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78年3月9日，來自全國範圍內的21名少年被選拔進入中科大，成為中國首個少年班大學生。最大的16歲，最小的11歲。他們當年被稱為“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更經常地，是被稱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實際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視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麵。這個突破口就是對早慧少年進行超常規的培養。”——倡導者李政道先生曾回憶少年班
毫無疑問，“少年班”見證了重新重視知識與人才的改革年代。當年繼中科大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曆史上都曾經一度招收少年大學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資源有限，將之集中到少數精英身上。除了千挑萬選的少年班，全國範圍內中小學其實也在廣設“精英班”“實驗班”“火箭班”或“重點班”，盡管他們的光輝或許沒有少年班閃耀。
被選中的“神童”在概念上顯然不隻是指天稟，還是一種社會期望。換言之，他們的天稟既屬於自己，還屬於家庭、家族等集體，甚至要屬於公共利益：被寄望給親屬帶來向上流動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榮耀，向社會做出非凡的貢獻。而一旦他們後來學習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卻是嘲諷。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跡報道。
神童也是人
“超常的事物並不一定是幸運”
“神童”，並不像字麵上所顯示的僅指其天賦，因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他是怎麽成功的？”正如王安石《傷仲永》這樣的名篇所強調的，中國人在文化價值上其實一貫更偏向強調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後天因素，否則再好的天賦也會很快消耗殆盡，因而人們本能的反應會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別的教育方法”。不難看出，這樣的想法更強調教育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樣偏重讓孩子自由成長，師長則僅僅從旁進行引導。或許正是因此，當年像《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這樣介紹“成功經驗”的書才能成為超級暢銷書。
在這種情況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現。去年爆出的“萊陽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雖然14歲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錄取”的事並未核實，但當地教育局最初卻宣稱此事“千真萬確”、“為萊陽爭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還代表了當地教育質量。這樣的好事，當然有人願意相信。
不過，如果說天賦異稟的神童“贏在了起跑線上”，那他們卻未必是“笑到最後”的人。《關於藝術家形象的傳說、神話和魔力》一書中認為，人們對傑出人物早年事跡的興趣主要是假定這對其將來的發展有著決定性影響，又或者是其未來成功的先兆，但事實上卻未必有因果關係：
在過了那個‘潛在期’以後，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兒童竟是寥寥無幾。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即在眾多的天才兒童中，後來真正成為藝術家的隻是少數。我們之所以對這極少數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為他們被特別挑選出來，作藝術家傳記中的英雄。
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教授瓊·弗裏曼從1974年起跟蹤調查了210名極具天賦的兒童，但最終發現其中僅有6人（3%）“取得通常意義上的成功”。與王安石在《傷仲永》中的結論不同，她不認為這是由於父母後天教育方式上的過失，而歸結為神童們常會因為在多個領域表現出天賦而分心，但傷害最大的則是“神童”這一身份本身帶來的負擔，她說：“‘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們麵臨特殊挑戰，尤其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她強調：
童年時代的歡樂和創造力是取得一切偉大成就的基礎。
在這裏有一種西方傳統的幽暗意識，即“超常的事物並不一定是幸運，它往往會給它的主人帶來災禍”。在2017年春上映的美國電影《天才少女》中，母親早逝的七歲女孩瑪麗是個數學神童，但當她的天份顯露出來時，撫養她的舅舅弗蘭克卻堅持不肯將她送去那種天才少年班，因為他認定，如果瑪麗不能像普通人那樣長大，就會像她母親黛安那樣無法得到自己的幸福：黛安極有天份，但也因此從小被母親禁錮在家裏研究數學，沒有娛樂，沒有玩伴，也沒體會過體育、夏令營或派對帶來的歡樂，最終不幸自殺。
與之相反，爭奪撫養權的外婆伊芙琳則代表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天才是十億人裏才出一個的稀有物種，人類的進步就靠他們推動，因而讓他們過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浪費了他們的才華，這是不可容忍的。但在弗蘭克看來，“天才養成計劃”讓天才本身成了受害者，神童確實是特殊的人，但如果過於強調這種特殊性，那麽這種天賦帶給他們的可能就是不幸。
如果由中國人來選擇，那大多數人恐怕都會選擇伊芙琳這樣的思路：如果家裏出了一個神童，那就算砸鍋賣鐵也必須確保他過一種完全不同於普通孩子的生活。必要時，全家人都可以為此作出犧牲。像10歲考上大學的遼寧神童張炘煬，父母原本都是普通職工，但為了照顧兒子的學習生活，都不辭辛勞地東奔西走，母親把工作調到了河北廊坊，父親則在天津全程陪同他開始大學生活。然而張炘煬在心智上顯然仍隻是個任性的孩子，他在碩士論文答辯前賭氣說，如果父母不給他在北京買房，他就不答辯，也不考博士。
平心而論，看看張炘煬的事跡，他除了早些上大學，別的方麵也都很平常。很多神童也是如此，他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智力發育早，但未必潛力也一定更強，更不能證明他們在別的方麵也同樣懂事早熟，相反，他們往往倒是由於過分偏重智力發展，導致生活能力上出現問題。
曾被譽為“中國第一天才少年”的寧鉑，是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屆少年班的明星，19歲成為中國大學裏最年輕的助教，但1998年他在《實話實說》節目中卻猛烈抨擊神童教育，四年後，38歲的寧鉑突然宣布出家為僧。14歲考入大學的王思涵，畢業考試時卻僅有一門英語及格，被學校責令退學；另一位神童魏永康在讀碩士研究生時也遭到退學。這未必是他們“不行了”，而是“神童”的光環給了他們遠遠超出常人的壓力，因為周圍人常常都會忘了一個事實：“神童也是人”。
中國天才養成計劃
“資源有限，隻能集中在少數精英身上”
我們不由自主地對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為在潛意識裏會覺得，他們的天賦並不僅僅屬於他們自己，似乎還是“公共”的——這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被寄望來運用這種能力造福更多人，做出更多貢獻。
1978年為神童們創辦的少年班或許就是這一想法的產物。雖然這是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的推動下設立，公開的目的是說“探索中國優秀人才培養的規律”，但毫無疑問，這種中國式特殊教育模式的根本目的在於及早選拔精英，試圖以一個小而精的團體來彌補中國在科技和學術發展上的不足。就邏輯上來說，這就像中國大眾體育基礎薄弱、國家也沒有經費去廣泛推動，但可以選拔少量體育人才，去奧運會賽場上爭金奪銀，確保花費少而又能躋身最前列。簡言之，這是適合當時國家需要而創設的一個戰略。
實際上，晚清時選派幼童留學美國，也是出自類似目的的舉措：由於短期內無法普及教育，唯一可取的辦法就是選拔少數精英去接受最好的現代教育，國家指望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能學得新知識後成為國家各方麵建設的未來棟梁。這種“資源有限，隻能集中在少數精英身上”的想法，在現代中國根深蒂固，最能體現它的還不是大學少年班，而是每個縣市都有的重點學校或學校裏的強化班。到1981年，全國各地已經確定了4016所重點中學，它們逐漸成了精英大學生源的主要來源。
根據《無聲的革命》一書所論證的，這種中國模式與西方精英教育不一樣的是，這些重點學校的精英不僅僅來自上層家庭，而是根據學生的成績擇優錄取，從社會各階層選拔。這正是因為新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社會階層的再生產，而是國家建設的需要。
1978年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在人才的問題上，要特別強調一下，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傑出的人才。”在此，他突出了後發國家的追趕心態。最早開設少年班的是中國科技大學，之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都曾一度招收少年大學生，中科大和東南大學、西安交大迄今仍在招生。雖然在培養模式上，少年班的指導思想是“以生為本”、“以學生為主體”，但毫無疑問，少年班本身就是為了選拔、培養出對國家有用的尖端人才，因此，沒有哪所中國高校曾為文科神童專門開設過少年班，因為國家需要的是科技精英——他們身上承載的不僅是個人的理想，甚至還有國家的夢想。
少年班的確出了不少傑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後回頭來看，它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少年班和重點班本身就擠占了有限的教育資源，有損教育公平。由於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規”的，因而勢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規律，簡言之，這是“跨越式發展”在個人身上的體現。人們對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會期望，而在他們表現不如預期時又失望乃至嘲諷，因此，圍繞這些神童的新聞最常見的就是他們的早慧和失常這兩類，這對他們個人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壓力和嚴重傷害。正因此，學術界和社會一直對此有爭論，認為“神童教育”在本質上是違反教育規律的，未必有利於他們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潛能。這意味著人們關注的重心逐漸回到了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國社會也逐漸從以往的精英教育轉向了普及教育。
製造神童
“讀書無用論”與神童教育並非矛盾
事實上，不僅神童的後續表現常常不如人意，中國曆代科舉考試的狀元，也隻有文天祥、張謇等寥寥數人名揚後世，大部分表現都頗為平庸。哈佛女孩劉亦婷，後來雖然人生尚屬平順，但與其當年傳遍全國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來，考試成績所能證明的隻是個人綜合能力的一個很小側麵，且僅偏重於智力層麵。但性格、專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響往往還更大——當然，還有所謂“運氣”和機遇。不過，值得思考的是：為何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熱衷於製造神童呢？
恐怕還是要說到中國特殊的社會心態：受一千多年來科舉製的影響，我們深信可以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而除了後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現最能滿足這樣強烈的心理期盼，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舉時代的金榜題名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成功，而是整個家族和地方的榮耀——中國曆來就有這樣的傳統，從整個家族中選拔出少數有潛力的好苗子，然後以家族的力量不遺餘力地培養他成才，作為回報，他也將會在未來把自己的成功回饋給整個家族和地方。
陳毓賢在《洪業傳》中提到，洪業之父洪曦1891年中舉人，“那時有很多做媒人的，專門注意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個福州的茶商林鍾皋來說親”，而許多人也注意人才的發掘與培養，“有所謂‘愛才’之說，熱衷此道的人著迷的程度不遜於‘愛財’的人。”貧苦出身的書生高中狀元後被富貴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們所看重的，並不隻是教育對個人品性素養的塑造，而是很現實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帶來的物質成功。
“教育改變命運”與其說是一個事實，倒不如說是一種信念，是對向上流動和相對公平的一種社會期望；但當人們發現讀書並不能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物質回報時，很多人就開始高唱“讀書無用論”的調調。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項調查顯示，當被問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時”，隻有22%的中國人選擇了“大學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覺得讀書對自己的生活沒多大幫助，甚至覺得不少人讀書讀傻了。
這種心態與對“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實不然。換言之，“讀書無用論”打擊了原先那種試圖通過讀書來變現的功利心態，自此之後，受教育開始更多是為了自我實現而不僅僅隻是為了當官或賺更多錢，因為那些本來就不是現代教育的目的。何況，與以往那種科舉人才選拔、天才少年班之類的精英教育不同，現代國家的大學教育是一種國民素質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說，上大學僅是為了讓你具備合格的公民素質而已。
然而話是這麽說，每個家長其實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因為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現代社會裏，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決定一個人的個人成就。此時，“神童”代表著一種傳統的社會夢想，他可以不依賴父母的社會資本、家境、學校等因素，單憑自己的天賦就能實現社會流動，因為不管他將來取得多大成就，他作為神童本身就已經被證明躋身於社會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個熱衷於製造神童的社會，正表明最關注的仍是教育實現階層流動這一功能，對人們來說，這種公平競爭帶來的成功本身，始終還是比“讀書修身”更激動人心得多。
（周易文摘博客，作者：維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