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警惕那些讓你“善良”的人
作者: 格桑
《芳華》挺好看的，輕飄飄的好看，大腿翻飛和美好肉體，陽光映照著年輕姑娘臉上幼幼的絨毛，大篇幅歡樂青春的場景消解了含含糊糊的“西南邊境的戰爭”，以致於年輕人們看完電影後發出“年輕真好”的感歎，緊追熱點的公眾號們發出“盡管不被善待但還是要做善良的人”巴拉巴拉的雞湯。電影看成這樣就可怕了。
這一代人真有這樣的芳華嗎？
初來文工團的何小萍在熱氣籠罩的澡堂子裏興奮地問，這裏可以天天洗熱水澡嗎？得到的回答是“當然”，曾經在那場戰爭中當過老兵、現在廣州做律師的胡朝暉先生看到這裏，突然感到，電影裏描寫的生活，離當年他們底層士兵的真正生活，真是太遙遠了。“他媽的！我在越戰部隊當兵的時候，不僅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女兵，而且也從來沒有洗過一次熱水澡！”
1974年，有幾個同樣年輕的平民能過上天天洗熱水澡的生活？同樣年輕的人，都擁有緊致蓬勃的肉體的人，又有幾個能無憂無慮地穿著泳裝跳進陽光下的遊泳池消夏？
1974年，全國還在停課鬧革命，繼續農業學大寨，大寨農民陳永貴當上副總理，全國農村大抓階級鬥爭，搞政治掛帥，砍資本主義尾巴，片麵抓糧食生產，不搞副業生產。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來是平地，為了學大寨，也人為地修造梯田。身在農村的蕭穗子同齡人隻能勒緊褲腰帶下苦做望不到頭的活，吃著永遠不夠吃的飯，具體的生活形態參見《活著》。
黃啟後《當年勞動最光榮》
這幅油畫是黃啟後先生的傑作《當年勞動最光榮》。描述了70年代期間一個開河工地的場景，浩大的場麵、原始低效繁重的生產方式、被控製思想沒有報酬的蟻工。
他們沒有芳華。
城市裏的蕭穗子們幾乎全被送到祖國邊疆、各地農村插隊落戶當知青去了，電影裏的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多被送到新疆邊陲、雲南深山、北大荒最艱苦的地方，沒有任何生產經驗，插秧開荒做苦力，被形形色色的人戲弄欺騙而自己渾然不覺。據劉小萌所著的《中國知青史·大潮》的統計，僅1974——1979年在全國發生迫害上山下鄉知青等案件41272起，知青死亡人數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5899人，占死亡總人數的61.9%。
他們沒有芳華。
隻有部隊能吃飽飯，享受安定與尊嚴。其中最令人向往的自然是文工團。馮小剛坦言這就是為紀念自己的文工團歲月而拍，動員了同樣是文工團出身的嚴歌苓寫小說。在別人連吃糠都吃不飽的時候有餃子吃，在別人缺水喝的時候每天有特供熱水澡洗，在北大荒的同齡女孩容顏已經被摧毀的時候還能擦檸檬潤膚蜜，在全國抄家抄得幹幹淨淨的時候還能隨身佩戴名牌手表和金項鏈，肉體上最大的痛苦隻是難熬的毯子功，其餘全副精神都用來應付小小的勾心鬥角、計算博弈和打情罵俏，大幕一拉，收獲一個美貌少女（或少男）想得到的全部榮光，這確是隻屬於他們的芳華。和這一代人毫無關係。
這是一張1974年某文工團的營養補助名單，能看見瞿弦和等知名藝術家的名字，每人每月補助6元，這是額外的福利。同樣是1974年，天府煤礦的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是28元。
老兵胡朝暉的回憶裏，荒山野嶺的冰冷的野戰日子，過的是“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的寂寞淒涼的生活，“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次《芳華》裏女兵們的舞蹈，也不知道她們排練的這些婀娜多姿的優美舞蹈，到底曾經演出給哪些越戰士兵們看過。”
電影隻好講講淺淺的人性，講活雷鋒的隕落，好人的蒙難，不幸者的不幸。然而從情節到結局還是維護了血統論的權威，假裝遺憾地感歎一下倒黴蛋（終究是出身最低的人最慘），慶幸自己勤奮又運氣好（馮小剛和嚴歌苓都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出人頭地），對特權階層的世襲表示不容置疑的認可（因為情敵是軍長的女兒，所以不計較她搶走自己心儀的男子，這種特別的寬容絲毫不可能給予何小萍）。
蕭穗子這個旁觀者的身份寫得無比尷尬：她在老百姓眼裏是光芒耀眼的女文藝兵，其實在出身優越的女兵中居於下風，在舞台上也隻是集體群舞中的一員。她就像鑽戒上一粒鑲在大鑽周圍的小碎鑽，隻有在集體中才能熠熠生輝折射出囂張奪目的光芒，脫離了集體，她就謙遜細小，留之無用棄之可惜。
所以蕭穗子必須討好首長的女兒，和她們做閨蜜，幫她們打下手，和她們合夥欺負人。她麵對高幹子女的時候是仰視的，聽命的，麵對劉峰何小萍的時候，又是充滿優越感的。看到他們落難了，又是可憐的、感慨的，但，絕沒有一點感同身受，完全就是“他們的命真是不好啊”，一點同情都沒有，集體和落難的人是劃清界限的，那我正好有借口不去同情，甚至，集體需要的話，我可以再落井下石一次。
蕭穗子也是怕劉峰何小萍再翻身的，如果他們成了英雄以後抓住機遇向上流動，變身成功人士，那這些曾經不友好的故交會難堪、會豔羨、會想盡辦法重新攀附。
好在倒黴蛋們的人生完全被詛咒了，倒黴到底了，沒有任何翻盤的可能性，蕭穗子們這才鬆了一口氣。
毛偉人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其實隻是對留蘇的幹部子弟們說的。
每個時代的成功者始終還是軍長的女兒們、孫子們，層級森嚴，平民不可逾越。原著裏的林丁丁嫁入首長家後被各種譏諷嫌棄，最終被掃地出門。司令家的兒子要娶的是軍長的女兒，這才是確保革命江山萬年長的關鍵。
我的朋友楊樾說得非常好：嚴歌苓自己寫這本書的時候情緒應該就是很複雜的，不同於其他作品，芳華更像是嚴歌苓的自傳，文工團生活必然是給了她的人生極為深刻的印記，雖然我一直很喜歡嚴歌苓的書，但記錄自己的人生，必然是對真實進行了大量的修飾，對她諱莫如深的東西欲言又止，她在文工團裏遭遇過什麽，我們已經沒法知道了，她講出來的看似回憶的東西，其實都是被她扭曲粉飾的，所以很多人看了片子覺得怪怪的，我倒是能理解嚴歌苓這種心態，當一個人又想傾訴，又想在傾訴中*****，還要在傾訴中保護自己的時候，記憶就會偏轉，最後自己都不記得真相了。
到底真相是什麽呢？翻開每一頁荒誕的曆史，隻能看見“欺騙”兩字。最終你發現，整齊劃一的集體裏，所有的號召都是謊言。五零後六零後一代人，響應號召鬧革命，響應號召不上學，響應號召去批鬥，響應號召下鄉插隊，響應號召紮根農村一輩子，響應號召學雷鋒讓盡一切好事（全給特權階層），好容易血淚斑斑回了城進入工廠上班，響應號召隻生一個孩子，準備為企業奉獻一輩子的時候，改革大潮一來，響應號召下崗，所有事先的承諾都輕易改變了，遇見任何不公，響應號召替國家著想替大局著想不鬧事不上訪，你們這一代人的曆史，在課本上是被忽略的，文什麽革，越什麽戰，下什麽崗，還有那什麽，都不是考點，最後你們的兒孫都不知道。你們這一代被摧殘的人生啊，最好快快過去，曆史就能像沒發生過一樣了。
1999年春晚小品《打氣》
美化苦難是有罪的。
電影裏大喇叭宣傳學雷鋒，隻有代表平民的劉峰在賣力響應號召，首長家的兒女們隻需享受活雷鋒的服務；文工團風雨飄揚的時候，分隊長還在辟謠叫大家安心排練，首長家的兒女們已經早早安排好了後路；和平年代自謀生路，吃盡了虧的平民劉峰賣足力氣，最後還是要接受首長家兒女的恩賜（電影裏是罵聯防，原著裏是借錢）。
現實裏也沒有不同，最著名的戰鬥英雄徐良是藝術院校出身，完全可以在相對安全的地方做文工團員，他選擇參加的前線戰鬥令他失去一條腿，但是因此也成為了舉國矚目的大英雄。到處作報告，接受歌頌，大英雄的極致絢爛是上了央視春晚演唱《血染&風采》。之後仍然是破裂的家庭，窘迫的生活，傷痛的折磨，猜測和流言。英雄的晚年願望是兒子能在加拿大接受好的教育。
人當然應該善良，但是請別要求他人善良。
勸說他人做好人的人，隻是想要炮灰、肉盾和墊腳石。
老兵胡朝暉在整個打仗期間沒見過文工團，戰爭結束後，“我調到廣州的部隊工作了，這時我才耳聞目睹了真正的部隊文工團。正如俗話所說的從糠籮籮跳進米籮籮，這也讓我感覺到什麽是人間和天上。文工團雖非作戰部隊，但威力比作戰部隊強萬倍，錢多水深人脈廣，能唱能跳能喝酒，上得了舞台，下得了舞池，赴得了宴會，升得了將軍，當得了明星，深受廣大領導歡迎。”
相聲演員牛群和何小萍一樣在1974年進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在這之前，1968年高中畢業的他在農村插隊。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文工團成立於1937年12月11日，是解放軍創立最早的軍隊文藝團體之一。
部隊文工團對中國藝人的吸引力，直至新世紀還未減弱。2010年，一位已經成名的湯姓女歌手被特招進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得到文職級別3級，專業技術5級，對應大校軍銜。在入伍之前，她已經上過春晚，擁有鱷魚皮愛馬仕、成套的帝王綠翡翠和廣告代言，但進入文工團，意味著可以調動最主流最頂層的資源，擁有更多錢和名氣的體製外歌手在這種資源麵前就隻是螻蟻微塵。隻是現在，湯歌手和她的翡翠都不知所蹤了。
但是必須承認，中國最頂級的歌唱演員幾乎都在文工團。
曾經有過文工團經曆的許多人，也成為了人生的贏家。
賭王最得寵的四太梁安琪，就是廣州某文工團舞蹈演員出身，從13歲起跳了7年。80年代，20出頭的梁安琪來澳門發展，在“婦女會”教舞蹈，1986年初，身為舞蹈教師的梁小姐在學員的引薦下出席一個私人舞會。賭王何鴻燊是舞會的特邀嘉賓，不過那一次善舞的“二太”藍瓊纓遠在天涯，“三太”陳婉珍不會跳舞。在女主人的引薦下，舞蹈老師梁小姐做了賭王的舞伴，一躍而成為賭王的太太，集萬般寵愛於一身，坐擁幾百億身家。
還有一位幾代中國觀眾都十分熟悉的著名歌唱家，她基本實現了每個時代女孩的最大夢想。恰好，她就是電影裏同時代的文工團員，而且上過老山前線慰問演出，不知道她會不會從這部電影中看到自己的芳華。????
透過劉姥姥的眼睛看大觀園，是文學地再現真實；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和《芳華》裏，沒有一個劉姥姥，任由文學對時代撒謊。
撰文 | 任大剛
1993年出品，1995年上映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以下簡稱《陽光》），在1996年台灣金馬獎上，從最佳劇情到最佳音效，從提名到獲獎，有七八項之多。
跟著異口同聲的叫好，我也跑去看了這部片子。說實話，我不知道它好在哪裏。
大學畢業後，閑極無聊，我看了那時候出版的所有王朔的小說，包括《陽光》的原版《動物凶猛》，為他的語言和機智所折服，但我還是不理解《陽光》為何受到台灣電影人的青睞，直到看了2007年某一期“鏘鏘三人行”竇文濤、梁文道與王朔的對話，似乎恍然大悟。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原來大院子弟的生活，受的教育，與所在城市，包括北京平民子弟完全不同。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體係，能夠看公開宣傳上沒有的曆史材料，以及不能公開出版的書籍；閑時研究打仗，王朔笑稱：“我不是吹牛逼，我指揮一個集團軍富富有餘，哈哈哈。”
而當竇文濤聽王朔說，大院子弟都把北京城的公眾稱為“老百姓”時，驚呼在台灣，他們這種身份的人，也把當地公眾稱為“老百姓”。
看到此處，我似乎明白了，台灣當時的影視界，完全看得懂這部青春生活片。
從遠處說，不管是國民革命軍還是人民解放軍，都脫胎於蘇聯的思路與訓練養成，並不約而同聚集而居，形成獨特的大院文化；從近處說，兩岸的大院子弟，也多不約而同，喜歡從事文化娛樂業。
這種“共情”，恰似一種心照不宣的密碼核對，相互莞爾一笑。王朔自言，後來到了美國，最喜歡的還是跟台灣的國民黨人打交道。
▲王朔的母親是一名醫生，父親王天羽為軍委訓練總監部（後改編製為總參軍訓部）的軍官教員（圖為王朔全家福）
但是對大院生活完全陌生的老百姓，我們真不知道它好在哪裏。這不是我們的生活和想象所能及。
這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的青春，像神話，像科幻，與我們毫無關係，毫無瓜葛。
他們的青春可以進入主流敘事，仿佛正史一般，得到盡其可能的傳揚。
而我們的青春，飄散在零零碎碎的野史和傳聞之中。
如果這部電影信息能夠保存千年，那時候的曆史學家再看這部電子文物，或許他將斷定這是20世紀70年代人生活的全部——風花雪月、滿麵歡笑、俊男美女、才子佳人，荷爾蒙迸發，以及到21世紀初年，大部分人都還達不到的物質享受。
即便文字記載還在，即便有張藝謀的早期電影如《菊豆》《活著》般的貧困與荒誕，但那時候的曆史學家也會迷糊——興許這隻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否則怎麽解釋它在“同時代”就獲得了那麽多的褒揚？
這隻是極小極小極小一部分——萬分之一都不到的人的生活，那裏就像大觀園一樣，清幽雅致，樓???亭閣，你看不到任何一丁點那時候全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住的茅草屋。
一個導演，當然有權重現他自己的生活經曆，但可怕的是，當隻有他們的生活才有資格展示於公眾麵前之時，這不是表達自由。
《芳華》的場景，仍然是大院，不過它不是北京的大院，而是西南某省會的大院，那裏的生活，比《陽光》還要好。
他們可以將餃子吃到膩，可以有冰激淩吃，不時還有來自北京上海的吃食，衣服光鮮亮麗，不含一點褶皺，住在有木地板的房間，每天可以洗熱水澡，有遊泳池……
作為一個西南地區的70後土著，如果不是看了這部片子，我做夢都想不到，當億萬饑餓的人們還在那片土地上拚命刨食時，已經有一群人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上世紀70年代的西南地區，即便在省會，也是成片低矮的破舊瓦房，坑坑窪窪的街道，垃圾遍地，街上不時可以看到“老百姓”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匆匆而過……
但是，觀眾在《芳華》裏，連一瞥他們的機會也沒有。從這點來說，它跟《陽光》一起，在共同篡改曆史。
不可否認，薑文和馮小剛在影片中講述的人物和故事，是可信的。但問題在於，人物和故事越真實，越精巧，其所植入的曆史鏡像更加不知不覺，越難反駁。
▲《芳華》中所描繪的大院生活十分美好
與之相對照的是，同樣是變態年代的故事，《辛德勒名單》裏，如果故事沒有置於時不時的任意殺戮，則辛德勒先生的善舉必定是殘缺的，甚至有理由懷疑，導演在刻意掩飾什麽。
對《芳華》的評論，更多集中於人物衝突，以及在人物衝突中表現出來的價值觀，讚彈有之。這是很可貴的。但如果整個輿論隻是集中於此而不及其餘，則至少對薑文到馮小剛等一叢大院子弟來說，潛意識裏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人物可以臧否，隻要你接受生活曾經如徜徉於大觀園的曆史敘述，就可以了。
《陽光》是一座造價不菲的大觀園，《芳華》是另一座造價不菲的大觀園。大院、文工團和大觀園裏一樣兒女情長，一樣一顰一蹙皆有高低貴賤。最後凋敝，各奔東西。
但大觀園的可貴，是突然之間闖進一個劉姥姥，陡然還原了所有的社會現實。在大觀園最鼎盛時期，一個劉姥姥的出場，強烈提醒大觀園的虛幻與不真實。
大院的外來者，來曆不明的於北蓓能充當劉姥姥的角色嗎？不能；政治身份卑賤的何小萍能充當劉姥姥的角色嗎？也不能。
她們頂多是那個群體的邊緣人，即便不是自己人，也是同路人，理論上可以尋找到進階的出路。
不像劉姥姥，鬼使神差，謀得一個千載難逢的遊園機會，耳聞目睹天上人間，見識貴族之家一頓飯就相當於自己這個窮人一年的所有開銷，那麽多琳琅滿目的奇珍異寶，幾輩子都不能見識……
那麽，在《陽光》和《芳華》的年代，有沒有劉姥姥呢？可以說遍地都是劉姥姥。但恰恰，以解救窮苦人，為窮苦人謀福利為己任的團體，其價值載體上，徹底回避了自己的解救和服務對象，他們連露出一塊補丁的機會都沒有。
從這點來說，透過劉姥姥的眼睛看大觀園，是文學地再現真實；而《陽光》和《芳華》裏，沒有一個劉姥姥，任由文學對時代撒謊。
▲劉姥姥進大觀園（87版《紅樓夢》劇照）
有一次到軍博參觀。近代以來成排成排的重型武器擺在那???，一個個的銘牌看過去，發現基本都是外國生產製造，不由得感慨係之，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難道不是由這些武器及其生產國所左右和主導的嗎？由是，軍人地位在近代以來，客觀而言是越來越高的，在上世紀70年代，恐怕達到曆史的頂點。參軍入伍，幾乎是城鄉青年唯一的正牌出路。
而大院，天生就有參軍便利，要進文工團，“給我爸說一聲”，不一定是吹牛；而文工團，這幾乎是軍人這個最體麵的團體裏，最體麵的團體。
盡管那裏也有成長的煩惱，有勾心鬥角，但與大部分人還在為解決溫飽而掙紮、為基本尊嚴而哭泣，這些又算得了什麽？
兩部電影，客觀上與抗日神劇共謀，一體兩麵構成一個整體，20世紀中國的苦難，要麽被戲說，要麽被青春靚麗的身影和蔚藍的天空所遮蔽，讓人看不真切。
其實，何須千年，你隨便去找一個對曆史不怎麽感興趣的90後，告訴他上世紀70年代如何貧窮，他或許隻能參考朝鮮的現狀去想象，而實際上，那時候哪裏有平壤的高樓大廈和滿大街的漂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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