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輝：慘案發生的時候 學校應不應該和孩子說？
今天，是非常令我錯愕、悲痛和困惑的一天。
一大早我從外地趕回上海，在機場拉著行李箱就直奔女兒所在的上海世外小學，參加她的小學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計劃下午1點開始。12:45， 當我氣喘籲籲、汗流浹背，趕到學校時， 突然收到一個同事的電話：“你在世外嗎？ 沒事吧？”。 我愕然，什麽事？然後才在朋友圈和新聞裏看到，一個多小時前，一個喪心病狂的男子，在校門口連砍三人。世外的兩位男孩不幸遇難、另一位受傷。
“轟”的一聲，我的腦子一下子炸了！ 出事地點，就在離舉辦畢業典禮的這個禮堂不到一百米的學校門口， 就是我剛剛匆忙而入而沒有注意的地方。
學校禮堂裏，布置滿了漂亮的氣球和裝飾，5年級PYP畢業班的孩子們，穿著整齊的畢業禮服，正興奮地等待著典禮開始。 深藍色的禮服下麵，還隱約露出他們稍後要表演舞蹈的紅色舞服。女兒和她的同學們，為了這個畢業典禮表演，已經冒著酷熱排練了很多天，每天好幾小時。
然而， 兩位隻比他們小一歲的四年級的同校學生，剛剛受難；他們的家長，剛剛慘遭厄運！就在一百米不到的學校門口！
我們還應該，繼續載歌載舞慶祝嗎？
我和一些家長，走上前去，建議校方，畢業典禮是不是可以臨時改期，作為對受難家庭的致意，也便於校方集中精力處理這個突發事故。或者，至少，在畢業典禮上，減少歡慶氣氛，並告訴這些即將邁入中學的孩子們，剛剛發生的慘案，並默哀少刻，向受難同學和家庭致意。
然而，畢業典禮如期按計劃舉行。 正副校長和家委代表輪流致辭，隻字不提剛發生的慘案。
我坐在典禮的最後一排，錯愕、驚訝、困惑。各種發言結束後，舞台上響起歡快的音樂，大屏幕上打出“this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天) ，孩子們開始在搭設的T-台上走秀”。 看著他們臉上閃耀著青春的光芒，我實在忍不住，哭了出來。
就在一個多小時前，本來再過一年也可以在這個舞台上慶祝小學畢業的兩個孩子，剛剛走了，以一種非常突兀慘烈的方式，寫照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而我們，卻坐在這裏，仿佛什麽也沒發生。
強大的社交媒體，使得這則新聞迅速傳播開來。畢業典禮，進行到一半時，許多孩子和家長也已知道了這個慘案。漸漸地， 禮堂裏的氣氛開始有些不對了，最後一個壓軸的舞蹈表演終於被取消，典禮也就此草草結束。
仍然很困惑的我，有些不甘心，又跑到前排，請教學校領導：為什麽，不能和這些已經有足夠認知能力的孩子提及剛剛發生的慘案？為什麽，我們不能借此略為表達對受難家庭的致意？
我沒有得到答案。
當我去後台接女兒時，她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略有失望地說：媽媽，我排練了這麽久的舞蹈，怎麽就不演了呢？你都沒看到哎。
我差點又哭了出來！一百米之外，是生死兩別； 而這裏，孩子們還在談跳不跳舞！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女兒講了這個慘案，講了這就是生命，充滿無常。
講了雖然這個慘案發生在學校門口，但並不是學校的過錯，這種極端的小概率事件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講了她馬上要開始中學， 老師、家長和她的朋友們，會和她一起麵對人生以後更多的變化和挑戰。但這個社會和她的成長環境，總體是安全的。
講了我很難過， 替那兩個受難的家庭難過。
我更難過的是，剛才學校，雖然心裏也可能萬般悲痛和哀傷，但沒有向這些孩子們提及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沒有讓孩子們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感受到學校平時教誨他們的，要有同理心。 （當天晚上9點多， 學校通過家長群，發了第一封正式溝通信， 而我的女兒在經曆了漫長和沉重的一天，已經睡去。 早上起來，她能讀到的，也隻能是一封信。）
我不是教育行家、心理專家或社會學家。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分析這件慘案發生的社會背景，或複雜的人性。 我也沒有任何想批評學校的意思，他們現在身上的壓力和痛楚已經夠多。
我隻是想拋出一個問題，和大家平靜的探究一下： 慘案發生的時候，學校應不應該和孩子說？ 尤其是已經五年級、認知能力足夠的孩子？尤其是在他們的小學畢業典禮上， 他們在學校的最後一天。
我們為什麽總是那麽害怕，及時客觀地說出發生了什麽？ 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 （和家長們），麵臨天災人禍時，第一反應是什麽？ 是“維和”的需求 ？還是對生命最質樸、最本能的關注？
“害”，遇害，來自於刀傷（丯），也來自於人們的“口”。在一個房中（宀），今天下午， 我深切地體會到了“害”的感覺。
但我會花更多時間，和我女兒講“善”。 這個字，上麵是“羊”，下麵是“言” （“羊”用來構字時，往往表示美好的意思）。 所以，“善”，簡單而言，就是“好好說話”，不要惡語傷人。但我想，可能還有，是該說的時候就要說。
思想畈：6月28日晚的浦北路
1
晚上九點，我到浦北路靠近桂林西街的地方看了一下。
這裏是6月28日中午上海砍殺小學生事件的案發地。在浦北路上，距離浦北路桂林西街路口不到100米，距離我家小區門口大約130米。案發地旁邊，就是我平時購物最常去的小超市。
我從來沒有離一次凶殺這麽切近。不僅是指空間距離。通向這個路口另外一個方向，是我兒子的學校。這個路口是他每天上學放學必經之路。他和遇害的兩個孩子同齡同年級，隻是不在一個學校。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就鼓勵他自己上學放學，他也樂於如此。我能安心的理由是，上海多年幾乎沒有兒童傷害或拐賣的惡性案件報道，拐賣兒童在上海麵臨的成本、風險、難度都太高了，對犯罪分子來說，不值得。現在看，可能還得當個事。改變不僅是因為這起凶案，也因為前不久浦東出現過拐賣兒童的案件報道。另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在一個高尚小區，說，前不久有一個拐賣兒童的人在小區被抓到。氣候變了，一切都在變。
世外小學外教在現場哀悼
今天兒子仍然是自己上學放學。快假期了，放學早。兒子學校放學，比世外小學大概早半個多小時。從位置上判斷，很有可能，當時砍人的黃某，就在路口處逡巡，等待世外小學放學。在凶案發生前不到一個小時，兒子學校的學生人潮般從這個路口湧過。
這個地段是徐匯區的學區房區域，周邊很多中小學校。世外當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也是學生家庭條件最好的一個。在這樣狹小的空間內，兒子學校先放學的學生安然無事，最終是晚一點放學的世外小學學生遇難，而且是世外的國際部，是純粹的巧合，還是有意的選擇，我不知道，要等更多的信息披露。我所知道的，就是兒子今天中午，曾經與死神擦肩而過。
兒子回到家，換了件衣服，我就帶他去一個課外班，參加結業典禮。我們走出小區門口時，桂林西街-浦北路路口安靜如常。我們向相反方向去坐公交車。事後我估算了一下時間，我們拐過街角等待公交車那一刻，距離凶手揮刀衝向小學生，至多早了20分鍾。
大約40多分鍾後，我收到兒子媽發來的關於凶案的消息。她說聽到消息時，腿都軟了。
2
6月28日晚九點前後的浦北路
晚上九點了，案發地還有很多人。除了接送孩子的時間，這段路一向冷清，從來沒有這麽多人擁在這裏。
很遠就聞到了花香，讓人並不愉快的花香。在凶案現場，靠著行道樹，有燭光、獻花、玩具堆成的小小的祭奠場所。人多，但是在這裏仍然顯得相當安靜。警車還停在路邊。交警臨時把這條路變成單行道，方便趕來的人們。
多數人是附近的街坊，但顯然，也有很多人來自更遠的地方。不斷有懷抱鮮花的人們趕來。不斷看見有人靜默著擦拭眼淚。有看起來像跳廣場舞的大媽，有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有嚴肅的老大爺，有神色凝重的年輕情侶。
更遠的地方，人們聲音會大些。一位阿姨周邊圍了很多人，在看她手機播放的、她自己拍的現場視頻。她在訴說當時的細節。我走過去想聽聽，忽然聽到旁邊一對老夫妻充滿恨意又異常清晰地扔出兩個字：淩遲！不知怎麽，喉頭突然梗住，轉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3
上一次看到街邊，有市民自發送上的鮮花，是八年前的2010年。那一次的膠州路大火後“頭七”，膠州路上擺滿了鮮花，來祭奠的市民太多，膠州路隻能臨時封路，整條街變成了靈堂。
上海市民自發悼念膠州路大火遇難者“頭七”之日
火場離我當時工作單位的辦公室，大概也隻有150米到200米之間。我們在天台上近距離親眼目睹了大火如何逼迫活人從高層跳下來。
我還記得來祭奠的市民中，有一個樂隊的老成員。他們神情嚴肅，穿著正裝，演奏結束後行禮離開，既無煽情，也毫不拖泥帶水。
那是我到上海定居後第一次對上海這個城市充滿敬意。就像今天我所見到的，在這個小小的祭奠現場。這個城市是有溫度、有尊嚴的。平素被譏諷為人際冷淡涼薄的上海市民，在這樣的災難麵前，表現出了一個現代城市的市民所能給予陌生的他人最得體卻也最真誠的情義。我不認為在中國會有另外一個城市會表現得更好，包括那些以重情義著稱的地域，或者說，我希望上海市民的表現能成為一個標杆。
4
當然不會有“淩遲”。與當年的膠州路大火相比，這次的悲劇，恐怕沒有那麽多可以追責或者抱怨的地方。康健派出所距離案發地也不過三百米，出警再慢也不會慢到哪裏。就目前所知的信息，實在也說不上哪些因果鏈，可以上溯過去。
無數的憤怒與悲傷，不過能歸到“嚴懲凶手”。但對凶手來說，無非一死而已。何況即便能讓他死上十回，逝去的生命終究不能追回。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無法去歸咎無法去問責更無法挽回的悲劇。但那些能夠去歸咎問責的悲劇，似乎並不比其他悲劇帶來的傷痛更少一些。今天已經有了不少關於此事的評論。但很多嚴肅認真的討論其實並不能順暢地表達，反而是一些自媒體號，比如自稱孤獨的嵐對“垃圾人”的控訴，我認為已經接近“吃人血饅頭”的文章，在迅速流傳。
甚至有些嚴肅認真的評論，是不是有足夠的價值，會不會造成二次傷害，我也不甚肯定。在不同的立場，尺度微妙難測。
從我的本意來說，也許是上海市民所表現出的這種溫和的慈悲，反而比一切言說都接近真實持久的力量——包括我自己這篇。無論案情最後如何走向，至少這一點，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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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上海這次小學無雙事件是階級矛盾的激烈體現：外地失業來滬，經月求職未果，打聽到當地最好的小學，殺。這是不正確的，中國社會是由趙家貴族無產階級，商人白領無產階級，和如假包換無產階級構成的，你看，全部都是無產階級，哪兒來的階級矛盾？！
#亡羊補牢牢牢牢
闌夕：一切試圖尋求製度性改良的行為都被斷絕
上海學校砍殺的事情，沒有太多可談論的餘地，以前時評媒體有種說法叫作「姿勢疲勞」，什麽意思呢，就是你寫某些方向的材料寫多了，就會發現越來越難以找到新意，每次新的事情發生，直接把舊的文章拿過來把名詞替換一下，竟然完全可以再用一次，沒有任何超出寫作框架的內容。
我看王誌安每次都很費力的科普，說你們不關心犯罪動機隻想快判快殺沒有問題，但媒體有這個義務去做報道和追溯，社會學理論也需要素材來完成迭代，但是依然收獲的是大片大片的文字閱讀障礙者怒懟：「狡辯什麽，你們就是想吃人血饅頭為自己蹭流量，不許替犯罪者說話！」
市場化媒體存活艱難，左邊是日漸逼仄的監管鉗製，右邊是快餐化讀者的需求變型，於是物競天擇，求仁得仁，最後滿心不悅的喊著正直的媒體都去哪兒了為什麽都在各種花式蹭流量的，也還是同一批人。
我一直不能理解，凶嫌的罪惡、殘酷以及反社會性，和他本身的背景遭遇為什麽會成為非此即彼的關係，也就是關心後麵的故事，會被理解為是對前者的「洗白」。
這個荒唐的邏輯一旦建立，就會斷絕一切試圖尋求製度性改良的行為合理性，因為隻要你這麽做了，你就是在煽動公眾同情加害者，
而這樣施壓的結果就是，每一起事故都隻能孤立化，它不被允許和任何體製性的因素掛鉤，必須是突如其來的、命中注定的、隨機爆發的邪惡，潛台詞其實就是沒辦法防範，每次都是應激、恐懼、憤怒、焦慮、遺忘的循環。
報複社會這個概念，當它是網上一句玩笑話的時候顯得輕趣詼諧，到了真的有人付諸於行動的時候，則把所有人都置於到了幸存者的角色上心有餘悸，「幸好受害的不是我。」
不過，是不是這樣就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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