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藤校畢業後執意要去非洲做義工 華裔媽媽崩潰(圖)
作者 Fela
一篇來自賓大18屆華裔學生媽媽的肺腑之言: 心碎的媽媽
我這兩天擔心得快要睡不著覺了。我家大兒子Michael，申請到了克林頓基金，很快要去西非的塞拉裏昂(Sierra Leone, 也譯為獅山共和國），做4個月義工——就是那個爆發伊波拉病毒、前兩年剛剛結束內戰、醫療條件差到去年才進口了全國第一台CT掃描儀、瘧疾橫生、死亡率超高……的國家。
我咬緊牙關表示支持，其實心裏很害怕，我怕他不能平安回來。我先生個性極其溫和，從不幹涉孩子的決定，但這一次他也問兒子，能不能換個國家？因為這個國家醫療條件太差了！兒子回答：就是因為醫療條件太差，他才要去做義工，幫助那個國家改善醫療環境。
當地沒有電訊條件。4個月內，孩子和父母基本失聯，父母無法知道孩子的消息。隻有患上重病時，國際組織救援組織會把孩子送回美國來。
我起初對大兒子說：你能不能不去？結果我小兒子Richard回答：媽媽，你認為應該誰家的兒子去？
我不得不說，因為這件事，我平生第一次，真正開始關心世界的貧困和不幸的人，而不是像往常一樣，僅僅是跟著教會捐款。
我給兒子發短信說，這件事讓我反省自己兩點：
1. 我過去並未真正關心貧困的人，我隻願意付出自己多餘的去幫助他們，並沒有準備好犧牲自己。
2. 我目送你進藤校的時候，是希望你將來有更好的生活（you have a better life)，最後卻變成，你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you want a better world)。是我沒有跟上你的成長。
是的，當我們這些家長送孩子進入美國最好的學校、希望他們受最好的教育的時候，我們並未真正明白那意味著什麽。所謂的精英教育，不僅讓孩子成績更優秀、將來找到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更將“以世界為己任“的價值觀，放在了孩子心中，包括：犧牲自我、付出代價，去幫助不幸的人。這會成為他們終身的價值觀，指導他們一生的生活方式。
我們這些家長，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了嗎？
願上帝保守Michael平安回來。願他在西非的經曆，成為他一生的財富。”
這是一個最近幾天在美國華人論壇上飽受爭議的帖子，盡管都同樣對媽媽的擔憂表示理解，但在是否支持兒子去非洲做義工的問題上，大家的觀點卻壁壘鮮明地形成對峙。
支持派
有些網友感動於兒子的選擇，認為隻有這樣才真正符合美國藤校的精英內涵，認為一向奉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理念的華裔群體應該出現更多這樣有勇氣有擔當的孩子，才能讓華裔在美國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也被主流文化認可。他們也非常認同這位媽媽的反思，覺得華裔不能在一邊絞盡腦汁費盡心血推娃進藤校的同時，又鄙視藤校的文化和精神，如此一來教育出來的不過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罷了。
比如網友dingdingdddd的留言：“當你為了更好的學業和人生進入西方的這些大學，並不明白它們希望塑造的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這種誌之高遠是言行一致的，所以能夠感召一代又一代的學子青出於藍。”
反對派
反對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
小家還是大家？一個孩子對於世界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對他的父母而言無異於是整個世界。一旦孩子在非洲有個三長兩短，父母該是何等的絕望。而一位網友提供的真實案例，更是讓人唏噓不已：“我鄰居一家，孩子在斯坦福讀研究生，2014年去了肯尼亞做義工，傳染了某種不知道的病毒，送回美國，但搶救無效死亡了，年僅23歲。留給父母的是無盡的傷痛。”
形式大於意義？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到非洲做義工四個月到底能對當地人有多大的幫助，到底能夠創造多少價值？畢竟，想要改善當地的醫療環境，靠大學生的一腔熱情還不如多捐些醫療設備和藥品，或者有計劃有組織地幫助當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毫無經驗的剛畢業大學生要麽是在當地走走過場積累簡曆素材，要麽是莽莽撞撞地好心辦壞事。
何況，為什麽愛世界不能從愛自己的父母、愛身邊的親人朋友以及愛所處的社區城市開始？為什麽不能去當地的孤兒院、老人院、老兵中心和無家可歸者的免費食堂做誌願者？或者，也可以去城市貧民區和阿巴拉契亞大山裏的貧困農村支教。為什麽隻有去非洲才能體現“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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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清楚這個克林頓基金的塞拉利昂義工項目是否靠譜，也不大清楚這位兒子的專業和個人經驗，因此很難說他的選擇就一定是衝動不負責任的。因此，這裏為了嚴謹起見，暫且將討論的問題泛化為“讓剛畢業的大學生去非洲做短期義工”到底有沒有價值。
先看看美國媒體曾經報道過的一則故事。一個女孩到東非的坦桑尼亞做義工，幫助當地建造學校。她和其他誌願者小夥伴卻發現，當地人都非常懶散，經常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可實際上，因為他們造牆的水平太差，當地人之所以晚起床是要等到大學生們“完成任務”之後去把牆拆了重建。
如果是這類義工，那確實沒有價值。就好像你說你想去非洲幫忙挖井，但實際上非洲有的是當地人可以做這件事，而且比你做得還快還好，而且他們工資遠遠低於你的飛機票，你去挖井的義工行為又有多少價值可言呢？
那麽，什麽樣的誌願者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簡單說來，是當地人做不了但你憑借自身專業技能和經驗可以做也可以教給當地人的工作，同時應該是在有準備有經驗的機構籌劃之下進行的工作，比如無國界醫生或者參加國家組織的援建活動的農業專家和工程師。
“ 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簡稱MSF），成立於1971年，是一個獨立的、從事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以在飽受戰爭摧殘的地區和貧窮國家致力協助抵抗地方疾病的計劃聞名。”
而關於價值大小的問題，《紐約客》上一篇題為The Moral Instinct的文章中曾提過這樣一個有趣而又發人深思的問題：以下三個人誰最令人敬仰，特蕾莎修女，比爾·蓋茨，還是諾曼·布勞格？
•特蕾莎修女一生都堅守貧困，都在為受苦受難的人服務，1950年她創辦了仁愛之家，為患艾滋病、麻風和結核者提供居所。
•比爾·蓋茨創辦微軟，成為世界首富，而後捐出幾百億的大部分身家成立慈善基金，致力於提高全球的醫療水平以及解決貧困問題。
•諾曼·布勞格，植物病理學和遺傳學博士，培育出20多種矮稈高產抗病小麥品種，並在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大力推廣現代農業生產技術，使千百萬人因此免於饑餓。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有很多途徑，很難評價說哪一種好哪一種差，有的人願意去非洲親力親為，有的人計劃從政改革政策法規，有的人從事科學研究造福人類，並沒有一定的高下之分。但功利一點兒地從拯救生命的數量來看，如果非要用“情懷”綁架諾曼·布勞格博士去特蕾莎修女的仁愛之家做義工，恐怕顯得不那麽明智。
隻有情懷沒有能力是無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術業有專攻，學教育的可以去偏遠山區支教，律所的可以為窮人做法律援助，做市場的可以幫助進行商業培訓，一個人隻有根據自身情況出發，獨立思考和評估可能存在的風險之後，做出的決定才是成熟負責任的。
當然，我們必須肯定一個孩子能夠對世界心懷善意，有去改變世界的熱情，而不是一上來就指責別人的高尚情懷是被白左洗腦，或者是聖母病。要知道，確實有一小群人在道德上是利他主義的，他們對遠在非洲的陌生人的痛苦和磨難感同身受，他們並不認為父母親人就比非洲的饑餓兒童更重要，他們為自己吃了一個焦糖蘋果而少捐幾塊美元自責得寢食難安。（關於利他主義，建議可以看一本叫做《陌生人溺水》的書。）
然而，絕大多數孩子並不是這樣的利他主義者，他們隻是因為涉世未深而更容易被精致包裝過的“高尚情懷”所煽動。就好像從來沒有專業係統鍛煉過、從來沒有循序漸進積累徒步經驗的年輕人，一上來就要挑戰穿越無人區，甚至連食物和路線都沒準備好，止是愚勇罷了，除了感動自己別無它用。
相反，如果這位華裔媽媽的兒子畢業之後已經在醫院工作多年，擁有了紮實的急救經驗和防疫能力，在調研過方方麵麵的反饋和訊息之後，最終決定加入無國界醫生，那麽一定不會引起如此多的質疑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