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點評現當代人物最有深度的文章
2016-12-06 重說近代史
這位神秘長者，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後便在一家農場度過了他一生最寶貴的二十年 ……
談胡適
如果胡適留在了大陸，五七年的整知識分子，當會拿胡適開刀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不夠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適，其實許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
人們把握不住胡適，也不清楚為什麽批胡適。
到1957年反"右派"時，一切都明白了。
其實，而今看來，胡適並沒有被批倒。發起者批胡適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慘（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殺），太可惜。
胡思杜當年太年輕。年輕人難免會幹出一些糊塗事。
談李大釗
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黨史一直回避李大釗。這自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釗與胡適一樣，都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適傾心歐美，李大釗仿效蘇俄。
李大釗認為，隻要能拯救中華民族，走什麽樣的路並不重要。
但在當時，他認為蘇俄的道路不錯。
談蔣經國
蔣經國目睹並親曆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獨裁統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
所以他決定放棄這種統治。
改變一種體製，是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
蔣經國在這方麵做得很好，在改製的過程中，沒有引發大的動亂。
這是很不容易的。
談魯迅
魯迅
魯迅總是縱觀上下幾代人，特別是下一代；而當今的人們，隻關注自己和兒子。
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清楚自己在整個曆史的進步中所處的地位，
以及他們所謂的意義和價值，他們是一群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質由此提高。
中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幾乎無所為，二十世紀初隻有魯迅苦思冥想，
尋求拯救中國民眾於水火的最佳方案，
隻有魯迅才是在曆史大進步中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閃電式地消失了。
追隨魯迅的，大多是學其皮毛而已，隻有胡風得其真傳。
談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導一個"愛"字。
她的愛，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時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這樣。
在她的一生中，各個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沒有難為她。
在人們的心目中，冰心是個好人，難為了她，便是和一個好人過不去，
便是容不得一個好人。
似乎是誰都不願擔這個名聲。
談蕭紅
蕭紅的《呼蘭河傳》，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村，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民。
當時的中國農民麻木、愚昧、貧窮，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曆史重任的。
蕭紅是個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運，代表了整個民族的命運。
隨著時光的流逝，蕭紅的形象將會越來越突出，而她身邊的那些男人，將會越來越黯淡。
《生死場》是蕭紅的一部長篇小說。
其實，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不過是生與死的演練場。
談王實味
王實味
王實味終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義色彩。
王實味作為個案，並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著眼點也並不是這個人本身。
談胡風
胡風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義色彩。
談舒蕪
舒蕪大節有虧。
1955年，舒蕪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
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整胡風運動就開始了。
致使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蕪感到痛心的是，並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麽多人，
而是他沒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舒蕪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歲。真不容易啊！
談郭沫若
郭沫若
不想談這個人，隻說他幾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詩集——《百花齊放》，一種花一首詩，
以配合黨中央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有位學生讀罷給他寫信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他讀後，感到"後生可愛"，
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他有一首獻給毛澤東的詩——《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其中寫道："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還有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不過，他也夠可憐的，兩個兒子都慘死在"文革"期間。
麵對兒子的死，竟不能施於援手。
在晚年，他用毛筆，一遍一遍地抄他兒子的日記，其情可哀、可憫！
談陳寅恪
一般人遇到問題，尤其是曆史問題，輕易不敢開口。
害怕說錯，害怕出醜，害怕徒留笑柄。
陳寅恪則不同。陳寅恪隨便怎麽說都不會錯，還總是給人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
因為他對曆史很通透。這也是人們欽佩他的原因之一。
談張中行
張中行晚年風行一時。
張中行的《負暄瑣話》也風行一時。其後他又有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
張中行自己稱他的《負暄三話》是不三不四。
不過，這幾本書依次讀來，是有點"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稱，張中行的"行文特點"是：有話則短，無話則長。
該說的話，戛然而止，不說了。
張中行那些"沒用的"話，絮絮叨叨，但讀來並不覺得煩，而那些"有用的"話，
到到了嘴邊，偏又不說了，但讀者也已"心知肚明"了。
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說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談梁思成
新中國成立後，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聲痛哭。
在梁思成的構想裏，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個新的北京。
一老一新，狀似扁擔，"日月同輝"。但他的構想被否定了。
談老舍
老舍
老舍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層，對底層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寫出《駱駝祥子》、
《四世同堂》、《茶館》等優秀作品。
老舍有點曹雪芹的流風遺韻。
新中國成立後，老舍是真心高興，也是真心擁護。
他開始用自己的筆來謳歌新社會，諸如《龍須溝》等。
也試著去理解共產黨、歌頌共產黨，寫了一些作品，頗有圖解政治的味道，
但不成功，諸如《西望長安》等。
老舍的思想轉折，是在反右之後。反右期間，老舍在國外，無緣參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難了。
然而，他回國後，發現他的許多朋友、許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樣，想不通。
這事對他觸動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說話了，什麽話也不敢說了。
反右之後，老舍的創作漸漸回到了寫自身，開始寫起了自己的過去，
諸如《正紅旗下》等，不再寫"時新"的"應酬"的東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時候，老舍終於受到了直接的衝擊。
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牽連，總是抬不起頭來。在當時的那個氛圍下，
他的家人對他產生些不滿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誰憑空捏造出來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舍先生的淒然離世，自然是因為他受到了諸多不堪忍受的淩辱，
但是，老舍先生不是從批鬥現場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
到家後，不僅連口熱乎飯都沒有，甚至連口熱水都沒有，所看到的，隻有白眼和冷漠，
不由地感到這個世界委實沒有什麽值得留戀或牽掛的東西了。
這種幻滅感，可能痛徹心肺。於是才走出家門，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邊坐著。
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後半夜。如果在此期間，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誰來勸勸他，
和他聊幾句，也許他就不會死了。這樣的假設自然欠妥，但無論怎樣說，
老舍死得並不決絕。老舍自殺妻子、兒女也有責任。
舒乙關於諾貝爾獎的最新講話在大陸文壇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譏諷他酸葡萄心理，
有人為他與當局一唱一和歎息，也有老一輩作家大談舒乙的曆史，
說舒乙講這些話不足為奇，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在北京文壇經曆過"文革"的老一輩的作家中，人盡皆知，老舍之死，
其妻胡潔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責任。
因為在老舍被鬥被批，處境最困難、最險惡、最需要親人諒解扶持以熬過關的時候，
他的妻兒也棄他不顧，與他劃清界限。
一位老作家還記得看過胡潔清當時揭發老舍的一篇大字報，
內容是提老舍與他過去一位紅顏知己趙清閣的舊事。
趙清閣是一位女作家，抗戰時期老舍一度與她在重慶同居，
在北平的胡潔清聞訊後跑到重慶找到老舍大鬧。
後老舍雖與趙趙清閣閣中止往來，但胡潔清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處政治危境的時候，
向老舍落井下石，算這一段感情舊賬。
這位老作家說，當時有些人能活下來，就是全靠親人的支持。
老舍在那種情況下眾叛親離，走投無路而被迫自殺是可想而知的。
使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實還不是"文革"中他們與老舍劃清界限的這件往事，
而是"文革"後的。他們說，"文革"過後舒乙母子寫了許多文章回憶老舍，
從未表示過悔恨，胡潔清回憶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與老舍劃清界限、
寫老舍大字報之事，字裏行間還暗示她當時對老舍頗有情義。
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後，老舍又紅起來，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應混飯吃。
舒乙本是學化學的，現憑著"老舍之子"的頭銜己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界一位名流，
是文壇中吃老子飯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細的人，有的直罵"無恥！"
談俞平伯
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話，卻經得住反複咀嚼。
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聲勢浩大，當時好多人都不明就裏，也跟著一起痛批，
但隨著曆史迷霧的逐漸淡去，人們方有些如夢初醒，
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適才是真。
談周揚
周揚在自己挨了整之後，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懺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諒周揚，就是周揚往死裏整人家。
周揚是文藝界、理論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揚與胡風的分歧，始自理論上的。
周揚認為啟蒙與救亡是對立的，胡風則認為，啟蒙是長期的，救亡是暫時的。
（因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揚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
他意識到了那個時代是錯的。他是在否定那段曆史。這一點難能可貴。
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等問題，也是長期反思的結果。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談夏衍
夏衍整起人來，跟狼一樣。
反右時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中央美術學院，
在全體師生大會上說："中美院是什麽？就是小台灣。"這樣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懼。
"小台灣"什麽意思啊？"小台灣"的意思就是說中美院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了，
是一幫國民黨在統治，中美院已成國民黨的天下了。
這是什麽性質啊？是敵我矛盾啊。一時間人人自危。包括院領導。
當時中美院的領導班子，在批胡風、反右時，特別積極，整了許多人，
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後來被來了個一鍋端，全給燴了。
然而，"文革"一來，夏衍也開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說他是"電影藝術反黨黑綱領的炮製者"。
其實這就跟他說中美院是"小台灣"一樣，純屬捏造誣陷。
夏衍開始被遊街，大會批、小會鬥、被侮辱，被毒打，後來又被投進了秦城監獄，
長達8年7個月。在獄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卻不給治療，以致造成終生殘疾。
談吳晗
吳晗
吳晗的最終命運，自然很悲慘，但他得勢時、在位時，整起人來卻是一點都不手軟，
非常狠，幾近瘋狂。諸如"反右"期間，吳晗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
做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發言，火力十足。
其實，吳晗當時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迫"，而是他一點廉恥都沒有。
他不配稱作"知識分子"。
吳晗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
吳晗的寫作，"意向"太明顯，明眼人誰都清楚。
吳晗的《海瑞罷官》，本來是"遵命"之作，或說是"逢迎"之作，
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會因此獲罪。
談丁玲
曾經見過丁玲一麵。是在1955年前後。
當時的感覺，她長得很醜、又老，就像個河北農村的老娘兒們。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憫之處，其實也"活該"。
她在台上時，整別人也同樣狠。諸如建國初她就起勁地批判沈從文，比郭沫若批得還厲害呢！
憑她和沈從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該啊！！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但在當時，比《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更優秀的小說很多，但沒人向"斯大林"推薦啊。
談鄧力群
鄧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喚作"左王"。
其實，鄧力群在他的晚年，應該客觀、公正地看待一些問題了，但他不。
一些被曆史證明明明是錯了的東西，他還堅持，這就有點像偽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經曆，形成了他寧"左"勿右的性格。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談曹禺
曹禺
多次見過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覺不大像個作家，更像個商人。
曹禺的戲劇，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積而薄發的東西，其餘的就乏善可陳了。
而《雷雨》，似有剽竊之嫌。它脫胎於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名劇《群鬼》。
曹禺寫《雷雨》時，隻有22歲，其天賦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樣，建國後，也十分地緊跟政治，積極地投身建設，體驗生活，
其結果則是，"收獲甚多，頭緒全無。"（曹禺語）周恩來讓他寫"民族大團結"，
他便寫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實屬下品；
周恩來讓他寫"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後來痛苦萬分，
無從下筆，最終竟交了白卷！
談巴金
對巴金的總體感覺是：一個本不該懺悔的人，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
而最該懺悔的那些人，則總是裝聾作啞。
這，或可稱作是"巴金現象"。
巴金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
因為他思來想去，委實找不出哪個"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
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
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幹涉。
"英國哲學家戈德爾曾寫過另外一句話："無論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惡，越少越好。"
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多少有些道理，卻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為寫了《隨想錄》，而使他的整個人生升華了。
談韋君宜
韋君宜的《思痛錄》，很有價值。比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深刻。
談孫犁
孫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懷人之作，融進了他自己對塵世對人生的諸多感慨。
談流沙河
流沙河
流沙河不錯。人、文都不錯。
他的"右派"被改正後，所反思的，不是個人的苦難，而是民族的興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從那些碎的撿不起來的小事寫起，讀的時候，
也覺得那事兒是你不曾在意的。
然而，讀著讀著，便恍然意識到，他寫得其實並不是小事。
這一點和沙葉新恰恰相反。沙葉新往往著眼於大事。但這兩個人，殊途同歸。
談張賢亮
經曆了"反右"，張賢亮被扭曲了。他認為誰都欠他的，他需要社會或他人為他補償。
若"反右"再晚幾年平反，可能就"沒有"張賢亮了。
在張賢亮的作品中，虛構了一個世界，但那個世界，非常肮髒。
張賢亮無論是為人還是經商，所缺乏的，都是誠信。
張賢亮與"中國第一美婦"宮雪花的交往，則是真實的他。
談曲波
曲波從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寫了能寫的，隱去了許多不能寫的，這和《紅岩》類似。
《紅岩》裏，隻有甫誌高一個叛徒，且地位極低，無足輕重，其實這與史實是不符的。
真正的叛徒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副書記冉益智。
《紅岩》的作者卻不敢實話實說。
《紅岩》的作者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
交給了黨組織，但也一直不願公諸於世。
曲波曾帶一文工團去深山老林慰問軍墾戰士，去後，那些女團員就被搶了。
曲波個頭不高，身體瘦削，腿有殘疾（是戰爭時負傷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
見到曲波的人都很納悶：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裏剿匪的呢？
談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實是場悲劇。
浩然晚年對此也有所悟，但他不願承認也不敢承認。
承認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認，同樣痛苦。
浩然晚年稱："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
相反，我為之驕傲。"其實這樣的話，聽來令人不由地想起某個死刑犯臨刑時說的一句話：
"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是真瀟灑還是故作瀟灑？是真愚昧，還是真漢子？
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難以置喙。
一個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該得到的東西，
或者說他突然得到的東西超出了他的預期，難免會發昏。
浩然在北京作協時，對一些老作家極不尊重，譬如對老舍就極不尊重。
談王蒙
就個人而言，不喜歡王蒙。
王蒙談《紅樓夢》的文字，沒有紮實的考證，學術價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學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從維熙，不如鄧友梅，甚至還不如張賢亮。
王蒙的經曆，成就了他的文學。他的小說政治氣味很濃。
讀王蒙的文字，確實能感覺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談黃永玉
黃永玉
黃永玉聰明，但多是小聰明，他筆下的許多文字、故事，多是從古代筆記小說裏脫胎出來的，
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處來。
沈從文落難時，黃永玉並沒有看望過沈先生，也不對誰說沈先生是他的表叔。
但沈從文的聲名得到普遍認可後，他便一有機會，便稱沈先生是他的表叔，
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親人。
談黃苗子
黃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於他的"人品"，如當"臥底"的"告密"之類，不便多說什麽。
在當時那種大的形勢下，他可能也有著他的無奈，具體情況不清楚，很難置喙。
談徐悲鴻
中央美術學院是徐悲鴻親手建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院的許多領導，都是從延安來的。
延安來的人，對所謂淪陷區的舊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對徐悲鴻也如此。
談江豐
建國初期，江豐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任院長。
江豐為人很好，很和藹，但很左，不過，不如周揚，周揚更左。可這兩個老"左"，偏又合不來。
一次，周恩來把江豐叫到了中南海，臨進門時，江豐脫掉大衣，用胳膊挎著。
周恩來見江豐進來，站起身對江豐說："坐吧坐吧，這次請你來，是想解決你和周揚的問題。"
江豐一聽，立時就火了，他對周恩來說："我有嘛問題！"
說罷，掉頭便往外走，周恩來很尷尬，也很生氣，周恩來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周恩來不能不匯報。毛澤東十分看重江豐，曾對江豐說：
"我就把新中國的琴棋書畫交給你了。"聽了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也很生氣，
他對周恩來說："你去問問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其實毛澤東能不知道江豐是共產黨嗎？
後來，即1957年，江豐等一批從解放區來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談張光年
張光年
張光年（筆名"光未然"）等人，是從解放區（延安）出來的，終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幾個中國作家隨張光年先生出訪日本。當遊覽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溫泉時，
麵對冒著熱氣、翻著浪花的溫泉，張光年突然對從維熙耳語說：
"維熙，這就是你，還有王蒙、劉紹棠……終於從地層下邊，湧動到地麵上來了。"
從維熙回憶說："難以想象，張光年會在這兒突發這種奇想，
把我們五七年蒙難的一代作家，比作為奔湧而出的地泉。"
接下來的話就更牽動從維熙的中樞神經了，張光年說：
"當年，我雖然沒有直接處理過你們的劃右問題，但作為一個負責文學工作的老文化人，
我有一定的責任——因而在歡迎你們歸來的同時，我常常有一種內疚和負罪之感。"
其實，張光年反右時是沒有"直接處理"過從維熙，可他處理別的"右派"，非常狠。
談吳冠中
吳冠中總是說："筆墨等於零。"可是，如果沒有筆墨，吳冠中的所有畫作，不都等於零了。
吳冠中的筆墨，其實很到位，也十分講究。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吳冠中的畫，都是些小品，將他奉為大師，難以服眾。
從美術史的角度看，也很難說他有什麽值得記住的作品。
吳冠中原是搞油畫的，沒搞出名堂，就改畫國畫了。
吳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寫得確實不錯。
談華君武
華君武太滑。
談顧準
顧準
顧準非常了不起。他把人們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徹底地顛覆了，或者說，從根本上給扭過來了。
可惜他活的時間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響可能會更大。
這一點，顧準本人更清楚，
他在臨終時說：感覺眼前，全是金燦燦的麥子，等著收割呢，隻是沒機會了。
顧準死時很淒苦：妻子已先他離世（自殺）了，孩子們又不認他，想見一麵的願望都得不到滿足。
談資中筠
資中筠是從根本上關心我們這個民族或國家的未來。
選自：鐵血網`X
