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本該全然化作灰燼的。
對於自己的身後事，他有明確的遺願：火化。不要宏大葬禮。骨灰撒在秘密地點。不想被“封神”。不想被膜拜。
1955年4月18日淩晨1：15，76歲的愛因斯坦病逝於普林斯頓醫院。護士說，他最後用德語說了兩句話。
可惜護士聽不懂德語。
身後事很快遵遺願進行：火化。私密的告別儀式。骨灰從某處撒在了德拉瓦河裏。
4月20日，愛因斯坦的兒子漢斯（Hans Albert Einstein）翻開《紐約時報》，頭版上赫然一篇文章——《在愛因斯坦的大腦裏尋找關鍵線索》。
文中寫，“愛因斯坦的大腦研究將用上最新的方法，以解答一個最大謎團——天才的秘密在哪。這顆大腦生前曾拓展人類對宇宙的認知，在故去後或許還將帶給我們全新的知識……普林斯頓醫院的病理學家，托馬斯·哈維博士說，不但大腦已被移出待研究，大腦表麵的覆蓋物也被留存了……”
1955年4月20日的紐約時報頭版文章。圖片來源：紐約時報漢斯跳了起來，在狂怒中開始給普林斯頓醫院打電話。
1
時間回到4月18日淩晨。
愛因斯坦的大腦重1230克，和他年紀相仿的男性大腦平均重量1400克，也就是說，這顆偉大的大腦其實還偏輕了一點。然而，托馬斯·哈維（Thomas Harvey）在捧起這顆大腦時，卻感覺額外沉重。
哈維想，這顆大腦，也許會改變自己未來的命運。
哈維當時是普林斯頓醫院的首席病理學家。那天夜裏，漢斯授權了對愛因斯坦進行屍檢，而哈維被指派去做這項工作。他一絲不苟地檢視所有內髒，得出結論，死因是主動脈破裂，一顆七年前就查出來的定時炸彈。
一切都做完後，哈維將內髒放回愛因斯坦空空的腹腔內，然後，用棉花填入了顱腔。
他沒有將大腦放回去。
鋸開顱骨，取出大腦來檢驗，是屍檢的例行程序之一。當年，醫院常常會順手留下屍檢中的某個器官，供研究或教學使用。一般情況下，死者家屬並不太介意。
但這次是愛因斯坦。
哈維後來承認，他沒有事先取得愛因斯坦家人的許可。他說， “我隻知道我們被授權進行屍檢，我假設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研究大腦……這可是天才的大腦啊，如果我任其焚毀，那才是可恥的事情。”
對於病理學家來說，人的遺體並無神聖可言。一切都隻是樣本，是材料，是通往知識的工具。沒有這樣習以為常的冷酷態度，就無法進行人體的病理研究工作。
但這次是愛因斯坦。
1955年，身為普林斯頓醫院首席病理學家的哈維（右二，穿著白大褂）向記者解釋他如何對愛因斯坦進行屍檢。圖片來源：wired.com2
接到漢斯在暴怒中打來的電話時，哈維想盡了一切辦法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是，他明白愛因斯坦並沒有指明要把遺體（當然包括大腦）留待研究，也絕不會喜歡現在媒體上的議論與宣揚。但是，這顆大腦太過重要，也許能幫人類解開天才之謎。他願意詳細說明自己的研究計劃，如何從解剖學上檢視愛因斯坦的大腦，如何尋找與其他大腦的不同之處。是，隻會用於科學研究，與之相關的報告隻會出現在科學期刊上。是，他承諾會好好使用保管，絕不會濫用，也絕不會用來製造噱頭引人關注。
他鄭重承諾，會成為愛因斯坦大腦的忠實守衛者。
漢斯勉強同意了。
然後，哈維接到了普林斯頓醫院的命令，要他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
哈維的研究計劃能說服漢斯，卻並不能說服上級。在上級看來，哈維的擅自行動已經給醫院帶來了很大麻煩——公眾有多崇拜愛因斯坦，就有多憎惡這種“私留大腦”的食屍鬼行徑。現在，哈維應該將愛因斯坦的大腦交出，回去做自己的病理學研究，讓醫院將大腦安排給背景適合的神經學研究者。
哈維拒絕。
於是他被開除了。
失業後的哈維獨自驅車去了費城，在那裏，他給愛因斯坦的大腦拍照，測量，最後小心地切成了240塊，每一塊都有編號，指明它位於大腦的哪個部位。切塊被包埋在火棉膠裏，又浸泡在福爾馬林中保存起來。
然後哈維帶著愛因斯坦大腦離開，不知所蹤。
3
時間過去了23年。
1978年，一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被上級指派了一項任務，尋找愛因斯坦的大腦。
經過多方尋覓，記者在堪薩斯州找到了哈維。
在一間遠不如普林斯頓醫院的辦公室裏，記者目瞪口呆地看著哈維走到房間角落，挪開一個用來裝冰啤酒的泡沫箱，又拿起一疊舊報紙，底下是一個寫著“哥斯達蘋果酒”的舊紙箱，從舊紙箱裏掏出兩個玻璃罐。裏麵有些一看就是人腦組織的東西（那是愛因斯坦的小腦），還有些半透明小塊（那是愛因斯坦的大腦切塊），還有些懸浮著的粉紅色的線（那是愛因斯坦的主動脈血管）。
一個超現實的時刻。
1994年時的哈維，舉著一個裝有愛因斯坦腦組織的玻璃罐。圖片來源：Getty Images這麽多年來，哈維輾轉於美國各地。他的工作找得並不算太順利（上一份工作為何離職？“因為我拒絕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對了，前任雇主不給我推薦信，同樣因為我拒絕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妻子一度威脅要“處理掉那個大腦”。結果是，他離了婚，獨自帶著大腦去了堪薩斯州。好不容易才能繼續當醫生，他利用空閑時間自己研究大腦，沒有進展；給一些神經研究者寄過大腦的樣本，但那些人同樣沒有進展。
哈維想了一下，又跟記者說，“我覺得，我在一年之內就會有結果了。”
後來哈維在很多年裏見了很多記者，跟每個記者，他都這麽說。
“一年之內就會有結果了。”
4
哈維是個優秀的病理學家，能看出一顆大腦是死於疾病還是外傷。但要比較大腦的異同，找出智慧所居的地方……那是神經學家幹的事。
某種意義上來說，普林斯頓醫院當初的決定並沒有錯。
但哈維回不去了。
轉機出現在記者列維的文章見報後。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神經學家瑪麗安·戴蒙（Marian Diamond）讀到了這篇報道。
瑪麗安·戴蒙在檢查愛因斯坦的大腦。圖片來源：Jerry Telfer， The Chronicle瑪麗安·戴蒙是提出“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科學家。她發現，比起那些生活環境單調無趣的大鼠，那些生活環境裏有豐富刺激的大鼠會長出更厚的大腦皮質，大腦是可以被後天環境影響和塑造的，這個概念改變了神經科學。
總之，戴蒙是個極其優秀的神經學家。應戴蒙的請求，哈維給她寄去了一些愛因斯坦的大腦切片。
白發蒼蒼的哈維，舉起一片愛因斯坦的大腦切片。戴蒙當時研究用的正是這樣的切片。圖片來源：scientificbrains.com1985年，期刊《實驗神經學》（Experimental Neurology ）刊登了戴蒙和哈維的論文《一個科學家的大腦：艾伯特·愛因斯坦》。
論文裏比較了愛因斯坦的大腦和另外11顆男性大腦的四個區域，發現在左腦39區角回處，愛因斯坦的“神經膠質細胞：神經元之比”特別高，平均多出73%的神經膠質細胞。那裏是與語言相關的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的一部分。
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提示，愛因斯坦那個腦區的神經元有著更多的神經膠質細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氣和營養。
1955年，到1985年，這是一個拖延了30年的研究。
無論如何，這拉開了愛因斯坦大腦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經科學快報》上發了一篇論文《愛因斯坦的額葉皮質厚度和神經元密度改變》，認為愛因斯坦的右側前額葉皮質比其他大腦更薄，神經元密度更大。這可能讓信息交換速度更快。
1999年，《柳葉刀》上發了一篇論文《愛因斯坦的傑出大腦》，認為和另外35顆男性大腦相比，愛因斯坦的大腦負責數學能力和空間推理的頂葉大出差不多15%。
這些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的作者，哈維。
5
論文發了，哈維也老了。
他知道，這顆大腦的全部謎底，超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
1997年，哈維跟另一個記者邁克爾·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一起，從美國東岸一直開到美國西岸，愛因斯坦的大腦就裝在汽車行李箱裏。
他們去加州找愛因斯坦的孫女，想把大腦給她。
她不想要。
1998年，哈維回到了普林斯頓醫院——這裏現在叫普林斯頓醫學中心。他找到艾略特·克勞斯（Elliot Krauss），普林斯頓醫學中心的首席病理學家——這是哈維曾經擔任過的職位。
然後，他將170塊愛因斯坦大腦交給了克勞斯。
2012年3月27日，愛因斯坦的大腦玻璃切片在倫敦韋爾科姆收藏館（Wellcome Collection）展出。大腦回到了普林斯頓，而距離哈維取出大腦的那一夜，已經過去了43 年。
克勞斯後來對記者帕德尼提說，“哈維自由了，我則被束縛住了。”
2007年4月5日，哈維在普林斯頓醫學中心去世。
2010年，哈維的後人將所有跟愛因斯坦大腦相關的剩餘資料，譬如一些當時拍攝的原始照片，都捐給了美國健康醫藥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
比起哈維，克勞斯是一個更嚴格的大腦保管者。
現在的研究者幾乎不可能從克勞斯那裏取得愛因斯坦的大腦樣本進行研究。後來的一些論文，都隻能用哈維當年拍攝的照片進行研究。
克勞斯說，必須有極好的研究理由和研究方案，才會給出剩餘的大腦，畢竟有太多人出於獵奇的心態想擁有一小塊愛因斯坦。
哈維當年拍攝的愛因斯坦大腦照片，現存於美國健康醫藥博物館。圖片來源：NMHM6
哈維的風評一直不好。
很多人視他為一個卑劣的竊賊，偷走了一顆高貴的大腦。
愛因斯坦的親友對他也頗有微詞，畢竟他承諾了研究，卻一拖就拖了30年。
身為保管者，哈維也有過極不妥的舉動，在1994年，BBC拍攝的紀錄片裏，哈維走進廚房，從罐子裏拿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在切奶酪的砧板上切下一小塊，送給了來訪者杉本謙二（Kenji Sugimoto），“作為小小的紀念品”。
也許那時候，他已經心灰意冷。
在得到大腦後，他失業，離婚，工作每況愈下。 1988年時，他沒考過一個資格考試，於是連行醫執照都丟了，後來在塑料工廠的流水線上當了一名工人。
在普林斯頓醫院工作的哈維（左圖）；在塑料廠工作的哈維（右圖）。圖片來源：Getty image，bbc無論是固守著當初承諾的“我會親自照顧愛因斯坦的大腦”也好，還是出於想獨占天才大腦研究的私心也好，哈維確實一直把愛因斯坦的大腦帶在身邊。而且，即使在最困窘的日子裏，他也從未賣過任何一塊大腦。
最悲哀的是，對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有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雖然目前發了一些論文，也有一些猜測。但一個大腦實在太少，即使找到了某個“不同”，也可能毫無深意——任何一個大腦跟其他大腦都有些不同。
另外，愛因斯坦是個雙語者，是個小提琴演奏者，是個據說有點自閉、幼年時有語言困難和閱讀困難的人——這些都會讓一顆大腦與眾不同。因此，即使找到一些真正的“不同”，也很難確定這個不同是來自天才，而非別的原因所致。
但這種可能性，對於被大腦束縛半生的哈維來說，未免殘忍了些。
那個夜晚，哈維在解剖台上捧起一顆偉大的大腦，看到了自己的命運將因之巨變。他隻是沒有想到，他不會喜歡那場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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