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華：我們的老師巫寧坤 — 從《蓋茨比》到《一滴淚》

發表於 2018 年 03 月 27 日 由 lixindai

我們的老師巫寧坤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學者、反法西斯戰士（曾為陳納德的飛虎隊擔任翻譯）。他翻譯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等，晚年根據自身經曆寫成《一滴淚》。

1964年8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階級鬥爭也不知道，怎麽能算畢業生呢？”隨後高教部提出：“要把階級鬥爭鍛煉作為一門主課”。為了讓我們進一步上好階級鬥爭這門主課，1965年秋季開學後，我們和本省內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學生被派去參加了四清運動或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四清後回校時，已是1966年的3月份。那時，我們已是安徽大學外語係英語專業大三下學期的的學生。誰將教我們的專業課呢？這是大家十分關切的問題，人人在心中都有諸多期盼。後來聽說是巫寧坤老師擔任，大家無不感到歡欣鼓舞。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低年級學習期間，我們早就聽說過這位巫寧坤老師：說他三十歲時就是副教授，是係裏教學水平最高的，深受同學們的歡迎；說他早就聲名遠播，翻譯了《白求恩大夫》一書。有的同學還到圖書館借來了這本大部頭的譯作拜讀，對這位沒見麵的老師油然而生敬意。還聽說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師是我們係的英文打字員，可以一邊聽英語廣播，一邊用打字機打下來……

巫老師來給我們上第一堂課了。他走進教室，我們忙不迭起身致敬。然而，麵前的巫老師卻讓我們感到驚訝——他既不像係主任李東光那樣高大魁梧，也沒有姚企文副主任那樣容光煥發，連楊鞏祚那樣的西裝革履教授風度也沒有，簡直有點土氣、寒酸。巫老師中等偏上的身材，帶著近視眼鏡，穿著褪了色的但幹淨整齊的藍色中山裝，由於身體瘦弱而顯得衣服肥大。聽說巫老師才四十多歲，然而皺紋卻過早地爬上了他的額頭，臉上還有菜色。但因為事先對他有所了解，我們確信這位和善、不張揚的老師一定有他睿智的一麵。

精讀教材是巫老師根據政治形勢自選的。巫老師教我們的第一課是Reminiscences of a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毛澤東的采訪回憶。巫老師講課語速不快，用詞平易，但他富於磁性的、極具感染力的優美語言，猶如潤物細無聲的絲絲春雨，點點滴滴流入我們的心田，讓我們進入毛澤東和斯特朗談話的那種平靜、祥和的氛圍和語境：夕陽西下，延安窯洞前的一蹲土台邊，一棵蘋果樹下，兩位大人物——一位世界名記者，一位中國革命的領導人——在聊天，在促膝談心，在進行著和諧融洽的對話。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

此前我們所聽的英語課都是語音、詞匯、語法，我們課後所做的工作也是記憶和背誦。巫老師的教學使我們耳目一新，我們都被他的講課深深吸引了。巫老師衣著樸素，貌不驚人，但一進入課堂便神采飛揚，忘卻了自我，帶著我們一起陶醉在文學的聖殿。在課堂上他最喜歡用vivid（生動的，栩栩如生的）來評價他所講的文章、文章裏的人物對話和精彩的句子，實際上，真正vivid的是他的教學。他的每句話、每一個麵部表情和每一個手勢等形體動作都在引領我們與作品中人物和作者進行心靈的勾通，把我們帶入一個vivid的意境,使我們融入作品。直至今天，毛澤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會談的情景，他們各自的神態連同作者描寫他們告別時的那個優美的句子“Bright，very bright were the stars over the wild，dark Yenan hills.”都記憶猶新。

是巫老師的講課讓我們感到英語不再僅僅是枯燥的字母、單詞、語音和語法，它有著美侖美奐的東西，那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作為“英國語言文學專業”高年級的學生，我們第一次體會並感受到英國語言文學的美。我們的學習從此發生了質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從單純的知識記憶上升到對美的感悟，從簡單的模仿升華到對文學的欣賞。正是巫老師帶領我們完成了這樣一個飛躍。

巫老師表揚學生常用的字眼是：very good、perfectly right、wonderful idea等，讚揚得很充分。在課堂上他從不批評學生，對於學生出現的語言問題，總是用一種輕鬆的方式來說事，不給學生難看，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分析問題，既指出了問題又提供了解決辦法。

為了提高提高我們的聽力水平，巫老師想了許多辦法，除了在課堂上用英語授課之外，還自辦簡易語音室。他親自參與製作幻燈片，自己錄音，想方設法為我們提供一個理想的語言環境。我們終於坐在簡易語音室裏上課了，我們一邊看著生動的畫麵，聽著這熟悉的聲音，感到十分新奇。在各種技術條件十分落後的六十年代，巫老師課後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們常向巫老師請教學習中的疑惑，他總是給予熱心指導。有一次邢淩初問巫老師：“我在一、二年級時總覺得進步很大，怎麽到了高年級反而覺得進步緩慢了？”巫老師微笑說，“你以前是近距離視物，覺得什麽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現在視野寬了，”他指著遠處的大蜀山說，“你看那大蜀山，你現在看到的是它的輪廓，而不是一草一木。”他的這段話使邢淩初茅塞頓開。

一天，我冒昧去拜訪了巫老師。巫老師住在三樓的一小套住房裏，房間裏擺放著幾張舊桌椅，桌子上堆滿了書籍。孩子們在地板上玩耍。巫老師和師母並沒有嫌棄我這個農家孩子的唐突，巫老師端了個方凳讓我坐下，師母給我端了一杯白開水。然後，巫老師笑著慢聲細語地與我交談，回答我感興趣的問題。巫老師和我談話的時候，不是居高臨下，像是與一個朋友在交心，說到高興處他會放聲大笑。後來，我又借送作業的機會幾次拜訪了巫老師。

想到我們從此將能巫老師相處一兩年，我們內心都充滿了歡喜與企望。然而，我們的願望卻被一場大革命給無情地打碎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全校，不，準確地說是全國，都停課了。這一停就意味著我們大學學習課程的終結，我們四年大學片片斷斷讀了不到兩年半書，巫老師的課才聽了兩三個月。

大家都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間，大字報鋪天蓋地，覆蓋了校園。一批批的教授、學者和出身不好的老師頃刻間變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橫掃”、“炮轟”，曾經在國民黨空軍工作過的巫老師當然不能幸免。

沒兩天，批判巫老師的大字報出現了，揭發他這個“資產階級極右分子”的罪惡曆史：當過飛虎隊和國民黨空軍的翻譯官，譴責他**教學改革，堅持用英文文學原著作教材，用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學和修正主義思想腐蝕社會主義青年。還有一張漫畫，把巫老師畫成一個笑麵虎，下麵寫著“死老虎還沒死！”幾個大字。更有一張大字報的大標題使用了驚人之語：“強烈**巫寧坤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大字報以質問的口氣說：“巫寧坤為什麽給自己的女兒起名字叫‘一毛’？這不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惡毒誣蔑嗎？堅決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萬歲！”

這個問題嚴重了。我們幾個同學麵麵相覷：是啊，巫老師給女兒起什麽名字不好，為什麽叫“一毛”呢？雖然我們認為寫大字報的人肯定是“上綱上線”，但我們擔心著問題的升級。那時候什麽樣的事都會發生。

近來，在互聯網上讀到了巫一毛寫的散文《我的奇名怪姓》，始知她的名字來於杜甫讚頌諸葛孔明的詩句：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但巫一毛在文革中確實為了這個奇名怪姓而飽受其苦。

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我們的大名赫然出現在大字報上：“呼籲邢淩初、李世華、任予懷站出來揭發巫寧坤的問題！”

那張大字報就貼在衝著我們外語係男生宿舍208樓出口的一張蘆席上。其作者獨具匠心：這張大字報不僅是寫給我們三人看的，也是寫給整個外語係的人看的，要給我們施加壓力。在有些人看來，我們這幾個班幹部與巫老師接觸密切，一定知道他的很多“反革命罪行”。

當晚我們三人在宿舍樓西邊的草地上進行了緊急約會。經過商量，我們決定以沉默相對。

對方見我們沒有反應，第二天又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這次在前麵加了個副詞，最後又加了兩個感歎號，變成了：“強烈呼籲邢淩初、李世華、任予懷站出來揭發巫寧坤的問題！！！”兩張大字報擺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聲勢。

我們依然保持著沉默。

他們也是紙老虎，嚇嚇人而已——他們確實也沒有證據。之後，沒有再出現第三張大字報。我們相信了那句諺語：沉默是金。

6月6日晚上，緊急集合哨聲宿舍樓裏突然響起，在那筒子樓狹窄的走道裏，哨聲和著回聲震耳欲聾，令人心驚膽戰。緊接著68級姓X的一位小頭目用粗啞的聲音逐個房間地通知：“集合、集合、集……集……集合了！抓……抓……抓巫……巫寧坤！”他因過於激動而變得結巴。

那個時候，誰也不敢不去——在這“鹹與維新”的時候，誰敢不“積極”呢？一個小隊列迅速在樓下集合起來，然後有人帶著往教師宿舍方向跑去。到了巫老師樓下，幾個人竄上樓，那個小頭目帶著其餘的人在樓下呼口號：“打倒巫寧坤！”“打倒極右分子巫寧坤！”

不大會，巫老師被兩個大個子學生從樓上“揪”了出來：一個大個子男同學抓住巫老師的一個肩膀，居高臨下往樓下推。巫老師低著頭躬著腰，原本瘦削的身材顯得更加弱小。“打倒巫寧坤！”的口號聲喊得更響了。那幾個大個子男生拖著巫老師往籃球場走，一路又推又搡，拳腳相加。隊伍緊跟在後麵喊口號。

在微弱的路燈燈光下，我一下子認出了那個大個子男同學！“那不是大四的汪××嗎？”我用胳膊搗了一下旁邊的任予懷說。

任予懷仔細瞅了瞅，然後說：“不錯，就是他！”

籃球場已被圍得水泄不通，裏麵已跪著一片“牛鬼蛇神”，巫老師也在挨了番拳打腳踢後被按著跪倒在他們中間。接著，那個×姓小頭目站在一張課桌上講話，大意說：我們的革命行動狠狠打擊了這些反動學術權威的囂張氣焰，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長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雲雲。我沒有注意聽他的講話，眼睛一直盯著操場上低頭跪著的那些教授。天氣暑熱難耐，他們很多人卻在瑟瑟發抖。不知為什麽，我的腿也隨之顫栗著。是的，這些教授們昔日的尊嚴、威風確實蕩然無存了。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嗎？我在心裏問自己。

接著，在“掃四舊”的狂潮中，我們見到巫老師隨著一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遊校示眾。在球場上陳列的查抄物品中，我們見到了師母李怡楷老師經常使用的自行車和一台用白漆寫著“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手提打字機。事後知道，那白漆字是1951年在巫老師懷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動身回國前李政道博士幫他收拾行李時寫的。

此後，我們在安徽大學沒有再見過巫老師。巫老師到哪裏去了呢？他們會把他搞到什麽地方去呢？我和邢淩初、任予懷不斷地互相打問著，但始終沒有誰說見到了他。1968年8月，我們被“發配”到全椒縣的荒草圩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以後再未得到巫老師的任何音訊。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文革結束，“右派”得到平反。我們輾轉打聽到巫老師的下落：他先被調到安徽師範大學，1981年回到國際關係學院。

巫老師在安師大任教期間，邢淩初曾去拜訪過他。巫老師看到他十分高興，“啊呀，我們的班長來了！”（邢淩初曾任我們班的班長）談話間，邢表示了進一步提高的願望。巫老師建議他找些英語原文讀讀，不管什麽都可以，並讓他把閱讀過程中能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通通記錄下來寄給他。邢淩初回去後按巫老師的話去做，有一次把十多頁的閱讀筆記寄給了巫老師，巫老師詳細批閱後寄了回來。反複閱讀了巫老師的批語，邢淩初受益良多。

1982年，獲悉巫老師回到國際關係學院後，我便寫信去，巫老師很快回了信；隨後，我又把自己翻譯的本傑明·弗蘭克林的一篇散文《Too Dear for the Whistle》寄去，請他雅正。巫老師旋即寄來了他的修改稿，並提出了改正意見。這給了我很大鼓勵。我隨後翻譯了十幾篇小說和散文名篇，如：薩繆爾·約翰遜《給切斯特菲爾德公爵的信》、埃德加·愛倫·坡《一封失盜的信》、薩基《敞開的窗子》、羅納德·裏根《生活的教訓》、《超微型小說選譯》以及介紹外國名作家和他們作品的文章如：《海明威未發表的作品》、《艾迪生、斯梯爾和他們的小品文》、《海明威父子》、《艾米莉與〈呼嘯山莊〉》、《哈代與苔絲》。後來，我又編譯了數十篇介紹英語國家文化的小品如《美國牛仔今昔》、《職業第一，結婚第二》等等。

不久，任予懷告訴我他去國際關係學院拜訪了巫老師。任予懷一見麵就問巫老師：“您還記得我嗎？”“我怎麽能忘記你呢？人家貼大字報呼籲你和李世華、邢淩初揭發我的問題，你們三個不吭氣。”說完，巫老師爽朗地大笑。

待我1990年冬天去京拜訪他時，巫老師已移居美國，從此斷了聯係。

近年來在互聯網上時常讀到巫老師的文章和有關他的消息，於是到處發帖打聽巫老師的下落：“我叫李世華，是巫寧坤先生的學生。……如蒙好心知情者告訴巫老師的聯係方式，本人將不勝感激！”然而，我卻始終未收到任何回應。2006年9月29日，我求助於在美讀書的學生時雪蓓。當日深夜，時雪蓓電話告訴我她幫我聯係到了巫老師，並已與巫老師通過了電話。第二天上午打開電子信箱，便讀到巫老師熱情洋溢的信：

“Dear Shihua:

I am deeply touched by your solicitude for an unworthy former teacher. A lot has happened to me since I was thrown out of Anhui daxue in 1970. I will tell you more when we start corresponding in cyberspace. Do tell me about your own experiences since we were forced to part some 40 years ago……
Love from a very OLD teacher.……”

正在讀信，電話鈴響。我拿起電話，話筒裏傳來熟悉而又陌生的聲音：“你是世華嗎？我是巫寧坤……”
“哪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巫——寧——坤，”他一字一板地說。
“你好，巫老師！”是，是我尋覓了40年的巫老師，還是那爽朗的笑聲，還是那樣富有磁性的聲音，昔日巫老師的音容笑貌立時浮現在我麵前。

我們都很興奮，一直談了四十多分鍾。我們沒有話題，想到什麽談到什麽。巫老師問到我們班裏的許多同學的近況，問我還和誰保持聯係？他們的近況如何？巫老師又向我打聽班裏的其他許多同學，回憶起我們那段很短的相處時光。我真佩服巫老師超人的記憶力，我們班所有同學的名字他差不多都能記得，一些細小的事情他都能娓娓動聽地道來！中間師母李怡楷老師又加入了我們的聊天，說她對我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她的幾個兄弟的名字也都是“李世×”，我們再往上排，她的父輩與我的父輩一樣也都是“李傳×”！“太巧了，”師母很激動，“我們可能是一家哪！”然後師母又問了我的原籍，我回答說：“山東鄆城。”“啊，那就對了，”師母爽朗地地笑了，“我們家也是從山東遷到天津的！”……我幾次說：“時間不早了，您該休息了。”而巫老師卻說：“相隔了四十年，我們有太多的話要說。沒關係，再聊聊吧。”當我們雙方最後掛斷電話的時候，已近北京時間中午十二點，巫老師所在的弗吉尼亞州的午夜。

當日，我按照巫老師的建議在電腦上安裝了Skype軟件，晚上便又借助於Skype與巫老師通了話，並在視頻上見了麵。歲月的滄桑把巫老師臉上的皺紋雕刻得更深了，但那慈祥的麵容和爽朗的笑聲告訴我：麵前正是我尋找了四十年的巫老師!

我在網上讀到很多對巫老師的回憶錄《一滴淚》的介紹和評論，遂寫信給巫老師希望拜讀。第二天，巫老師便把全書通過電子郵件逐章發給了我。這時我才知道巫老師在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中飽受摧殘蹂躪。1968年秋至1970年初，我在全椒縣內烏江邊的荒草圩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時，巫老師就在與我們一江之隔的和縣的一個村子裏，在那裏他和他的全家被貶成了人民公社的“賤民”，在政治上享受著“和大隊唯一活著的地主平等”的待遇，接受著精神與肉體的“洗禮”。巫老師從1962年9月開始享受的“合同工”待遇也被取消，全家五口人靠師母李怡楷老師57元的工資艱難度日。雖然巫老師在《一滴淚》的前言中說“其中的悲歡離合和眾多知識分子家庭大同小異，滄海一淚而已”，但我卻每每為之動容，不忍卒讀。巫老師在該書的的前言中以從凱撒的名言脫化而出的雋語歸結自己的一生說：“我歸來，我受難，我幸存。”我為巫老師得以幸存於那場浩劫深深感到慶幸——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卻沒有活過來。我們在1970年元月被重新分配工作，離開了荒草圩農場，而巫老師一家卻在那裏一直呆到1974年。

此後，我們保持著頻繁的E-mail來往。一次，巫老師來信說：“我從互聯網上看到你多年來在英語教學領域取得的成就，為你感到驕傲。說來慚愧，在安大我們教給你們的東西少得可憐，我們也是有心無力。你的成就是你自己奮發向上的成果。”

我把與巫老師取得聯係的事告訴了邢淩初和任予懷。邢淩初給巫老師發了Email，巫老師很快回了信：

Dear Lingchu:
Most delighted to hear from you after so many, many years!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 return to China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後來，邢淩初寫了一篇回憶巫老師的文章寄給我，題為《和巫寧坤老師相處的日子》，我把它轉發給了巫老師。巫老師看過後給我回了電話，深沉而略帶內疚地說：“你發來的邢淩初的文章我看到了。他把我說得那麽好，回憶起來，我那時候給你們上課簡直是誤人子弟，無論是教材的選擇還是教法都不能由著自己。”我趕緊說：“我們都有一種感覺：我們為是您的學生而感到驕傲，但又為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後來又親眼目睹了您的不幸而感到遺憾。”

2007年4月的一天，任予懷來訪，我事先與巫老師約定時間讓他們通過Skype見麵通話。那天晚上，巫老師先出去參加一個活動，準時回來主動呼叫了我們。電話接通後，從視頻裏可以看到巫老師顯得特別激動。任予懷問候他的身體時，巫老師說：“我沒心沒肺的，什麽事都不往心裏去，所以什麽病也沒有。聽說有一種饑餓療法，也許是我的病那些年在中國都給餓好了！”我們三個人同時大笑了起來。任予懷說：“很遺憾，在安大的時候，我們都沒能夠很好地關懷你、保護你……”巫老師打斷了他的話：“那時候你們是保護不了我的，那麽一個大運動，你們有哪個力量嗎？”不巧得很，我這邊視頻出了問題，巫老師看不到任予懷，便催促說：“叫世華趕緊找人把視頻修理好，我要看看你變了沒有?”

那次談話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其間，看到此地的時間已是上午十一點，巫老師那邊已經接近午夜了，我們數次請求中斷通話，但巫老師一直很興奮，堅持說：“不要緊，多聊一會吧！”當我們雙方最後掛斷電話的時候，已是北京時間十二點多、弗吉尼亞州的次日淩晨。

後來，我告訴他我想寫一本回憶錄時，巫老師給予了熱情的支持。我隨即發去了一個寫作提綱，巫老師馬上回信說：“A very good outline!”接著他又給我提出了具體的建議：“My advice: Give convincing concrete details. Avoid abstractions and sentimentality. Mak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

2006年11月，我完成了部分章節後，我多麽想請巫老師先看看以得到他的指導啊，但我不忍打擾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我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冒昧寫信給他：“I’d like you to read it, but I’m afraid it’ll be too much trouble…”，當日我就收到了巫老師“命令式”的回信：“I’d be very happy to read it. Do e-mail it to me.”我發去了三萬多字的幾個小節，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巫老師打來的越洋電話：“世華，你寫得太好了！你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比你以前寫的任何書都有意義。堅持寫下去，寫完一部分發來一部分，把其他事情統統丟掉，專心致誌把這本書寫好。出版等其他事情你都不用管，我幫你聯係……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把東西寫出來！”巫老師一口氣講了半個多小時。我聽得出，巫老師的語氣裏洋溢著年輕人的激動。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巫老師給了我很多具體的幫助：給我提供許多細節，幫我回憶起大學期間的許多人和事，提出修改的建議，指出我的文稿中的錯誤。比如，他在電話裏告訴我：“你引用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那句名言，是英國詩人雪萊說的，不是裴多菲說的，要改過來。”衷心感謝巫老師的熱情鼓勵和耐心指導，使我最終給這本書畫上了句號。

我們取得聯係後不久，巫老師發了一封E-mail給我，說：

“有件小事想請你幫助一下。1974 年秋,我在蕪湖安師大外語係任教,帶領工農兵學員開門辦學, 到繁昌郊外一個倉庫軍營學軍，結識了一個來自如皋的小兵，名叫尤身良。他十分淳樸，對我這個‘牛鬼’ 毫不歧視，和我成了忘年交。……後來到徐州旗山煤礦打工。
1979年，我兩次從蕪湖上北京辦理 ‘改正’，每次從北京回蕪湖途中都下車去煤礦看望他。後來我經常出國，90年後又在美國定居，和他失去了聯係。如方便，請你打聽一下他是否還在煤礦。如已還鄉，打聽一下地址。”

幾經轉折，我終於找到了尤身良。他早已離開徐州而回到如皋老家，如今開一家小飯店謀生。我把有關尤身良的消息、生活狀況和電話號碼告訴巫老師後不久，他就給尤打了電話。不久，巫老師又要我打聽尤身良的通訊地址和郵政編碼。顯然，巫老師是要寄東西給這位當年“不歧視”他的“小兵”。

在《一滴淚》中，巫老師寫道他在和縣烏江公社被貶為“賤民”時，有一位負責“監管”他的學生小孫，這個年青人有一顆“經曆了三年的紅色恐怖而居然一塵不染”的“好心”，巫老師跟他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小孫是大一的學生，大學的課程還沒讀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麵臨畢業，小孫為自己“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感到茫然。巫老師一邊用自己的經曆鼓勵他，一邊幫他補習功課，“警告他不能靠背單詞、摳語法的機械的辦法學英語”，並同時“試著教給他一種明智而敏感的讀書方法”。巫老師還鼓勵他多讀中國古典文學，“希望優美文學作品擴大他對人生的視野。”

書中說這位小孫家住良梨公社。我以為巫老師早與他斷了聯係，便寫信問巫老師這位小孫叫什麽名字，並告訴他良梨公社與我家所在的唐寨公社比鄰，我可以打聽到他的下落。不料巫老師回信告訴我：“他叫孫紹如，退休後住在李莊﹐一直有聯係。”接著便告訴了我孫的通信地址、家庭電話和手機的號碼。這時我才知道，巫老師之後雖幾經輾轉飄零，直到定居國外，一直沒有忘記這位“從來不教訓我們，不提高嗓子跟我們說話”的小孫！

2007年5月19日，正當我在巫老師指導下集中精力修改回憶錄的時候，我妻子被查出身患重病。6月11日，我寫信告訴了巫老師，說：“我不得不每天在醫院陪護著她，再沒有時間和心情寫一個字。”

當晚，我接到了巫老師的電話。巫老師用低沉的語調向我詳細詢問了妻子的病情，然後問我在哪裏就診的，大約需要多少錢，醫藥費能不能報銷，有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醫藥費，需不需要他從國外幫我買藥，要不要他幫我從北京請專家；還問我孩子們回來沒有，請了保姆沒有，等等，等等，巫老師問得很細很細。最後，巫老師語重心長地說：“世華，有什麽需要我幫助的，一定告訴我，千萬不要客氣。我和李老師會每天為你的愛妻禱告。你要保重身體。再說一遍，務必記住：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把自己拖垮了。”掛斷電話，我熱淚盈眶：在我身心交瘁的時候，一個大洋彼岸的八十七歲的老人這樣慈父般事無巨細地關心著我，怎能不讓我感動？

一次，在電話中，孫紹如高興地告訴我：“巫老師明年會回國來。到時候我們會見麵的。”我在Email裏轉達了孫紹如的期盼，並說我們也有這種願望。巫老師回信說：“Hopefully we will return to China sometime next year, either in spring or in summer. I’ll try to meet you all.”

我們和巫老師相處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的學識和人格魅力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在大學裏的日子記憶漸漸模糊了，唯獨和他相處的日子常憶常新。我們都企盼著早日見到分別了四十多年的巫老師，那位智慧的長者，誨人不倦的老師，充滿大愛、感恩之心的仁者，善解人意並與我們推心置腹的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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