特勤大隊的那幾年，我犯上了嚴重的煙癮。
那幾年間，我們被無數次規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要克製各種欲望。從這個角度出發，煙草絕對是緝毒者的天敵，因為它在毀壞身體的同時，也消解意誌。
不過，理論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距離，特勤大隊中沒有人不吸煙，因為沒有其他外物能幫助我們有效抵禦身心的疲乏。
上癮是一個隱秘的過程，當我總是覺得喉嚨裏缺點東西，並本能地掏出煙盒時，我已無法擺脫對它的依賴。並且，當身體適應了尼古丁之後，即便我成倍地增加吸煙的頻率，也無法達到提神的效果了。
但我們想出了新的辦法，把清涼油塗在煙體上，一口吸下去，整個肺裏都是涼的。
我當時一天至少這樣抽兩包，抽到嘴唇發腫、牙齦出血、胸腔刺痛，但還是要抽，因為身體已經無法抗拒那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我沒有服用過毒品，不知道吸毒的真實感受。但根據部分吸毒者的描述，我在用這種方法吸煙時所獲得的身體上的舒適感和心理上的愉悅感、撫慰感，和吸毒者的感受並無本質性的區別，隻是程度上有差異。當然，前者的對人身心的傷害程度，和後者完全不在一個層麵上。
在我退役之後，常常有人問我，你們有沒有人染上毒癮？
的確，我們的工作疲乏苦悶，毒品又隨手可得。我們常用牙床驗毒，隻要稍微一閃念，齒縫打開幾毫米，從緝毒到吸毒，隻是一念之間的事。
但我沒有見到任何一個戰友吸毒。這不隻是因為我們能夠壓製自己的欲望（否則我也不會犯上嚴重的煙癮），還因為懲罰太重，成本過高。
在特勤大隊，長期流傳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言：上世紀90年代，我們附近的一個單位經曆過全盤清洗，罪名是集體走私護私，以查養吸。
這是一個萬劫不複的罪名，不管你是什麽角色，一旦如此，不會再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無論這個傳言是真是假，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任何人都不敢邁出一步。
在這裏待的時間越久，我越是能夠清晰地感覺到，環境對於人的強大作用，開始嚐試著理解蹺蹺板另一端的那些人們。
很多在內地生活的人會覺得，毒品是隱秘而邪惡的，吸毒的人大多道德淪喪。但在中緬邊境，毒品是以一種更加公開而曖昧的姿態介入人們的生活。
很多人終生吸食鴉片或低純度海洛因，在他們的觀念裏，這和吸食煙草沒有本質區別，隻是為了滿足日常消遣。
人們常常以為，吸毒者意誌薄弱，沒能抵擋誘惑，但在這裏，很多人終生不曾覺得海洛因與誘惑有何關聯。
曾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子為了減肥而吸毒，並征得了丈夫的同意，出現嚴重的生理反應後，她的丈夫憤怒地舉報了提供毒品的鄰居，但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麽不妥當的事情。
執行抓捕任務之餘，我們有時也會走訪一些吸毒者的家庭。身處內地的人們常常聽說吸毒者成功戒毒的案例，但在雲南的5 年，我沒有遇見過一個真正克服毒癮的人。
戒毒成功一個必備的條件是與毒品環境相隔絕，但在邊境，除非遠走他鄉，否則無法擺脫毒品的統攝。
對於販毒者而言，同樣如此。在中緬邊境上，販毒者的一大特征在於家族傳承。假如你是毒梟的孩子，那你幾乎生而就是毒販，命運沒有為你提供其他的選項。
漸漸地，“毒品是萬惡之源”的觀念在我心中一點點瓦解——作為一種化學藥劑，它最初隻是用於醫療，或是滿足人的日常消遣。
關鍵點在於，人類一次次地改變加工工藝，一再提純，並加以濫用。
坦白地講，逐步意識到這些問題的過程，並不是一段愉快的心理經曆，因為它意味著對我原有價值體係的衝擊。
我不再享有最初那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快感，而是常常陷於兩難的心境中並因此苦悶糾結。
在邊境的後幾年，這種心態尤其強烈。因為我們的偵查抓捕工作所麵臨的首要困難逐漸凸顯出來，就是如何應對退役後回到邊境販毒的老兵。
他們的大腦中存儲著有關禁毒的方方麵麵的信息，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如何逃避抓捕，而他們的合作夥伴，往往是他們此前曾經抓捕過的毒販。
由於射術一流，我常被領導安排去抓捕販毒老兵。有一次，我們得到情報，有毒販會在山上交貨，我們便提前打好了埋伏。
當對方出現時，我竟然覺得這張麵孔有些熟悉，仔細一看，竟是大熊。
大熊比我大六七歲，是雲南昭通人，當時剛剛退役不到半年。大熊擅長野外生存，我這方麵的技能大多有賴於他的傳授。
我躲在石頭後麵，看到他攜帶的毒品至少有幾公斤，我有足夠的權限向他射出子彈。但麵對曾經的老師，我實在無法說服自己抬起握槍的手臂。
最終，我朝向天空鳴槍示警。大熊當時沒有看到我，他掏出手槍向我所處的方向掃射。這樣的行為是標準的開槍拒捕，我可以將他當場擊斃。但我終究無法說服自己這樣做，我躲在石頭後麵，任憑彈頭在腳邊彈跳，始終沒有扣動扳機。
一陣密集的槍聲之後，大熊射盡了所有的子彈，我轉身出來，將槍口指向了他的頭顱。
見到我後，大熊驚恐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去。他半低著頭，沒有和我發生眼神的交接。雙方都沒有說話，我默默地將他押送上車。
在車上，大熊突然對我說了一句話。那是一個電影畫麵式的場景，像極了很多警匪片中的情節，我後來常常不由自已地懷疑那一幕是否真實，也從未和別人提起過這件事。
他對我說：“田浩，你是我帶過的最好的兵，想不到我最後竟然是被你抓了。”
這應當是大熊人生中最後一次跟我說話。我並不了解他最終的確切結果，但我們在他身上查獲了6千克海洛因，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
到了此時，往日的英雄主義情結在我身上的痕跡已經被洗刷得越來越淡。親手送走了多條性命，身邊的同伴也不時離我而去，對於死亡，我已沒有驚慌和恐懼。
我仍然會像過去那樣每周寫遺書，但隻是對日常事務的記錄。與其說是遺書，它更像是周記。
對我而言，緝毒越來越像是一份普通的職業，不再覺得像人們和我自己從前所想象的那樣光榮神聖。但我也並未因此厭倦，因為日複一日的抓捕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慣性。
最終，是家人的意願促使我離開了那裏。
我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撫養我長大，哥哥姐姐不在身邊，她自己獨居。起初，她隻知道我在雲南當兵，並不知道我具體做什麽。但她偶然看新聞得知我在緝毒部隊，並且有戰友因此去世。不久之後，我哥哥打電話告訴我，我媽因此得了抑鬱症。
聽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必須回去。退役申請隻有一千多字，但我花了整整3天才寫好。領導看完後歎了口氣說：“滿服役期再走吧。”
快退役的時候，我到內勤取回了過去幾年每周寫好交上去的遺書。我一個人躲在後山，靜靜地看完每封遺書的每一個字，幾次哭出聲來，卻沒有眼淚。
看著幾年間遺書內容的變化，我又忍不住幹笑起來。哭了笑，笑了哭，折騰了好半天後，我呆滯地將所有的遺書全部燒掉。
退役後的幾年裏，我如孤魂野鬼般地在合肥和滁州兩地之間來回遊蕩，朝九晚五、渾渾噩噩。隻是偶爾熄燈後還會想起過去那些硝煙彌漫的日子，想起雲南那些讓我感覺到無盡疲憊的山頭，想起那些帶給我噩夢的眼神，想起那些離我而去的同伴。
過去幾年間，不時有朋友約我去雲南遊玩，並希望我成為他們的向導，我一一回絕。
我心裏非常清楚，無論我此行的目的如何，一旦我重新踏上那塊熟悉的土地，便會立即受到邊境緝毒人員的跟蹤監控，就像當年上級授命我去監控曾經的前輩一樣。
我實在無法接受，曾經肩並著肩將槍口指向同一方向的夥伴，幾年過後，竟要以這樣的方式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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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在服役期間，患上了嚴重的煙癮。
當大量吸煙都沒有效果時，他和戰友們開始在煙上塗清涼油，哪怕抽到嘴唇發腫、牙齦出血、胸腔刺痛，也無法擺脫對尼古丁的依賴。
麵對邊境地區，毒品與日常生活之間那無比曖昧的狀態，有些曾經行駛正義的緝毒特警，退伍後反而成為了毒販的最佳幫凶。
這樣的現實，哪怕是田浩這種經曆過嚴酷訓練，在心中形成堅定信念的戰士，都無法承受。
在《搜尋忘卻的記憶：全球毒品500年》一書中，作者說：“自我麻醉是自然或正常的事，絕對清醒不是人類的本性或原態。”
人們都有逃避現實的意願。隻是，田浩選擇了合法的香煙，而他的敵人選擇了違禁的毒品。
人類確實正在濫用各種成癮製品，但究其根源，刻意放大甚至利用人性的弱點，可能才是我們犯下的最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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