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剛：京滬家長為什麽對教育恐慌？
久居上海，同學聚會越來越少。原因很簡單，大家都在陪孩子補課，很難同時有空；
即便聚在一起，也遲到早退，原因還是要陪孩子補課。問問京城的朋友，也多如此。
京滬兩城，擁有全國最豐富的教育資源，家長和孩子應該是輕鬆的。
但實際上，家長們即便不是第一個跳起來反對“快樂教育”和“素質教育”的，但起碼也可以擠進前五。
很多時候我在想，這是不是太矯情了一點？
當有一天有人告訴我，上海的學生，初中畢業後有一半要分流去上職校（去年和今年的中招文件不再提及），
我立刻明白了為什麽恐慌的情緒能夠從初中蔓延到小學，從小學蔓延到幼兒園。
沿著這條恐慌線索，還可以清理出另一條耳熟能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邏輯鏈：上不了好幼兒園，
就上不了好小學；上不了好小學……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學；上不了好大學，就沒有好工作。
兩條繩索，將京滬兩地（其實遠不止這兩個地方）家長死死捆綁在教育培訓的戰車上。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數據，目前全國幼兒教育的市場規模約為3800億，
中小學教育（課外輔導+民辦學校）市場規模約為6800億。
下車不玩了，行嗎？既不行，也行。
職校恐慌
麵對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為約三分之一）將去上職校的升學前景，絕大多數小學和初中的家長是極不情願的。孩子為了不進職校，壓力之大，我甚至聽說，有初三學生晚上八點睡覺，淩晨兩點起床讀書做作業，忙到天亮，吃好早飯趕往學校。
平心靜氣地講，一個孩子如果不是讀書的料，完全可以去職校學一門手藝。但家長卻有三重焦慮：
第一，一個普通高校的學生可以輕鬆去讀職校的課程，但職校學生要去讀普通高校的課程，難上加難。
同級的各類學校和專業，在學習上是有難易梯度的。家長多不會同意讓孩子一開始就選擇容易的學校和專業，
否則在未來競爭中，將處於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畢業生社會經驗匱乏，實際上根本沒有能力做人生規劃。選擇職校學一門技術，
同時也就意味著，將來從事其他工作的門檻是很高的。如果沒有繼續學習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難以想象。
以鄙人的個體經驗來講，初中階段，一度想去學習屠宰的手藝，畢業時也有上建築類職高的機會，但都沒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決定考大學，如果去上職高，很可能就是個小包工頭。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的真實意願，但我覺得當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國的一些職校，風評並不十分好，家長並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歲的孩子送入這些學校，
他們不擔心孩子學藝不成，而是擔心孩子“學壞了”。
並且，隨著科技加速進步，很多好端端的傳統職業，忽然消失了。以汽修為例，現在的汽修專業畢業生，
誰能保證他的精湛技術在10年之後不會歸零？一些新職業出現沒幾年又消失了，
誰能保證中高職教育能夠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號稱有經驗的小學教師會告訴家長，三年級是個“分水嶺”，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難了，
因此職校焦慮，基本上從小學三年級起就開始彌漫在家長心中。
但實際上，我小學四年級的數學還得過38分，還是百分製。
但誰也不好意思把這種個案拿去安慰一個焦慮的家長。
換湯不換藥的重點高中
人人都知道，焦慮的最終來源是高考。
在省區市高考招生總額（比如5萬人）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所有考生放平心態，正常學習，錄取5萬人，
學生拚得頭破血流，也隻能錄取5萬人；學生整體分數500分，可以錄取5萬人，而整體分數提高到550分，
也隻能錄取5萬人。
既然如此，為何不選擇放平心態，不必去爭取那額外而無用的50分呢？答案是多方麵的，
比如這5萬人也需決出高下，因此抬高分數不可避免，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引起的踩踏效應。
實驗性示範性高中的前身，始於1978年的重點學校製度。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項全球唯一的教育製度因有悖教育公平，引起公憤，被迫取消。
但重點高中改了個“實驗性示範性高中”的名稱，作為地方教育的政績標誌，變相得以保留。
仔細觀察“實驗性示範性高中”的招生就會發現，它換湯不換藥，還是先前的重點高中。
以上海為例，2017年的中招政策，核心的是這4條：
1、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提前招生錄取計劃為學校招生計劃的40%，其中30%由學校推薦，10%為自薦，
4所頂級名校的提前錄取則提高到50%。初中學校按7%的比例“推優”，參加提前錄取，未獲推薦可以自薦。
2、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將15%招生計劃麵向全市學生招生，稱為“零誌願”，
它由各招生學校根據學校辦學條件和近幾年實際招生情況自主確定，經市教委協調平衡後下達到各區，
從高分到低分進行投檔、錄取。
3、此外是“名額分配”招生，指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
將15%招生計劃按比例均衡分配到本區初中學校招生的方法。
4、餘下30%的名額，則按照中考成績，根據填報的誌願投檔，從高分到低分擇優錄取。
這個複雜的招生方案，表麵上看，力圖兼顧辦學的效率與公正，既考慮到辦學業績好（主要是考分高）
的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能夠招到高水平的學生，也保證這類學校所在的區，
不管好初中差初中的學生，都有上好高中的機會。
但如果仔細分析各類招生，就會發現效率與公平之比為85：15，效率優先，略有公正而已。
換言之，所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如梳如篦，將所有“好學生”搜刮一空，
然後宣布自己的教學成果有多好。
毫無意義的競爭
如上所述，在省區市高考招生人數基本恒定的前提下，該區域內任何挖空心思提高分數的舉措，
均是一種相互踐踏的內耗。
我絕不反對學生之間在學習上有競爭關係，正常的競爭是培養學生上進心的重要來源。
但是目前換湯不換藥，名為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實為重點高中的製度設計，
不僅人為催生和加劇變態的學習競爭，而且深具欺騙性，表現如次：
第一，任何一屆的學生，就全體來看，都有一小部分天賦異稟，他們仿佛生而知之，
知識對他們而言幾乎一點就通。他們在學習上，並不需要你教師花費多少精力和機巧。
就在寫這篇文章之時，我打電話和一個同學交流，他說孩子所在的初中，
兩三年才會有一個學生考上某頂級名校。這個信息說明，你把最頂尖的學生招收進去，
然後宣布他們的學習能力和成就體現了本校的教學處於全市最前列，好意思嗎？
臉皮是不是太厚了一點？
那些頂級的實驗性示範性高中的教學團隊，如果在一定時間內（比如三年），
能夠把本學區排名最後的學校帶到中等水平，那就真配得上所聲稱的實驗性、示範性，
否則難免有欺世盜名之嫌。可惜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到過一次這樣的試驗和示範。
這些學校實驗、示範了一些其他什麽？隻有天知道了。
有一條是是實在的，就是重點高中時代的招生特權，實實在在地完整保留了下來。
第二，凡是上過大學的都知道，同一張試卷，同一個班級不同省份的考生，
考分懸殊幾十上百分都是很正常的，但他們之間並不會因高考分數懸殊而在學習、科研、
創新上出現明顯差異。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高考分數到一定程度之後，挖空心思再多考多少分，
對高等教育而言，毫無意義。
但可惜，目前的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大概就是為這種“毫無意義”而設置的。
它的意義，不在提高教育水準，而在搞社會分層；它的存在，是讓小孩子從幼兒園開始，
就知道人分為三六九等。這難道不是家長和孩子共同焦慮的問題？哪怕你是中產階級！
迎戰天下英才
京滬兩城聚集的各種資源，一向冠絕全國。伴隨著入世，海量外資進入，兩城迅速成為財富高地，
就業首選之區，戶口已經無法限製外來人才的進入。在今天，京滬兩城非戶籍外來人口絕大多數是青壯年，
他們占到全部勞動力的一半左右。
京滬（包括深圳、廣州）青年子弟的競爭對手，一半是外來人才。
與此相反，在別的二線及以下城市，一個當地的青年子弟的職場競爭對手，絕大多數是本地人。
人才競爭是全方位的。一個上海本地的複旦學生，他的外地同學畢業後，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上海工作；
一個上海本地的高職生，他在酒吧做調酒師，但外地來的高職畢業生，同樣會對他的職業產生強大的競爭力。
京廣深同樣如此。
京滬廣深就業市場足夠龐大，但工作崗位的競爭烈度，新興產業的淘汰頻率，恐怕遠高於其他城市。
相應地，工作對人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城市高。
先前京滬青年熱衷於通過留學移居海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不僅湧進京滬的全國人才持續暴增，
而且海外留學（包括京滬兩地青年子弟）逐漸出現就業定居兩難，回來的人越來越多。
回來的人首選也是京滬廣深。
我曾經看過一個海龜的文章，她之前隻是在上海做過短暫停留，對外國同學談起去向，
她的回答是“回上海”。現在的競爭格局是，一個京滬本地的青年子弟，不僅要迎戰全國的優秀人才，
還要迎戰為數眾多的“海龜”。
此外，由於收入上漲，港台青年才俊進入大陸工作越來越多，首選地也是北上廣深。
這就是一個出生和定居在北上廣深，並在那裏上學讀書的孩子的幸與不幸——你從小的生活環境，
可能比別的地方的孩子更優越，但是一旦長大成人，那些優越的環境未必屬於你。
這種情況下，你怎麽能輕易走下教育培訓這輛戰車？城市的稟賦就在那裏，
未來的競爭格局就擺在那裏，多少家長可以舒一口氣？
一點曙光
有沒有緩解焦慮的可能？肯定是有的。
職校招生需要改革。
比如孩子初三畢業願意上職校，你盡可以去；但不願意去的，何必硬要畫一道杠強迫他去？
他完全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上到高一、高二跟不上，知道考普通高校有多難，他隨時可以去上職校。
何必一定要強迫一個屁事不懂的未成年人選擇將來的職業取向？為什麽就不能等一等，
讓他們心智更為成熟一些，再讓他們做出選擇？
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有民辦高中，職校生也可以參加高考。
第一，盡管高中階段不是義務教育，但作為一個納稅人且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是天經地義的；
再說，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的二把手，理應給予公民更大的教育選擇權，
為什麽一定要讓人家去接受哪一種類型的教育？
第二，在一個普遍沒有什麽文化學習氛圍的班級環境裏，高考又有多大勝算？
實驗性示範性高中必須改革。
最近，上海出台改革方案，決心在2022年，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計劃采用名額分配方式下達，由市和區教育行政部門分別分配到有關區和初中學校，並明確這種招生計劃其中的70%將分配給不選擇生源的每所初中學校，這一比例將逐步擴大，以促進初中學校均衡發展。
北京的類似改革在2014年就開始進行了，其他省份也在最近一兩年著手類似改革。
總的趨勢是，大幅提升實驗性示範性高中按人頭比例麵向全體學生投放招生指標。
這樣做的好處是，逐漸解除壓在小孩子身上“一分壓死千萬人”的魔咒。
此外，也可以逐漸改變薄弱學校人人厭棄，教育資源逐漸均衡，減少變態競爭，維持正常競爭。
但成人社會的競爭是永恒的。
最近兩年，很多二線城市紛紛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並生發效果。
京滬兩地因種種原因，人口導入趨緩，甚至開始減少。
這是有原因的。高端人才對住房更有迫切要求，兩地高房價，已經成了比戶口還管用的驅使人才外流的利器。
事實上，我已不大敢像10年前那樣，建議那些剛走出校門的外地青年學子到北京上海闖一闖，
因為住房難題太大，再說他們自己的老家與北京上海的收入差距也在縮小。
但毋庸多言，人人都知道人才對一座城市意味著什麽。最新出台的上海吸引人才的辦法，
除了優待戶口準入等這些特別金貴的東西，還專門提到要幫助解決住房。
如果這條措施奏效，那麽人才競爭的烈度不會減緩。這對維持整座城市的競爭力當然是好事，
但對生活在這座城市裏的個體來說，即將到來的競爭，不會讓他們感到輕鬆。
世上沒有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很多政策措施，也不過是緩解人的痛苦而已。
但能夠把人從地獄拉到人間而沒有能夠推進天堂，也是極好的。
減負是素質教育的良方還是對底層的剝奪？
界麵
1. 公立學校減負 是對教育公平的促進還是妨礙？
新學期開學伊始，學校減負又成為一個熱點話題。起因是教育部部長在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就小學放學時間提前到下午三點半的情況做出了幾點回應：第一，關於三點半之後孩子由誰看管，該做些什麽的問題，應該讓各省自行摸索，“各出各的高招”；第二，下午三點半到五點期間，孩子的托管問題，不能隻依靠學校，應該引入社會力量，共同解決這個問題，至於具體方案，還在研究當中。
教育部部長最後總結說，這項“減負”政策，是黨和國家給年輕父母的“大紅包”。對於這種說法，有很多“年輕父母”表示，受不起這個“大紅包”。自媒體人寧南山就在一篇題為《教育部，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文章中表達了對減負政策的質疑，這篇文章很快在互聯網上引發了熱議。
文章指出，日本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寬鬆教育”改革已經證明減負弊大於利，而中國正在進行的減負運動，和日本的“寬鬆教育”改革如出一轍，其主要策略，都是減少學生的在校時間，阻止學生學習更高難度的課程，取消考試排名，不再激勵學生學習等等。這一改革帶來的後果是，日本年輕人的綜合素質大幅下降，反智主義在學校流行，同時也給日本家庭帶來了沉重的額外教育負擔。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公立學校的教育水平嚴重滑坡，沒有經濟條件上私立學校的孩子，考上一流大學的機會非常渺茫，其結果，就是使日本社會進一步固化。
因此，作者認為，減負就等於國家從教育領域退出，把教育的責任和成本推給家庭，這實際是對底層最大的不公平。沒有統一的教學質量和平等的教育機會，出身底層的孩子很難實現階級的向上流動。
微信公眾號“土逗公社”的評論則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所有的家長都反對減負嗎？反對減負和支持減負的家長分別是什麽樣的家長？
文章認為，支持減負的家長多來自收入較高的社會中上層，而反對減負的家長則來自中下層。如果學校減少了孩子的在校時間和課業負擔，有錢有閑的中上層家庭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去參加課外班；而中下層的家庭則不得不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來保證孩子的學習強度，讓他們在未來的競爭中有機會勝出，這對於收入並不高的家庭來說，無疑是額外的負擔。
而如果不減負，中上層家庭可能會讓孩子離開公立教育係統，去課業負擔較輕的私立學校，這類學校也會更加重視家長的意見。而對於中下層家庭來說，雖然孩子的學習強度得到了保障，但他們會逐漸與中上層家庭的孩子區隔開來。
從這一意義上講，減負問題是與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的。對於中國的現實而言，私立學校的總量受到限製，在教學上與公立學校相對統一，家長們的選擇並不多，能夠上得起私立學校的是極少數，於是，在減負的問題上，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中產家長的焦慮和不滿。
文章進一步指出，在這個階級流動的景觀裏，受到減負影響的主要是中層和底層。中層希望後代能夠繼承自己的社會地位優勢，而對於底層來說，教育則是他們能夠打翻身仗的少數機會之一。而社會的上層則幾乎不會參與到這個遊戲中來，這是因為，進入社會上層的規則，與底層進入中層的任人唯賢（meritocracy）規則不同，即便這兩種規則部分重疊，上層家庭也早就通過各種途徑確保了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學校裏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
另一方麵，文章還指出，“在校時間”並不等於“學習負擔”，大量的研究都說明，在校時間長有利於學生，特別是弱勢家庭的孩子。例如在美國芝加哥，城市裏罪案泛濫，對於底層的孩子來說，學校構成了一個庇護所，讓孩子免受負麵社會因素的影響。問題在於，除了高強度的學習之外，我們還能在學校裏幹些什麽？社會學家科爾曼的研究發現，高強度的學習並不是高質量教育的唯一途徑，更重要的是成人與兒童之間建立的關係和規範，具體到學校教育上，老師給同學提出的高標準要求，校園中的紀律和熱忱的學習氛圍，同學之間的相互鼓勵，以及“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對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
總而言之，公眾反對的減負，是公立學校從學生生活中的退出，是將社會化撫養的責任重新扔回給家庭，讓家庭背景決定孩子受教育的質量，換言之，是把學習從一種公共物品轉化為一種私有物品，這是對社會底層的剝奪，也是公共教育最大的危機。
上海義務教育火與冰
【編者按】在近幾日全國“兩會”上，教育“減負”成為一個熱點。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3月3日下午首場“部長通道”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稱，教育機關將通過多種模式解決小學生“三點半”放學給家長接孩子造成的難題。最高層如此重視，也從側麵說明“減負”之難。
現實中，中小學“減負”喊了多年，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甚至還有“不減反增”、“課內減負課外增”的傾向。追根溯源，其原因還在於當前優質義務教育資源分布不均、高中大學教育尚未普及。在此情況下， 隻要教育還是選拔性的，應試教育的本質就難以改變，“減負”隻能是空中樓閣。
“減負”為何難減？“減負”要取得實效，應該從那裏入手？從家長為學生擇校這個視角，或許能找到部分原因。無論如何，覺察是改變的第一步。
上海是一個教育資源高度競爭的城市，關於擇校的政策演變也是起起伏伏。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上海“兩會”上公開表態說上海的孩子“比家長還辛苦”，教育主管部門嚴禁民辦中小學提前招生。上海還叫停了作為民辦初中敲門磚的民間“四大杯賽”中的三個，按以往慣例，在這些數學競賽中獲獎的“牛娃”有很大機會可以進入好初中。
教育主管部門希望通過規範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行為來為上海孩子沉重的課外學習負擔降溫。家長們卻如坐針氈，那以後要用什麽標準來決定誰能上好學校？ 沒有明確規則，如何保證公平？
2017年7日，上海有兩所小學招生時，一所用類似公務員行測題考家長智商，一所要求登記包括學生外祖父母在內的三代身份職務信息，引起軒然大波。上海教委隨後對兩所學校公開重罰，但民辦學校“拚娃”又“拚爹”引發的公平隱憂已經開始蔓延。
民辦學校為何要為公平負責？有學者指出，一些優質民辦學校的公辦基礎厚實，甚至有“假民辦”學校之稱。
難進的民辦學校
孩子在今年某熱門民辦小學的麵試中落選了，劉成（化名）表現尚屬淡定，“我們孩子起步晚，訓練晚，真的去了也是個麻煩事兒”。
劉成在科研機構工作，此前沒讓孩子上過輔導班，“正常啟蒙不搶跑”。孩子六周歲，今年要幼升小，對口的公辦小學不滿意，多方打聽，夫妻二人選定了這所民辦小學。
要備考了才知競爭激烈，錄取率不到10%，他和妻子終於給孩子報了課外培訓班，並啟動了兩周緊急集訓輔導，“做數學思維訓練，孩子覺得難，有過抗拒”。
劉成認為“訓練”不足是孩子落選的主因，“業內人士說，衝刺兩年能上都很不容易”。家長圈流傳著一位今年“榮升”這所學校的六歲孩子的“事跡”：在滬上某高端英語補習機構學了三年英語，上過鋼琴、芭蕾、擊劍、語文培訓班，媽媽不上班全職陪伴。
經曆了這場擇校大戰，劉成生出疑惑，“麵談考的是孩子的思維和語言表達，但標準已經過於超前，測到二年級水平了”，其結果是本來家庭可以承擔的啟蒙教育要轉為尋求培訓市場，“我和妻子兩個知識分子也應付不來”。
他們心儀的學校今年的麵試題是老師示範接電路，讓孩子照著學，還考了數學思維題和看圖解釋成語題。
“民辦學校的選拔標準水漲船高，光遞條子不行， 孩子必須質量高。” 劉成告訴財新記者，即使是托了關係進入民辦學校的孩子，如果沒有足夠的學業訓練，“進了也跟不上”。
“家長要有極強的心理應對能力。”民辦學校學業訓練方式粗暴，甚至勸退學習困難學生的作風在滬上教育界流傳。一位滬上學者告訴財新記者，他的一位同事托了關係進入了某所知名民辦小學，但孩子難承受壓力，一次解答不出題目，被老師責罵“你怎麽這麽笨”，當場尿了褲子。家長擔心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給孩子辦了轉學。
劉成想讓孩子去的小學學業要求也很高，“每周都有測驗，對英語和漢字的書寫要求高，據說有的孩子手都寫出老繭”。劉成一位朋友的孩子在這所學校也學得疲憊，想退學，但苦於沒有對口的公辦學校願意接收。
“想進入民辦學校，要經過嚴格的市場訓練或者有相當的家教，要把孩子壓到那個程度 ，否則進去後就會發現孩子是‘裸奔’。”上海家長圈有一個詞很流行，叫“雞娃”，意思是讓強迫孩子學習，以進入有著“打雞血”學業訓練方式的民辦學校。
在升學壓力層層向下傳導的形勢下，“優先選民辦、保底到公辦”，已成為很多上海家長為孩子選擇小學的基本思路。 上海孩子要上好大學，擺在眼前的是上海高中裏“四大名校、八大金剛、逍遙二仙”（指上海中學、複旦附中等知名高中）升學率領跑的現實。
想進入上述的重點高中，從錄取率來看，上海優質民辦初中的表現比公辦初中優異許多。而民辦小學受上海家長熱捧，受益於其衝擊重點初中的高升學率。
聚焦科技與教育政策的同濟大學裏瑟琦智庫曾發布的一項名為《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15年反思》的報告（下稱《報告》）指出，“在競爭民辦初中入學名額的過程中，公立小學和狠抓應試教育的民辦小學相比，已經較為明顯處於下風。”“招收最優質的生源”和“對學生進行艱苦的學業訓練”，是上海優質民辦小學衝擊重點初中高升學率的兩大法寶。
有觀點認為，此種優勢得益於上海民辦小學可以“不聽從行政指令”。一位上海公辦小學校長表示，“公辦學校都會嚴格按照主管部門要求的基準來操作”，民辦學校卻存在“拔苗助長”的問題。
即使這樣，上海擇校大軍的隊伍逐年在壯大。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共有31880名學生填報民辦小學，這一數據在2015年為25133名。其中備受家長熱捧的民辦小學的招錄比甚至超過30∶1。
因為家長爭相追捧，民辦學校挑選生源的空間越來越大。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指出，公辦學校被嚴禁擇校，給了民辦學校“難得發展契機”，吳華稱：“如果一個民辦學校表現出優勢，在市場引導下，生源規模將越來越大，規模大了就會產生經濟效益。”
上述《報告》也指出，上海逐漸壯大的優質民辦中小學市場，將走向按照“家庭背景、父母成就、孩子口頭表達”等顯性標準進行招生的傾向，“民辦學校喜歡招收‘收入高’‘家境好’‘孩子機靈’‘家長陪伴時間足’的學生早已廣為人知”。
“擇校找民校”20年
把擇校的口子放給民辦學校，是上海一向的官方教育政策。1997年，和中央層麵給出的方向相呼應，上海對小升初實行了大規模改革，包括重點中學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分離辦學或停止招生，並取消小升初升學考，實行初中“就近入學”——小學對口某初中或實行派位。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的研究指出，當時如果有家長對對口初中或派位初中不滿意，就可選擇民辦中學（含轉製中學），招生工作文件中明確規定“要擇校找民校”。
吳國平認為，如此改革，主要有兩種政策考慮：一是“平均、正態分配生源，辦好所有公辦初中”；二是解決分稅製改革後上海教育經費不足的困境。上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上海投入高中和大學的經費數倍於義務教育經費。初中階段教育經費捉襟見肘，上海將重點中學初高中分離辦學，並將其中的一些學校轉製為民辦初中，這些學校可收取學費收入和接收大量捐款，為當時的上海政府解決財政困難。
這一政策實施後，民辦初中大幅趕超公辦初中。吳國平認為，此法是人為將民辦初中（含轉製初中）變成變相的“重點中學”，“原來小學升初中看重點率，現在小學升初中看民辦率，小學的壓力依然沒有減輕”。
上海教育界對此爭議不止。多有學者認為，上海自身培育純民辦中小學的力量不足，而這批學校能成為隱形的“重點”，與政府扶持不無關係。在公建民辦框架下，政府允許轉製學校教職工仍保留編製，校長也由教委派駐，以及由公辦高中名校扶持發展等。一學者稱：“如果沒有公辦資源支持，在上海要辦成好的民辦學校，很難”。
同時，重點高中也想招收符合其辦學特色的初中生。新世紀開始，中國掀起“名校辦民校”“教育集團化”的辦學風潮，上海的示範性高中也借此機會培植力量。以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上海中學為例，坊間笑談其初中教育基地統稱“張寶華”——張江集團學校為老校長唐勝昌創辦、上寶中學由上海中學協辦、華育中學為上世紀90年代剝離出的民辦轉製校。
這些民辦初中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相當高。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中學預錄取總人數235人，“張寶華”占比接近75%。上海近年的招生政策規定，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提前招生錄取計劃為學校招生計劃的40％，分為推薦生和自薦生兩類。2015年上海中學推薦生預錄取98人，自薦生預錄取137人，“張寶華”的比例超過76%。
“四大名校”的其他三所也有相類情況，上海家長熟知它們的“親兒子”是誰，進入示範性高中的高升學比例是他們追逐民辦初中的脈門。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張端鴻分析，家長們的心態是，如果不進入這些教育集團的民辦初中，“再往上升學就失去機會了” “教育集團化變成優質資源的縱向集團化 ，就破壞平衡了” 。
“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主要是民辦初中。”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在上述會議上透露，上海頂尖的民辦初中，“與公辦母校和公辦高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楊東平稱：“這些民辦初中遊離於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政策之外，在考試選拔等方麵大展身手，所獲取的高升學率使公辦學校處於下風。”
這種做法的初衷，得到教育主管部門肯定。據公開媒體報道，教育部前部長周濟2004年3月25日談到《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時表示，“公辦不擇校、擇校找民校、名校辦民校”是一種很好的思路和做法。
近年來，公私教育的分化趨勢開始由初中傳導向小學學段。在上海一所公辦學校校長陳琪（化名）的回憶中，附近辦學質量一般的民辦學校也受到家長熱捧，開始於三年前民辦學校招生提早至公辦學校前。
在2013年的招生政策中，上海的公辦小學新生報名和民辦小學麵談時間同步，都為5月17、18日，但到了2014年，民辦小學的統一麵談時間提早至2014年5月10日，此後滬上民辦小學招生一直領跑。
“三年前同時招，家長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潮水般先擠去民辦學校。”陳琪告訴財新記者，由於公辦學校禁止擇校，民辦學校選擇權口子的放開，“讓本身不擇校的家長 ，也優先嚐試民辦了”“民辦學校有兩或三個誌願，家長都填了，但一些民辦學校並不好”。
張端鴻認為，從體量來看，上海約800所小學中有接近70所民辦小學舉行麵談，分布在17個區縣，“這種規模對整個盤子的影響其實不大，但是讓民辦小學提前招生，這種前置性的篩選考試，讓參加擇校的家長不得不精心準備，整個城市的家長就會產生比較大的心理壓力”。
張端鴻指出，提前招生使民辦小學可以搶掐有良好家庭背景 、學習習慣的學生群體，“這幫學生就是高水平的均智狀態，將來要往下掉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公辦學校衰落
吳國平的研究認為，“要擇校找民校”的政策代價是讓上海的公辦初中必須接收學習困難的學生，師資也開始流失。這種衰落態勢開始延伸至上海的公辦小學。在上海多位公辦小學校長眼裏，上海民辦小學憑借招生提前優勢，“對公辦教育衝擊很大”。
陳琪也告訴財新記者，三年時間裏，她的學校生源變化明顯，“優秀的學生不見了”。而在上海，生源是否優秀，家庭的教育投入是重要因素，陳琪所在的學校在近年間已開始出現優勢階層的孩子漸少的情況，“底層的孩子多了”。
張端鴻表示，民辦教育的題中之義應是探索素質教育，在上海現有的公辦係統外“培養偏才怪才”，“但很多民辦學校現在還是‘搶跑’、刷題，是應試教育那一套”。他擔心，如果長期維持這個格局，傳統公辦小學的優勢就會被消解，“在招生上恐製造不公平”。
但對於對教育有著高要求的上海中產階層而言，公辦學校並不盡如人意。
一位上海父親，家庭早期有所積累，現全職在家陪伴兩個孩子學習，大兒子今年從靜安區公辦名校一師附小考入“四大名校”教育集團下的某民辦初中。經過擇校備戰，他對公辦教育更失信心，決定未來小女兒幼升小時即進行民校擇校，“公辦學校要碰到好老師有偶然性”。此前，為了讓孩子上一師附小，他特意購買了學區房。
在上海，不乏有家長花大價錢買了學區房後，發現學區對口的公立小學“變差”，將孩子送進課外培訓班，再應考民辦小學的情況。一位上海家長告訴財新記者，在上海，有經濟實力的家長會先購買學區房“占個坑”，用公辦學校入學資格“保底” ，但在擇校時也會嚐試讓孩子參加民辦學校的麵試。
“公辦學校（在升學上）一次表現得不怎麽樣，就會被拋棄。”吳華指出。公辦學校自身的體製束縛也是關鍵因素。在上海的教育決策中，公辦學校“減負”一直被力倡。近年來，上海在公辦小學全麵推行“零起點”教學和“等第製”評價製度，使用“ A、B、C、D”或“優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的等級製，取代百分製評價，以淡化小學階段的分數選拔功能。
此規之下，公辦學校的教師想為孩子在課後義務補課而不得，“不能踩紅線”。“窮人的孩子沒錢補課，（學校的）課程難度隨之下降了。”陳琪擔心若教育政策不改，未來其所在學校的優秀師資將發生流失。
“公辦學校通過‘減負’剝離的應試訓練，是否已經轉移到民辦學校和課外培訓機構？”張端鴻提出疑問。
複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曾在《中國青年報》撰文指出，日本基礎教育階段實行了30年“寬鬆教育”後，出現係列副作用，日本政府因此進行反思。日本的“寬鬆教育”政策從1976年開始實行，以緩解學生學業壓力為訴求，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等措施。
但實行30年後，日本卻出現公立學校“瘦弱”，私營辦學機構“肥滿”的現象。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也被改變，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必須對抗“經濟負擔、選擇焦慮和全家被裹挾參與孩子應試”等“三座大山”。
一位上海家長告訴財新記者，她的孩子在一所提倡“快樂教育”的市級示範幼兒園上學，但同齡的幼兒園教師也在課外為自己的孩子報了思維、英語等各類培訓班，“她告訴我有些東西還是要出去學的”。
有底層家長坦言，對於孩子的升學“早就放棄了”——要通過民辦學校考試，小孩得參加培訓班，“拚爹”又“拚娃”，無財力可以供給。
從事了30年教育工作的陳琪告訴財新記者，在最近七八年中，他眼見上海學生的學習負擔越來越重，教育也開始成為上海重大的民生矛盾，“這是多種教育政策積累產生的結果”。
對於擇校需求的降溫她並不樂觀，“上海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它就像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優良奮鬥史”。考上北大清華複旦交大的人才的二代都在這裏競爭。
“要讓孩子成為牛蛙（娃），成不了的話，至少要成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隻能成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為小蝌蚪，我這一輩子沒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沒有指望了。”這是一位上海家長的心聲。
“全麵二胎”政策下，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戰爭將愈發激烈。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適齡入學兒童人數約18萬左右，據上海市教委基教處處長倪閩景公開透露，2018年這一數字將達到31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